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英美论文,当代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历史和最近的发展，我们大概不难看出这样两条相对独 立同时又相互交叠的发展线索：欧陆阿尔杜塞式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法兰克福学派 的批判理论。由于现代英美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都同时受到这两种理论思潮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探讨英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时必然涉及这二者。但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 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整个英语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界一直有着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 ，而贯穿这一传统之始终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主要探讨这一传统在当代 的发展形态以及几位代表性的理论大师的批评道路和理论建树。
威廉斯对利维斯精英主义的超越
探讨英国的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必然涉及F.R.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的贡 献，后来的文化研究正是在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批评思想之后才得到长足发展 的。而最早对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思想提出挑战的则是当代英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批 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mond Williams，1921—1988)，这一点可从威廉斯去世后所产 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中见出。威廉斯早年曾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而奔波，其中一 大成就就是帮助斯图亚特·霍尔创办了左翼刊物《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 )，使之成为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阵地。威廉斯的主要理论著作包括《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1952)、《文化与社会：1780—1850》(Culture and Society:1780—1850 ，1958)、《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1966)、《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T 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1970)、《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 rxism and Literature，1977)等。但是他的主要学术影响则是在他逝世后文化研究的 异军突起并迅速占领学术前沿后逐步水涨船高的。
作为一位著述甚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威廉斯对英国当代文化批 评和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体现在，他首先通过把研究的触角指向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而 实现了对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思想的超越和批判。其次，威廉斯早在30年代就开始了与英 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他反对当时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照搬教条片面理解马 克思主义的作法，试图在自己的一系列著述中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再者， 他通过《新左派评论》的中介，对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有了正确的了解，经过多 年的独立思考和探索，他终于于70年代推出了自己建构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著作《马克 思主义与文学》，对这一新的唯物主义概念作了全面的阐述。这种文化唯物主义与传统 的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为理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更重视语言 的重要作用；与结构主义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有活力的语言”和“ 语言的发展历史”，注重语言的实际社会运用和意义的历史变化，从而发展和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理论。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文化唯物主义 ”呢?按照威廉斯的解释，它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内一种关于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生产的 特殊性的理论”①(注：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 ture)，牛津：牛津出版社，1977年，第5页。)，它的出发点显然并不简单地是经济基 础/上层建筑，而是语言和文化，这一点曾未能引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足够重视，而 威廉斯的努力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在当代英国的健康发展开辟 了新的道路。应该承认，当前在英语文学和文化界风行的“文化研究”热，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威廉斯等理论家的努力。
由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十分强大，因而形式主义批评在任何时候都未能独占鳌头 ，而当代英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特征则是从以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新批评派的一统天下 经过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批评的短暂中介，迅速地过渡到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这 方面，F.R.利维斯的早期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化批评思想无疑为后来者的质疑和超越奠定 了基础；而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等人则为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80年代的 崛起并逐渐步入理论批评的前台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这几位批评 家都出身贫寒，后者有过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经历，另一方面则因为长期以来，英国早 已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左翼文学的传统，再加之60年代《新左派评论》的创刊更是为这一 流派的崛起提供了阵地。由于他们的努力，文化研究在英国有了新的发展，并与之前的 精英取向有了明显的差别。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英国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历 史，进入6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者首先切入的是中等学校和专科学院的课程设置，其后 又对大学的英语文学课程中所涉及的关于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在威廉斯和霍加特等人看来，虽然文学经典的丰富文化内涵远远胜过大众文化的低层 次质量，但利维斯主义者至少抹杀或并未接触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区生活形式，他们所 涉及的生活只是理论上的生活，缺乏活生生的社区生活经验和现实的时代感，与人们实 际上关心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因而他们的文化批评理论与大众文化和文学总是显得格 格不入。此外，在经典的构成和重铸方面也隐匿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和话语的中介作用， 这也是文化研究所要致力于批判的。可以说，英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精 英意识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转向了与大众文化和文学的合流，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 的崛起是分不开的。“文化研究确实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正统，提出激进的挑战。 它促进跨越学科的界限，也重新建立我们认识方式的框架，让我们确认‘文化’这个概 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文化研究的使命之一，便是了解每日生活的建构情形，其最终目 标就是借此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所有学术的追求，都具有这样的政治实践目标。” ②(注：格莱姆·透纳(Graeme Turner)：《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台北：亚 太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
