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根植于精神与素养——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问题三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图书馆学论文,素养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13 科学成果与科学方法是同生共长的，这是被科学史证明的一个结论。图书馆学也十分重视方法，如各种图书馆学概论性的教科书，都有本学科方法的介绍，其蕴意在于提高图书馆学研究素养。现在研究生做毕业论文，科研人员申请课题，也都要详列使用哪些研究方法；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在研究生阶段还开设了图书馆学研究法的课程。这些说明，学科方法、研究方法越来越得到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图书馆学学科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认识上我们还存在某些误区，在研究选题上还存在跟风现象，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还存在视角比较狭窄、研究方法使用不当、重实证轻理论、新理论方法生搬硬套等问题。我们三位作者对此作了一些笔谈，现整理出来供学术界探讨与批评。 1 学科方法与研究方法相混淆 王子舟：有无专门的科学方法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换言之，每门成熟的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专门科学方法。我经常爱举考古学的例子，说类型法、层位法就是考古学独特的专门方法，被考古学界称为“考古学的两把尺子”[1]，因为掌握了这两把尺子，做起考古工作与研究就得心应手了；再以人类学为例，田野调查方法(或称“田野工作”)也是人类学的专门方法，有人类学者甚至认为：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知识的起源是密切相连的，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成年礼”(rite of passage)[2]。一门学科的专门方法是推进该学科发展的工具。一位研究者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一门学科的专门方法，标志他通过了这个学科的成人礼仪。尽管在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内容上学术界还意见不一致，但是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的专门方法或称学科方法，这已经是个共识。例如文献分类法(学)、文献计量法(学)等，都是公认的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掌握了它们就能做好知识文本的组织、分析。 周亚：但是王老师好像反复强调过，说一门学科的专门方法与研究方法是有区别的。前些年图书馆学出现过以“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3-4]来替代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的现象。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你是反对这种提法的。你的意思是：某门学科可以说有自己的专门方法，而不能说有本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方法都可以被其他学科借用为研究方法，而不称其为该学科独享的研究方法，如图书馆学的文献分类法(学)、文献计量法(学)也不是专门研究图书馆学才使用的，研究其他学科也可以使用；还有，学术界有“经济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方法”、“数学研究方法”、“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等概念，却没有“经济学专门研究方法”、“数学专门研究方法”等概念，这也说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或“图书馆学研究的专门方法”的概念是不科学的[5]。 刘君：“经济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方法”、“数学研究方法”、“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等诸多概念，通常指的是从事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数学、图书馆学要使用的研究方法，各自都包含许多理论方法、实证方法，并且各自都是一个“方法簇”，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各自学科经常使用的一些专门方法，但我们不能将它们等同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数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专门方法。前者的范畴显然大于后者。例如王老师在讲“图书馆学研究法课”时涉及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的诸多方法，这些都不可以看做为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而实证研究中提到的引文分析法等，才可以看作是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当然，在某些语境中，有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等同于该学科的专门方法，如我们可以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个意思是说“田野调查是起源于人类学并被人类学所主要使用的专门方法”。 王子舟：学科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混淆，不仅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而且也表现出图书馆学研究在某些层面上的浅薄化。