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放条件下的储蓄投资均衡——兼论我国高储蓄率下的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政策论文,论我国论文,储蓄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储蓄和投资均衡是宏观经济均衡的一个条件，也是决定经济均衡增长的一个条件。提高储蓄投资的均衡水平，对于提高宏观经济均衡水平和经济均衡增长率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封闭条件下，储蓄投资的均衡水平是由利率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决定的。而在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直接影响到储蓄投资的均衡水平。由于可以利用外国储蓄支撑投资，国内储蓄的约束大大缓解，甚至出现相对过剩的储蓄。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外资的大规模持续流入，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开始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储蓄投资的均衡水平，促进资本积累进而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是开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开放经济中储蓄投资均衡的决定
储蓄即国民收入扣除消费的余额，投资即对投资品实物资产的购买。在实物经济中，储蓄就是投资，投资就是储蓄，储蓄和投资是同时决定的。但在货币经济中，储蓄决策与投资决策发生了分离，储蓄不再是投资，投资者也不一定要进行储蓄积累，储蓄和投资不是同时决定的，在事前意义上也不一定相等，于是出现了储蓄投资的均衡、非均衡问题。在封闭条件下，储蓄投资的非均衡可以通过对利率和收入的调节而趋于均衡。而在开放条件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又会由于国外储蓄的流入和对外投资而得到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储蓄投资均衡是如何决定的？均衡条件是什么？
我们知道，国民储蓄的形成是政府、家庭和企业支配国民收入的结果，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一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储蓄的动员，其储蓄的规模也会由于其储蓄动员方式和手段的不同而不同。在传统体制下，国家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的直接控制来决定储蓄或积累，因而可以保证较高的储蓄率或积累率，并且国家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储蓄率或积累率。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政府不能直接决定社会总储蓄率，因为企业和家庭成为重要的储蓄主体，它们根据市场条件特别是相对价格条件决定可支配收入在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分配比例。但这并不意味着储蓄率是一个确定的量，因为一方面，政府储蓄的多少影响着社会储蓄的规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和手段影响社会储蓄的形成。从理论上说，国民储蓄有一个可变的区间，实际的国民储蓄处在区间的哪一点上，取决于国民储蓄的社会成本曲线和社会收益曲线的形状。
在流行的理论中，储蓄是没有成本的，只是把它看做收入用于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可支配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剩余部分用于储蓄，储蓄的使用者虽然要支付一定的代价给储蓄者，但这成为储蓄者的收益的一部分，社会显然并没有为这些储蓄支付任何代价，因此并不构成社会意义上的成本。但是从储蓄的构成看，这种类型的储蓄只是社会总储蓄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国民储蓄的形成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或成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动员储蓄的努力往往导致相对价格扭曲或比例失调，进而导致国民收入的损失。例如，传统体制下，为增加储蓄积累，国家人为地压低农副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的价格，通过价格剪刀差，把农业中的大部分剩余产品甚至必要产品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用于积累，结果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导致农业部门生产的国民收入的减少。农业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做国家为动员农业储蓄，增加积累而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另一方面，一些强制性储蓄措施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通货膨胀。同时，储蓄的增加可能引起需求的不足，进而导致产出的下降，由此带来国民收入的损失。我们把国内储蓄形成中带来的国民收入损失看做是增加国民储蓄引致的成本。一般说来，储蓄在一定限度内不会引起需求不足和相对价格扭曲或比例失调，不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损失。然而，一旦储蓄的增加伴随需求的减少或相对价格的扭曲，储蓄增加必然伴随其成本的增加。储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其成本曲线将变成垂直线，也就是说储蓄增加达到一定点将达到最大，我们把这一点称为国民储蓄的临界点。据此我们认为，国内可利用的储蓄包括两部分，一是没有引致成本的国民储蓄，这部分储蓄在图1中相当于OA，二是存在引致成本的国内储蓄，这部分在图1中相当于AB。根据这种分析，可以画出总储蓄的成本曲线或供给曲线AT。图1中横轴代表储蓄或投资，纵轴表示储蓄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和投资带来的国民收入，OA表示没有成本的储蓄供给，AB表示带来成本的储蓄供给，D点表示国内储蓄的临界点。
