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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1世纪，最明显的特征在经济生活中的全球一体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世界多极化。在文化生活中，人们正在探索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既不可能一体化，也不可能满足于目前强国推行的双重的多标准的失序状态。哲学是追寻真理，追求真理，探索人生安身立命的一门学问，不能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应当有自己的标准。
哲学是一定时期发生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民族的社会群体文化长期积累的精神产品。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精华部分。中国哲学带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地区性。哲学离开它赖以生存的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就失去生命力。历史上不断有新的哲学理论代替旧的哲学理论，基本上与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发展同步前进。哲学理论有时超前一些，有时滞后一些，但大致与它的社会发展变迁的步伐如影随形，相去不远。
也有异时异地异民族的哲学理论被介绍到新的地区、新的环境，那是该学派的理论适应了该地区、民族的需要，按照该地区、民族的理解而被接纳的。
哲学问题看似悬在高空，并不是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它又不是可有可无的空谈，关系到人类的今天和明天。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因而给哲学打上国别的、地域的、民族的烙印。这是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欧洲近代哲学史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法德毗邻，鸡犬相闻；英法相隔，一衣带水，英、法、德三国的哲学精神面貌各异。中国哲学发生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春秋战国时期同属古代社会（包括奴隶制、封建制），而邹鲁、荆楚、燕齐、巴蜀、闽粤等不同地区文化各异，才有了不同学派的百家争鸣。秦汉以后，国家统一，增强内部交融的机会，但地区间仍有某些文化生活的差异。南北朝的南北文化不同，唐宋以后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为后来不同学派提供了各自的理论的讲坛。中国的国情是“多民族的统一大国”。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几千年来人民默认它，可见这种制度人们是愿意接受的。二千年间曾有几度国家不统一的时期，但人们不喜欢这种分裂，因为分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生活不安定，战争频繁。即使在分裂时期，有识之士都主张统一，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
关于民族的认同，在中国历史上，不大看重肤色、血统，更看重文化、礼教的异同。秦汉以来，当初中原杂居的众多民族、部落群体，逐渐融合为华夏族。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基地。华夏族不断与周边的民族交流融合，共同生活，形成了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汉族。汉族本身就是华夏众多种族融合、交流的总称。中国并没有纯汉族。
“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宗教信仰、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
观察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哲学，都不能不以此为出发点，有落脚到这个出发点。中国哲学必然带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历史文化特点，反映它的祈向和理想。
二、中国哲学的定位
社会发展如何分期，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现在按照生产方式划分法，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式。其次序是按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顺序排列的。原始社会只有宗教，还没有哲学。进入奴隶社会，由于出现了生产分工，有人有了多余的时间从事精神创造，开始有了精神产品，哲学逐渐从宗教中分化出来。世界上各地区的哲学都产生在奴隶社会，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古希伯莱，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统一后，建成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大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结束，中国才开始摆脱封建社会，有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走向近代化。这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形成、发展、成熟，其精彩的演出、主要活动都在中国封建社会阶段，此前的奴隶制阶段和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哲学都不及西方欧洲哲学丰富。而封建社会的哲学，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哲学最丰富。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得最完备，最典型。为中国封建社会配套的哲学体系最完整、齐全，增加了封建社会的稳定性。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与世界各国古代哲学一样，主要是依附于神学的主干上，中国古代总称为“经学”。经学，经天纬地，裁成辅相，包罗万象，既包括认识论，又有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伦理学、美学，还有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从6世纪开始）流传很广的《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为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中古封建思想体系框架。