在威廉斯等左翼批评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文化研究在英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今天 所说的文化研究毫无疑问已不再专指传统的精英文化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了，而是 具有这样两个特征：指向当代和面向大众。它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以边缘 和第三世界未开发地区为主的区域研究，以后殖民地的写作和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种族研 究，和以探讨女性文化和建构女性话语为主的性别研究或性别政治。由于全球化时代大 众传媒的影响日益扩大，文化研究自然也把对传媒的研究包括了进来。目前，文化研究 的热潮仍在英语文学界和文化界方兴未艾，并迅速以不同的形式传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 些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这与威廉斯早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把威廉斯当作 英美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是毫不奇怪的。正如弗莱德·英格利斯在《雷蒙德·威廉斯传》 一书中所总结的：“威廉斯的生活和思想是一起进入到他用最无与伦比的词句和观点描 绘出的那种富有想象力的社会学中的。那些词句可以转换为一种对日常政治的个人化的 叙述。这正是他留传给他那些悲伤并对他推崇至极的学生的一个故事。这也是他的寓言 。他本人也许并未经历过这一寓言，但正如他以一种辩解的方式所说过的，任何人都不 可能以政治本来的方式生活下去。”③(注：弗莱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雷蒙 德·威廉斯传》(Ramond Williams)，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随着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在当今这个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威廉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越来越显得重要。
伊格尔顿和后现代时代的文化研究
在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论界，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 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推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他为马 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在新的形势下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使之成为当代西方各种 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派别立下了汗马功劳。
伊格尔顿自60年代后期开始其著述生涯以来，已被公认为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 批评，尤其是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之一。在他之前的卢卡契、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杜塞、戈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 论大师都曾对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他不断地超越包括自 己的老师威廉斯在内的前辈理论大师，揉合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批判精神于自己的 著述，从而针对当代西方理论界出现的各种新理论思潮和文化现象不断地发出强劲的声 音。伊格尔顿的主要文学观点体现在，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具有一定的政治色 彩，但同时它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作家和文学艺术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扮 演的是雇佣劳动者的角色，而文学艺术在后工业后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制造业，艺术产品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也可以算作是商品。艺术生产的维系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技术，而艺术 生产方式则是艺术形式的决定因素。他延袭了本雅明的现代主义意识，对后现代社会的 文化工业持批判的态度。他也和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文学反映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实际上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地 理解为被动的和机械适应的关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不顾文 学创作的规律，一味在文学作品中搜索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内容，标明了一种对文 学的幼稚态度，这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批评实践的正确态度，而是一种 庸俗社会学的方法。他主张把结构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揉合进马克思主义中，从而创立 一种新的综合“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用于文学研究，则可吸收当代各种批评理论的积 极方面，以便对文学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在对20世纪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 的态度上，他表现出了对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的宽容和同情，而对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则 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在最近发表的论文《基础和上层建筑再识》(Base and Superstruc ture Revisited)中，他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老命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 ④(注：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31卷第2期(2000)，第231—240页 。)。应该承认，由于伊格尔顿的努力，英国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带有了鲜明的马克 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色彩，并在某种程度上仍未远离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
伊格尔顿在7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观点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 y：An Introduction，1983)和《审美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1 990)这两部著作中。前者是作者向英语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自20世纪初以来西 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演变脉络，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尤其是在对形式主义、英美 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等批评流派作了批 判性的评介之后，作者在结论中总结道，文学理论具有无可非议的政治倾向性，所谓“ 纯文学理论”只能是一种学术神话，作为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学理论决不应当 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责备。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应当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但这种倾向性不应该与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化混为一谈。这就旗帜鲜明地阐述了马克思 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和特征。后一部著述是作者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第一部有着 重大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力著，在这里，伊格尔顿把审美看作是一种关于身体的话语，认 为在当代文化中，审美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分裂表现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变性和矛盾性， 这实际上也结合了两种文化的不同形态。他继续了自己以往的研究，把分析对象集中在 19世纪后期以来的德国美学，认为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是现代文化中最伟大的美学 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为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范式。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 研究则是这些前辈大师的批判性继承者和扬弃者。