图1 储蓄投资均衡
储蓄能够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投资带来的国民收入可以看做是国民储蓄的收益。假定宏观投资同微观投资一样受收益递减的制约，初始单位投资带来的国民收入可能是递增的，但达到一定程度后，单位投资带来的国民收入递减，如图1中1线所示。如果不考虑外国储蓄，本国储蓄动员可达到临界点，相应地，投资应确定在等于国内最大储蓄点B，在这一点带来的国民收入最大。
按照临界点上的引致成本和收益，国内投资需求应为OC，国内可动员的最大储蓄量为OB，这时存在二者之差为BC。这就是该国宏观上的储蓄投资缺口。由于这种储蓄投资缺口是假定国内储蓄动员达到临界点，并按照临界点的成本收益确定投资需求，所以这种情况反映了该国储蓄的绝对短缺，因此可称为绝对储蓄投资缺口。相比之下，我们把封闭经济条件下决定的最大投资与没有引致成本的储蓄（图1中等于OA）之差称为一般储蓄投资缺口。理论上讲，对于绝对储蓄投资缺口必须由外资来弥补，而对于一般储蓄投资缺口则既可以通过动员国内储蓄来弥补，也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或者部分依赖于国内储蓄动员来弥补，部分依赖于国外储蓄来弥补。
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一般性储蓄投资缺口的国家，可能存在绝对性储蓄投资缺口，也可能不存在这种缺口，甚至可能存在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图2表示的就是既存在一般储蓄投资缺口，同时也存在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图2中储蓄投资的均衡点处于临界点以下，均衡的储蓄投资量为ON。从国内储蓄动员的潜力看，国内可动员的储蓄最大可以达到OB，但是如果该国放弃动员国内储蓄的努力，国内储蓄远不能满足投资之需，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一般储蓄投资缺口。如果该国进行储蓄动员，实际动员的国内储蓄假定为OC，满足国内有效投资(ON)的需要还有剩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储蓄的相对过剩（NC即表示相对过剩储蓄量）。这种储蓄的相对过剩反映了该国一方面努力进行储蓄动员，另一方面却不能有效利用动员的国内储蓄，投资的收益曲线太低。从图2中不难看出，如果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收益曲线上移，这种储蓄的相对过剩就会消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种储蓄过剩称为相对储蓄过剩。可见，一般储蓄投资缺口与相对储蓄过剩并存的情况只是前面一种情况的特例，一旦相对储蓄过剩消失，这后一种情况也就转化为第一种情况了，即转化为一般储蓄投资缺口与绝对储蓄投资缺口或潜在储蓄投资缺口并存的情况。
图2 相对储蓄过剩
显然，无论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开放条件下储蓄投资均衡的条件都不同于封闭条件下储蓄投资的均衡条件。封闭条件下储蓄投资的均衡条件是国民储蓄引致的边际成本等于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带来的边际收益。在开放条件下，储蓄投资均衡的条件则是边际单位储蓄带来的国民收入等于引进单位外资而流出的国民收入，由此决定的储蓄投资为均衡储蓄投资量。
二、储蓄投资均衡与引进外资
在存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一般储蓄投资缺口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引进外资的规模在两种情况下是不同的。我们首先分析一般储蓄投资缺口与绝对储蓄投资缺口并存的情况。在存在绝对储蓄投资缺口的情况下，国内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政府会通过不同形式进行国内储蓄动员。如果国内储蓄动员达到临界点，这时引进外资的多少就取决于引进外资的成本。如果引进单位外资的成本即流出的国民收入量等于临界点储蓄引致成本（假定边际成本曲线为一直线，这意味着引进单位国外资本流出的国民收入不变），那么，需要引进的外国资本为BC（见图1）。如果引进外资的成本高于临界点的成本，则需要引进的外资量就小于BC，反之则大于BC。
问题是，在引进外资的情况下，如果引进外资的成本低于动员国内储蓄引致的成本，国内储蓄与利用外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空间。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抽象掉引进外资的具体形式，假定引进单位外资流出的国民收入即成本等于rF（图1中rF=HF），那么从宏观上讲，则存在一种以引进外资替代国内储蓄动员的倾向。而且若以相当于NB的外资取代等量的国内储蓄，从理论上讲，可以减少国民收入损失，其减少量为图1中DGM所围图形的面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替代有利于该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因为这种替代可能导致来自国内储蓄的资本形成的减少，在引进外资增加的国民收入进而增加的国内储蓄不足以抵补被替代的国内储蓄时，情况就是这样。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会增强对外资的依赖，而且会由于国内储蓄流量的减少而影响该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因此，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存在储蓄投资缺口的国家，决不能放松动员国内储蓄的努力，这是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外资的引进既可能通过替代而改变储蓄投资缺口，也可能通过投资收益曲线形状的改变而改变储蓄投资缺口。上述分析都假定投资收益曲线的形状是不变的，实际上投资收益曲线的形状可能会因为外资的引入而改变。投资收益曲线形状如何改变，取决于引进外资的技术含量和外资的配置情况。一般情况下，国内资本与外国资本并不是等质的，因为资本总是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如机器设备等形式存在的，不同资本形态的技术含量是有差异的，因此具有不同的效率。