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个结构性政策理论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税率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内学术界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对两税合并的研究上,围绕是否应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以及什么是合理的或适度的税率,学术界虽有不同认识,但各种观点事实上都是从引进外资有益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来理解合理的税率的。就目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缺一不可,中国的问题最终出路在发展,发展是稳定的前提,稳定又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因此,适度的税率应该有利于三者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本文试图从有利于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角度,对税率的机理作一综合剖析。
一、理论分析
(一)FDI、税收政策与资本形成的理论关系
引进外资是一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战略之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素相对于劳动力要素普遍非常稀缺,因而有必要利用外资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开发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其利用外资的决策原理是与利用国内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规则相似的,只有当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低于其预期收益时,该项目才应该实施,进而只有当该项目的国际融资成本低于其国内融资成本时,该项目才应该利用外资。如果国际融资成本高于国内融资成本,资本积累应该而且也能够首先依赖国内储蓄融通。即使国内生产不能供应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特别资本品而必须进口,资本积累在国内融资成本超过国际融资成本前也不需要引进外资来融通,只是要求国内储蓄的实物形式通过国际市场由消费品或者不适用投资品变换为适用投资品。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潜在的资本形成,等于可获得的储蓄的总供给量。可获得的储蓄包括国内储蓄和来自国外的储蓄,来自国外的储蓄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是来自国外的官方储蓄或外国援助,一是来自国外的私人部门的储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外商业贷款。一国的总储蓄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等诸因素,还依赖于政府采用的储蓄动员政策的性质。涉外税收作为政府动员储蓄的一个有力的经济杠杆,关键在于如何刺激国外部门的储蓄意愿和投资意愿。我们知道,税率过高阻止国际资本进入,而偏低的税率在增加国外储蓄供给的同时,在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上降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配置成本,从而增加了经济发展的资本需求,所以必然扩大内部储蓄缺口而提高资本积累对外部储蓄的依赖程度。此时,外资流入是替代(而不是补充)国内储蓄来源,实际上用来支持国内高消费。这样的储蓄-积累机制反映了税率管制下资源动态配置的非效率。只有在实施均衡税率的情况下,一国的外资流入正好满足其沿稳态均衡增长路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国际资本,这时,由国际资本流入产生的应付债务增长应与其经济增长具有相同的速率。①
按照尤尔·克沃斯及我国学者郭庆旺的分析,一国的税收政策对来自外国储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东道国和居住国的相对税率。一般情况下,东道国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支出越丰厚,其刺激效果就越佳;在东道国的税收支出程度以及居住国课税方法一定的情况下,东道国的名义税率越高(在一定时期和限度内),有关FDI税收支出的鼓励效果越大,因此,如果以各种税收优惠措施为主吸引外资,那么,名义公司税率就不应定得过低,否则,税收优惠措施的效果显现不出来,而且本国的税收收入反而会流失。
(二)均衡税率、外商投资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对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一个开放经济体,从税收的角度考虑,按照收益递减规律,资本将从资本富裕的国家(资本的边际产品低)流向资本短缺的国家(资本的边际产品高),最终,这种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会使得所有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品相等。由于我们研究的是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故在此假定国家间税率不等是造成国际间资本流动的首要因素。②从短期看,这种资本流动影响一国从过渡路径到稳态均衡路径的收敛速度。③从长期看,各国通过实行长期最优课税政策,即按照由国际税收协调或竞争形成的均衡税率对流入本国的国际资本进行课税,能使得各国经济增长率趋于一致。假设经济体为两个国家的情形,各国的经济增长率趋同意味着,沿着这条增长路径,一国稳态的应付债务必须以与它经济相同的速率增长,另一国稳态的应收债权也必须以与它经济相同的速率增长,均衡时,一国的应收债权等于另一国的应付债务,因此他们的经济增长率相同。设两个国家的税收体制分别为A、B,对国际资本收入征税其税基和税率的选择会影响资本的税后收益,在无套利条件下,资本在海外投资的税后收益率应等于在本国投资的税后收益,沿着均衡路径,存在公式:
