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的“癸丑修禊”——兼论梁启超与旧文人的离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癸丑论文,二年论文,离合论文,文人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二年（1913）4月9日，夏历三月初三，适值晋永和九年（353）兰亭修禊以后“第二十六癸丑”。时当民国肇造，身丁斯时的骚人墨客们，刚刚经历过一番“鼎革”的巨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仰观俯察，畅叙幽怀的大好机会。这一天，樊增祥、瞿鸿禨、沈曾植等前清遗老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发起唱和；同时，在北京参与新朝政治的梁启超也不甘寂寞，于西郊万牲园组织了大规模的修禊活动。一南一北，或溅新亭之泪，或抒祓尘之思。不同于遗老们仅凭借传统的唱和来交流感情，梁启超等人的修禊诗，很快作为专题，刊登在当年4月16日出版的《庸言》第1卷第10号“诗录”栏目中。
关于梁启超与旧文人的这一点“诗文因缘”，还要从清末讲起。从1906年开始，提倡“诗界革命”的梁启超主动参与到清廷实施新政、预备立宪的政治进程中；为了更融合于国内的政治环境，开始隐藏自己所受的外来影响。① 由梁启超主笔，产生于清末立宪运动高潮的《国风》报，设立了“文苑”栏目，一改此前《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的“新意境”，以同光体诗人为主要作者，多少流露出梁启超接近京师士大夫趣味的努力。1912年底，回国不久的梁启超，又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内含“诗录”、“文录”栏目，大体保留《国风·文苑》的风格，其加以扩充提高，与同步在《庸言》上发表的《石遗室诗话》相配合，俨然成了同光体实践其诗学主张的阵地。②
一
诗古文辞刊登在报刊上，未必能引起旧文人写作姿态的调整，却为诗文爱好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阅读状态。《国风》和《庸言》的诗文栏目，都具有相当的现时性，甚至规定所收入的诗文必须“未入专集”，读者能藉此及时了解当代主流诗文家最新的创作动态。而通过诗文栏目，近代士大夫所热衷的交游唱和也得到了绝好的展示。比起诗文集仅收一家之言（或稍带附录唱和诗作）来，在期刊诗文栏目中表现交游唱和，更有利于读者对照阅读，了解整个活动的来龙去脉。
专门社团的诗文刊物（如《南社丛刻》）固然是表现文人结社交游的最佳场合，但视野较窄，诗作水平也往往受限。《国风》、《庸言》诗文录以所谓“同光体”诗人为主，同时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古文辞界的一流作家。不同背景的作者以不同目的参与到同一文人交游圈中，从政治理念到文学观念，种种意向往往借着交游唱和在诗文栏目中发生碰撞或磨合。《国风·文苑》主要以表现庚戌（1910）春到辛亥（1911）夏这一年半间京师诗人结社交游的状况为主。兹将“文苑”所表现历次交游唱和的情况列表如下。③
后来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提到当时组织交游的办法：“庚戌春在都下，与赵尧生、胡瘦唐、江叔海、江逸云、曾刚甫、罗掞东、胡铁华诸人创为诗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晚则饮于寓斋，若酒楼分纸，为即事诗。五七言古近体听之。次集则必易一地，彙缴前集之诗，互相品评为笑乐。其主人轮流为之。”④ 突出良辰、名胜在交游活动中的重要性，大体皆能在《国风·文苑》中得到表现。至于交游的具体情况，还可参考陈衍长子陈声暨在《庸言》第2卷第6期“诗录”发表的《上巳日花下忆都门旧游》一诗：
……都门车马厌尘土，惟有花事吾粗谙。法源丁香香雪海，崇效寺裏花沉酣。天宁、花之渐减色，国香极乐犹二三。万荷苇湾与十刹，芦荻积水呈清潭。归来草堂秀而野，入门穿径香馣馣。旧时如梦去未远，而此屈蛰同僵蚕。亦知风光过眼耳，当春发思谁能勘［堪］。