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其效率较高，结果引起投资收益曲线向上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储蓄投资缺口会扩大，对外资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反之，投资收益曲线会向下移动，储蓄投资缺口会缩小，相应地，对外资的需求也会减少。外资的配置状况同样会改变投资收益曲线的形状。引进的外资如果能够合理配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结果就会使投资收益曲线向上移动，从而扩大储蓄投资缺口。反之则向下移动，缩小储蓄投资缺口。这意味着引进外资在弥补储蓄投资缺口的同时，也可能会改变储蓄投资缺口本身。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国家引进外资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有的国家则有不断缩小的趋势。
在第二种情况下，虽然存在一般储蓄投资缺口，但同时还存在储蓄相对过剩。一般性储蓄投资缺口，既可以通过国内储蓄动员增加国内储蓄来弥补，也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我们可以借助于图2来说明。如果不考虑外资，利用国内储蓄投资能够达到的最大有效规模为ON。在可利用外资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利用外资来弥补一般性储蓄投资缺口，而且可以使本国投资规模超过临界点。为分析方便，假定引进单位外资的成本即流出的国民收入为rF。如果用于国内投资的国内储蓄为OM，那么可以引进相当于MG的外资，这时总投资达到OG，超出国内储蓄所能支持的最大投资规模。因此，在存在一般储蓄投资缺口与相对储蓄过剩的情况下，引进外资不仅有助于弥补一般储蓄投资缺口，而且能够使本国经济增长超越储蓄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外资可以改变投资收益曲线的形状。一般说来，外资的技术含量较高，通过引进外资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国内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外资的引入还可以打破单纯内资在资源配置上的局限性，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结果是使投资收益曲线上移（在图2中用虚线表示），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国民收入，而且有助于消除低水平的相对储蓄过剩现象。在图2中，如果投资收益曲线上移到虚线位置，相对过剩储蓄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相对储蓄过剩是投资效率低下的一种反映。在存在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显然，通过引进外资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更有意义。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国内投资的收益率较低，造成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提高国内储蓄配置和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引进高质量外资特别是互补性外资，促进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投资收益曲线上移，进而减少国内储蓄相对过剩（同时可以替代高成本的国内储蓄，被替代出来的国内储蓄可以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即便存在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引进外资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应重在引资的质量和引资的合理配置，而不是引资的数量。
三、储蓄投资均衡与对外投资
引进外资的国家是否有必要进行对外投资，传统的两缺口理论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钱纳里和斯特劳特两缺口模型，存在储蓄投资缺口的国家需要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这样的国家不存在对外投资的必要与可能。这同它们对储蓄投资缺口的错误认识有关。它们把储蓄理解为没有引致成本的储蓄，因此其分析的储蓄投资缺口，仅仅是我们模型中所说的一般储蓄投资缺口。按照我们的分析，存在一般储蓄投资缺口的国家，既可能存在绝对储蓄投资缺口，也可能存在储蓄的相对过剩。而无论何种情况，都存在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虽然存在绝对储蓄投资缺口，这种缺口只能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国内储蓄有两部分，一部分不会产生引致成本，另一部分则产生引致成本。如果没有引致成本的国内储蓄，一般储蓄投资缺口（量上等于图3中的AB）和绝对储蓄投资缺口都要依赖引进外资来弥补，在引进单位外资流出的国民收入为rF的情况下，所需要引进的外资量为AF。然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样不利于国内资本的积累和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会人为地造成对外资的依赖。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有效利用引致成本的储蓄。这部分储蓄不仅可以用以弥补国内储蓄投资缺口，而且可以进行对外投资。从理论上讲，只要这部分储蓄引致的成本小于对外投资的收益，利用这部分储蓄进行对外投资就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国内储蓄动员达到边界，其中一部分被用于国内投资，例如图3中有相当于AN的部分被用于国内投资，那么可用于对外投资的部分只有NB，显然，只要对外投资获得的收益大于GMNB的面积，那么，利用这部分储蓄用于对外投资就是有利可图的。为什么呢？从直观上看，相当于NB的国内储蓄所引致的成本为DGNB的面积，对外投资总收益大于GMNB的面积仍可能小于DGNB的面积，这样，对外投资似乎无利可图。然而，综合起来就不是这样了。因为通过引进超过绝对缺口的外资（超过部分等于NB）来替代等于NB的国内储蓄，这使国家减少了国民收入损失，这部分减少的国民收入等于DGM所围图形的面积。