成长的隐痛——读徐则臣《水边书》的一些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痛论文,水边论文,随想论文,读徐则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是在火车上读完《水边书》的。那是深夜的硬座车厢，人满为患，灯光昏暗。大多数人睡去了，我还醒着。听着火车在旷野里奔驰，透过车窗放眼望去，只偶尔看见一两星灯光，冷冷地在夜色里浮动，我靠着窗读书，那灯光便一棱一棱地在书页上闪过，文字于明暗之中乍隐乍现。这时候，我正读到陈小多离家出走那一段儿。在旅途中读关于旅途的文字，特别的有感觉，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少年陈小多一个人走在荒野里的心情，瘦弱的他就在眼前，努力地迈着步子、挥着手臂。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十几岁时的自己。优秀的文学作品总能唤起某些深藏在心中的记忆、痛苦、欢乐或者忧愁。虽然读者很少会和书中的人物有一模一样的经历，但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彼此相通的。事实上，离家出走、学武功等等这些“梦想”，是许多“70后”、“80后”男生们共同拥有过的，只是很少有人付诸行动，就如同童年的玩具，被我们扔在了某个犄角旮旯，在岁月中渐渐蒙尘。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人探讨过，为什么这两代的年轻人会有着这些共同的梦想。仅仅是因为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的兴盛吗？还是说，离家出走、到远方去等等，本是无数代年轻人共有的“梦想”，到嵩山学武功，不过是这些“梦想”在某个特定时代下的变体？
回想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写离家出走的。余华和徐则臣同为江浙一带的作家，将他们的不同文本进行比较会很有意思。
先看余华所写的离家出走。在“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我“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父亲说是要让“我”出门，因为“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这里面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首先是余华竭力渲染一种欢乐的氛围，给了这篇梦呓般的充满种种不确定性的小说一层明媚的色彩；其次是“我”的离家出走是在父亲的鼓励下进行的，严格说来，这甚至算不上离家出走。“我”离开家到远方去，并没有一种“断裂”感，至少，在感情上仍然有“家”在背后作为支撑。这两点在《水边书》里完全变了。陈小多的离家出走不再有梦幻般的愉悦色彩，也不再充满不确定性。他两次离家出走，目的都非常明确，都是为了到河南嵩山去学少林功夫。原因嘛，第一次是因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年龄，该硬的都得硬起来”；第二次是因为陈小多被学校里的斧头帮帮主狠揍了一顿。他走得好像很潇洒，尤其第二次，只给爸妈留了个纸条，纸条上写着：“爸妈，别找了，我没事。也别担心，又不是第一次。回来时我告诉你们。”这和余华笔下“我”离家出走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一方面，陈小多离家出走并非源于父辈的鼓励，而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一种“叛逆”行为；另一方面，偶一为之的叛逆行为，在陈小多这儿有了常态化的倾向。陈小多的离家出走，除了追寻梦想，还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意味，旅途中他才会常常觉得自己很“悲壮”。