至于游玩归来宴饮分纸的“寓斋”，首推陈衍的小秀野草堂。此地为康熙时文人顾嗣立旧居，道光中又有学者何绍基为题楹联“草堂小秀野，花事下斜街”，瘿公（罗惇曧）《饮石遗老人宅即顾侠君秀野草堂》（《国风》1卷13期）云：“背城幽筑占春深，僵石疏花柳千寻。旧主尚闻尊酒帝，荒盦今已属诗淫。相从哺啜夸馀子，每喜风骚得嗣音。更酹清觞慰猨叟，斜街花事未消沉。”其次是罗惇曧所寓的四印斋。前表所统计的14次交游唱和中，罗惇曧发起的就有6次，可见《国风·文苑》对其推重之意。四印斋在庚子间为常州派词人王鹏运避兵之所，后来朱祖谋亦尝居此，简盦（陈昭常）《寄题瘿公都门寓斋》（《国风》1卷33期）：“四印斋中风物妍，王前朱后各齐肩。一生襟抱明如月，几辈词流化作烟。此室近推名士屋，有时同证美人禅。冷官解作闲居赋，莫道酸寒不值钱。”读此可知彼时文人交游的内容，除了诗文唱和，尚有狎邪冶游。
罗惇曧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而当时梁启超安插在京中的友人同门如吴保初、潘博、麦孟华、汤觉顿等也积极参与到这些交游唱和中。宣统三年（1910）四月，梁启超游台归来，便收到罗惇曧的信，云：“尊诗锐进，无任佩仰。尧公（赵熙）谓才力闳肆，加以学力可以追人境庐，惟公图之。此间诗社并一时耆宿，惜渐近零落矣。附寄两册未免令公羡耳。”⑤ 似是向梁启超炫耀京中结社唱和的盛况。《国风·文苑》对京师士人唱和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家梁启超对文人交游的向往。这种向往，也许正是任公归国后在百忙中发起癸丑修禊的最初动因。
二
《庸言》时代的梁启超身踞要津，得以亲自与国内一流诗人相交接，其《寄赵尧生（熙）侍御以诗代书》⑥ 云“陈（徵宇）林（宰平）黄（孝觉）黄（哲维）梁（众异），旧社君同气，而亦皆好我，襟抱互弗閟。更二陈（弢庵、石遗）一林（畏庐），老宿众所企，吾间一诣之，则以一诗贽。”可见当时梁启超与旧文人圈的交谊。然而《庸言·诗文录》却甚少反映交游唱和的作品，自是由于辛亥以后都中诗社风流云散，士人行藏用舍不一，再难以形成庚戌、辛亥间的一致声势。惟上海租界中尚有超社，为“遗老墟集”，其集会唱和在“诗文录”中略有反映。⑦《庸言·诗文录》所集中表现的交游唱和，似惟癸丑三月三日（1913年4月9日）梁启超召集在京名士修禊万牲园一次。
《庸言》第1卷第10期“诗录”特辟专号刊出“癸丑禊集诗”，并在封面上列出标题。第1卷第14期“诗录”补刊严复《癸丑上巳任公禊集万生园分韵敬呈流觞曲水四首》，17期补刊陈宝琛《任公仁兄召集万生园修禊以病未赴有诗徵和分均得此字补赋奉正》，第2卷第1－2期“文录”刊出陈衍《京师万生园修禊诗序》。从即席分韵命诗，到事后追和，以及补序，都有完整的表现。所录各诗文后来集为《晋永和后二十六癸丑修禊集》，补入陈衍、周宏业的两首追和诗，以及当日照相一帧、姜筠绘《畅观楼修禊图》一幅，以广流传。⑧
梁启超本人对此次禊集颇为自负，次日即信告长女梁令娴，云：“今年太岁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兴，召集一时名士于万牲园续禊赋诗，到者四十余人。（原注：有一老画师为我绘图。）老宿成集矣。（原注：尚有二十年前名伶能弹琵琶者。吾作七言长古一篇，颇得意，归国后第一次作诗也。）竟日一涤尘襟，归国来第一乐事，园则前清三贝子花园，京津第一优胜地也。”⑨ 过两天又发书一封，自夸“吾此诗殆压卷矣”，“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⑩ 4月20日信中又要求梁令娴“补作一诗”，说自己正“遍征题咏，他日装手卷，当作牛腰大也。”(11) 但征集到的题咏，据《癸丑修禊集》，似仅陈衍、陈宝琛、严复、周宏业四人七首。且当日参与禊集者，据《癸丑修禊集》卷首照相及陈衍序文，应当只有“三十余人”，(12) 不及当年兰亭修禊之四十二人。更何况彼时致慨于“永和后第二十六癸丑”的，万牲园诸公之外，尚大有人在。