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步在英国步入理论家的批评视野，并逐步走出早先的利维斯 主义的精英文化认知模式，更加关注当代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到了80年代 后期，在后现代主义大潮消退之后，经过后殖民主义的短暂兴盛，文化研究迅速包容了 各种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现象，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和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作为一 位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独特批判个性 的文化批评家⑤(注：关于伊格尔顿对文化问题的最新论述，参阅他的近著《文化的概 念》(The Idea of Culture)，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0年。)。他的文学研究 始终具有文化批评的特征，因而体现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他曾在80年代就积极介入国际 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对后现代主义的表演性和怀疑一切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世 界观和人生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同样，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 ”，他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但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则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角度作 了冷静的分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近几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其中一篇题为《后现代 主义的矛盾性》(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1997)的论文甚至针对西方 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 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 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 甚至令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 ——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它一些‘新崛 起的’社会”⑥(注：载《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28卷第1期(1997)， 第1页。这篇论文由笔者直接从伊格尔顿的发言打印稿译成中文，先行发表于《国外文 学》，1996年第2期。)。这种现象足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理论家的 注意。在他看来，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 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然而，与威廉斯等人所不同的是 ，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受到阿尔杜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很大 程度上，他只能算作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研究者，而不是那种坚定地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篇就是最近写作的《文化之战》(Culture War)，在这篇论文中，针对当今时代文 化概念无限扩张的不正常现象，伊格尔顿开宗明义就尖锐地指出“‘文化’(culture) 这个字眼总显得既过于宽泛同时又过于狭窄，因而并不真的有用。它的美学含义包括斯 特拉文斯基的著述，但没有必要包括科幻小说；它的人类学意义则宽至从发型和餐饮习 惯直到排水管的制造”。对文化概念的这种无限扩张的担忧早就体现在他以前的著述中 ，在他看来，至少有两个层次上的文化可谈，一种是用大写字母开头的“总体文化”(C ulture)，另一种就是用小写字母开头的各民族的“具体的文化”(cultures)，这两种 文化的对立和争斗使得文化的概念毫无节制地扩张，甚至达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在分 别分析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概念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 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 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r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 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 之而生活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 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⑦(注：这篇论文是伊格尔顿直 接寄给我的打印稿，中译文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他的这种警告实际上起到了 对文化研究强烈冲击精英文学研究现象的有力反拨作用，对于人们重新正确地、恰如其 份地认识文化的价值以及文化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无启迪。文化研究固然对打破 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起到了某种反拨作用，但是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则与马克思主义的 批判精神不相符合。因此伊格尔顿一方面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实践，另一方面 又对文化研究脱离文学研究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批评
在当代英语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乃至整个英美思想界，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的影响 恐怕难以有人匹敌。在各种主义驳杂、批评流派众多的后现代时代，詹姆逊断然地宣称 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并显示出了他既与那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不同之处，同时 又能与他们进行交流和对话的特色，这无疑是他的理论能够经历历史的变迁和时间的考 验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詹姆逊的众多著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清 晰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他也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等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并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细读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原理，并将其与文学研究的实践相结合。针对20世纪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流派，詹姆 逊采取的策略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看到各学派的内在合理因素，对各种理论均持一种 宽容的态度，承认它们各自的合理部分，对之进行批判性的阐释。