这等于说，通过这种替代，增加了等于DGM面积的国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将被替代的国内储蓄部分用于对外投资，如果收益大于GMNB的面积，就意味着这部分国内储蓄获得的总收益（等于替代而减少的国民收入部分加对外投资获得的国民收入之和）大于这部分国内储蓄所引致的成本。由此看来，即便是一般储蓄投资缺口与绝对储蓄投资缺口并存的国家，依然有对外投资的必要与可能。通过对外投资，不仅使国内储蓄潜力得到发挥，使潜在储蓄得到利用，增加国民收入，而且通过对外投资，可以避免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由外资对内资的替代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为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外资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图3 对外投资与储蓄投资均衡
现在我们考察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有所不同，第二种情况虽然存在一般储蓄投资缺口，但不存在绝对储蓄投资缺口。由于投资收益曲线在临界点之下与储蓄曲线相交，因此，尽管无引致成本的储蓄小于有效投资，但国内可动员的储蓄资源还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储蓄带来一定的引致成本而已。如果把产生引致成本的储蓄包括在内，国内储蓄满足有效投资之需后还有剩余，也就是存在相对储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引进外资，同时也需要对外投资。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规模取决于国内储蓄动员的数量和国内储蓄动员引致成本与引进外资的成本比较以及对外投资的收益。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投资均衡点为E点，考虑到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投资均衡点就会发生变化。假定引进外资的边际成本为rF1，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投资的均衡点就由E点变为H点，其数量为OG。如果产生引致成本的国内储蓄为AC，全部用于国内投资从经济上看并不合算，因为其中相当于NC的国内储蓄引致的边际成本高于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相当于MC的那部分国内储蓄，其边际成本高于引进外资的边际成本。为使国民收入最大，可把其中相当于AM的部分用于国内投资，与此同时，引进相当于MG的外资扩大投资至投资均衡点G。这时引进外资如果能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促使投资收益曲线上移，就可以改变储蓄相对过剩的状况，使国内相对过剩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这一点在上述论述中已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不考虑投资收益曲线的移动，这时国内储蓄尚有相当于MC的部分成为相对过剩储蓄。这部分相对过剩储蓄的引致成本相当于FKMC所围图形的面积，由于外资对内资的有效替代而使部分引致成本得以抵消。这种情况下利用国内相对过剩储蓄（相当于MC）对外投资，只要其总收益大于KLMC所围图形的面积与EFP所围图形的面积之和，就有利可图。进行有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对外投资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由于不同国家间一些要素间存在互补性，能够利用这些互补性要素的对外投资就可以形成比较优势，进而取得对外投资的比较利益。与此同时，发挥本国的竞争优势，选择有竞争优势的项目对外投资，提高投资的回报率，从而使相对过剩的国内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促进国内储蓄的有效利用和本国资本积累。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这部分国内储蓄转化为消费，就会对本国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本国的长期经济发展。
图4 相对储蓄过剩与对外投资
四、储蓄投资均衡与国际投资的宏观协调
在开放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存在绝对储蓄投资缺口，还是存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都有必要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重要的是根据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均衡的要求，对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进行有效的宏观协调，充分发挥引进外资和国内储蓄的作用，以加速经济发展。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然而，这种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均衡不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偏离均衡的多种可能。例如，在不存在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当国内储蓄的引致边际成本高于引进外资的边际成本时，将存在外资对内资的替代，如果不能把所替代的国内资源转化为国际投资，这种替代将导致本国资本存量的减少和对国外资本的依赖。而在存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不仅面临外资对内资的替代问题，而且面临如何在有效引进外资的同时有效利用相对过剩的国内储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把相对过剩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和国际投资，就将恶化宏观经济形势，加剧国内竞争，导致国内资本的外逃，影响经济健康发展。