陈衍《京师万生园修禊诗序》中提到：“是日也，南则樊山樊公修禊于上海之樊园，……北则任公梁公修禊于京师西郊之万牲园。”然则上海超社遗老也曾于此日禊集。樊增祥《三月三日樊园修禊序》云：“旅沪之第二年，岁在癸丑，三月三日，超然吟社诸公，仿兰亭修禊故事，集于樊园。自永和九年至今，历二十七癸丑矣！止庵相公（瞿鸿禨）夙戒庖厨，命歗俦侣。芳辰既届，嘉宾徐来。相公分题试客，即事成章，继轨曲江之游，式遵《丽人》之韵。乙庵（沈曾植）则谓事同王谢，故当诗仿兰亭，爰约同人，各赋五言七古诗二首，一人两诗，亦兰亭例也。临河之序，以属不才……”(13) 樊园禊集，虽仅十人，却多名家，(14) 且限以诗体，一人二诗，较之万牲园禊集以“群贤毕至少长成集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分韵，似乎更为精致、当行。尤其是瞿鸿禨提议步韵杜诗《丽人行》，实际上是在王谢风流之外另立上巳修禊的渊源，显然是为了寄托当代“遗老”的故国之思。樊增祥序文曾胪列樊园禊集“与兰亭同之者二、异之者四、胜之者一”，其第三“异”：“永和癸丑，年号昭然，首题第九之春，式著纪元之义。今也，伊耆揖让，周召共和。义熙甲子，纪年仅出私家；德祜诗歌，撰集祗凭遗老。湔涒银河之水，天上何年；采兰楚泽之滨，人间几世。意者断自前朝宣统之初，不落炎汉文景以后乎？”从纪年的角度强调易代之痛。其第四“异”：“今者九夷卜宅，三岛接邻，虽鼓吹之歆，无憾于蓝田；而声唳之惊，有甚于淝水。”其“兴感之由”绝不与兰亭集会“若合一契”，反而突出二者之间的种种区别，借以抒发海上遗老的兴亡之感。
从编辑诗文栏目的角度看，若能将南北两次禊集前后刊登互相照应，更能发挥其全面展示当代文人交游的作用。然而《庸言·诗文录》并未刊出樊园禊集诗。即便是樊增祥对万牲园禊集上易顺鼎用“十五成”全韵一诗的唱和，(15) 也不被算在“遍征南北题咏”之内。这里面固然有南北地域因素，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万牲园禊集组织者与超社遗老看待同一历史事件（兰亭修禊）时的两样心思。
若说寄托黍麦之悲，则梁启超发起集会所在的万牲园要比十里洋场中的樊园合适得多。此地原为三贝勒花园，“前朝景帝奉太后游幸地也”。(16)“即兹名园问银膀，已付酸泪话铜狄”（《庸言》1卷10期）(17)，民国以后，昔日的皇家禁苑划为公园，恰恰成为遗老们凭吊故国的绝佳场地。修禊的具体场所是万牲园内的畅观楼，关赓麟禊集诗云：“……斯楼观成未十载，兴亡一姓何匆匆。琼华岛前集裙屐，昆明湖外多骄骢。前时禁苑付游骋，况乃此地非离宫。传之好事足千古，何遽不与山阴同。”（1卷10期）(18) 与超社诗人正同一悲慨，樊增祥说万牲园禊集是“不少幽哀吟杜字”(19)，大概就此而言。
三
然而，当日梁启超突发奇想组织禊集的关怀却未必在此，《庸言》“诗录”刊出的“癸丑禊集诗”之前有梁启超自撰的小序：
吾生有极，驷隙不返。徒顾影而悼叹，宁假日以游娱。始吾坠地以还，逢癸丑之上巳，山阴禊事，正属今辰。逋亡归国，山川犹昔。抚兹令序尚全，今我风景不殊。玄髩非故，落落旧侣，蔼蔼新知，游心于爽垲，假物于春阳。咏一日之足，摅千年之慕。群贤不遗，就我呴沫，和以醇醪，拾此芳草，流传觞咏，宁远永和？何必天池之为大，而枋榆之足小也。
和樊增祥等强调古今差别不同，梁启超抒发了千载而下对永和癸丑的仰慕，认为今日之会“宁远永和”。小序开头有一种时间紧迫感，与序文主体所描绘的“假日游娱”形成对照。一个多月前，夏历正月二十六日是梁启超生日，京津诸友人在天津孙家花园为他庆寿。整整一天游嬉之后，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里，自省“国事杌陧如此，吾受此殊觉不安耳”(20)。在百忙中假日游娱，对于“实行的政务家”来说，不啻有玩物丧志之嫌。王羲之《兰亭集序》原文中对时间流逝的敏感，更加剧了千载而下模仿者的紧张。罗惇曧修禊诗云“嬉春纵非时，愤世徒伤肝”（1卷10期）(21)，与梁启超序中“徒顾影而悼叹，宁假日以游娱”是一样的意思，背后都有着其出于政治家身份对堕入文人习气的警惕。舒缓这一紧张的办法，则不外乎赋予流连光景的游娱以重大意义。首先是时间上的循环相契：人生能有几癸丑？生当此际，又岂能错过对“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的阐释与发挥？