专门科学方法有其学科的专属性质，如图书馆学的文献分类法(学)、文献计量法(学)，它孕育、长成于图书馆学，故其才成为了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但它形成以后，由于本身就具有研究方法的性质，它有时可以被经济学、考古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借用，因而也就不成其为图书馆学独享的专门研究方法(或图书馆学研究的专门方法)了。例如，申请课题或写博士论文，在介绍采用的研究方法时，如果属于交叉科学的研究，你可以说本课题或论文使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心理学的心理测量法，但不能说使用了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心理学的专门研究方法等。以往我们一些研究者忽略了这个细微的差别，将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有时不是很严谨地表述为“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多了“专门研究”两个字，再经以讹传讹，于是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刘君：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与整合，当代社会科学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科学研究活动也从“学科”取向走向“问题”取向，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渐趋模糊，已经鲜有一门学科仅仅专门使用本学科的所谓研究方法了。此外，很多学科理论本身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理论与方法的界限其实相当模糊，如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分析法以及图书情报学中的文献计量分析法等都是很有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而生态学方法、博弈论方法、系统方法等和生态系统理论、博弈理论、系统理论本身并无本质差异，这些理论本身就是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手段或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工具。在图书馆学中，版本学、校勘学、分类学也是如此，既是理论，又具有方法意义。把它们仅看成是指导图书馆工作的理论知识，其实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理论知识的方法意义，因而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一般不把此类理论与方法称为专门方法，而只称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生态学方法等等，以表征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学科视角或特征。为减少误解，便于沟通，我建议图书馆学最好把“专门”二字也去掉，直接称“图书馆学方法”。 2 选题上跟风与研究内容僵化 王子舟：不仅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其专门方法范畴要大，而且研究方法也与学风密切相关，甚至互为你我。我们经常会看到，一有新的社会事物、新的社会思潮出现，就有人感到一个绝佳的研究选题出现了，赶紧跟风写文章，如近几年出现的“绿色图书馆”、“生态图书馆”、“智能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的文章，其中不乏新意者，但多数是炒作概念，即以一种新概念与图书馆内容进行嫁接。这种跟风研究会让我们付出代价。例如农家书屋工程刚一推行，图书馆学研究农家书屋的文章紧跟着就出来了。这类文章大多是先定调(肯定这项工程)、讲近况(描述现状)、提问题(指出存在问题)、谈发展(提出发展建议)。但农家书屋工程整体上说是失败的，这种自上而下贯彻下来“送文化”、而不是自下而上“生文化”的所谓新事物，本质上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拿着纳税人的巨额资金“交学费”，而我们的研究者不经过审慎的观察、深入的调查就为他们唱赞歌，真让人感到莫名的悲哀。几年前我对采访我的《农家书屋》杂志记者说，我对农家书屋的态度就是一句话：“历史会证明农家书屋是个失败的工程”。2014年4月下旬我在陕西丹凤县、甘肃通渭县考察时了解到，当地能够勉强运行的农家书屋不足20％。在我看来，农家书屋工程是“政府失灵”的一个典型案例。 周亚：跟风研究，不断追逐热点前沿，王老师在十年前曾经形容这类文章是“先锋意识”的产物，它们大多有“保鲜期”，由于它们没有原创意义，所以一过了保鲜期就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了[6]。为什么这种学风长盛不衰呢?我觉得除了与作者功利目的有关外，也与研究方法存在着深层次的关系：第一，长期轻视对传统方法的继承。20世纪50、60年代对于民国图书馆学进行批判与抛弃，使传统图书馆学中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文献整理理论与方法逐步边缘化，难以受到曾有过的重视。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的追新和对国外图书情报学的紧密跟随，也加速了对本土传统学术立场的放弃。第二，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从经验描述转到理论抽象、实证研究、科学规范的过程中，传统的面向文本内容即知识本身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人们视为旧的研究方法而逐步减少了使用。第三，目前图书馆学跨学科研究存在着思维定势，所关注的学科多为计算机科学和一些强势的社会科学，而大大减少了对人文类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这些原因导致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舍弃了传统的图书馆学面向文本内容、文献知识的研究，而出现了选题的盲目化、浅薄化的趋势。 王子舟：学术研究的跟风、盲从，对图书馆学研究有很大的伤害。