他一贯反对那种庸俗 马克思主义的专断性和排他性作法，坚持与各个理论学派进行对话，通过对其中合理成 分的吸纳而发展建构出颇具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例如，他早期的重要著作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就是描绘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一部开山之作，通过对法兰 克福学派中坚人物阿多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思想的论述，梳理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 卡契和布洛赫直到后期的萨特的发展线索。而他的代表性著作《政治无意识》则在某种 程度上吸纳了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些因素，通过对后者的批判性分析，补充了传统马克思 主义批评的一些不足。针对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甚关联甚或背道而驰的理论，他也 照样持一种辩证的态度，承认其合理之处，扬弃其悖谬。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加拿 大神话—原型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的分析。在一些批评家指责弗莱具有“反历史”的 倾向时，詹姆逊中肯地指出：“弗莱的伟大之处以及他的著述与那些众多的一般性神话 批评之间的重大差别就在于，他善于提出社群的问题，并从作为集体表象的宗教性中得 出基本的、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解释性论断。”⑧(注：詹姆逊：《政治无意识： 作为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 olic Act)，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69页。)他的这一充满辩证法的论 断至今仍为弗莱研究者所不断地引证。
(2)既然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么詹姆逊所坚持的就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此来指导文学研究，通过对现当代西方社会现象的分析 阐释来修正和改造传统的日趋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说，詹姆逊的思想是建基于一条 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斯大林主义的”的“黑格尔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上的。但是 他并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这一传统的束缚中。如果说结构主义者所一贯主张的是对世 界进行“文本化”(textualize)的话，那么他始终坚持的一个主张就是对文本进行“历 史化”(historicize)。也即把20世纪西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置于特定的历史 语境中来考察，从而提出自己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元评论”(meta-commentary) 理论。当然，他的这种做法无疑也受到不少批评甚至攻击。在激进的左派看来，他的作 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背叛；而从我们今天世界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来 看，则可客观地看出，正是通过他的这种“修正”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不至于 流于僵化和衰落，因此我们仍应当看到它的积极方面。
(3)我们说，詹姆逊之所以能在众多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抱一种发展的眼光并采取一种能动的阐释态度。在詹姆逊看 来，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使其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形势，马克思主义也 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提出了自己的具有总体性和元 批评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因此，总结詹姆逊的批评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 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理论进行对话并且加以批判性结合的产物，也即一种“文化的”的马 克思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虽然詹姆逊本人是一位文学研究出身的理论家，他在自己的 著作中同时分析文学文本和哲学文本，但他往往更加着眼于哲学层面的论述，因而不少 人认为他的理论演绎抽象，常常用词生僻，使得语句冗长艰涩，极具形而上的思辩色彩 。尽管詹姆逊的著述深奥难懂，但由于他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密切相关 ，再加之他立论的严谨、分析的深刻、推理的颇具逻辑性以及阐述的透彻，他的著述一 经问世，总是不失众多的读者，并迅速地被译成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字，从而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据统计，目前在英语世界专门以他的《政治无意识》为对象撰写的专著就至少 有四部以上⑨(注：参见王逢振：《<政治无意识>中文版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第13页。)，而以詹姆逊的学术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更是令他的 不少同行难以相比。
(4)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具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尤其善于透过各种错综 复杂的社会现实，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虽然这些见解并不一定能真的充当解决社会 问题的良方，但却为当代人观察社会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对后现 代主义的研究中看出。80年代初，詹姆逊率先从后现代消费文化入手，开始了他对后现 代主义的进一步深入考察研究，在一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的演讲中，他指出，除了考察后现代主义的种种特征外，人们 “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停下来思考，通过对近期的社会生活各阶段的考察对之作出描述… …在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刻，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被人们从各种角度描述为后工业社 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传媒社会等)。新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流行时尚的节奏 日益加快；广告、电视和传媒的渗透在整个社会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的程度；城郊和普 遍的标准代替了原有的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差别；高速公路网的迅速扩大以及汽 车文化的到来——这一切都只是标志着与旧的战前社会的彻底决裂，因为在那时的社会 ，高级现代主义仍是一股潜在的力量”⑩(注：转引自霍尔·福斯特编：《反美学：后 现代文化论集》(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西雅图和华 盛顿：海湾出版社，1983年，第124—125页。)。对于这一迥然有别于现代社会的现象 ，詹姆逊描述为后现代社会。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 度，但他仍事实求是地承认后现代主义的不少合理因素，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带来的也并非全是消极的东西，它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单一思维模 式，使我们在这样一个时空观念大大缩小了的时代对问题的思考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价 值标准的追求也突破了简单的非此即彼模式的局限，因此，“在最有意义的后现代主义 著述中，人们可以探测到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概念，这一概念恢复了针对差异本身的观 念的适当张力。这一新的关系模式通过差异有时也许是一种已获得的新的和具有独创性 的思维和感觉形式；而更为经常的情况则是，它以一种不可能达到的规则通过某种再也 无法称作意识的东西来得到那种新的变体”(11)(注：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 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页。)。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 主义与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主流的既定形式的特殊反动而出 现的后现代主义，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消解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标志着现 代主义的终结和后现代主义的断裂和崛起。应该承认，今天在西方学术界人们所热烈讨 论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詹姆逊的建构，而在他之前的一些后现代主义批 评家的著述则很少为人们提及。
