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新文学的忏悔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忏悔意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的忏悔意在洗清人的灵魂。在西方，忏悔意识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即直接导致原罪说，这种宗教意识渗入文学中，于是有了古斯丁与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等一系列忏悔意识强烈的作品与一个个忏悔主人公，这些主人公又多是知识分子。而中国文学自先秦以来，就崇尚理性精神，宗教意识较为薄弱，因此在中国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很少乃至没有宗教意义上的忏悔精神，文学作品中也缺乏忏悔意识，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拯救民族而至死不忏悔的崇高精神打动了人们。《莺莺传》中张生虽有反省，但却把责任推向“女人是祸水”，对自己的始乱终弃用“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便推得干干净净。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反传统的忏悔意识，这种忏悔意识既象一面反叛旗帜，标志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不同，又象一副十字架，沉重地制约着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太深刻了，首先表现为一种外向的忧患意识，这促成了中国新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阿Q正传》的诞生，但痛苦还赋予了中国新文学作家另一样东西，那就是内向的反省与忏悔意识。理智的崩溃，人性的脆弱，自己以及类似自己这样的灵魂深处的可怕的变形，这一切都引起他们深深的震惊、迷乱和不安，必须将这些情感释放出来，以摆脱困惑，求得精神的平衡，这实际上就是从个人反省的角度去悟解人性的深层蕴蓄。就对人类精神的理解而言，这种悟知常能达到比对外部环境的刻划更为深入的程度，它能促进卓越的抒情作品的出现。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可能性并未得到实现，即便是鲁迅，他对“狂人”和魏连殳们的刻划也远远不如阿Q那样深刻。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中国知识分子再一次从深重的折磨中恢复过来，情不自禁地回顾自己的创造、精神的历程，中国作家的反省与忏悔的意识将会得到明显的深化。
一、现代文学中的忏悔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一样大量地出现知识分子“忏悔”主题，这是由两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历程中特别艰难，特别忍辱负重的命运所决定的。18、19世纪的欧洲文学，知识分子的忏悔都只是在个性和基督这两种精神力量之间进行的，至于人民的苦难，社会问题，作家们几乎是超越的。当他们忏悔时，人道化的基督精神和道德热忱使个性主义欲望在灵魂中展开角逐，忏悔也常包含着人文主义的超越世俗的英雄气概，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忏悔录》。而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则将基督与苦难，道德热忱与坚毅忍耐，将良知审判与道德规范融为一体，使他们的忏悔更为严厉、沉重，带有更为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贵族身份，释放农奴或甘愿为妓女赎罪，这里包含着某种愧对世界的“原罪”意识，这种忏悔的原罪表面上是愧对基督，本质上是愧对人民、解救国家于苦难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被热情夸大了，那知识分子就是在灼热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下感到无地自容而深切“忏悔”，许多现代华夏的“士大夫”不也是在拯救民众苦难的使命感遭受挫折后严厉自责而甘愿接受苦难洗礼的吗？回顾近现代史，中国知识分子受俄国民粹思潮的影响很深，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在讲劳工神圣时，内心深处就隐含一种原罪意识。作家们把人的完美品德加在他们并不熟悉的人物身上，如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身上，这并不一定出于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深刻理解或真切感受，而往往是他们对这些社会阶级的生疏和隔膜。即便象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在通过阿Q、祥林嫂等艺术形象，深刻鞭挞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件小事》之类的作品，“仰视车夫的身影愈来愈高大，榨出皮袍下的‘小’来……”，另外还有《人力车夫》，郁达夫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这些作品的原罪意识都很强烈，都是新文学中表达知识分子忏悔主题的作品。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部伟大的忏悔录，这篇小说第一次对人的全部道德价值提出了深刻的怀疑，对于人应该怎样从原始祖先遗留下来的兽性本能中解放出来，以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吃人”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类进化过程中还保留着野蛮时代的残余。狂人对于“吃人”现象感到深切痛心，还反映了人对自身恶行的深刻忏悔。这是建立在进化论的科学基础上对“人类原罪”所包含的象征意义的一种解释，它超越了基督教文化的阶段和人文主义阶段，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意识的烙印，他对人性中恶的因素的深恶痛绝与无情谴责，远远超过了题材、环境以及现实的意义，他以深邃的目光关注着整个国民性的改造，力图刻划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这种使命感的严肃程度，以及狂人从自己曾“吃过人”这一恶行中所感受到的痛苦的程度，都充满了一种沉重的现代色彩的忏悔。
郁达夫留学日本时，已经特别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的社会地位。郁达夫产生了严重的自卑、羞耻和悲哀往往是从男女性爱关系中敏感地反映出来的，他的作品的忏悔意识也强烈，如《沉沦》、《迷羊》、《空虚》、《迟桂花》等，《迟桂花》主人公看到体态优美的莲，便突生异想，觉得莲就象一朵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迟桂花，他闻了之后便性欲冲动起来，但他又被莲那“洁白得同白纸似的天真小孩”的心灵所感化，在内心深处深深地忏悔，谴责自己，于是他“心地开朗了，情欲也进化了。”