以网络图书馆“青番茄图书馆”的研究为例，深圳的青番茄图书馆成立之初，公司内部人员曾给我发过邮件，向我征询指导意见。我回复说，以公益之名行赚钱之实的网络图书馆的模式是行之不远的，后来他们就不联系我了。事实上，与文迪借书网、老约翰绘本馆不同，青番茄图书馆从2010年成立以来，就是在走轰轰烈烈开场、无声无息收台的路子。奇怪的是，2012年底以后，青番茄图书馆内外交困、衰相毕露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些研究者写文章为青番茄图书馆大加赞美，称这是图书馆事业创新的新模式，值得图书馆界学习与借鉴[7]。这类研究文章再过几年，就都变成了学术废品或垃圾。一个充斥学术废品或垃圾的学科，它被污染的面积也会是很大的，以至于经过一段历史行进之后，我们盘点所存，却发现没有多少学术积累。周文骏先生曾经担忧地对我说过，我们图书馆学研究就像狗熊掰棒子，边走边丢，这样下去对学科发展极为不利。跟风研究已经成了图书馆学界的痼疾。有时我也想，为什么会出现研究跟风，我觉得根本问题还是研究素养不足，缺乏原创意识，其次是没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跟风甚快说明，他们放弃了事前应有的质疑与思考。 刘君：除了选题跟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僵化也是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界习惯以图书馆为研究主体，而很少研究社会大众。就是研究社会大众，也只是从图书馆立场或图书馆人的视角出发，很少以社会大众为主体来研究他们是怎么阅读的，多少人有图书馆借阅体验，他们对图书馆的认识、态度处于怎样状态。1973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史威京(Douglas L.Zweizig)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用户生命中的图书馆”(library in the life of the user)和“图书馆生命中的用户”(user in the life of the library)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一种研究取向就是对传统视角的转变，而且这一研究取向得到美国著名图书馆史学家韦恩·韦根特(Wayne A.Wiegand)的大力阐扬，并多次呼吁图书馆史研究从以图书馆为中心转向以图书馆用户和社会大众为中心。韦根特正在致力撰写一部名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公共图书馆史》('A Part of Our Lives':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的著作，就是试图从图书馆用户和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描述、阐释公共图书馆的历史，从而践行面向用户和大众的研究取向[8]。 王子舟：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都是关于图书馆的，给出的是有关馆员及其经验的知识，几乎没有社会大众的阅读及其经验的知识。其原因一方面是研究者来自于图书馆领域，他们习惯于从本学科出发，另一方面是不去主动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换位思考、换位探讨。有的时候，长期职业生涯伴生出来的本位意识甚至是很顽固的，不经意间会时时渗透出来。例如《公共图书馆法》主要由图书馆界拟定，该法征求意见稿中许多法条的文字表述就体现出了公共图书馆人的本位立场，换言之，该法就不是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拟定的。例如征求意见稿中不包含民办图书馆，其主要理由是政府出资兴办的才是公共图书馆，这种认识既与国际组织文件、其他国家图书馆法的表述相抵牾，也违背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基本原理以及历史过程。应该看到，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其公益性(免费服务与开放服务)，投资主体是一个非本质属性，它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或社会个体。政府出资办公益性图书馆是拿纳税人的钱，这与纳税人直接出资(作为公益资金)办公益性图书馆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制定法律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也要考虑配套或与相关法规的协调性，还要有一定的现实对应性与超前性。民间图书馆的兴起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晚清政府学部在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制定的《图书馆通行章程》[9]都涉及了当时的私人藏书家与藏书楼(即私立图书馆)的内容，难道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制定的一部《公共图书馆法》，某些地方连晚清都不如吗?我期盼《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出台时会纠正这种倾向。 3 实证方法简单、盲目的趋向 王子舟：从发展历史看，现代图书馆学是为适应图书馆人才教育和训练的需要，在经验知识体系化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它不像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那样，明显经历过从“思辨的学问”到“客观的学问”的近代科学洗礼。和当时同时代出现的其他一些学科相比，图书馆学既不是从一些成熟的社会科学母体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学科，也没有接受过其他社会科学的“嫁接”和“哺育”，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便显得比较稚嫩和经验味道很重。而以“引进”作为自己新起点的中国图书馆学，在20世纪中虽先后出现过三次发展高潮，但其间也因为社会时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经历了内含中断的几度转换，也一直未能实现良好的科学化改造。