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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09)07-0016-04
一、榜样及其精神品质
人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是榜样产生的现实基础，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人会产生序列性，序列的端点就是典型。榜样一般体现着社会主体的完美形象，代表着人们的价值追求，具有能够触发人们仰慕、效仿的特征，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崇敬和追求的愿望。榜样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早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和雅典城邦就十分重视用英雄作为榜样激励下一代，《荷马史诗》歌颂的英雄成为当时人们的偶像，英雄时代也是榜样时代。我国古代的孔子曾教诲弟子“见贤思齐”，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①他本人也常举尧、舜、周公等人作为榜样。
革命导师列宁十分重视榜样示范方法，他指出：“模范工作是培养工作人员的园地，是可供仿效的榜样，有了这种榜样，仿效终究是比较容易的事，何况我们又能给以帮助，使这种榜样在各地能够而且必须得到广泛的‘仿效’。”②我党历来重视发挥榜样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同志曾亲自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雷锋三个榜样。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学习榜样时指出：“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人生搬硬套。”③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榜样的作用，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介绍先进模范人物的成长道路是一个好经验，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好办法。我们的人民中间，有千千万万个先进的典型，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体现了民族的希望。我们要以先进模范人物为榜样，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④
人们对榜样并没有统一的评价尺度，而且对榜样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因此，对榜样的界定也各有不同。岳晓东博士根据青少年的崇拜程度不同，把榜样分为四种类型：纯偶像、榜样型偶像、偶像型榜样和纯榜样。⑤岳晓东博士认为榜样与偶像之间存在着一种现实化与理想化、理性化与浪漫化、相对化与绝对化的对立关系，即榜样一般是现实化、世俗化、功利化和平凡化的人物形象，他们在生活的具体方面实实在在地引导青少年成长。而偶像一般是理想化、完美化、非凡化和浪漫化的人物形象，如歌星、影星和体坛明星等，他们能给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带来无穷的浪漫幻想和虚荣满足，但也可使某些青少年神化其存在价值，沉湎于对明星的追逐和依恋当中。班杜拉所指的榜样则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榜样，是作为学习线索的对象，他把榜样分为真实性榜样和符号性榜样，前者指具体的榜样人物，后者指体现于影视、图片、卡通、语言等通过传媒塑造的榜样艺术形象。人们在欣赏这些艺术形象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将它们的思想、观点、情感、态度和行为方式等内化到自己的主体性之中，并在适当的生活情境中表现出来。
榜样是根据人们善于模仿的心理特点而树立起来的学习旗帜和样板，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可比性。榜样是分层次的，社会根据需要树立的学习榜样、先进典型，能有效地激发、调动激励对象向典型看齐；榜样有他人树立的，也有自己树立的。榜样一般具有时代特征，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榜样，其行为本身往往并不十分重要，榜样永恒的魅力来自榜样体现的人生精神，如鲁迅之所以成为人们（尤其是文人）的楷模和心灵偶像，是因为他作为一代文豪所内含的精神魅力，他的精神是为民族而忘我献身的精神，体现着人生价值的深度与崇高。
榜样是人的序列性的选择，尽管榜样的行为方式千差万别，但反映榜样内在本质的精神品质则相对集中，从榜样形象中可以抽象出一般的精神内容或行为规则，事实上，许多榜样的精神品质是重叠的，而且有些榜样的精神品质具有跨文化、跨时空的特征。