“五四”初期浪漫气质浓厚的知识分子中，田汉、郭沫若等作家都带有忏悔心理，田汉自称为“不良少年”，郭沫若为自己在日本的恋爱行为感到自卑，自称为“罪恶的精髓”，但这些忏悔并不深刻，作家们都想通过忏悔取得一种心理平衡，这些忏悔意识都带有一点卢梭似的骄傲，无论田汉、郭沫若，还是鲁迅、郁达夫，他们的忏悔意识表明了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渗透，促使了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
二、建国后十七年的忏悔意识
从五七年的反右开始，无形的“紧箍咒”便成了主宰知识分子的命运绳索，痛苦中有来自政治运动等外部压力，也有来自知识分子内心无所适从的矛盾心态，而矛盾心态根源于一种“自我审判”，这种“自我审判”在文革时期被迅速推向自我作战的地步，“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作人”（巴金），人的自我就这样消失殆尽，导致现代宗教“原罪感”的出现。巴金《随想录》的人的精神状态，使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挣脱传统文化束缚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走回“奴化”心理的魔圈，不断地自我贬抑，自我完善，从而失去自身独立的主体地位，成为匍匐于“神”面前的世俗罪人，知识分子以启蒙为历史使命转变为以接受改造为唯一使命，知识分子被忽视为必须依附于工农才能存在的阶层，而被排斥到异己地位。
五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忏悔”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愧对苦难人民，但随着这种根植于启蒙意识的惭愧变成尊敬，变成崇拜，甚至再变成某种“恐惧”，忏悔就从内心观照上升为反省，上升为自我批判，上升为精神虐待。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中的忏悔意识，与忏悔者之间出现奇怪的分离现象，忏悔不再是出自知识分子的真诚感情，而是越来越变得虚假与敷衍。文学中的“忏悔的人”不断出现，诉说着知识分子的罪孽，但成了为忏悔而忏悔，为生存而忏悔，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画像，也愈来愈丧失作为独立存在的“人”的价值，最终只剩下了“忏悔”的躯壳在独自徘徊。随着反对“失掉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到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腐蚀作用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之后，知识分子的形象常常被塑造为群众革命的反动者或革命队伍里的动摇者，如《八月的乡村》里的萧明。对工农的神圣化接通中国五、六十年代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所谓“工农兵英雄形象”变成为“高大全”模式，有着至善至美的品德，而知识分子则处于无穷无尽的忏悔之中，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感情和生活方式，如《红豆》、《悬崖》。在一段时期内，只讲知识分子必须向工农群众学习，而不提工农也必须向知识分子学习，大肆渲染知识分子的弱点，却不敢正视工农有弱点，不敢正视受过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许多地方高出工农群众的地方，因此只肯定了那些写了知识分子向农民以及农民出身的干部学习的作品，如《闯关》、《三个朋友》、《我的第一个上级》等，而去批判那些写了知识分子纠正农民以及农民出身的干部弱点的作品，如《在医院中》、《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认为这些作品丑化了劳动人民，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允许知识分子发表任何独到的见解，知识分子很难在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极少数几部作品，如李元如的《六十年的变迁》、杨沫的《青春之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作家尽力从理性出发去审视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反省的眼光来重新调节知识分子对本阶层的自我认识，力图利用文化力量来客观勾勒出他们所走过的苦难历程。林道静、卢嘉川、张总工程师、韦珍等知识分子形象的出现，表明了当代知识分子企图摆脱这种宗教式的忏悔方式。
三、新时期文学的忏悔意识
新时期文学的忏悔意识很强烈，这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尤其显得突出。“文革”为新的忏悔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人们在这一场浩劫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每一个人都难保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整过人也从未被整过。人们无法回避自己在形成任。这段历史过程中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以往的选择（不自觉的、愚昧的、被迫的）承担责任。
在文革或反右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要么是被迫而违心的，要么是真诚却盲目的，现代造神运动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注入了忏悔意识，我们不仅把人当作神、偶像来崇拜，而且发展到后来，竟然盛行起宗教的忏悔仪式。“牛鬼蛇神”们在被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触及灵魂的自我心灵拷问，而一般的群众也终于习惯了无休止的忏悔，不断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理论上，这种忏悔有点接近西方的原罪说。例如出身罪也可看成一种现代的原罪，如《晚霞消失的时候》、《绿化树》等。《绿化树》中的章永璘时常带着“原罪忏悔”，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是代表他所出身的阶级在新旧交替时代中忍受烹炼的“最后一个鸟兑格人”，一个狼孩，他甚至认为自己有罪，而且以为这跟血统有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里，一个非罪者意识到自己无罪并不容易，因为章永璘的理智在当时“专政”强力下困惑、扭曲了。这种困惑和扭曲集中表现在他的原罪心理上。由于“咒念金箍闻万遍”，他内心真的承认了自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此他向出身寻求“罪证”，省悟到自己脉管里流着资产阶级的血，从而甘心为一个覆灭的阶级受苦，他承认自己“堕落到深渊边缘”，再有他反省自己曾经生吞活剥地接受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反省自己在品格上对不起马缨花，黄香久，海喜喜，对不起被他耍小聪明骗的卖土豆的老乡。