从王闿运、章太炎对魏晋风度的表彰，到张之洞《哀六朝》对“八代之衰”的抨击，正可看出清季人魏晋时代观的多元。时至民国，万牲园禊集诸公在吟咏魏晋风流的时候又作何打算？陈衍《京师万生园修禊诗序》是对这次集会的总结，字里行间却强调王、谢诸人身丁乱世而扭转乾坤的努力，一意要在文学之中发现政治：
嗟夫！以风雅道丧之日，犹复得此，可不谓盛欤？昔者周公戍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诗》所云“羽觞随流波”是也。厥后《溱洧》之秉简增药，曾点言志之浴沂，取义于祓除不祥。独东晋永和癸丑山阴兰亭之会流传千载不衰。彼颜延年、王元长两诗序，乃晻曖似不甚表著者，岂不以右军人品高尚，其遗殷浩、谢安、会稽王诸书皆关大计。初非岩栖谷处，天下事绝不措意，然终不以簪绂易其老庄山水之抱。故理解超越文字，亦若乘风远游，不可羁绁欤？今岁为永和后二十六癸丑，海宇腾沸，四裔交轶，视永和殆有过之。南北诸君子其未忘右军经世之意与脱屣尘埃之本心者，感遇不同，所以寄托其感遇者同也。（2卷1－2期合刊）
与樊园禊集诗之步法原作、“诗仿兰亭”不同，陈衍着力探究的是“超越文字”的“经世之意”，因此王羲之的序文就要比传世的若干首四言五言玄言诗更有价值。万牲园禊集，名义上是在追忆永和九年的山阴修禊，但按照陈衍的概括，却好像只是在发掘王羲之一人，旨在重新阐释王羲之把军国大计与“老庄山水之抱”合而为一的高尚人品。诸唱和诗中发明此意者，首推梁启超：
……因想兰亭高会时，正兆典午阳九厄。雅废夷侵难手援，井渫王明祇心恻。馀子猜意争腐鼠，达士逃虚谢鞿勒。祇今茧纸世共宝，当年苦心谁解索。（1卷10期）(22)
梁启超未正面言及王羲之的事功，却罗列了一连串对立的范畴：“兰亭高会”与“典午阳九”、“雅废夷侵”与“井渫王明”、“馀子猜意”与“达士逃虚”。从当前回溯到魏晋，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乱世之中，士大夫脱卸羁勒、纵情诗酒是否具有合理性？梁诗设想王谢诸人在清谈玄言之外别有用心。认为千余年来，禊序书法为世共宝，却少有人能解索序文的苦心孤诣。诗末云：“侵驰忍放日月迈，蹉跎应为芳菲惜。他年谁更感斯文，趣舍恐殊今观昔。”再度感慨年华蹉跎，还是因为难以抛舍社会责任：“再阅六十年，世人亦不复知有癸丑二字矣，故吾末联云云，感慨殊深也。”(23)
四
“诗录”在刊出“癸丑禊集诗”时列梁启超诗于最前，有点定基调的意思。但是当场分韵作诗，却未必是“主题先行”。以东晋乱世类比当代者固自不少，但也有持论与陈衍、梁启超相反，认为晋贤不可法者。如顾瑗的《上巳禊集分畅字韵》“……乾坤莽荆棘，狗马蓄将相。文章小儒焚，诗书枯骨葬。（案：此言晋世与当代雷同之乱象。）惩往鄙秽俗，瞻来殷宿望。挥手谢晋贤，道在无得丧。惟有昌黎豪，忘形友文畅。”（1卷10期）认为王谢风流是应当惩戒的鄙俗，而推崇韩愈，盖以其虽与文畅、大颠等浮图交游，尤能坚守“圣人之道”也。
关键在于，如何由表及里，洞察山水玄言背后的经世之意。梁鸿志禊集诗(24) 云：“……流杯一曲水，中有兴亡泪。神州待祓除，袖手忍轻试。独当就林坰，涤我经世意。”（1卷10期）最后仍以“经世意”与“就林坰”为不可兼得。诸禊集诗中真正称得上深得梁启超之心的，还要数陈懋鼎(25) 所呈的一首五古，此诗在《庸言》“癸丑禊集诗”专辑中殿列最后，是真正的“压卷”之作：
右军百世人，意念迈诸少。移书督时流，讦谟周岩庙。非溺庄老风，乃悦山水妙。胜游及暮春，点瑟实同调。高文永不灭，世事庸足料。
咏山阴修禊的实质在于咏王羲之，同陈衍的序文一样，陈懋鼎着重突出的正是王羲之在积极入世、讦谟军国方面超越时流之处。不沉溺于庄老玄言，而能知山水之妙，以文学论，似已预见刘宋时代“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趋势；以政事论，则深味孔门入世进取之道，与“侍坐章”中的曾点同调。从山阴修禊到舞雩风咏，体现的正是士人理想人格的升华。而上溯之外，更关键还在于下延，将“逸少风流”与“饮冰孤怀”相联系：
逡循过千载，畦畛失万噍。饮冰圣者徒，岂独爱清啸。孤怀更百障，如月出云峤。修门宋玉招，苍梧虞舜叫。旧感随风烟，春气与荡飘。贵生将乐群，志远惟静照。祓禊特强名，由来钓非钓。永和人物渺，真宰可坐召。……(26)
