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机遇期：挑战与应对之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之策论文,机遇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4）02-0065-09
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指出：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征程中，我们将长期面对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进入新世纪已经3年。几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发展的情况表明，新世纪头20年，中国既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又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并根据中国国情特点，确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与重点，以此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一、科学判断当前国内外形势
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分析，21世纪我国在经济领域将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重大挑战。
（一）工业化尚未完成，又遇到信息化的挑战
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而西方发达国家却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时代。面对当代以信息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大潮，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既拥有“后发优势”，又不得不面对“后发劣势”的制约。
信息化大潮中的“后发优势”，使我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走完西方国家高新技术发展所走过的路。我国依靠对外开放战略，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技术，通过合资、合作，实行“拿来主义”，在许多高新技术领域迅速赶上并融入世界信息化大潮。以通讯业为例，10年前，我国许多城市家庭还没有安装固定电话，寻呼机（BP机）还是稀有的“舶来品”。10年后的今天，我国已成长为世界通讯大国，固定电话与手机用户，分别达到2.5亿户，预计2003年底，我国手机用户将超过固定电话用户。2002年，我国共生产1.2亿部手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一。通讯业的辉煌成就，让世人惊叹不已。
但是在看到“后发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后发劣势”。仍以通讯业发展为例，在2002年我国生产的1.2亿部手机中，有6000万部由外资企业生产并出口到世界各地，这6000万部手机的主要利润自然归外资企业所有。在剩下6000万部国内销售的手机中，有3000万部为“贴牌”生产，亦即仍然是贴外商的品牌，占据中国的市场。而真正贴我们民族自有品牌的手机，如TCL、厦新、波导等，只有3000万部。而且在全部1.2亿部手机生产中，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几乎完全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如诺基亚、摩托罗拉）手中，我国企业实际上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加工、组装赚取很低的加工费。这就是“辉煌成就”背后的真相。再以信息技术的软件业为例，2000年世界软件和信息服务产值高达5000亿美元，其中软件产品销售额达到1750亿美元。全球十大软件厂商，美国占7家，日本占2家，而这一年中国软件产品销售额仅28亿美元，占世界1.6％。缺少核心技术，已成为中国信息业发展之痛。不久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坦承：目前中国发明专利总数只及美国、日本的1/30；在我国登记的发明专利中，外国企业占信息业90％、占生物技术业87.3％。目前中国生产计算机的平均利润只有5％，如果我们拥有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利润可以达到40％。……面对这种情况，钱学森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五、六十年代，我们搞“两弹一星”是一得；八、九十年代我们没有搞芯片，是一失。
信息化大潮中的“后发劣势”，使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常常陷入“一个怪圈”、面对“一个难题”。
“一个怪圈”指的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非常迅猛，比如信息产业中有一条“摩尔定律”，说的是芯片容量，几乎一年半翻一番。由于科技高速发展，当我国企业引进技术后，常常还来不及消化吸收，该项技术就已经过时。比如福建省厦新电子公司，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花巨资组织科研力量致力于录像机关键部件——磁头的研究开发，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磁头生产的国产化，并实现了进口替代。然而恰在这时录像机销售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VCD以及之后的DVD开始出现，并且很快将录像机挤出了市场。面对“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我国不少企业纷纷改走“先学制造，再学创造”的发展路子，从长远来看，这对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一个难题”指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当今时代西方国家抢先占领了信息化大潮的制高点，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的“门坎”越抬越高。在这种形势面前，发展中国家常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遵守知识产权保护协定，就必须为获得高新技术付出高昂的代价；不遵守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以“游击战”方式侵犯知识产权，不仅会导致盗版产品、伪劣商品、假冒商标在本国大肆泛滥，同时也直接危害本国的科技创新大业。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出现的盗版等大量侵权行为，是对西方国家高价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却弊大于利，不值得提倡。
怎样克服“后发劣势”，是新世纪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又遇到全球化的挑战