小说有这样的自我反省：“……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诌媚，我讨好，我妒嫉，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灰尘……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类似这样内省似的潜意识活动，大量充斥在《绿化树》中，主人公忽而忏悔，忽而自责，忽而怀疑，忽而清醒，他在自我意识的深处搏斗，他必须正视客观的处境而压抑了理性的自省，他运用求生的智巧，用卑微的笑脸去刮馍馍渣，利用老农的愚，坑了老农的两块钱，用糊窗户的面摊成煎饼吃掉，他那双在近视镜片后面时而机敏，时而惶惑，时而沉凝，时而燃烧的眼睛，一次次显示出求生的智巧与卑琐的心计，那深埋在自私与卑琐底层的深厚、温善的品质，他的情绪，在生命的挣扎──罪孽的忏悔──真理的追求三条线交叉翻腾着，他处在爱与恨、苦与乐、善与恶、不安与宁静的永久纠缠里，他抱着一种虔诚的忏悔来读《资本论》，产生了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羔羊的悲壮感”，甚至在他决定与马缨花结婚时，他还在想：“我和她结婚，还能改变资产者的血统，让体力劳动者的新鲜血液输在我的下一代身上”。血统问题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伴随着对“筋肉劳动者”的自渐形秽，时时把精致的欧洲文化与黄土高原比较原始的文化作相当片面的对比。
从张贤亮的小说看出：中国作家要在对内心情感的忏悔式的解剖中，达到真正深入的程度，得先排除那种完全只依据理性观念去进行解释的冲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陆文夫的《井》、湛容《散谈的人生》和《献上一束夜来香》、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蒋子龙的《蛇神》、俞天白的《X地带》以及刘恒的《白涡》、全岱的《侏儒》等一批作品都各自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作了颇有深度的开掘，陷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不尽忏悔，被传统文化所绞杀的生命，企图逃出传统规范的人生悲剧，以恶抗恶后的自我反省，观念和行为相悖的痛苦，“人格分裂”的灵魂暴露。
四、关于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社会自我意识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先进代表，不可避免地成为历次极左运动的“革命对象”。“臭老九”这一恶谥，对整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的戕害和心理阉割，不仅用一种外力外在地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责任，而且使许多知识分子在“阶级宿命论”、“出身原罪”下处于一种极度不安的无尽忏悔中，在这种忏悔下掩盖着一种不同于西方忏悔，比俄罗斯文学忏悔的更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产主义理论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以及极左政治的混同和杂揉，这给当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章永璘虽然把马列主义与当时现实当作对照，也知道现实与马列背道而驰，但他处处为现实辩解，甚至不惜曲解马列理论来俯就现实，为自己该当其罪找理论根据，他学马列是企图作理性超越，然而他不但没有在世道沉浮中去争得应有的待遇和人的尊严，反而在屈居时势的囹圄中失去了一切。世荣则荣，世衰则衰，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一大劣根性。章永璘正是这种劣根性的典型代表。当我们回顾文革开始时的情景，就可以意识到：如果没有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底层的人格观念和盲目愚忠，光靠个人的权势是很难如此顺利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迅速形成全国性高潮。在当时，知识分子应负的责任要远远大于工人农民，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他们的观念的进步与落后往往标志着全民族的自觉。反右时，知识分子写下的大字报难道都是出于无奈？出于被迫吗？天安门前那一次次狂热欢呼声中，难道没有知识分子真诚地挥动红语录的手臂吗？没有那“万岁”的呼声吗？“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与全体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觉悟，与没有象“五四”时期那样对封建意识进行彻底否定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忏悔的。再有，必须认识到当作家们（知识分子）始终肩负着负罪感和忏悔意识时，是不能做到冷酷清醒地审视历史，在艺术上予以深刻的表现，并在精神上解放自己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就文学本身而言，忏悔意识并不是使文学增值的必要条件。忏悔的本意在于重新理解过去，因此对自己已表现出来的东西具备理性的解释，单就忏悔而言，也显然是多余的。严格说来，忏悔是一种属于道德领域的词，文学吸收了它，是因为它能触发对人类心理的深入剖析，而并非对它所包含的那种理性的自责──更不要说自辩──有多少兴趣。因此，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最为隐秘的心理活动，那些真正应该痛加忏悔的欲念，理性的自责灯光倒反而可能照射不到，不象审美感觉那样，会在刹那间照亮一切。再真诚的自责也难免包含隐约的自辩，倘若作家不能放弃勉强的理性解释，那就难免会有意无意地歪曲自己的真实感受，甚至妨碍对过去的审美的回顾。而今，文学不能笼罩着忏悔意识，必须树立起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精英的精英意识，完成从原罪意识到精英意识的转变。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推广者、应用者，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中国两亿多文盲、半文盲的人口文化素质极差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应处在精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