(1)式表明A、B两国经济的相对增长率取决于两国的资本税率和对拥有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相对偏好。各国资本的税后收益率相等。(2)若东道国政府按照属地原则实施征税,即认定一国主权所及的领土疆域上的资本为其行使征税权力的范围,而不论纳税人是否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或居民。这时,
(1)式也表明,在ζ≠0时,不对称的税率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具体说,当A国相对B国偏好人口(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时,ζ<0,具有较高资本税率的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快;相反,ζ>0,A国相对B国更偏好人口(劳动力)的数量时,较高的资本税率使经济增长的较慢。其他条件不变,具有较高资本税率的国家促使其投资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的质量(如果ζ<0),或数量(如果ζ>0)。
可见,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对FDI的影响主要通过3个变量来实现: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实现的税后收益率、东道国资本的总体税后收益率以及对外国人拥有的东道国资本课税的税率与对东道国投资者拥有的本国资本课税的税率的相对高低。前两个因素实质上就是新FDI的预期收益。需要注意的是,东道国税收对FDI的影响,虽然也是通过对其收益率的影响来实现的,但影响FDI收益率的税收不仅包括东道国的税制,还包括居住国税制。
二、实证分析
(一)中国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过低
目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还是两税并行,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外资企业为15%,这一税率水平是否适宜,下面我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
1.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表1给出2000-2004年我国利用外资前10位的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的综合税率。
数据来源:OECD税收数据库,其中香港的数据来自香港内陆税收修改法案(Inland Revenue(Amendment)Bill).新加坡的数据来自新加坡内陆税收局官方网站(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①中国的数据为作者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税收统计数据及《中国境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得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外的税收优惠主要采用的是投资抵免、加速折旧、加成摊销等简捷方式.只体现为规范税基的税收优惠,不直接体现为税收负担率的降低.故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别很小。而由于我国现行的减征、免征和降低税率征税等直接降低税负水平的税收优惠方式,以及减免税过多、过滥,形成名义税率与实际负担率相差很大,表中我国的数据为内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
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我国的香港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水平相比,我国22%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和12%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偏低,并且相比比较稳定的发达国家税率水平,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呈较快下降趋势,内、外资企业近三年平均下降了3.2和1.2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中除了加拿大,公司所得税率基本保持稳定,德国的公司所得税率甚至有所上升。
2.从均衡税率的角度分析,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公式(1)对我国均衡税率进行测算。以我国为A国,用我国FDI流入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香港、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组成一个标准国B,取ζ=0(我国与标准国有相同的人口数量偏好)、ζ=0.5(相比标准国,我国较偏好人口的数量)和ζ=1(相比标准国,我国很偏好人口数量)三种情形,假定我国资本税前投资收益率为15%、20%和25%三种情况,做九种情景分析,用公式(1)测算的均衡税率结果见表2。④