“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简称，我国对外开放之后，“全球化”一词很快成为点击率很高的“关键词”。但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西方资本主义诞生之后不久，全球化就已经开始，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品输出阶段”，相当于150年前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第二阶段是“资本输出阶段”，相当于100年前列宁所处的年代；第三阶段是“生产输出阶段”，主要表现在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并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跨国生产。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生产输出并存的时代。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参加全球化进程，主要还停留在“商品输出”阶段，我国目前主要是输入资本和引进跨国公司，资本输出与生产输出只占全球很小的比例，说明我国仍然处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
全球化从本质上看，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包括地上地下之资源）、科学技术和劳动力。分析一百多年来全球化的实践，我们会发现：资本、土地（资源）和科学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基本上是越来越趋向于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以及科技成果跨国交流已是大势所趋。唯独只有劳动力这个要素，至今无法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固然有“移民”政策，但它们吸纳的主要是“投资移民”和“文化移民”，对于一般劳动者，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这是全球化对于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的不公平。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之所以常常感到在全球化过程中“吃亏”，从经济学上分析，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常常被排斥在全球化进程之外。以此来分析我们中国自身，我们不难明白，中国农村之所以至今仍然大大落后于城市，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农村劳动力，很难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对外开放、参加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了中国的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而且我国至今仍然以“商品输出”为主参加全球化进程，因此在全球化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十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使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以商贸业领域为例，中国“入世”前后，国外超市“巨鳄”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纷纷在我国抢滩登陆，在给我国传统商业带来新的购物方式、销售方式、物流配送方式革命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外超市在中国登陆，一方面引进大量洋货，把国际市场搬到国内来；另一方面，也把国内市场搬到了国际上去（比如沃尔玛每年在中国采购一、二百亿美元商品并将其送到全球沃尔玛分店），国际国内市场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外商长驱直入，中国各种所有制企业群雄并起，结果是企业之间竞争空前激烈。竞争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市场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激烈竞争的结果会导致两个明显的负面效应。
一是出现了一批“血汗工厂”。在激烈的“价格战”面前，一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千方百计压低工人工资、克扣工人工资、拖欠工人工资，同时漠视生产安全，减少这方面的投入，导致如今全国共拖欠民工工资1000亿元，生产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带血的煤炭”、“带血的鞭炮”，让人惊心动魄。“血汗工厂”的出现虽然还只是个别现象，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是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盗版、假冒名牌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屡见不鲜，出现经济学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使中国信用体系濒临严重危机。目前，价格大战从国内打到国际上，假冒伪劣产品也从国内流向国外，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2.新贸易壁垒对“世界工厂”加强了围堵，使我国“商品输出”屡遭困扰。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议论中国这座“世界工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说：“现在，中国能生产的一切产品的成本几乎都比世界第二低的生产地区还要便宜30％至50％，这对全球制造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了巨大冲击。事实上，我相信中国将和183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发展道路一样，变成世界工厂，当时英国安装的机器数量比其它所有国家总加起来还要多。”我国目前外贸仅占世界5％，指称中国是“世界工厂”，有点言过其实。但在某些制造业领域，中国确实已成为世界工厂，比如2002年，我国空调产量占世界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冰箱占19％。这一年中国生产了2.1亿台电风扇、2300万台微波炉、60亿双鞋子……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依靠自身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发展起来的“商品输出”，对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严重挑战。面对这个挑战，传统的贸易壁垒（关税与配额）易引发“贸易战”，因此西方国家转而更多地采用新的贸易壁垒来对付中国。这新的贸易壁垒主要是技术壁垒与反倾销。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2年国外技术壁垒给我国出口造成了170多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农产品出口损失95亿美元、轻工产品、机电产品、纺织服装出口分别损失41亿、17亿和10亿美元）。在反倾销方面，截止2002年10月底，已有32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和保护措施调查510多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14000多家企业，影响我国出口累计达160多亿美元。此外，面对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和欧盟、日本等还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所有这些，都使我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商品输出”遭到极大的困扰。
