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二重结构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1.内部结构。早在1940年，毛泽东说，自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65页。）从经济结构看，封建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和解放区的经济是构成当时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总的看来，当时中国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
从政治结构看，有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有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有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由广大工人、农民、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民主主义政府。从文化结构看，有民族的历史的文化（其中包括封建主义文化），有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
2.外部结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列强决不允许被它剥削、压迫的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苏联发表了《告俄国与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提出了反对民族压迫、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外政策。列宁提出，要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即把打倒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认识的：“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0页。）。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愿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是一致的，而且，也只有实现这个愿望，中国人民才能推倒三座大山，中国才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是惟一一条有前途的道路。
（二）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重新回到鸦片战争前封建的社会结构已不可能，因为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已经残破不堪。统治阶级企图恢复原来的统治，但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深知封建制度是导致当时国势衰败的根源。所以，走回头路决不可能。
保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这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愿望，也符合大资产阶级的愿望，更符合帝国主义的愿望。但国民党不同意，因为这将使它失去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伪装，失去掌握政权的可能。而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则更不会同意，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革命都将付之东流。
其实，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结构，首先是要改变现有的封建社会结构、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社会结构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新的社会结构。这就决定了中国需要的社会结构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
（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早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结构，致使资本主义的因素在中国一直无法得到很快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这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列强强行把中国拖入世界市场的结果。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来看，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强行五口通商，这五个城市在19世纪50年代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这些民族资本家的形成，一是由洋行买办转化；二是由传统士绅或旧式商人转化；三是由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经营起家。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产生的。换言之，是在晚清政府推行的“中兴运动”中呱呱坠地的。工业资产阶级一是来自于商业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在商业经营中积累了可观的利润，从而把资金投入到工业企业中，便成为工业资本家；二是来自于买办。近代民族工业主要是通过国外移植方式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买办占近水楼台之利。买办是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造就的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在替洋行办事的同时，既积攒了数目可观的资金，也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经营管理知识，从而具有了投资企业的前提条件。有些买办又通过捐纳取得各种功名、虚衔，头戴红顶，行走于官府，这就使买办集资本家、官僚于一身；三是来自于封建的地主、官僚。近代以来，很多官僚军阀拿出巨额资金投资于工业企业。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及其特殊的组成结构，决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依赖性。二是对封建主义的依附性。三是在地域分布方面的不均衡。
政治上的软弱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早的政治代表是以康有力、梁启超等人为首的改良派，他们的维新运动失败后革命派主张用暴力推翻满清封建统治，平均地权。这一政治纲领，使得跟随革命派起来行动的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中层乃至下层，而是农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无法得到本阶级的响应，革命派的领导人深感迷茫，孙中山先生甚至认为中国资本家“尚未出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日益反动。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与地主阶级结成反动同盟，成为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政治代表，并演变成一个封建法西斯的独裁政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余地，已经是微乎其微。这样的国家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只能是在帝国主义的羽翼之下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于一身的社会结构，完全丧失国家主权，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这样的历史结局不可能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当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时，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
从内部结构上看，现代工业在中国的经济中所占比重比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民族独立性，即它的自给自足性，决定了中国可以不依靠外国的经济独立发展，从而具有了摆脱帝国主义经济控制的条件。同时，已经具备了几百万的产业大军和几亿贫困的农民，这是革命的主体。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武器，并开始形成中国人的新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
从外部结构上看，国际环境的变动有利于中国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本来，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美苏划定了各自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地区和外蒙古都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苏联支持美国政府“由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的政策。但是，随着美苏在欧洲矛盾的激化和美国在亚洲转变对日占领政策，推动日本经济复兴，苏联也逐渐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开始支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1948年，美国政府决定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新的军事援助。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等待“尖埃落定”，再最终决定对中共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苏联的这种政策转变，暂时排除了外部力量继续绞杀中国革命的可能性。
所以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来看，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一）建国初期的社会结构
1.社会经济结构
早在1947年，中共中央就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第1481页。）三大纲领提出后，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没收和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垄断的资本和金融、工商业，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要成分，向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迈进的局面。到建国初期，我国的主要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而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到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国营工业占34.7%，公私合营工业占2%，私营工业占63%。（注：参见刘国光、董志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在1949-1950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采取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积极扶持合作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促进各种经济的发展。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保持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实施改革。面对财政亏空、金融混乱、物价上涨的局面，1950年3月，党中央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财政收支趋于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渐趋稳定。1950-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了农业生产。在其他经济领域，广泛地开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并提出党的中心工作从军事向经济转变。
2.社会政治结构