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研究一度处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战场”；新世纪开局以来，各种新观念研究(如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核心价值等)也如火如荼展开，图书馆学的科学化改造与完善过程依然付之阙如。所以，几年前当有人提出应加强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建议后，立刻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近年来也急剧增加，很多研究者在论文标题中还乐于冠以“实证”二字。我国图书馆学在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出现了一些颇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令人忧虑的倾向，方法运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以致受到人们的质疑[10]。 周亚：倡导实证研究对图书馆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但近年出现了盲目追求实证研究的趋向，似乎不管进行什么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先进行实际的调查、没有可检验的数据就不是科学研究。图书馆学研究中表现出了一种“实证强迫症”。“让数据说话，让空谈走开”[11]的呼吁本身没错，但如果作为反对思辨性、感悟性研究的宣言，就有些不恰当了。在实证主义勃兴的同时，图书馆学也出现了以下问题：一是实证研究方法种类较为单一，大面积的实证研究都是做调查问卷，而深度的观察研究、实验研究、田野调查等实证性研究方法还很少使用，从而有剑走偏锋之嫌；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存在着方法选择是否得当的问题，甚至用一些定量的方法去研究本该用定性方法来研究的问题。现在一提实证研究就是做问卷调查，有些问卷调查欠缺科学、规范，很少真正做到抽样调查(王老师也说过自己从事的调查有缺陷)，缺少对资料信度、效度的检验等。因此，实证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规范性也有待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图书馆学整个学科地位与学科影响力的提高。因此，在中国图书馆学界倡导科学的、规范的实证研究，避免表面的繁荣，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紧迫性。还有，我发现图书馆学界在倡导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有的实证研究倡导者对实证研究的理解也有偏差。 刘君：是有这个问题。如《近五年来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回顾与分析》一文说：“从广义上讲，实证研究方法(empirical method)是包括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研究方法，可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论倾向；从狭义上讲，实证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仅是指定量研究。”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定义，并解释说：“实证研究方法是根植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以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观察与描述研究对象。这就决定了实证研究方法同长期以来在图书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总结与哲学思辨的方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12]。我们知道，empirical是与theoretical相对应的概念，而quantitative(量)是和qualitative(质)相对应的概念。当我们把empirical method(译为“经验研究方法”似乎更妥当)称为“实证研究方法”的时候，乃是强调它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有别于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或称思辨研究；而qualitative method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其实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因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认识论强调的是重宏观整体、客观检验、价值中立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倾向，与其相对应的是非实证主义(non-positivism)认识论，即强调微观个体、主观理解、价值有涉的人文科学的研究倾向，包括诠释的社会科学研究、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社会研究等[13-14]。然而不管是哪一种研究倾向，其实都不排斥对定性或定量资料的占有和分析。 周亚：另外，还有倡导者把实证研究与Evidence-Based Librarianship(EBL)混淆起来。EBL是美国埃尔德雷奇(Eldredge)教授在1997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即借用循证医学的概念，指称那些在搜集证据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并借此提升图书馆员专业判断能力的学术研究。该概念提出后得到了较广泛的支持和关注，国外为此先后举办过多次EBL国际会议，还将其纳入部分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中。在国内，有学者将EBL译成“循证图书馆事业”[15]，或“循证图书馆学”[16]，还有学者直接把EBL译成“实证图书馆学”，并认为该方法“不仅被美国同行所看重，而且也成为英国、加拿大、中国等国图书馆学界同行的共识”[17]。