此次禊集既然为梁启超召集，则分韵作诗自然多提及任公十数年来倦怀故国、奔走国事之事迹，带着几分“奉和”的意味。但却少有如陈懋鼎这样将梁启超与王羲之放在一起吟咏的：一方面是“贵生乐群”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却是“志远静照”的内在修养，惟内圣者能外王，梁启超不啻是“终不以簪绂易其老庄山水之抱”的当代王右军。“祓禊特强名，由来钓非钓”，在诗酒风流之中寄托经世致用的弦外之音，一下子疏解了“嬉春非时”的紧张。
诸禊集诗中，尚有不少能从文学交游发现经国大事。如陈懋鼎叔父陈宝琛的补和诗(27)，虽然从清室帝师的角度，视此次集会是“却追永和事祓禊，似替义熙存甲子”，却能目王羲之为桓温、谢安一流的政治家：“……右军故是温谢流，临河奄有嵇阮旨。贻书谁解奉龟鉴，弄笔世顾珍茧纸。”（1卷17期）又严复补和诗(28) 第四首：“……逸少居会稽，端为佳山水。今观所为序，用意颇吊诡。俯仰犹兴怀，彭殇难一轨。区区为怀祖，誓墓岂即是。遗世能恝然，固当以乐死。”指《兰亭集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妄，齐彭殇为妄作”句，驳庄子说，正表明王羲之有所执着，非恝然遗世之人。这与当时与会的孙绰等人徒恃玄理迥异：“恭惟生才心，圣贤众所恃。怀宝谅非难，事国或尽瘁。夷叔安足惜，如尊乃勇耳。”（1卷14期）众人清谈怀宝，却不如执着于“死生亦大矣”的王羲之能尽瘁国事。末句明说遗世独立为不可取，附带讥刺首阳诸公，“如尊乃勇耳”则赞王羲之。严复和诗共四首，第一首即赞梁启超，末句“借问王右军，感慨犹此不？”直接比任公于王逸少，故赞王实即奉承梁启超本人。
五
从玄言清谈的文学场合中发现深远的政治抱负，万牲园禊集吟咏的对象主要不是兰亭集上流传下来的三十七首“扣木得音，嚼蜡寡味”(29) 的玄言诗，而是集中于王羲之一篇《兰亭集序》，并涉及王羲之在文学风流之外的政治事功。而陈衍将王羲之看作是“经世之意”与“脱屣尘埃之心”结合的典范，个中思路，与《饮冰室诗话》同时强调“影响世运”与“陶写吾心”颇为类似，实则皆为儒家传统中“内圣外王”理想的投射。文学修养也是“内圣”的一方面。梁启超在其所主办的政论性刊物中辟出专栏刊登诗古文辞，固然有利用的动机（如《国风·文苑》之推重赵熙），也曾采取放任的态度（如《庸言·诗文录》之容忍遗老），但最根本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表现其在政治议论的紧张之外不废文学优游的纾徐风度。从这一角度讲，倒是诗文栏目与期刊主旋律偏离越远，其缓释紧张的效果越明显，从而使高头讲章能导人以兴味、影响至深远。
梁启超本人固欲在坚守政治本位的同时兼收文采风流，但受众却可能仍然从政治／文学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角度忽视任公的这番苦心，一如千多年来读者之“误解”兰亭集清谈误国。如梁漱溟父梁济即在《伏卵录》中抱怨自己“真心钦慕”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的梁任公堕入文人之流：“其所与谈者，皆饮酒赋诗，能文章，工翰墨，身居显贵，应酬联络，金可任挥之人；以哀时托之文字，以气节付诸诗歌，以救国救民为口头禅，而日以聊且自娱为务者也。”(30) 梁启超对自己在国事杌陧之际嬉游终日的负罪感，在梁济的批评中得到了共鸣。而梁济抨击任公的依据，则是“彼日日唱和之文人又何尝以民事为心”，反映出民初部分知识人心目中“旧文学”、“文人”与“新政治”、“政治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而在“日日唱和之文人”方面，参与禊集者也未必都认同梁启超真是王逸少化身，或者当年王逸少是否真能将政治事功与文采风流集于一身，也成为问题。万牲园禊集中真正流传的名篇并非“奉呈任公”诸作。为此次禊集作诗最多的是易顺鼎。所作三章长篇古体诗中，第一首为当日分韵所作，多应酬之辞；第二首用“十五成”全韵依次遍押并禁重字，后来寄给樊增祥徵和，颇有逞才的意味；第三首为事后赋呈，用杂言歌行体，以文为诗，长歌当哭，“诡诞极矣，所以寄勃郁之思也”，(31) 遂流传为名作。该诗末段两次直称“梁夫子”，劝其放弃如《尧典》中伯夷、龙、夔等廿二人辅佐舜帝的事功抱负，而优游于周穆王驰骋八骏的享乐生活，结论虽然与梁济正相反，但前提都一样，即政治事功不能与文采风流兼得：