新中国的政治结构，从历史结构上讲，是在摧毁旧中国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结构，与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即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结构，不存在本质上的继承、发展关系。但是，历史结构不可能不在新中国的现实政治结构中发生一种潜在的、有形无形的作用，尤其是政治结构中人的因素。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的政权结构开始建立。会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3.社会文化结构
在文化结构中，建国后，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社会心理形成源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历史胜利的坚信不疑和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激之情，也有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的崇拜。在这种占主流的社会心理之外，还有封建的社会心理和部分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
在社会心理之上的是社会意识形式。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社会意识形式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式。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式外，还有封建性的传统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这两种社会意识形式作为旧社会文化残余存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国初期的历史，说明我国的文化结构是正确的，对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全国解放以后，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它是我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从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到要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在1953年6月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作了这样的表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在同年8月，他又对总路线内容的表述作了两点修改，一是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提法；二是将“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的提法改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这样，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就被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他又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提法明确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4年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反映在经济所有制结构上，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所以，就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言，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这标志着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结束。
（三）过渡时期社会外部结构——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和作用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率团访苏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第1481页。）在1949-1957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普遍赞成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国家宪法代替了1949年制定的临时性的《共同纲领》。虽然“五四宪法”本身也充分反映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特点，如在国家结构形式、政权组织形式及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具有中国特色，但是，“五四宪法”不仅仿照了苏联1936年宪法的结构，而且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三章的不少内容都明显地参考了苏联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另外，我国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反映资源筹集和分配模式的方面，也和苏联1928年-1937年推行的模式相类似。首先，中国也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部类方面。农业投资（不包括农民个人投资）相当有限。尽管农业直接创造一半以上的国民收入，拥有的劳动力占总数的4/5以上，但是农业投资不到总投资的8%。一半以上的投资用于工业，其中近90%用于生产资料生产部类。
我们对过渡阶段的社会二重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内部结构。从生产力结构看，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处于十分低下和落后的阶段，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结构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看，我们是实现了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但生产资料的总量非常少。我们变化的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而在生产资料积累的数量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距离，与社会主义对生产资料的要求距离更大。从分配结构上看，我们改变了以往人剥削人的分配结构，执行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是人民群众分到的与社会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后进行分配的水平差距还是十分大。从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上看，我们是大体按照苏联的模式设计，但由于经济结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加之苏联模式自身的弊端，从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之后，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
其次是外部结构。从社会主义阵营来看，我们主要受苏联的影响。苏联的模式及其发展的速度，对我们过早地完成过渡，并急于建设一个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从资本主义阵营来看，除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1950年还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们不但战胜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度过了难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在政治上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自己赢得了荣誉。但也不可否认，这一胜利在我国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心中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即哪怕再难，只要我们勇于克服，都会取得胜利。
应该说，我们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除了时间上尚早一些，而多少给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外，从总体上是成功的，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进步作用。至于时间早些，这是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并不能否定这一过渡的正确性质。
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发展
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经验并不都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尤其是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
苏共“二十大”对我党“八大”正确路线的形成，从外部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公开批判，我们党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的认识还不可能这么深刻。苏联“二十大”揭露出的错误从反面为我们党树立正确路线提供了帮助：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苏联从1928年开始进行肃反，结合苏联的教训，“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首先，苏联在建设过程中，其产业结构，即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八大”强调要保持重、轻、农的合理比例。其次，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强调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再次，对所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八大”提出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以国有企业生产为主，工农业生产为主，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三、对经济管理工作的认识。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企业失去生产自主权，严重影响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八大”吸收了这方面的教训，强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明确提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的七条原则。四，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错误。“八大”会上提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必定会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还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等。五，苏联在政治结构方面，一直实行一党制，这样听不进也听不到不同意见。在“八大”上，提出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执行我党的多党合作制度。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又发生了1956年秋天的波、匈事件，说明社会主义的阵营在分化。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在反思斯大林、反思苏联的同时，来反思自己和自己国家所走的路，以及重新研究和探索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和模式。
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使我们国家开始进入曲折发展时期。