榜样的精神品质复杂多样，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其一，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种普遍意义的榜样品质，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都体现着这种精神，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和基督教中的耶稣等也体现着自我牺牲精神。
其二，指向目标的超乎常人的意志性行为。这类榜样向人的极限挑战，体现着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这种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如诺贝尔、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张海迪等。
其三，卓越的个人才能和社会贡献。这类榜样以才智和成就著称，是常人力所不能及的，为人们的努力指明了方向，如被美国人誉为“民族英雄”的比尔·盖茨，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改变了世界，他代表着一种新生的榜样模式，成为无数精英学子的楷模。
其四，代表着某种时尚或主流价值观。如明星、名流等，往往成为青少年的追星对象，各级各类先进人物则体现着社会提倡和追求的价值和行为倾向。
人们对榜样的接受往往是被动的，总是先有榜样，才有对榜样的宣传和注意，而缺乏榜样的设计、培养和发掘，尤其是一些英雄人物。同时，现实中的榜样一般只反映某一方面的品质，而缺乏一种普遍性、综合性的参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性丰满”的“自我实现者”不失为值得参考的“榜样模式”。
二、榜样的激励过程
社会中的榜样资源并不稀缺，自古以降，涌现出的榜样数不胜数，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受榜样的激励却十分有限，对自己熟知的榜样可能无动于衷。那么，如何建立榜样发挥持久作用以及不断发掘新榜样的社会机制，如何把握人们与榜样的互动规律呢？这就有必要探索榜样发生作用的过程。
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对榜样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说：“大部分的人类行动是通过对榜样的观察而习得的，即一个人通过观察他人知道了新的行动应该怎样做。”⑥根据他的社会学习理论，榜样激励可分为四个子过程，即榜样的注意过程、榜样的保持过程、榜样行为的复现过程和榜样行为的动机过程。⑦
1.榜样的注意过程。人们总是面临着周围环境的各种刺激，榜样只是多种刺激中的一种，在没有与激励客体发生联系之前，只是处于潜在动能状态。只有当被激励者认识并注意到榜样的存在，榜样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因此，对榜样的注意过程是榜样激励的发端。影响榜样注意过程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榜样特征、榜样宣传、社会环境等。研究表明，榜样的魅力来自榜样行为所体现的精神品质，起激励作用的是潜藏于榜样行为背后的一般规则。榜样宣传指通过媒体传递有关榜样的必要信息，这些信息对受众形成某种刺激，使其了解、认识榜样。榜样宣传包括宣传的声势、力度、范围、频率、成本投入等。受众对榜样的态度往往取决于受众的榜样价值取向和榜样宣传质量。就榜样宣传而言，一般要防止几种倾向：(1)明显的功利性。即宣传榜样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人接受并效仿榜样行为，而没有考虑受众的选择意愿和接受能力。(2)缺乏真实感。对榜样的宣传强调闪光的一面是正确的，但不能无限拔高，榜样的魅力在于真实性。(3)形式单一生硬。信息传媒的发达为榜样宣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然而由于传统榜样宣传的定势影响，使得在宣传榜样过程中仍显得做作、单调，缺乏应有的活力与情感贯注。(4)缺乏系统性。由于宣传策略上的失误，导致榜样宣传虎头蛇尾是必然的。如果基于某种宣传冲动或某个人的好恶而缺乏理性的判断，那么榜样宣传遇到挫折就在所难免。另外，人们对榜样的注意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社会环境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榜样必须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相统一，否则榜样就失去了产生和成长的土壤。