①ζ为我国相对标准国对人口数量的偏好程度。
从表2可以看出,均衡税率随着我国对人口质量的偏好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而提高。随着资本流入数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呈递减趋势,均衡税率要下降。我们认为,对照我国的实际,ζ的范围在[0,0.5],一般项目的税前投资收益率为15%的保守估计,我国的均衡税率在18.7-20.4%。
所以,我国现在对外资企业所征收的15%的名义税率是低于均衡税率的。按照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在这种低税率制下,一方面,其他税收优惠措施的刺激效果大大降低,且造成税收优惠措施间的作用相互抵消;另一方面,在居住国实行抵免制的情况下,若我国的税率低于投资者居住国的税率,外商投资者在回国纳税时,还要补交差额,造成本应我国收的税白白流入他国国库中。
3.再从税收弹性(税收变动的比率/生产总值变动的比率)上分析,2004年中国税务部门共组织涉外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932.5亿元,占全部企业所得税的22.9%。相比内资企业3.32%的税收弹性,外资企业的税收弹性只有0.19%,这说明外资企业税收收入增加的比例大大低于其生产总值增加的比例。过低的税收弹性意味着边际税率低于平均税率,而且随着生产总值的增加,对所得课税的平均税率呈下降态势。过低的税收弹性,不仅不利于外资税收收入随着外资产值的提高而提高,不利于政府组织财政收入,利用税收杠杆调节外资经济,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不利,因为增加的产值收入边际税率小于平均税率时,不能生成对企业投资扩张的有效抑制。
(二)过低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1.FDI非理性流入。对于处在目前发展阶段上的中国经济,存在着其收益超过国外筹资成本的潜在投资机会与跨时调整,从而平滑国民消费时间途径的潜在帕累托最优动态改进的可能性,有必要利用外资,从而东道国的税制结构设计应该以国际投资的流入能平衡内资不足,实际利用外资在国民收入核算行为上相应表现为增加生产与提高国民收入,达到充分就业时的内在均衡。此时,即使外资流入发生暂时性增加而短期内超过弥补国内供给不足的需要,国内储蓄本身仍然应该保持缺口状态。而目前的国内储蓄与外汇双剩余态势显示,流入外资在总体上是闲置的,并未被实际用于弥补国内储蓄缺口,而是表现为促进国内供给扩张而发生逆投资的成本收益原则的非理性投资现象。2003及2004年的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情况显示,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亏损面达到51%—55%,而与此同时,其FDI投资额却并没有相应地下降。2004年外资企业纳税百强的纳税额为627.77亿元,与2003年的纳税627.65亿元持平,与上一年度超过40%的增长率相比,增长为零。
与此同时,外资表现出对内资的挤压。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由于在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国内的有利投资领域总是有限的,外资投入了,内资就被排挤出来了。一方面,外资企业利用技术垄断和技术壁垒对本土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又带来替代效应,加重了本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中国民营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不能说毫无这方面的影响。
2.推动国内的投资过热。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对11个行业生产能力调查汇总的结果显示,目前钢铁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1.2亿吨左右;电解铝行业闲置能力260万吨;焦炭行业产能超出需求1亿吨;汽车行业产能已经过剩200万辆;此外,铜冶炼、铁合金、电石、水泥、电力、煤炭、纺织等行业潜在产能过剩问题也很严重。在此情况下,价格下降,企业收益被抑制,为了增加产品的销路,企业不得不在海外寻找市场。以钢铁为例,与2005年初的高峰时相比,价格下降了2成左右,在其他行业也可看到同样的倾向。其结果是,2005年中国的贸易赤字超过了1000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贸易赤字的急剧扩大加剧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国际对华反倾销案件急剧增加,2000年以后的几年,每年均超过40件,2005年达到51件。更需指出的是,大量国外反倾销案件的上升有近30%是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当前政府对投资过热造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的失控,从纯粹政策操作技术的角度来看,显然是由于税制结构的偏误,缺乏合理反应国家预算投资非预期增加的资产结构调整优化而失去对基础生产能力供应的控制。