从1957年到197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二十年又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即1957-1966年，包括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路线”等政治运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新的探索，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但也有失误和挫折；后十年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的“左”的路线发展到极端。社会结构严重失衡，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损失。究其原因，从我们的内部结构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全面，二是极“左”路线导致的结果，三是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表现出来。从外部结构来看，主要受苏联和美国的影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以苏联为主的许多国家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到1963年7月，连续发表7篇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1963年7月，邓小平率团去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在此期间，我党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结果中苏谈判仍未解决两国分歧。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
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中国面临着美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倘若我们从中苏同盟破裂的间接后果而论，中苏关系的恶化恰恰又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创造了历史前提。7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这虽然并不排除在某些方面继续与美国对抗的意义，但是，更主要的是与苏联抗衡。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结构的形成，不仅减轻了中国国防方面的压力，更深远的意义是为中国以后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四、重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总结经验教训
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历史，无论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上讲，还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上讲，都是一笔十分珍贵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最成功的是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除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外，在这三十年中还有很多成功的探索，如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60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指导方针以及1962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等。
我们这三十年的教训主要有：1.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对社会历史结构和社会现实结构的认识出了偏差所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我们国家，经过十年“文革”，各个方面都需要拨乱反正。但“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我们国家所面临着的历史阶段的认定问题。回顾我们党建国以后的历史，成功与失败均与对历史阶段的认定有关。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早表述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年幼时期，这是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9日）提出的：“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而关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确表述，是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1日）中提出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对历史经验教训总结的结果，也是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主持工作后，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次成功都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地判断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的结果，而很多次失败都是我们不顾历史事实，企图跨越无法跨越的历史阶段导致的。从“大跃进”到十年“文革”，我们党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观臆想地去设计中国社会的模式、结构，使社会结构出现严重的错位和失衡。而“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从理论的高度为拨乱反正、重新调整社会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从而保证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2.“文革”期间，我们国家对内搞阶级斗争，对外搞封闭，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错误认识的结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必然使整个国家内部结构全面错位，直接违背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原则，不但没能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反而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混乱。对外实行封闭政策，靠自己关门摸索，这样既不能利用外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也不能利用人类共同知识成果发展科技，这些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3.由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与现实结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违背经济规律。邓小平同志讲到这点时说：“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所以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调整。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第314页。）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历史反复证明，开放能促进发展，而封闭必然落后，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争事实的现代，更是这样。
（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建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我们党的改革历程已经走了二十个年头。二十年的历史无不雄辩地证明，改革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第160页、第96页、第282－283页。）改革就是调整我们国内的社会结构，改变原来社会已经严重错位的、失衡的甚至在一些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
然而，仅有社会内部结构的调整，也就是仅有我们国内社会结构的改革还不行，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非常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尽快赶上，才能使我们现在和将来处于有利的位置。可现今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国有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想尽快改变落后状态，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打破长期同世界隔绝的状态，坚决地走对外开放的道路。
对外开放是认识外部结构、利用外部结构的必要条件。我们不仅要了解认识外部结构，在认识外部结构和认识我们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制定我们的发展战略，而更重要的就是外部结构可以利用。
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定了基本国策，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总称“改革开放”。这是我们党通过三十几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总结出来的“基本国策”。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南巡讲话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重新确立和调整。
1.经济结构的调整
对农业经济的调整，是通过改革实现的。二十年来，我国农业改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农村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它改变了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成功地确立了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第二阶段是1984-1997年。这一段在经济结构上，主要是建立市场机制。到1984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民自下而上地要求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发展商品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央对农产品的购销体制作了一些改动。1984年7月19日《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报告》，提出调整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7年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又提出开放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问题。指出应该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力紧张的地区流动，鼓励城市的技术人员和经营人才下乡承包和承办企业。1991年11月，国务院提出了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模式。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以及对不同类型企业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改革模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决定》超越了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模式，确立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在总体上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和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的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市场经济的确立，对我国经济调整起了重要的作用。