2.榜样的保持过程。保持过程就是将注意到的榜样信息加以整合，通过符号表征的方式储存于记忆中以备后用的过程。人有将信息符号化的能力，被激励者借助符号系统工具将榜样信息转换为非时间性的、相对稳定持久的认知结构以代替榜样行为本身，“保持过程包含着对有关事件信息的主动的转换和重构。”⑧当榜样信息被转换成相对稳定的符号表征之后，这些符号表征就为随后的行为提供内部指导和在一定诱因存在条件下的内部动机。班杜拉认为符号化之后的榜样行为信息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以心像表征和语义——概念表征系统存在着。心像是对榜样行为的抽象结果，而不是对榜样行为简单的镜像摹写，是被激励者综合性的主体建构，心像表征的行为与实际操作之间具有类似的空间特征。由于人类语言符号系统容量大且富有灵活性，因此，人类行为大多是以语义——概念形式加以表征的，因为语义——概念表征很容易将复杂的榜样示范信息记录下来储存于记忆中，且便于复述和回忆。因此班杜拉说：“大部分调节行为的认知过程主要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心像性的。”⑨榜样行为的符号表征要保持记忆强度而不至于衰退，还需要演习过程，演习包括对榜样行为的物质操作演习和认知演习，操作演习类似于模仿，而认知演习则是在认知中想象榜样行为的反应操作系列，并辅之以诸如言语自我描述等其它形式。由于演习可以强化符号表征，排斥无关知识的干扰，防止表征内容蜕变，并对符号信息进行再加工和补遗，所以演习能促进榜样行为的保持过程。
3.榜样行为的复现过程。榜样行为符号表征的获得及保持并不能说明就一定产生榜样行为，榜样行为的复现还需要一个从符号表征到行为操作的转换机制，转换机制是榜样激励的内核，这一机制可以解决诸如榜样何以能够激励行为等中心命题，这些命题像“知善何以行善”一样重要。
传统的学习理论在解释从概念到运动的转换机制时总是基于强化理论，如米勒和多拉德的模仿理论主张强化物的呈现与否构成了在特定行为情境中对行为主体的反应储备进行选择并对被选择的反应单元加以组织，从而使行为主体表现出相应行为的基本条件。因此，将行为的反应单元成分整合为这一行为的因素是强化刺激，榜样行为成为榜样线索与匹配行为之间的联结，匹配反应所导致的强化结果成为这种联结的动力因素。而班杜拉则认为行为主要是由中枢机制加以整合的，这种整合发生于行为实际操作之前，榜样行为的复现过程是榜样学习者在中枢水平而非在外周水平上形成的关于榜样行为的符号表征指导下的概念匹配过程，概念匹配过程是在中枢水平上通过对榜样行为的反应模式的认知组织和各反应单元成分的发动，经自我协调而把认知概念或符号表征变成行为，并在行动的信息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行动使它与认知表征完全一致的过程，这里基于信息反馈的矫正性自我调整成为概念匹配的核心机制，调整的量度要看行为结果和他人评价如何。
4.榜样行为的动机过程。榜样行为的复现过程从认知角度说明如何将认知表征转换成榜样行为的实际操作，而动机过程则从动机层次说明榜样学习者是否会对榜样行为加以实际操作表现。班杜拉认为榜样行为的获得是一个认知过程，而行为的表现则是一个动机过程，二者的心理机制不同，榜样行为的动机在于该行为对榜样学习者的功能价值的大小以及引发该行为的诱因强度，如果榜样行为的操作带来某种奖赏或其他实用价值，那么该榜样行为复现的频率就很高；如果榜样行为操作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甚至有招致惩罚的危险，那么这种示范行为复现的可能性就很小。当然，决定人们是否表现示范行为的诱因相当复杂，如直接诱因、替代诱因以及自我生成诱因等，直接诱因指示范行为操作导致的直接结果，这往往就是行为强化刺激因素；替代诱因指榜样行为原型所导致的结果，如社会给榜样的奖赏、认同、荣誉等；自我生成诱因指榜样学习者对榜样行为的情感赋予或价值赋予。自我生成诱因成为目前榜样激励的主要动因，人们主体性的突出和个性化的发展，使得在榜样仿效上自我膨胀，而对于别人的评价和态度则考虑甚少。
三、榜样的激励效果
虽然榜样都是人的发展序列性的结果，但由于榜样在能力、经验、意志水平、成长环境和业绩等方面存在差异，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和定位也不同，榜样之间的差异可用榜样度为标尺进行衡量。榜样度指榜样的“精神质地”，是榜样特征中强化相依的整合，是定量与定性的统一。榜样度对榜样激励的有效性具有强有力的预示。榜样度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1.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榜样精神可以是跨文化、跨地域的，如雷锋精神走进西点军校，微软帝国的缔造者比尔·盖茨也为中国人所推崇。有人对大学生以“保尔和盖茨谁是您的榜样”为题调查，结果显示71.2%的被调查者选择“盖茨”，认为盖茨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新生的榜样模式。⑩