“离家出走”更多的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离家出走，就是一种形式，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成长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和认知，“我”并没有预先对世界有多少想象和期待，所以，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世界显得特别广阔。到了《水边书》里的陈小多这儿，离家出走已经不大具备之前的象征意义了，这件事必须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功能或者目的，因为离家出走本身在他这儿几乎已经常态化了，不再能够表达“断裂”的姿态。必须有更加具体、有力的东西来承担“断裂”的表达。对陈小多来说，就是武功。只有学到了武功，他才能彻底摆脱自己的固有形象和命运，才能彻底和过去的自己断裂。因为目的明确，他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功利和狭小的。他离家出走的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只能是世界上很窄的一个方面——都是和武功相关的。世界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来说，犹如没有定型的自由漫流的水，对陈小多来说，已经是装在容器里有了一定形状的水了。我不由得想，这仅仅是两位写作者的区别，还是两部作品写作时代的区别呢？
陈小多离家出走，最终并未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终究没能到达嵩山，更没能学到武功。陈小多在突然决定回家后，走在路上有一段思考，“你看，会不会武功重要么？……有两下子的和没两下子的，结果都要置人于死地，他们比常人更不安全，还比如四大金刚和斧头帮，还有无数的这个帮那个派，又有几个终是与人为善的侠客？当然有，可是他看见的一跟功夫扯上关系怎么不是凶手就是帮凶呢？如果全练成了这样的人，他屁颠屁颠地跑到少林寺的意义何在？”陈小多离家出走后的整段行程，似乎不是为了抵达嵩山少林，而是为了抵达这样一个开悟的时刻。所谓开悟，就是要回到平常人的状态。这一代人实在有太多的人做过武侠梦，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最终也没练成武功，武侠梦被他们不经意间丢下了，但陈小多是经过了一番磨砺和思索后才丢下的。对理想的舍弃，意味着另一种断裂。陈小多的离家出走，不仅仅是和“家”的断裂，也是和青春梦的断裂。
很多优秀的写作是对可能的生活进行叙述，而非对现实的生活进行叙述。也就是说，写作其实写的很可能是现实中没有发生过的事儿。一个男孩儿为了武侠梦离家出走到嵩山少林去，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发生的，但确实在这一代无数年轻人的想象中发生过。徐则臣这么写，实际是对这一想法的一种想象。
徐则臣似乎很喜欢写漂泊的状态。或许是漂泊可以有无限多的可能吧。到目前为止，徐则臣的写作主要以京漂系列和花街系列为主。无论哪一系列，都有一些漂泊的人物，京漂系列尤为突出。
徐则臣写作的这两个系列，不禁让人想到苏童。苏童和徐则臣都是江苏人，有着比较相似的生活环境。这样两个人的写作，会有着什么样的异同？众所周知，苏童的写作主要由“枫杨树乡”系列和“香椿树街”系列构成。“香椿树街”系列和“花街”系列一样，都写的小镇，环境很有几分相似，比如，小桥流水都是镇上非常重要的景致。他们在类似的小镇上展开的故事，有时候也显出几分相似来。他们的另一部分写作就不同了，苏童写的是“枫杨树乡”，是乡间；徐则臣写的是京漂，是城市。都是写的农民，但苏童的农民还待在乡间，徐则臣的农民则跑到京城去了。在日益衰败的乡间和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其中的农民，内心里会有着怎样的异同？
综合起来，从书写的地域上来说，从苏童到徐则臣的写作可以这么概括：
乡村→小镇→城市
两位有代表性的江苏作家，一位是“60后”，一位是“70后”，他们所叙述的地方，刚好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生命路径。
徐则臣和苏童的“亲近”也表现在了《水边书》这部作品里。这部作品，让我不由得想到了苏童2009年出版的新长篇《河岸》。单从题目上来看，“水边”和“河岸”，并没太大不同。所不同的是视角。在苏童那儿，是以船上人的视角来叙述“河岸”的，河岸是坚实的，河水意味着居无定所，意味着藏污纳垢，意味着被主流社会“流放”，船上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回到岸上。我曾写过一篇《河岸》的短评，其中有一段写道：“《河岸》有一个很清晰的叙事脉络，可以用两个动词概括：‘丧失’和‘寻找’。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用一句话概括是‘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河岸》里的油坊镇和金雀河也构成了两个世界，关系上却不是这么回事，金雀河上的船民想上岸，油坊镇的人却不想到金雀河的船上。‘岸上就是比水上好。’船，成了浮动的流放地，背景是奔流不息的河水。河水（包括鱼）经常象征自由，但在《河岸》里，象征的首先是命运的波谲云诡。库文轩、库东亮和慧仙，他们在岸上丧失了某些东西之后，来到了波动不止的金雀河。他们三个人在河上对‘岸’的不同态度，构成了整部小说最主要的情节。”