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历史分期的特征，这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后现代社会的种种症状所作的阐释之结果，同时这也是他的具有分 期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最容易被别人攻击的一点。他认为，现实主义由于其表现和本 体论的要求而不再成为其观念；现代主义由于全盘攻击线性历史，始终一贯地排除历史 思维而已不再为我们所用；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对 应的是现代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则无疑是后现代主义。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 研究者看来，詹姆逊所建构的这种具有历史分期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既是它的长处 ，同时也是它容易被反对者攻击的地方。尤其是当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第三世界可能出 现的后现代主义变体时，它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但詹姆逊并不满足于解释西方社会 出现的后现代状况，他还密切关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接受，并以这些 实践及时修正自己的后现代理论建构。他针对中国80年代扣期以来出现的种种后现代主 义变体指出，除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和中国学者的自觉介绍和创造性接受外，后现代性在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蔓延还取决于另外三个因素，这就是(跨国)资金的运作、全 球性的资本化以及(计算机)信息时代的到来(12)(注：我于1996年10月18日在美国杜克 大学作演讲“中国后现代性发展的轨迹”后，詹姆逊在他的评议和提问中颇有见地地指 出了这三个因素。)。毫无疑问，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詹姆逊的 名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得助于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建构。随着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研 究，他也发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在相通之处。
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的最精辟分析就在于他把后现代主义当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 化逻辑。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 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后现代文本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 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和深度性，呈现出一种涣散的精神分裂状态 ，同时它又是变化不定的、支离破碎的和无中心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转向，包括高 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界限的，文化的商品化和批评距离的，历史性的涂抹和一种挥之不 去的永久的现时感，以及超空间所导致的无方向感(13)(注：参阅陈永国：《文化的政 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所 有这一切又都预示了后现代主义衰落之后的西方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而对这一时 代的特征，詹姆逊又是如何描述的呢?这正是他比许多热情投入后现代主义论争中的同 行学术生命更为长久的一个方面。
一般认为，全球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现象，似乎与文化问题无甚关系。 詹姆逊却不那么认为。在他看来，从辩证的角度说，全球化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诸如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甚至各种制度之间造就了一些关联，而这些关联又必须放置在 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毫无疑问，经济上的全球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趋同性或文 化上的全球化，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文化全球化 问题，他指出：“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 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 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 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 (14)(注：詹姆逊：《论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詹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 lobalization)，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页。)从传播的角 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 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明显标志。“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 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 文化在一个很难在旧的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15) (注：詹姆逊：《论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全球化》(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 osophical Issue)，詹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 lization)，北卡罗莱纳州杜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这些观点对于我 们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和认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但是作为一位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最近的 一次讲演中就告诫我们，对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甚至最强有力的国家政府 也可能无法控制。不可逆转性自然一直是这个故事的特征：最初被视为技术的不可逆转 性(不可能回到更简单的生活或更简单的生产)，它也可以表述为政治上的不可逆转性， 即使在这里，历史的变化也至少以抽象的方式表明，任何帝国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同 样在文化上它也可以被视为对地方文化的绝对破坏，除了在迪斯尼式的虚构里，地方文 化不可能复兴，就是说，只能构成人为的幻像，或者幻想化的传统和信念的意象”(16) (注：参见王逢振编译：《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和文化》，《南方文坛》，200 2年第1期。)。确实，正如詹姆逊所不无见地地指出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早已超越 了纯粹的经济和金融领域，它在社会文化方面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显示出来，不承认这一 点自然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可以说，他从社会文化视角对全 球化问题的研究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启发。
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以来，文化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传统的文学研究 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文化研究虽然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但由于当代文化研究 的多元发展走向，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学术分支：前 者越来越远离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后者则试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批判精神 ，把研究视角放在包括精英文学和文化理论本身在内的一些对象上，并沿着自己的独特 传统发展下去，和另一些批评流派共同形成了当代西方批评的多元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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