……噫吁兮悲哉！吾尝闻尧氏舜氏之歌曰：“菁华已竭，蹇裳去之”，又尝闻穆满氏之西王母氏之歌辞曰：“道里悠远，山川间之”。方今朱干零落犹可期，白云黄竹何须悲。且相与采华枝、玩菊篱、餐蕨薇，亦安用谈刑天、说精卫、称钦鴀。梁夫子！与其有朱虎熊罴伯夷龙夔同列廿二人，召风使之南；不如有骅骝騄駬山子盗骊亟行三万里，追日使不西。所以候人之歌曰“猗”，梁鸿之歌曰“噫”，丁令威之歌曰“城郭犹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楚接舆之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儒家之歌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为”，汉田家之歌曰“种一顷豆，落而为箕，生不行乐，死何以虚谥为”，元亮曰“时运而往矣”，逸少云“死生亦大矣”，此与“春非我春”、“日新又日”，皆为前哲之良规。然则今日之日兮，当以一刻千金为要素；明日之日兮，当以寸阴尺璧为前提。梁夫子！勿我诃！帖不必摹临河，图不必仿上河。试问百年之间，癸丑能有几？正恐中年以后，上巳还无多！何况今日之共和，远非昔日之永和：国曰支那，土曰婆娑，历曰娄罗，时曰刹那。捧剑有金人，流觞有玉女，卧冢无石麟，流涕无铜驼。……(32)（1卷10号）
“今日之共和，远非昔日之永和”：易顺鼎试图要叫醒帖摹临河、图仿上河，自拟王右军、谢安石的“梁夫子”，故耳提面命，言之不足又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又咏叹之如此。当时梁启超等正“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事业”，(33) 用诗里的话说，是“方持玉杯断国论，方用铁函贮心史”。易顺鼎在诗中奉劝梁启超引退优游，并不是完全出于其遗民立场，而更是为梁启超本人的出处去就着想，反而有着局外人的清醒。长诗在“要素”、“前提”、“共和”、“支那”、“国歌”等一连串新名词中结束，实则戏弄了这些新名词所代表的新文体、甚至新政治。易顺鼎也从王羲之序中读出了“一刻千金”、“寸阴尺璧”的紧迫感，但所感叹的是年华短促当及时行乐，与梁启超一行人从政治抱负出发“哀年岁之不吾与”根本不同。
六
一年以后，换成号称“当代昭明”的袁公子克文在南海子主持上巳修禊，这一回，轮到梁启超做叨陪末座的“奉和”者。《庸言》第2卷第5期“诗录”刊登了罗惇曧、惇
兄弟及梁启超的三首禊集诗，歌颂的对象已由梁启超转为“轩冕此后人”的袁克文。只有梁启超诗尚对癸丑修禊念念不忘：“……因思去年时，禊事聚巾襘。尺波难再回，春人但无赖。”(34) 当时陷于政治泥潭欲自拔而不能的梁启超，(35) 回想起一年之前的“逸少风流”，应该是无限向往了吧。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三年以后，“丁巳（1917）上巳，洪宪旧臣修禊万牲园、十刹海二处，所为诗歌，感慨圣世，油然有故君之思。”又一年后，“戊午年（1918）上巳，大会于陶然亭，洪宪旧臣，蒞者大半”，如“樊山（樊增祥）、实父（易顺鼎）掞东（罗惇曧），叔海（江瀚）、书衡（王式通）诸人，有挥泪而纵谈往事者”。(36) 若此记录属实，则诸公由清遗民蜕为洪宪遗民，真可谓是“为遗老而遗老”了。只是此时旧文人队中已无梁启超。
注释：
①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但是，一旦梁启超开始和预备立宪发生关系，毋宁说，他就要隐藏起日本的痕迹了。”《共同研究梁兽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第99页。
② 关于《国风》、《庸言》诗文栏目的政治取向，参考拙撰《清季民初的“政治与文学”——〈国风〉、〈庸言〉诗文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9期。
③ 仅列二人以上规模较大者。
④ 《石遗室诗话》卷十三，载《庸言》第2卷第4期“艺谈”。又见《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十二，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⑤ 宣统三年四月廿五日罗惇曧《致沧江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