在徐则臣这儿，是以岸上人的视角来叙述“水边”的，岸上的人对水始终是一个“看”的姿势，有着一点点好奇，还有一点点冷眼旁观。水给花街带来了不少不安定因素，“街顶头就是运河上著名的石码头，多少年来水上的男人上岸，都要在这里找点乐趣。……男人们哗啦啦都约好了似的在石码头上岸，就得有很多女人等在这里。本地的女人都被父母、丈夫和孩子看得死死的，只好由外地女人千里迢迢地赶来支援。所以说，在花街，即使缺了男人也不会缺外地女人。她们源源不断地来这里租房子。租房子的人都不打算久居，挣完了钱拍拍屁股就走”。为此，水在花街人眼中，就显得很复杂了。水不单单代表一种未知的生活、一个未知的世界，同样也有着苏童《河岸》里那一层意思，有一点暧昧，还有一点肮脏。
和《河岸》相同的，《水边书》里的几位主要人物都在追寻着某种东西。郑青蓝和姑姑（可能是郑青蓝的母亲）郑辛如来到花街，追寻的是正常的身份和正常的生活，这让她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郑青蓝和姑姑也是到花街租房的外地女人，也和水上来的男人们有着不清不楚的联系，她们的身份就不由得让人生疑。她们过去的经历在小说中一直没有清楚地交代，但可以隐约感觉得到，她们过去的生活经历了诸多坎坷。她们的过去一定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在花街住下了，还和水上的人保持着来往就是证明。她们到花街来，是为了脱离水的束缚，让一切重新开始的。花街并没有给她们这种机会。花街已经对外来女人有了固定的看法，她们便成了这种成见下的牺牲品。郑青蓝最终离开花街回到了水上。她在给陈小多的信里说，“我在水上漂游，远离花街和石码头，很好。……老是做梦，好像这些年的生活都是梦做出来的，我自己，原本就是待在船上”。郑青蓝离开后，郑辛如留在岸上独自守候，这让我想到那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们都是那样的倔强和绝望。曾经在学校表现优异、性格坚强的郑青蓝，仿佛被水吞噬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在小说的结尾，陈小多看到一个蹲在船上往河里撒尿的女人，她回头看了一眼，陈小多忽然感觉到那就是郑青蓝，跳下车去追，却没能追上。“热蒸汽上升，置身阳光底下，十五米外的景物就虚虚飘飘，陈小多觉得她的红内裤如同一团燃烧的火焰。她低头弯腰推着摇篮车绕到货物的另一边，扎冲天小辫的小女孩搬着小板凳跟在她身后。”女人的形象突兀、强硬地嵌入了读者的视野，久久不能淡去。这人不知道是不是郑青蓝，正因为这不确定性，让人愈加为郑青蓝的命运担忧。对正常身份和生活的追寻，郑辛如留在在岸上，得到的是孤独和伤痛；郑青蓝又回到了水上，势必伴随着种种妥协。
陈小多所追寻的是武功，是个人生命力量的强大，最终失败了。陈小多的父亲陈医生追寻的是医好郑辛如的痒病，最终没能医好不说，自己也犯了痒病。——郑辛如的痒病是通过自残痊愈的。作者一再写到郑辛如的痒病，当然不是无意为之的。这种病痛很难被人理解，却又那么痛苦不堪，我把它理解成郑辛如非正常身份和生活的一个象征，要治愈就要自残。这是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事儿。
徐则臣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斯文特拉说的：“一个作家必要为自己写一本成长的书。”《水边书》就是一本关乎成长的书。青春期的成长，将生命的美丽和疼痛以特别迅猛的方式表现出来。对成长来说，最具吸引力的词汇就是“远方”，所以，崔健在80年代一次次唱响“远方”，所以余华要“十八岁出门远行”，所以苏童在《河岸》里一再提到那个叫做“幸福”的遥远小镇。徐则臣则让陈小多和郑青蓝都追寻远方而去，两人的不同在于，陈小多希望脱离走向远方凡俗人生，却最终回到了花街；郑青蓝希望在花街融入凡俗人生，却不得不到远方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似乎都是失败的。说到底，无论是郑辛如、郑青蓝还是陈医生、陈小多，他们追寻的，都是对个体生命的确认。他们的失败，构成了潜藏至深的生命隐痛。
当然，《水边书》并非简单地写了青春期的成长，还写了生命的可能和不可能、希望和绝望、散失和找寻。
2010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