2.榜样精神品质集中适度。榜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人的发展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榜样也不可能拥有全部优秀品质，完人榜样只能出现在超现实的文学作品中或影视屏幕上，有人在调查学生何以冷落传统榜样时发现，46%的学生认为传统榜样太完美，“距我们太遥远”。(11)榜样实质上是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载体，通过一定的社会机制弘扬榜样精神。研究表明，社会榜样与人的亲社会价值观和利他行为呈正相关。(12)另据调查，90%的学生倾向于自选榜样，因为自选榜样具体明确，知道从榜样那里学什么，怎么学，能引起共鸣，而对社会和老师树立的“高大全”榜样较为冷漠，因为他们“太伟大”、也太抽象了。(13)
3.榜样具有现代性。任何榜样都只能属于产生他的那个时代，尽管榜样精神体现着永恒的价值，但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必然发生变化，传统榜样也就失去了现实生活基础，只有现实中涌现的活生生的榜样才最富有感召力。
4.榜样个性化。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倾向，需要更多的榜样去适应不同的人群。每个人都有选择榜样的权利和自由，榜样的个性化回应了当今社会价值多元取向的现实。调查表明，人们崇拜的对象越来越分散，甚至“没有一个榜样人物超过10%以上的同样挑选”，榜样一呼百应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14)
人们选择、学习什么样的榜样一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现实情境，榜样激励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榜样与激励客体的适应。制约激励客体选择榜样的因素很多，如性别、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价值观念和成熟度水平。这里的价值观指人们评价榜样行为的标准和原则，是人们判断榜样有用性的尺度，通过判断得出该榜样是否值得学习、效仿，或者确定对该榜样的态度及情感倾向，如果出现价值偏离甚至价值冲突，榜样就可能丧失激励机会。激励客体的价值判断还影响对榜样目标的设定、榜样强化的程度以及实现目标期望概率和归因方式等。激励客体的成熟度也直接影响着榜样选择，成熟度主要包括能力水平和意志水平，一般来说，如果榜样的成熟水平低于激励客体，那么榜样就可能不会被选择。
人是环境的产物，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人不可能不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此处的环境因素主要指社会文化因素。相同的榜样在不同的环境命运不同，在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英雄扬眉吐气；在一个物欲横流人人自危的时代，英雄也会蒙尘。社会文化对个人的价值取向、对榜样的态度及选择也会产生直接影响，譬如企业文化更多涉及诚信、公正、效益、质量等价值观；军营文化则更多地涉及奉献、利他、保家卫国等价值观；而在学校则更多地强调知识的价值和利他导向。环境因素对激励机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对榜样的褒扬直接影响个体对榜样的态度。
注释：
①《论语·子路》。
②《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④引自中宣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⑤参见岳晓东：《香港和内地青少年对四类偶像和榜样人物之选择和认同差异分析》，载《青年研究学报》（香港）2000年版第2期，第152页，香港青年协会出版，另见《香港、广州、长沙大学生偶像与榜样选择之比较调查》，载《青少年研究》2000年版第4期，第19页。
⑥［美］班杜拉：《社会学习心理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⑦参见高春申：《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⑧⑨A.Bandura,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6.p56,58.
⑩参见唐钧：《关于保尔精神和盖茨现象的思考》，载《青年研究》2000年版，第5期第27页。
(11)(14)参见靳忠良：《榜样教育面临严峻挑战》，载《青年研究》1992年版，第3期第62、61页。
(12)参见芦咏莉：《社会榜样、社会关系质量与青少年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载《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年版，第1期第26页。
(13)参见雷开春：《关于青少年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心理调查及思考》，载《青年研究》2000年版，第5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