EBL在英美等国是否已形成“共识”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EBL自2002年引入国内以来，截至2010年相关论文不过数篇。而且，从具体内容来看，EBL不仅重视“证据”，而且关怀“决策”与“实践”，是一种着力于用“最佳证据以指导决策制定、解决图书馆工作中的问题”的新图书馆学研究范式[18]，带有较强的应用研究(面向应用)和规范研究(价值评价与选择)性质，这与国内倡导但未取得“共识”的、根植于自然科学“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所谓“实证研究”，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异。 王子舟：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无外乎科学主义的方法和人文主义的方法。科学主义的方法是一种追求真理、发现规律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是一种促进理解、讲透道理的方法。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证研究方法就是以定量为主的科学主义的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则属于人文主义的方法。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的观点来说，人的社会生存与劳动、交往、权力三个要素紧密相连。劳动解决了生命延续，也演化出求真的、自然科学常用的实证主义认识旨趣；交往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导致出求善的、社会科学使用的阐释主义的沟通旨趣；权力使社会处于可控状态，但它带来了求美的、人文科学应用的审美、反省或批判的解放旨趣[19]。这三种旨趣代表了三种方法论。目前科学知识使用的方法大致都可以囊括于实证主义方法、诠释学方法、反省与批判方法之中。图书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需要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图书馆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如阅读)是一种自觉的活动，其间存在着价值与伦理因素，因而也需要运用诠释学方法、反省与批判等人文主义方法进行研究。而且实际上从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例如图书馆本质、图书馆宗旨、图书馆价值、图书馆职能、图书馆伦理、信息自由、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等等，都是具有人文性质的论题，人文主义的方法也是这些研究领域所适用的研究方法。我们不能因崇尚实证研究而偏废诠释学方法、反省与批判等人文主义方法的研究。 刘君：的确，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用处，有不同的认知旨趣，有各自的优劣长短。“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可能洞察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也有可能造成新的遮蔽，因为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区别于其他方法论的独特视角、思维惯性和探索问题的特定路径”[20]。研究方法的选择，关键要看所研究的是什么样的现象、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研究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切不可过高地估计实证研究或实证性科学知识的作用，更不可把实证研究方法抬高为万能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的是定性的限制、概念的清理和问题的选择，而正是那些基本的概念分析法、语言与逻辑分析法、辩证思维法、价值评价法等，构成了基础性、前提性的方法。如果说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有什么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只有那些被一些人看成是“无用”的哲学方法、逻辑思维方法，以及诸如直觉、顿悟、体验等难以言说的非理性方法，才是真正普遍的方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缺少的，具有最广泛的意义和价值。 4 反理论思潮对理论研究的杀伤 王子舟：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图书馆学界就兴起了一种反理论(纯学理)研究的思潮，主要标志就是批评图书馆学界理论脱离实践，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低谷[21]。世纪之交那几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稍有振兴，但有学者反对概念的研究，而倡导观念的研究，反对研究对象的研究，提倡图书馆事业、图书馆价值、图书馆精神的研究[22]；最近五六年来，反理论研究的思潮则主要体现为崇尚实证研究贬斥理论研究。其实这些反理论研究的思潮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上世纪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曾言，在美国人的特性里，有着很明显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美国图书馆史里的主要人物，是实践家而非思想家，他们所关注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他们在图书馆学校中开设的课程、研发的资料库与联机检索，更让他们趋之若鹜[23]。我觉得这些话也适用于批评我们当下的学术状况。须知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隐含着一定的理论，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你即使是在田野里捡石头也需要理论”[24]。