3.外商实施“本土化战略”使我国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对外开放以来，外商纷纷实施“本土化战略”，使得我国本土企业所拥有的“本土优势”日益被弱化。外商“本土化战略”主要包含“资源本土化”与“人才本土化”两个内容，通过资源与人才的“本土化”，外资企业大大降低了成本，从而在我国国内站稳了脚根。比如麦当劳快餐店初到中国时，95％的制作原料要靠进口，而现在其快餐制作原料的95％已经可以在我国获得。香港商人开放初期到福建开酒店，连厨师都要从香港聘请，而现在，不仅是厨师，连高层管理人员，也在本地聘用。外商“本土化战略”，使国内市场上资源与人才的争夺战变得更加激烈。
4.全球化使我国部分战略产业发展受阻。参加全球化进程，打破了闭关锁国封闭状态，我国相当一部分战略产业在对外开放中成长壮大，但同时也有一部分战略产业，受“造船不如买船”的“后发劣势”影响，发展严重受阻。芯片产业受制于西方国家即是一例。另外，在航天领域，中国已跃入世界三强，然而在航空领域，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领空上，大型民航飞机主要被美国波音飞机和欧洲空中客车飞机所垄断，两年前我国才开始自行研发100个座位的飞机，出现了“先进的航天，落后的航空”的尴尬局面。我国重大装备工业发展也严重滞后，至今光纤制造设备100％靠进口、集成电路芯片设备的85％、石化设备的80％、轿车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要靠进口，情况让人担忧。
（三）城市化严重滞后，又遇到“城乡二元结构”的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业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及时让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然而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农民进城施加种种限制，几十年间遂造成严重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时至今日，全世界60亿人口，23亿农民，中国农民占了9亿。如今中国农村共有4.9亿劳动力，而农村实际上只需要2亿劳动力，剩余劳动力约2.9亿。目前我国虽有1亿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仍有1.5亿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等待转移。即使已经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他们仍然领取“暂住证”，仍然被城市“边缘化”，仍然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城乡居民实际上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与鸿沟，已经严重影响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影响中国社会治安与稳定。“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最主要的原因。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今后一、二十年中国国内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四）经济快速发展，却遇到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束缚
改革开放25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创下了世界奇迹。但由于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仍然停留在粗放型发展阶段，再加上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环境承载力超过极限，也潜伏着十分严重的危机。
从人口方面来看，据专家测算，我国现有资源与环境的合理承载人口为9.5亿，而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高达16亿，前景堪忧。这还只是数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在人口质量方面，由于存在“逆向选择”问题，我国目前4亿多城市居民，一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而9亿多农民，一对夫妇可以生1.5个孩子，结果将会出现素质较差人口的增速大大快于素质较优的人口的增速。此外，人口男女比例失调（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约为1.13∶1），也将给未来中国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资源方面来看，人均资源高度短缺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比如，我国人均矿物资源不及世界平均值的一半；森林覆盖率仅及世界平均水平（30％）的一半；森林蓄积量人均9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9；人均水资源22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5；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将达1亿吨，等等。我国经济再也经不起浪费资源、耗费能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折腾了。
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地区近一、二十年出现森林毁绝、水土流失、耕地流失、荒漠化、水资源枯竭、水污染、大气污染、垃圾围城、地质灾变、矿产资源枯竭、国土陆沉、江河湖库干涸、气候灾害频繁等问题，危机日益严重，让人触目惊心。
人口、资源、环境的严峻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寻找出一种既可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可以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新模式。
二、全面把握20世纪头20年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面对上述四个方面的挑战，中国在20世纪头20年，必须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确立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今后我国的发展战略与重点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港口工业带动内陆工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设想。工业化始终是20世纪头20年中国发展的主线。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工业化一般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食品加工与纺织服装工业；第二阶段为轻工业；第三阶段为耐用消费品工业；第四阶段为重化工业与机械装备制造业。目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变时期，重化工业与机械装备工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个基本判断是当前我们制定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战略背景与依据。