总之，缺乏对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宏观协调，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影响经济健康发展，这已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显然，由于模型中面临的约束条件和问题不同，对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进行宏观协调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不存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宏观协调旨在把外资对内资的替代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促使替代出来的国内储蓄资源转化为国际投资，防止由这种替代产生的国内储蓄流量的减少及对外资的依赖。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宏观协调不仅涉及外资对内资替代及替代所带来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在有效引进外资的同时有效利用国内过剩储蓄，特别是要防止国内资本的大规模外逃。
一般说来，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宏观协调远比没有储蓄相对过剩情况下进行宏观协调困难得多。根据我们的分析，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主要是由国内企业低效率引起的，低效率使得国内形成的部分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外资的引进通常由于其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和其要素上的互补性特点而能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内资与外资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这种差异，必然促成鼓励引进外资政策的出台，由此形成内资与外资的差别待遇。这样，本已存在的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由于这种差别性政策而进一步加剧，其结果必然造成国内资本大规模外流或外逃。因此，经济发展不仅面临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困扰，而且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本外逃问题。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从总体上看，我国既不存在储蓄缺口，也不存在外汇缺口。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1990年至2001年间，除1993年外，其余年份的储蓄－投资差额均为负值，累计达15225亿元，进出口逆差负值累计为2029亿美元。同期，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稳步增长，累计达5110亿美元。一方面，国内储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外资大规模流入。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增加既与国内企业低效率导致的相对低的投资效率有关，也与引进外资造成的对内资的替代有关。由于缺乏宏观协调，大量外资投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直接挤占了国内同类企业的投资，对内资的歧视性待遇更加剧了外资对内资的替代。与竞争性外资的大量引入相比，互补性外资引进较少，加之引进外资的总体质量不高，对内资企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影响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外资引进不可能起到缓解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作用。相反，伴随外资流入的增加，国内相对过剩储蓄有增无减。国内储蓄相对过剩在不能通过对外投资得到缓解的时候，自然将以资本外流或外逃的形式表现出来。1990年至2000年我国长期和短期资本流出合计为4219亿美元，超过同期我国实际利用的外资直接投资，平衡中的错误和遗漏项累计达1299亿美元。有学者对我国1984年至1999年资本外逃进行了估算，较高估算的资本外逃数为8215亿美元，较低估算数为2776亿美元，平均估算数为5486亿美元。相关性分析表明，无论是较低估算数、平均估算数，还是较高估算数，都与外国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资本外逃的较高估算数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性最强。这种相关性说明了我国资本外逃与流入外资的增加是同时进行的，也说明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宏观协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表1 1990年至2001年中国储蓄与投资、进出口差额和资本流入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投资 6444 7517 9636 14998 19261 23877 26867 28458 29546 30702 32500 37461
储蓄 6954 8135 9912 14319 19895 24876 28326 31309 31939 32345 34787 39695
投资－储蓄-510 -618 -276 679
-634 -999 -1459 -2851 -2393 -1643 -2287 -2234
进口－出口-87
-81
-44
122
-54
-167 -122 -403 -435 -292 -241 -225
外资流入 103
116
192
390
432
481
548
644
586
527
594
497
注：储蓄＝国内总支出－国内总消费。投资、储蓄数为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差额和外资流入数为亿美元。外资流入数为实际利用外资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国内储蓄根据其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前面的分析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加强对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宏观协调势在必行。这种宏观协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