3.助长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改革开放特别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度加大、相对稳定的政局和经济增长,以及对外商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FDI流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获取高收益。FDI流入套利必然增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经济增长预期引致的FDI流入推动了投资的过热,而且通过推动投资规模收益水平上升而提高FDI流入套利的预期,从而进一步诱导FDI流入,由此形成中国投资膨胀与FDI流入相互促进而互为因果的累积循环过程。FDI的经济增长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实现的,纯粹虚构的经济增长预期事后也可以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有可能产生FDI流入规模的膨胀泡影。此时外商投资的逐利目的促使其短期行为,通过高能源投入和牺牲环境来提高利润水平,影响经济稳定,损害经济活动的效率。
在WTO框架下,政府有责任利用税收杠杆调整外资的数量和行业结构的去向,以保持国民经济的供需平衡,依据可持续均衡经济增长的均衡税制定位,当前大量存在的内资通过种种渠道“走出国门”,而后以外资身份回到中国投资设厂,享受优惠条件的“假合资、假外资”(有研究估计其数值占了实际FDI利用额的1/3左右),已经表明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已经严重扭曲了企业行为。杜江(2002)等人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美元,可以带动国内资本形成的总量增加24.208元人民币,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投资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头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6%。这足以说明投资过热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实施外资优惠的非均衡税率政策的自然政策成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FDI流入的联系事实上是双向的,其中包含经济增长加速及其预期对FDI流入套利的诱导过程。
三、数理分析
为理论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FDI的互动机制,本文综合外商投资政策、税率制度以及经济增长的外部响应过程构造了一个结构模型。为了便于分析和建立表达式,假定所研究的经济体系只有(内、外资统一的)所得税制。定义如下符号体系:(为简化分析,在此不考虑通货膨胀率和汇率变动的影响⑤)。
建立开放经济的经济增长外部响应方程:
以描述税率的非均衡状态与国际资本投机套利的预期收益通过FDI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据FDI投资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的同相联动机制,设定投资政策规则,其中0≤r’≤1。
以方程表示税率均衡化的部分调整机制,不失一般性而假设0≤A′≤1。这样,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体系的FDI投资收益率、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交互作用过程可以由动态系统{1}形式化:
线性化处理动态系统{1}而取得其可操作具体形式:
其中,,k与l为小正数;0≤a≤1。
当a=0时,退化为代表税率固定的情形;当a=1时,退化为代表税率均衡的情形,随着a取值由0向1递进,连续演进而形成从固定税率情形到均衡税率情形的一组谱系。这里不准备在一般性假设0≤a≤1下解析动态系统{2}而给出其通解结构,只是递进求取系统在a=1情形下的均衡解与在a=0情形下的动态解。系统{2}的a=0情形对应于中国的统一税率制度,而在均衡税率制度假设下对系统{2}的先行研究,不仅能提供考量现行税率制度政策效应的参照系,而且也有助于理解a=0情形的动态模拟分析。
图中NA代表FDI无套利收益组合(g[,N],r[,N])的辅助线:时,动态系统启动投资收益率跟踪经济增长补偿性上调(沿路经SS[,1]),在均衡税率情形下将引致FDI流入。FDI流入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供应起到扩张作用;当G′G[*]<0时,动态系统启动投资收益率跟踪经济增长抑制性下调(沿路经SS[,2]),在均衡税率情形下将减少FDI流入。
依据图1可以演示,若增加而发生内部经济增长的正向扰动,直线PP将右移,从而点G[*]沿折线Ⅱ向右上方滑动;若上升而自主上调投资收益率,折线Ⅱ将上移从而点G[*]沿直线PP向右上方滑动。所以,对系统{3}的均衡态,存在比较静态
上述模型的政策含义是,中国应该放弃低税率政策而实现税率的均衡化,这样在防止FDI过度流入的同时也将弱化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扰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名义税率相对稳定而投资膨胀所实现的实际税率均衡化校正是无法消除FDI流入套利的预期收益的,而且由于FDI流入增加了社会供给而支持降低税率以扩大内需,而致使实际税率下降。
四、调整性税率制度的一个理论预测
而上升的环境条件下,可调整税率制度蕴含如下单侧状态依存税率政策规则:
从而,FDI流入规模是顺应内部经济增长扰动的,系统{2}的内在经济波动因经济开放及其伴生的FDI套利活动而强化。
从位置起始考察系统{2}均衡态的历时轨迹。如图2所示,直线PP交折线Ⅱ于点
如此,动态系统{4}循环波动而形成图3所示的税率与经济增长时间路径。图3中时刻t[,1]与时刻t[,2]对应于图2中直线PP由直线PP[M]跌迁至直线PP[m]的临界位置。
由图2可知,国际资本流入套利的预期收益在直线PP运动过程中是
图4指示,g[,N][*]动态在时刻t[,1]以及时刻t[,2]沿路径“点A→点B→点C”跳跃,而g[,N][*]动态此时在图3上却是依路径“点A→点C”的。FDI对税率预防性提高的合理预期,增强了动态系统{2}的经济增长以及投资收益率和FDI在税率预防性提高时的波动形态。