首先，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虽然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但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许多特征已经提前在我国出现。我们既不能违背工业化发展规律，回避重工业阶段的发展，但又不能按部就班，失去跳跃式发展的机遇。面对信息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实行跳跃式赶超战略。一方面，应“避实就虚”发展高新技术，“避实”指的是在一些我国已经落后一大截的高科技领域，我们可以采用“拿来主义”，避免与西方国家直接竞争；“就虚”指的是在一些我国与西方国家尚处于同一个起跑线，或者我国落后还不很大的高新技术领域，如纳米技术、基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我们必须发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弹一星”精神，发挥“大国效应”，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现战略技术的重点攻关与突破。另一方面，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之上，努力实现传统工业与高新技术的有机融合。
其次，在工业布局上要加快实施以港口工业带动内陆工业的新战略。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化工业与机械装备工业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耗能、耗材，运输量极大。我国除煤炭资源自给有余外，相当一部分资源必须从国外进口。到2010年，我国原油进口将达2亿吨，铁矿石进口将达3-4亿吨，即使是煤炭，也存在一个北煤南运、西煤东送问题。这种大进大出大运量的发展趋势，使我国港口工业的地位日益突显。由于重工业发展还离不开淡水资源的支撑，所以今后中国重工业新增长点势将重点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港湾条件比较优越淡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比如福建省，从南到北共有6个大海湾，目前除厦门湾、湄洲湾初步得到开发外，其他4个海湾（三沙湾、三都澳、罗源湾、东山湾）还是未开垦的处女湾，蕴含着极大的发展潜力。沿海港口重化工业成为我国重工业化的龙头之后，将以巨大的拉力牵动内陆工业的发展，形成海陆联动，优势互补的发展新格局。
再次，在产业发展方面，今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以“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与技术“排挤”劳动力是一个老大难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240万个就业岗位，而目前却只能创造80-100万个就业岗位。工业产业的不断升级，使直接就业岗位不断减少，这已成为一条规律。目前我国就业的形势相当严峻。2003年，我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达2400万，而全年我国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1000万个，缺口高达1400万。这还是仅就城镇情况而言。考虑到农村，形势更让人揪心。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尚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如果要在15年内转移完毕，今后每年还要再提供1000万个就业岗位。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除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之外，我们在工业发展中，必须坚持以发展“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分两类，一类是“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没有竞争力，将逐步被淘汰；另一类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亦即“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产品，具有较高付加值、较高的技术含量，符合中国国情。目前我国制造业产品（如家电产品），大多数属于“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成本低，但技术含量不低，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高新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为我国工业发展创下了震惊世界的骄人业绩，也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新思路。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证明，一方面，对外开放大大加快了国内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国内发展了，对外开放才能上新台阶、创新水平。25年来，我国在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主流。但也要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也存在片面强调对外开放而忽略国内发展的倾向，这虽是支流，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对外开放必须立足于国内发展，服务于国内发展，否则对外开放便失去了意义。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必须进一步理清思路，改变目前在对外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必须坚持“以市场换技术”。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的最大优势，世界上新技术、新工艺的80％，国际技术转让的70％为不同类型的跨国公司所控制。而目前资金与技术仍然是我国的“稀缺资源”，大规模招商引资的目的在于引进国外资金与先进技术。而外商之所以到中国投资，其主要动因之一是看上中国广阔的市场。“市场”是中国大量引进资金与技术的最重要的“资本”。然而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资本”，我们许多地方和部门却有意无意地把它“忘掉”了。为了引进资金引进项目，我们常常“慷慨地”出让市场，却没有用“市场”去与国外的“技术”进行正当交易。由于对于“市场换技术”的忽视，我们在许多领域一直无法形成本民族的核心技术，许多产品受制于人，许多技术领域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许多国有品牌与商品在洋品牌、洋商品面前打了败仗，许多传统的国货市场被洋货占领。技术创新上不去，民族工业长不大，大量利润被外资企业赚走，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年高增长（请注意：外资企业产值全部算在GDP之内），国民收入并没有实现同步高增长。如果说，开放之初，我们不得不委屈求全做出牺牲，但在开放25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必须对此加以重新审视。今天我们让出市场，既是为了获得资金与技术，更是为了中国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为了将来能够夺回市场、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为了做到“以市场换技术”，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努力推进项目多元投资策略。比如目前我国汽车工业在引进外资中，与多个跨国公司合作，逼使跨国公司出于自身竞争需要不得不将最新技术引入我国。二是在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中，必须在签订引资协议的同时坚持签订“技术转让协议”，避免让出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吸引外资的又一个重要“资本”。劳动力的廉价，是中国的优势，也是中国的一个无奈。我们发展经济，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农民工已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2/3。农民工大多数在外资企业与个私企业就业。现在沿海农民工平均月工资500-600元，内地农民工仅300元左右。考虑到农民工异常繁重的劳动强度，这样的工资实在是太低太低！极低的工资甚至已经到了无法保证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按照十六大“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国必须尽快制定“最低工资法”，必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必须严厉惩罚企业任意压低工资、克扣工资、拖欠工资的行为。要坚决取缔不顾工人死活的“血汗工厂”。有人担心工资成0本提高会影响招商引资、影响企业竞争力。但是，如果劳工大众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