人类学家沃尔科特(Harry F.Wolcott)也说：“理论就像锻炼身体或者吃维他命C，有的人过分上瘾，有的人很少考虑，但是没有人可以没有它”[25]。 周亚：科学哲学上有句名言——“理论先于观察”。美国社会研究方法专家劳伦斯·纽曼(W.Lawrence Neuman)则更清楚地指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含有一些理论，所以问题不太可能是‘你应不应该使用理论’，而是‘你应该如何运用理论’。”并认为那些没有“明确交代使用的理论”或“没有理论”的研究，只能是大部分研究者看不起的“粗糙的实证主义”研究[26]。我对上世纪理论脱离实践的批评持有自己的看法，即批评者有点将这个问题二元对立化了，且将理论看成是实践之上、之外的事物，他们在理论与实践对立的关系中来谈理论应联系实践，这与谈论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一样，是机械论的错误思维。法国思想家布迪厄认为，实践是理论规定着的实践，没有同理论完全脱离的实践。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理论观念规定下的实践(即实践包含理论)，没有哪种理论是离开特定实践条件形成的(即理论包含实践条件的制约)[27]。其实，当时图书馆事业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艰难发展的低潮期，经费拮据，地位低下，实践的困境使图书馆界希望有好的理论能给予“破局”的指引，然而因体制的限制与政策导向的制约，理论在当时也是无力承担起如此重负的。加之图书馆学理论因当时“过度竞争”形成的泡沫也较多[28]，这就给反理论研究思潮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界一部分学者想通过搞图书馆事业战略研究、提倡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理论联系一下实际”，结果也无功而返。 刘君：反对概念研究，提倡观念研究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其基本含义是反对图书馆学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的探讨，而是提倡研究、探索能够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观念、理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少围绕学理进行抽象概念的研究，而多研究那些从宏观的角度或者抽象的角度制约着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观念[29]。由于倡导者范并思先生在图书馆学界有较大影响力，其观点在学术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过这个观点后来引来一些商榷，有人指出其不当之处，认为概念研究是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基础，概念研究伴随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全过程，他与图书馆学观念研究也是分不开的[30]。我认为观念涉及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则受到对事物概念认知的影响。观念研究与概念研究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因为“概念是观念的内核，观念体现着概念的涵义”[31]，甚至新概念的产生本身就是观念的变迁。再说研究概念的人其实也关注观念，他们力图从元问题入手来达到解惑的目标进而建立新的认识。范并思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倾向于观念研究，摈弃概念研究，他认为图书馆学有着很强的应用性，不应搞纯学理研究[32]，所以自己从不搞纯学理研究，总是做事业发展思潮的“弄潮儿”，这其实也是有理论先导与暗设的，如此才形成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自身风格。 周亚：近几年崇尚实证研究，贬斥理论研究的倾向，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产生消解作用。这种消解可能不是实证研究倡导者的本意，但客观上仍很难避免产生矫枉过正的作用。崇尚实证研究的动力背景是为了加强图书馆学的科学化。20世纪末叶，为加强图书馆学的科学化，叶鹰提出要构建抽象图书馆学，尝试用数理方法构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他认为传统图书馆学理论对数字图书馆等图书馆新形态不仅难以作定量研究，而且难以进行定性说明，因此才催生了这一新的探索，并试图促进图书馆学研究精密化、规范化[33-34]。但这一探索很快遭到了批评[35]，并在图书馆学界引起了关于科学与人文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若干年甚至影响到今天。陈业奎对科学与科学主义进行了区分，他反对科学主义的攻城略地，提出要“用科学的技能，哲学的思维，人文的价值构建健全的图书馆学体系，服务于图书馆事业”[36]。这应该算持平之论。从这场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学界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37]，也为我们今天客观地看待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基础理论、阅读推广、信息伦理、知识产权、图书馆职业规范等研究主题中，研究者都大量地使用了非实证的研究方法。如果只把实证方法视为圭臬，其他研究方法弃之敝屣，这无异于作茧自缚。 王子舟：纵观图书馆学研究中反理论倾向的历史递进——或批判理论脱离实际，或反对概念研究提倡观念研究，或崇尚实证贬斥理论研究，之所以会在学科内部产生这些冲突性观点，这与图书馆学这门学科的特质有关。图书馆学是处于人文与自然之间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它具有理论与应用两大层面体系内容，这种学科特质背后隐藏着的是图书馆学自身充满矛盾性的学科价值(既有科学主义的研究倾向，又有人文意义的价值取向，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比较纯粹的学科价值不同)，这一点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内部也依然存在，例如心理学同时存在科学实证倾向的心理学与人文主义的心理学。