近世学者多以中国哲学重人伦实用，西方欧洲各派哲学重逻辑推理，由此推演下去，又有人区分西方哲学为思辨之学，中国哲学为实践之学。持这种观点的人采用横切办法，把当时传入中国，被中国人看到、感到的中西哲学差异现象，当成中西哲学差别的属性。原因在于他们不曾对中西双方作历史的考察。西方中世纪与中国古代同属于神学统治时期。西方传统宗教是基督教，中国的传统宗教是儒教。这两种宗教都是深入社会，沁入人心，干预生活，支配政治的巨大精神力量。
西方基督教的奥古斯丁(Auretius Augustinus,354-430)，说“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以便理解”，提出精神是实体，上帝是真理、至善，倡“原罪”说。后来有安瑟伦(Anselmus,1033-1109)，与中国的周、程、邵、张同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es,1222-1274)约当南宋末年，晚于朱熹。他们也大讲存天理之正，去人欲之私，以及原罪论，居然与程朱学说若合符节。他们从未谋面，不通声气，把这些神学家的著作与中国的程朱学派对照，会发现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及人生价值的看法竟出奇地相似。
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制度正面较量的结果。民意不得伸张，朝廷官员与广大群众想法脱节，封建社会必然抵抗不住资本主义社会。
“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从政治制度深入到文化层次，引发了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兴趣。西方的哲学开始引起更多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中西对比，人们注意到了东西方地区文化的差异，却忽略了中西双方还有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差异。当时人们看到的西方文化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五四”时代及以前占领中国思想阵地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双方相比，中西文化差一个社会发展阶段。
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三四百年的反对封建思潮，中世纪的封建文化得到长期的清算，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同，接受。可是“五四”时期中国的封建思想并没有得到批判性的、科学的清算，而是对旧文化一棍子打死，抛弃不顾。“五四”时代有志之士、爱国学者，把主要精力用在反对外来侵略势力，反对替外国侵略势力充当帮凶的卖国军阀，全力用于救亡图存，没有顾得上对封建文化进行剖析，取其可用，弃其糟粕。这一任务，直到今天，还不能认为已经做够了，应当说还远远不够，还要我们这一代人继续来清理。
中国封建势力、封建思想的根子比西欧扎得更深、更牢固。因为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势力一是教皇代表的教权，一是各国诸侯贵族割据势力代表的政权。这两股力量主要是配合，也是矛盾，没有合成一股。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大国，秦汉以后结束了诸侯割据，不像欧洲长期诸侯国林立，政教双轨。中国自10世纪以后，建成了儒教，形成了完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机制，皇帝是教主，教主也是皇帝，欧洲皇帝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批准，中国的皇帝即位，自己给自己任命就够了，历代皇帝的诏书都自己宣称“奉天承运”。政教合一，政教不二，是中国国家的特点，也是中国宗教的特点。由于中国缺少了西方的产业革命，缺了文艺复兴以后长期反封建的过程，封建思想的根子扎得既深且广，它不止表现在哲学思想方面，也深入到人们的生活方面，政治生活（如忠君），家庭生活（如孝），宗族生活（如拜祖先，尊族权）。这些思想对团结群众，抵抗外来侵略，稳定社会秩序，增强民族凝聚力，诸多方面都曾起过积极作用。长期分散经营的自然经济、小生产的封建社会得以长久维系，与儒教思想的凝聚作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
我国学术界经过长期观察比较，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重综合，善于从整体观点看问题，西方哲学重分析，这种看法可谓事出有因，事实上确有此种现象。重综合，有整体观念，应当看作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共同的特点。近代科学出现，最先建立功绩的是分类学，因为科学实验、观察，最有效的手段是从整体中截取一部分，放在特定的、有控制的环境中试验，反复考察试验，直到用同一方法，在同一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相同，证明这个结果是可信的，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西方的医学发展得力于解剖学，生物学的进步得力于植物分类学，有了显微镜产生了细胞学，有了望远镜推进了天文学，通过长期大量的生物考察创建了进化论。分门别类越来越细，对于某一门类的认识越来越深。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科学发展的总趋势。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出现了大物理学家、化学家，20世纪由于学科分类过细，再也不可能产生全能物理学家、化学家。因为物理学研究者只能精通物理学中的一个门类一个分支，不可能产生全能物理学家。