第三，必须坚持“生态环境优先”。生态环境成本低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优势”，也是又一个无奈。对外开放之初期，我国承接了相当一批国外、境外污染型企业的转移，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这纯粹是不得已而为之。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改变资源环境“无价值”的旧经济学观，树立资源环境有价值的新观念。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把污染企业向外转移，是个规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产业也在不断升级。我们不搞“以邻为壑”，但我们也要拒绝承接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应成为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加快工业开发区的整合。开发区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招商引资的主要平台。但目前我国存在开发区过多、过散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耕地是中国的稀缺资源，但“廉价”却是它的优势。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地已成为外资青睐中国的两大要素。过多过散的开发区，浪费了我国宝贵的土地资源，导致了开发区之间无序竞争、恶性竞争，有的开发区为了引进项目，甚至搞“零地价”。“竞争”的结果，只能使外商坐享渔利。因此，加快工业开发区的整合，减少开发区数量，提升开发区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统筹城乡发展”列为“五个统筹”之首，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三农”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此，必须重点从四个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第一，以县域工业化为重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在推进县域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工业带动农业。从我国县域经济的实际出发，能够有效带动农业的工业大体有3类。一是劳动密集型工业。这类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发展工业带动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资源开发型工业。这类工业主要立足于农村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自然资源。由于农村资源各异、特色不同，所以立足于资源开发的工业又称“特色工业”。以福建省为例，这几年特色工业发展很快，有效地改变了城乡面貌，如安溪县茶叶、德化县陶瓷、南安市石材、东山县水产品等加工业，都取得不俗的成绩。资源开发型工业对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许多这类企业已成为本土农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三是市场导向型工业。我国一些县（市）农业资源、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但这十几年能够抓住对外开放机遇，以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市场导向型工业，如福建省的石狮服装、晋江鞋业。这一类型工业，一般开放度大，档次较高，不仅实现了工业带动农业的要求，而且许多县（市）还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工农业一体化。在推进县域工业化、强化工业带动农业的进程中，还必须重视工业化布局问题。必须通过城乡统筹产业发展，逐步让县域工业向县城和部分中心城镇集中。
第二，以县城和部分中心镇建设为重点，统筹城乡“城镇化”进程。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不到4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5％的水平。因此，在城乡统筹、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坚持“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县城和部分中心城镇为城镇化的重点。县城是一个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发展成为中小城市的条件较好，运作成本也较低。尤其是县城郊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应成为新的吸引农民进城的重要区位。要结合县城工业发展布局，安排好新区建设。在吸引农民进县城方面，能够一步到位的尽量做到一步到位，不一定非要先向乡镇转移。至于乡镇城镇化建设，不宜分散力量，遍地开花，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个别人口多、经济发达、交通便捷的中心镇。所有乡镇都扩建、都搞几条街、几个“广场”，无异于“等比例放大”，实在是劳民伤财。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县城（大城关）和若干个比较繁荣的中心镇，通过畅通的道路，构成县域“县-乡-村”经济社会网络，是统筹城乡“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模式。