五、结束语
从均衡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外资企业的税率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分析认为,我国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15%的所得税税率是偏低的。在我国工业企业资本投资收益率15%的假设下,合理的税率应在18.7—20.4%。过低的税率是不可取的。因为税率杠杆调节社会供给需求的功能是不对称的。外商的投资决策行为对税率有较为敏感的反应,税率杠杆在调节外商投资行为,从而增加社会产品供应上能够有效作用,而且为稳定社会总供给,政府实际上倾向于适应经济增长动态而补偿性的调整税率。然而,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在现行税率水平相当宽泛的领域内缺乏弹性。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庭对税收增长的贡献虽然在日益扩大,但现在仍不是主体。在这样一种税制结构基础上,减税主要落在企业部门,对扩大有效需求作用有限。因为企业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是有“规模性要求”的,就是说,达不到一定的资金规模,企业即使手中有钱,也没有办法进行投资,并非给企业减少了一块钱的税收,企业就可以增加一块钱的投资。因此,税率水平的确定主要服从于维持一定的政府税收收入的前提下,保持适度的投资收益率,使课税行为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达到最小化。税率杠杆操作必然是顺周期的,即通常在经济过热的周期阶段,提升税率水平,在经济趋冷的周期阶段降低税率,从而形成特别的税率与投资膨胀的联动机制,所以,给予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将继续保持过热状态并且投资过热将更加严重这样的(事前)普遍预测,中国的税率水平应有所上升。
综合外商投资政策、税率制度以及经济增长的外部响应过程构造的结构模型也显示,中国应该放弃低税率政策而实现税率的均衡化,这样在防止FDI过度流入的同时也将弱化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稳定增长的扰动。
注释:
①Razin和Yuen(1996)在其文章“Capital Income Taxation and Long Run Growth:New Perspectives”中对这一问题有详细论述。
②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有很多,如政局是否稳定,资源是否丰富,劳动力是否廉价,市场是否广阔,能源是否充足等,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这里只是强化税收因素的作用。尽管有研究(如Jack M.Mintz & Thomas Tsiopoulos,1992)认为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以往的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非税因素的影响。Gropp & Kostial(2000)运用OECD国家在1988~1997年的数据,所做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着显著影响。法定税率每平均上升10个百分点,则会减少0.3%的FDI内流(以FDI/GDP表示),同时增加0.2%的FDI外流。Benassy Qnere & Fontagne(200i)的研究也认为,虽然市场潜力和投资环境对FDI流动有影响,但税率对FDI流动的影响更大。
③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2)在他们的文章中对资本的流动怎样影响从过渡路径到稳态增长路径的收敛速度作了详细阐述。
④测算时,标准国B的公司所得税率等于10个组成国2000-2004年五年的移动平均税率再用各自流入中国的FDI加权,B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是各国连续五年的移动平均经济增长率的FDI加权平均,B国的资本税前投资收益率也用类似的方法计算。各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数据来自OECD税收数据库,其中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数据来自ATA公司计划咨询公司,各国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IMF CD-ROM,各国公司资本收益率数据来自耶鲁大学SSL数据库。当然,以上的均衡税率的测算模型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的,是一种高度简化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得数据只能作为参考。
⑤实际上,当对FDI的所得采用指数化形式以后,通货膨胀对应税所得的影响就可以消除,从而也不会影响实际税率水平。但通货膨胀会影响汇率,汇率变化将直接冲击实际税率水平,由克沃斯的测算,人民币贬值3%,合资经营企业的加权平均实际税率提高43.7%,汇率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确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但它已超出本文的研究内容。
标签:税收论文; 投资收益率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企业税率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税收优惠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