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也必然导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相应变革。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三大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又有所发展，指出，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并提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2页。）
2.政治结构的调整
从1986年开始，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又重新推上具体日程。他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文选》第3卷，第237页、第160页、第96页、第282－283页。）
1987年，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党的十三大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
3.文化结构的调整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深刻论述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了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转变社会风气和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篇讲话实际上已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郑重地提了出来。党的“十二大”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又强调说：“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1986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我们党已经开始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重新认识，在一些领域已经初步开始了调整和重建的工作，为下一个时期进行全面的调整和建立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到党的十五大
1.经济结构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再一次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资本主义。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讲话，第一次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配套的改革方案。主要有：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健全客观经济调控体系。十五大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继续发展各类市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划，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阻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四大在确定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十四大后，国家有关部门将我国的经济成分划分为九种类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其他经济。这九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以公有制为经济主体。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上，党的十四大进一步完善了分配结构。
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十五大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总的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挥各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
2.政治结构
党的十五大对我们政治结构的调整，主要在以下方面：一，健全民主制度。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二，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推进机构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四，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和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脏枉法者。
3.文化结构
党的“十五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结构进行了调整和建立。这一调整和建立产生的成果，是这十年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它证明我们党对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建立是成功的，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也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部结构
进入80年代，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苏攻美守态势变成为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对峙态势。这种力量的不断转换，使得国际间各种力量交织在对抗和对话之中。由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普遍心态，所以，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这一时期，我国在认识和利用社会外部结构表现的特点是：
1.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采取了多元化外交，不仅同与我们社会性质相同的国家发展友好往来关系，而且与同我们社会性质不同国家也建立正常的互利互惠关系。我们承认社会性质的不同，但不影响建立正常友好关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但对事不对国，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和敌人，而是广交朋友，展开多边外交。80年代以来，我们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并在联合国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强调和平发展的交往方式
1954年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我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这一准则的实施，对我们处理好国际关系十分重要。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努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第160页、第96页、第282－283页。）
我们对任何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一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国家自己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即外部结构。
3.重视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和合作及政治往来和合作
邓小平在1988年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第160页、第96页、第282－283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有利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使我国经济走上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
（六）从社会二重结构的角度认识十五届五中全会及社会结构调整的正确性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了我国“十五”期间的战略发展规划。
建议的特点，一是符合马克思社会结构的原理，把经济结构作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充分突出了经济结构在全社会的基础决定地位。二是注意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协调发展，以防出现新的结构错位问题。
从社会二重结构看，“建议”还具有以下特点：
1.从社会内部经济结构与社会外部经济结构看“建议”的正确性
从社会内部经济结构来看，“建议”首先分析了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这种分析是正确的，第一，在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我们产业结构中占有的比例有待于加大；二是工业结构不合理；三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求；四是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产业化、规模化水平过低，农村人口过剩。第二，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长江三角洲一带，从历史上看，有相当长的时间一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近代以后，我国的主要工业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珠江三角洲，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近二十年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必然产生，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经济整体发展，从而产生局部间的结构错位。第三，城镇化水平低，主要是如何发展城乡经济，提高城乡人们收入，优化城乡人们消费结构。其次，“建议”提出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办法：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这是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不合理而采取的措施。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这是为了解决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出现局部错位或失调而采取的措施。
从社会外部经济结构来看，“建议”首先分析了国际的经济形势，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其次，建议非常明确地指出，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这一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能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表面的经济现象所迷惑。第三，建议指出，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形势，对我们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要尽快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而不能因循守旧，丧失机遇。
另外，“建议”中许多经济领域结构调整，都是在充分考虑到外部结构情况后做出的。
2.从社会历史结构与社会现实结构看“建议”的正确性
“建议”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放在整个社会结构调整首位，说明这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从我国的历史结构、现实结构出发。
“建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应该看到，要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从上可以得出，无论从社会内部结构和社会外部结构、还是从社会历史结构与社会现实结构来看，“建议”对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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