第三，以农民工进城安家落户为重点，统筹解决城乡就业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不少同志考虑就业问题时，眼睛主要盯着城市“登记失业率”，总感到仅仅解决城市下岗职工和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就已经十分吃力了，哪里还有精力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这是认识上的短视与误区。实际情况是，农民就业问题不解决，城里人就业问题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一种非良性循环：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待业）→农民收入降低→农民消费减少→城镇二、三产业发展减慢→城市职工下岗、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显然，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在统筹解决城乡就业问题上有所突破。一是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按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口管理制度改革意见，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到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建制镇，这是中央赋予县一级政权的权力。可惜这个政策的效应至今发挥得并不理想，许多县制定了不少限制条件，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坎。针对我国目前大部分县城人口太少的实际，各县（市）应普遍降低农民进城安家落户的门坎，只要农民工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以及拥有合法的住所（购买的或租借的均可），经本人提出申请，就应该让农民工本人及其亲属进城安家落户。二是给予进城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国民待遇”，变农民为市民。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放开户口管制，仍然治标不治本。必须在农民户口转移的同时，考虑逐步解决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问题，包括享受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的福利待遇。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依然无法变成市民。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步伐，让进入城镇安家落户的农民能够从土地转让中获得补偿并摆脱农村承包地的束缚，义无反顾地融入城镇谋生谋发展。
第四，以教育整合、卫生重建为重点，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
教育整合：农村经济落后，导致教育落后，农民居住又比较分散，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加上近年计划生育和农民工举家外迁的影响，农村学龄儿童大大减少，乡村中小学规模不断萎缩。另一方面，乡村教师队伍出现“逆淘汰”现象，一边是人才积压，一边是人才大量流失，教师待遇甚差，教育开支刚性上升，不少县的财政每年有60-70％花费在教育支出上，使农村义务教育难以为继。当务之急是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加快教育资源的整合，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首先办好县城和中心乡镇的中小学校，并面向全县招收学生。使质量较高的县、乡中小学成为全县中小学教育的龙头，既培养学生，又培训师资。其次，适当减少乡村中小学校数量，通过合并重组扩大校均规模。再次，要鼓励民间力量办学。民间学校从事九年义务教育的，政府要参照公立学校的标准给予财政拨款；从事非义务教育的，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多元办学。
卫生重建：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曾经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农村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为广大农民提供了虽然是低水平、但毕竟是有效的卫生服务。20世纪80年代，农村卫生制度在缺少公共支持的情况下，贸然走向市场化改革，大部分村卫生室私有化、乡以上公共卫生机构财政补贴也日渐减少，结果是城乡之间卫生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平衡，全国近85％的农民（7.5亿）没有享受任何社会医疗保障。现在农民最怕生病，一些贫困乡村的农民，生病之后只能是“小病躺，大病扛”。近期内，首先要加强县医院的力量，使之成为全县城乡居民医疗、预防、保健的中心。其次要按照乡村人口分布以及交通、通讯等基础条件，科学设置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充实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卫生网络重建的关键在于资金投入。一方面，政府财政要坚持城乡统筹，并给予乡卫生院、村卫生室以切实的倾斜与扶持，按照中央精神，今后应将卫生财政拨款增加的部分用于扶持农村卫生事业。另一方面，要制定政策，鼓励民间力量办医院、卫生院、卫生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转移、农民收入增加，要继续在农村探索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制，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互助合作医疗机制，并对农村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改变重经济、轻社会、轻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首先必须改变片面强调GDP增长的观念。GDP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它也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从GDP总量与增长率上，人们看不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损失与浪费；二是看不出为了经济发展，人类社会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所付出的牺牲。1955年中国国民收入为320亿美元，日本仅218亿美元。在往后的48年中，中国除7年之外，其余年份GDP增速均超过日本。而如今，中国GDP总量还不到日本的1/3。我国几十年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GDP虽然增长很快，但由于其间存在着巨大的损失与浪费，存在着生态环境破坏与资源利用率低下等严重问题，整个社会财富与国民收入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高速增长。可见，片面强调GDP，以此为“政绩”考核标准，效果将适得其反。建议尽快研究替代GDP的更为科学的指标。在新指标未出台之前，可在目前GDP统计中，先扣除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损失浪费、扣除为治理环境而投入的费用等等，还GDP以真面目。
其次，要大力推进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程。比如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效益型工业（包括节水、节能、节约资源、循环经济工业等）和生态旅游业，建设优美的人居环境（如生态城市、生态乡镇、生态村庄等），真正使经济发展体现“以人为本”和“生态环境优先”的精神。
再次，要加快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尽快改变目前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政府财政的投资要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逐步退出，转而将社会事业的发展作为财政投入的主战场。还要放开社会事业准入领域，逐步改变国家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新闻出版等领域的垄断局面，鼓励民间资金创办社会事业，真正做到“社会事业社会办”，使社会事业急起直追，实现与经济发展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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