20世纪末，出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制造产品的需要，社会要求将极端分散的众多学科集中起来，合成一个产品。一部汽车的零部件多达万种，后来导弹、原子弹的制造，分工更细，要求的综合程度更高。由分散到综合，跨学科、多学科协作将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大趋势。看来中国哲学的喜欢综合从整体考察的思维模式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们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好像可以以逸待劳，赶上了好机会。现在还不要过分高兴。因为现代社会要求的综合、整体观，是经过近现代科学几百年精密分析、细致分工的基础上更高一级的综合，不是中世纪原始状态的浑沦、笼统，浑沦是分析以前一种朴素状态。试以中医为例，中医有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验方很灵验，但中医将要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经过近代分析化学、近代生理、解剖学、生物学的洗礼，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的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丰富医学知识，为全人类造福。
中国哲学也面临这样的处境。只是与医学科学不同，任务更艰巨，涉及学科更广。
四、中国哲学前途无限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生命所系。按照交流的通则，总是文化高的一方影响文化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则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没有文化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发言权。科学文化落后要挨打，受奴役。
每一个有良心、向往美好理想、维护正义的民族，处在不美满、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我们将何以自处？中华民族向往的大同世界必将来临，但要在大同世界来临之前先要做到自存自保。我们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利，也要保持住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可忽视文化交流中的势差现象。世界大同之前，自己民族有先被消融的危险。
经过近代到现代，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是走越分越细的道路。当初哲学从宗教分离出去，还包括一部分宗教功能，试图解决人生归宿、终极精神安慰、人人都遇到的困惑。还有一些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心理不平衡等问题，都曾要求哲学来答复、解释。后来，终极精神的安慰由宗教去解决，心理不平衡由心理学分担；伦理学与法学彻底分开，避开法律制度，法律学追求纯理论的探索。哲学本来与生活十分切近，却逐渐远离生活，陷入到概念分析、语言分析的狭窄地带。20世纪的西方哲学已面临萧条局面，因为它成为哲学家的纯思维训练，以至成为思维游戏。因为它远离生活，不能解决人们的最大困惑，倒是西方的宗教得以大行其道，西方欧美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相当冷落，而宗教系门庭兴旺。这种现象足以发人深思。
中国哲学本来脱离中世纪哲学不太远，它一直干预生活，深入生活，在古代曾起过积极作用。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没有洗尽封建残余影响，个人的权利不被重视，合理的物质要求得不到合理的对待，轻视科学技术，以贫困为荣，以生活富裕为精神堕落的契机，把农村田园贫困生活当成改造思想的课堂，把城市现代文化看成罪恶的渊薮。在马克思主义受到歪曲的极左思潮泛滥时期，哲学思想一度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没有克服的信心，缺少对治的办法。这种精神状态根本缺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勇气。
中国哲学遇到了前人没有遇到的机遇。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厚，只是过去没有人花力气坐下来认真研究它，缺少细入毫芒的科学分析功夫，有时捧到天一样高，不敢触动它一根毫毛；有时弃置不顾，或一脚踢开，贬斥得一无是处。这两种偏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切身经历，这类错误不能再犯了。
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抛不掉、打不烂。文化大革命中曾捣毁曲阜孔林孔庙。这疯狂行为恰恰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迷信的泛滥，借打孔子之神，造马列之神。
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还要继续清理，我们责无旁贷。
世界各种思潮一齐涌来，我们对它们要鉴别取舍，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为了鉴别取舍，首先要提高我们的文化识别本领，才不致上当受骗。有的人到外国取经，正赶上某种学说流行（流行的未必是真经），即使是真经，他们用得上，中国拿来是否适用，还要通过实践检验。“五四”以后，我们移植外来学说，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是可贵的教材。
西方哲学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21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易经》早已讲过了；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明，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这是极端无知有害的说法。从浑沦的统一，经过近代科学分析的洗礼，再进行综合，这个否定之否定（黑格尔说的正—反—合）的认识步骤必不可少。融会中西，经过新的否定之否定的必由之路，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今天要以崭新面貌，接过当年宗教曾负担过的职能，化解人们心理精神困惑，解答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问题。未来的哲学要干预生活，深入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使人性的优点、特点，得到充分教养，全面发展。哲学要解决人类最自由的追求，最大的精神安适。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疑难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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