无论是提倡绝对的科学化和实证研究，还是倡导走绝对的人文路径，都会有对图书馆学学科价值理解的偏差。上述反理论倾向的观点交替出现，体现出研究者对于图书馆学学科属性的认知存在差异。这说明不同的研究者都在从自己的角度探索专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只是这种探索往往限于局部的视角而忽略了对整个学科的审视。其实，人们对整体有了较好的了解，才能把握好整体中的具体部分。 5 理论借用与跨学科研究中的不足 刘君：关于理论的借用问题，我以前有过一些思考，提出借鉴、移植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应考虑四方面：一是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适宜于图书馆学本体的“土壤”?二是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为图书馆学的发展所需要?三是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成熟可靠?四是移植和运用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是否同图书馆学具有相关性并在理论层次上可以找到衔接点[38]?后来在论证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点在图书馆学中的运用问题上，我就是从以上方面进行论证并对其予以否定的[39]。但这些观点仅仅说明了理论借用的条件问题，还没有触及“如何借用”的问题，也就是移植研究的方法及评价问题。长期以来，图书馆学一直忙于到处伸手，把相关学科当成了理论库，可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然后，再添加上若干图书馆领域中的事实材料，名为理论借用，实为以图书馆领域的事实、材料，代别的学科去“论证”或“证明”那些在别的学科中已经得到论证或证明了的命题。如此，借用者反为被借用者所“俘虏”、“占领”，而成为各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大杂烩”。而唯独缺乏的，是关于自身的历史的逻辑的论证。 周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说：“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0]。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明确了研究方法的三个主要环节，这三个环节也是研究方法的三个要素：一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包括社会存在的现实的、历史的材料；二是要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三是要努力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经过研究方法的这三个主要环节，才能得出思维上“观念上反映出来”的理论结论。然而，反观近年来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我们可深切地感受到，很多理论叙述并没有经过马克思所讲的研究方法的三个主要环节，或者说在研究方法的三个主要环节上还没有付出更为艰苦的科学劳动。 王子舟：近几年蒋永福等学者借鉴后现代理论对图书馆学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乃至批判，其探索精神我十分赞赏，但是其否定图书馆本质存在[41]的诸多论断我是反对的。具体理由此处不宜展开，我想说的是，西方学术理论是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由于孕育它们的环境不同，被我们借用的时候就要考虑适应性的问题。医生开药方，即使开同样的药物，也要根据不同病人的病情而采取不同的药量。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我欣赏后现代理论中的批判分析的方法，以及去中心化、对权威与理性的怀疑的立场。我读过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ard，1929～2007)的书，很欣赏他的深刻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力，有些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至今难忘，如他说“理论和实践最完美的综合，就是思想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逐步消失”[42]。的确这样，如果某种理论像幽灵一样永久地徘徊在现实的上空，反证出它没有归宿，没有进入一个可以长久安息的墓地。我喜欢后现代性的思想，但我对后现代理论中颠覆现代性、扫荡现代性的倾向还是警惕的。后现代理论总的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而且缺乏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我不会出于对某种理论的喜欢，就不顾一切地全盘接受它。圣雄甘地说过：“我不想让我的房子四面高墙耸立，不想让我的窗户密不透风。让所有土地孕育的文化都尽情地吹送到我的房屋周围。但我却不想被其中任何一个吹得站不住脚”[43]。 周亚：与理论借用相关联的还有跨学科研究的问题。跨学科研究以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来开展科学研究，主要有学科思想的移植、概念(术语)的移植、方法的移植等。根据学科之间融合的程度，跨学科研究有不同的形式，包括多学科、群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超学科等。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路线的不同，可分为学科导向型与问题驱动型[44]。图书馆学研究中，最为成功的跨学科研究案例，应该是以引文分析为代表的文献计量方法的成熟与发展。引文分析法与文献增长及老化规律、三大定量(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量、齐普夫定律)及其修正版、各种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工具(例如，三大英文索引和基于索引数据库的ESI、JCR、InCites等分析工具，中文的CSSCI，可视化工具CiteSpace，统计软件SPSS等等)，这些常用的文献计量方法都是借鉴数学、统计学等形成有效的文献评价方法与工具。