第一，提高国内资本效率，促进国内资本形成。根据我们的分析，相对过剩储蓄的形成是国内资本效率低下的反映，国内资本的低效率直接导致了投资的低回报率，内资与外资的差别性待遇进一步抑制了国内资本的形成。因此，为缓解由国内储蓄相对过剩及由此产生的资本外流，我国必须提高国内资本的效率，促进国内资本的形成。通过国内资本的战略性重组，实现国内资本的再配置，促使国内资本转移到高效率的产业和领域，提高国内资本的宏观配置效率。与此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状况。为促进国内资本形成，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同时疏通储蓄投资渠道，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刺激民间投资，以吸纳国内过剩储蓄。取消对民间资本产业和市场进入的一些不合理限制，消除对民间资本的歧视性待遇，不断拓展民间资本的活动空间和融资市场，为民间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二，优化引进外资的结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配置效率。内资与外资的关系，既可能是竞争性的，也可能是互补性的，竞争性外资的引进对内资的替代弹性较高，过多引进竞争性外资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国内储蓄相对过剩。互补性外资的引进则与之不同，它能够通过产业、产品间的互补，促进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为促进互补性外资的引进，应改变目前对所有外资都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政策和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对内资与外资应一视同仁。为鼓励互补性外资的引进，可对引进外资的特定产业和领域实施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促进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第三，疏通国际投资渠道，扩大对外投资，特别是战略性投资。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融资的空间，同时也扩大了国内储蓄投放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既要重视利用国际融资市场引进外资，同时也要根据国内、国际情况有效利用国际投资，促使民族资本的形成，尤其是在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情况下，适度对外投资成为宏观协调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通过扩大对外投资，不仅可以缓解国内储蓄相对过剩的状况，提高国内储蓄的配置效率，而且对于民族资本的国际化发展，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以及全球化条件下经济目标的实现，都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与其让国内资本被迫外流或外逃，不如主动出击进行国际投资，扩大民族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确保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和地位不受损害。为此，应改变原来的那种重外资引进，轻对外投资的做法，实施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该引的引进来，该走的走出去，既要鼓励引进来，也要鼓励走出去（当然不是逃出去）。为鼓励走出去，扩大对外投资，不仅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规范国际投资，而且要进行必要的宏观协调，促使国际投资流向对我国有战略性意义的领域和部门，必要时可对一些战略性国际投资提供必要的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
第四，强化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我们的分析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还依赖于产生引致成本的储蓄。这一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可以不依赖于这种储蓄，即便国内储蓄不足，也可以借助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来弥补。发展中国家则不同，由于不产生引致成本的储蓄有限，又不能完全依靠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发展资金，因此，引致成本的储蓄是其资本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种成本，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控制引进外资的合理规模，而这是以对资本项目的有效控制为前提的。如果放弃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那么资本的流进、流出就完全取决于国内与国际间的收益率比较。当国内收益率或利率低于国际市场时，国内资本就会流出，这不仅不利于引进外资，而且也不利于国内资本的形成。正因为如此，过早放松资本管制是不明智的。我们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不仅不应放松资本管制，而且应通过资本管制体制和方式方法的改革，强化资本控制的有效性，以便于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进行有效的宏观协调，促进储蓄投资均衡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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