⑥ 载《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6期“文苑”。
⑦ 《庸言·诗文录》反映超社文人唱和的作品，如：陈三立《重九寄禅上人招同樊山秉山实甫集静安寺》、樊增祥《次伯严重阳集静安寺韵》、易顺鼎《寄禅杜多招集静安寺作重九蓝观第六泉即席和散原天琴韵》（1卷2期，易顺鼎非超社中人）；陈宝琛听水斋图题诗（参加者有梁鼎芬、樊增祥、沈曾植、沈瑜庆等）（1卷20期）；樊增祥《八月六日节庵觞艺风老人于寓庐同社毕至是日久旱得雨即席赋呈》（1卷21期）。到1913年下半年，北京士人的交游有所恢复，而主持者则为袁公子克文，反映在“诗文录”中：易顺鼎《寒雲茗话图记》（1卷22期）、王式通《寒庐茗话图为抱存题》、袁克文《次韵实甫先生见赠》（1卷23期）；易顺鼎《题抱存所藏王晋卿蜀道寒云图用坡公题烟江叠嶂图韵》、袁克文《自题寒云茗话图》（2卷3期），以及甲寅上巳袁克文召集南海子，罗惇曧、罗惇、梁启超三人的唱和诗（2卷5期）。
⑧ 北平图书馆编《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中著录“《癸丑修禊集》，梁启超编，铅印本。”
⑨ 1913年4月10日《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5－666页。
⑩ 1913年4月12日《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6页。
(11) 1913年4月23日《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9页。
(12) 当时参与万牲园禊集的，据《癸丑修禊集》卷首摄影，共有36人：朱联沅、梁鸿志、唐恩溥、罗宗震、杨度、蓝公武、梁启超、黄濬、姚梓芳、袁励翼、徐仁镜、郭则澐、林志钧、谭天池、夏曾佑、王式通、顾印愚、李盛铎、黄孝觉、易顺鼎、袁思亮、袁励準、陈士廉、姜筠、唐采芝、姚华、关赓麟、姜浩、郑沅、杨增荦、顾瑗、陈庆佑、罗惇曧、秦稚芬、夏寿田、石慧宝。（黑体字为有诗发表者）比《庸言》第1卷第10期《癸丑禊集诗》所录，尚少饶孟任、陈懋鼎。而陈衍《京师万生园修禊诗序》云：“北则任公梁公修禊于京师西郊之万牲园，瘿公、实甫、叔衡、叔进、印伯、昀谷、仲毅、芷青、秋岳、宰平、颍生、珏生、莹甫、伯夔、亚遽、公甫诸君会者三十余人。”
(13) 《樊山集外》（上海广益书局民国三年石印本）卷七页9b—11a。
(14) 樊增祥《癸丑三月三日樊园社集用杜诗丽人行韵》：“三月三日天气新，樊园社会凡十人。兰亭人数减却三十二，清谈捉麈犹为王谢传其真。”（《樊山集外》第2卷第11页）按此十人，据樊增祥序、诗及沈曾植等人的唱和诗，为：瞿鸿禨、樊增祥、沈曾植、陈三立、左绍佐、沈瑜庆、吴士鉴、吴庆坻、王仁东、缪荃荪。
(15) 樊增祥：《石甫寄示三月三日集畅观楼用十五成全韵五言排韵一首戏以七言报之并索和》，载《樊山集外》卷四页24a—25a。
(16) 姜筠：《畅观楼修禊图》题词，载《癸丑修禊集》卷首。
(17) 梁启超：《癸丑三日邀群贤修禊万生园拈兰亭序分韵得激字》。
(18) 关赓麟：《癸丑三月三日任公召集万生园修禊分韵得风字》。
(19) 樊增祥：《石甫寄示三月三日集畅观楼用十五咸全韵五言排韵一首戏以七言报之并素和》。
(20) 1913年3月3日《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3页。
(21) 罗惇曧：《上巳禊集分韵得湍字》。
(22) 梁启超：《癸丑三日邀群贤修禊万生园拈兰亭序分韵得激字》。
(23) 1913年4月12日《与娴儿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66页。
(24) 梁鸿志：《癸丑三月三日修禊诗限至字韵上任公先生兼呈同游君子》。
(25) 陈懋鼎就是梁启超《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书》中所说的陈徵宇，与赵熙、林志钧、黄孝觉等同为当初京师诗社中人，“而亦皆好我，襟抱互弗閟”，与梁启超交情非同一般。据《石遗室诗话》卷五，陈懋鼎为帝师陈宝琛“犹子”，“肆力后山，俯视一切。”（《陈衍诗论合集》，第65页）
(26) 陈懋鼎：《任公以三月三日禊集于万生园时盖永和後二十六癸丑也见召未至分韵得少字奉呈任公》。
(27) 陈宝琛：《任公仁兄招集万生园修禊以病未赴有诗徵和分均得此字补赋奉正》。
(28) 严复：《癸丑上巳任公禊集万生园分韵敬呈流觞曲水四首》。
(29) 樊增祥《三月三日樊园修禊序》语。但同序称“超社同人，最多尊宿，……以今仿昔，自谓过之”，则仍是从诗学角度与古人争高下，与梁启超等通过“兰亭序”绕过“兰亭诗”的策略不同。跟这两派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曾植。沈氏恰恰以癸丑禊集为契机，通过玄言诗，突破了同光体的局限，实现了诗学上的飞跃。其《与金潜庐（蓉镜）太守论诗书》云：“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公于前二关，均已通过，但著意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拼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轩轾，此二语便堕齐梁人身份。［中略］记癸丑年同人修禊赋诗，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体投地，谓‘此真晋宋诗，湘绮（王闿运）一生，何曾梦见？’虽缪赞，却惬鄙怀。其实只用皇《疏》‘川上章’义，引而申之。［中略］其实两晋玄言，两宋理学，看得牛皮穿时，亦只是时节因缘之异，名文身句之异，世间法异。以出世法观之，良无一异也！……”又《海日楼题跋》卷一（王壬秋选八代诗题跋）亦涉及此。（见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第43—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故而樊园社集，沈曾植力主“诗仿兰亭”，不同于瞿鸿禨等纯粹的遗老心思，正表现出乙庵“学人之诗”的本色。
(30) 梁济：《伏卵录》，原载《桂林梁先生遗书》之五，转引自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67页。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80页。
(31) 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80页。
(32) 易顺鼎：《癸丑三月三日修禊万生园赋呈任公》。
(33)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文集三十九，第88页。
(34) 梁启超：《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子分韵得带字》。
(35) 1913年4月底，癸丑修禊后不久，共和党竞选落败，梁启超即有退出政坛的意愿。但继而又促成进步党之组建，9月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1914年2月辞司法总长，又任币值局总裁。当年5月赞成新约法，并参加“参政院”，颇受时论非议。实际上1914年初《庸言》改组，“不偏于政治一方”，已经说明梁启超对政治的厌倦，这与后来《大中华发刊词》的宗旨是类似的。
(36) 《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三一“旧臣赋诗”，宁志荣点校《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标签：梁启超论文; 王羲之书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国论文; 石遗室诗话论文; 国风论文; 兰亭集序论文; 王羲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