引文分析法在内的文献计量学方法与工具的应用范围目前正在不断扩大，例如研究主题词频分析、知识结构演化、作者影响力分析、论文合作者分析、期刊影响因子及核心期刊评定、学科领域计量、科研评价与管理、人才学研究、科学交流、专利分析、科学数据管理、数字资源可视化等等，这不仅拓展了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也提高了图书情报学在学科群和社会上的影响力。 刘君：多学科研究是“混合物”，跨学科研究是“化合物”。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可谓图书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成功范例，尽管信息可视化方法来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但图书情报学成功地将这种集视觉思维、数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为一体的新方法融入到图书情报领域，它为各个学科的知识发现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CiteSpace是当今世界上流行的信息可视化工具之一，它可以用来快速地把握某一科学领域中的前沿方向和热点问题，找出研究中的知识基础和关键文献，识别该领域中的主要研究人员和主要研究机构。截至目前，CiteSpace软件至少有超过40个国家的上万次使用[45]。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些分析工具的局限性。CiteSpace研制者陈超美曾经说过：“CiteSpace的设计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能满足CiteSpace设计要求的图谱才视为好图谱。CiteSpace要展现的是一个领域的知识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这是CiteSpace的取景范围”[46]。分析工具背后的数学模型和信息计量学理论与方法是构成这些工具的内核。由于工具的设计目的不同、采用的信息计量学与数据模型不同、分析时的指标体系和具体因子的加权值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果选用不同的工具对同一对象进行分析，则很可能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即使是采用同样的工具，由于参数设置等因素，也会导致结果的差异。工具与具体功能的差异性往往容易让人忽略。 周亚：陈光祚先生在《重视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中说：“……文献计量只是以数量统计为基础的(即使包括某些加权)。而学术的发展不是以量多为贵，而是以质取胜。”“文献计量学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辅助方法，它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它不能完全取代学术史研究”[47]。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文献计量法只是一个适用于某一方面的科学方法。除了文献计量法、信息可视化研究外，图书馆学包括情报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正在扩展，如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研究、信息公平制度的研究、口述资料收藏的研究、青少年阅读推广研究，这些研究只有在有效的跨学科研究中才能有所斩获。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需要多学科背景人员‘团队作战’，但目前图书馆界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南开大学徐建华教授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人员合作开展的图书馆学实证研究应该说是成功的。还有些研究主题不易也不宜“团队作战”，而只能“单兵作战”，如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文献学目录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无论如何，“单兵作战”的学者要有多学科进入的意识，即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用来研究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因为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刘君：我们谈到的这些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切入的。我想这些问题本质上是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的问题，即我们存在不能严格地按照科学研究的一般逻辑去研究问题。过去，图书馆界普遍缺乏学术规范意识，在著文中不太注意追溯以往研究成果或对以往研究的状况进行分析和批评，似乎人人的研究都是“前无古人”，实际上却是大量的低水平重复，无益于图书馆学科知识的积累。现在，尽管在很多方面已有所改观，但在研究过程中的不规范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比如，在社会科学中，规范的量化研究通常具有强烈的理论预设，有的甚至和抽象程度很高的理论勾连在一起，而规范的质性研究则总是试图通过详细的观察和深度的访谈，以诠释某种理论或从中归纳和发现理论。但现在我们所见的很多研究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有学者指出：有些质性研究访谈质量低下，很多是以“问卷”的形式提出问题，问题缺少深度，收集的资料凌乱破碎；有的质性研究报告变成了“举例说明”，完全没有质性研究报告生动、写实、“还原事实”和理论诠释或发现理论的优势[48]。学术规范问题其实也就是科学态度或科学精神问题。 王子舟：美国生物伦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格林内尔(Frederick Grinnell，1945- )曾说：“大部分人学习‘科学方法’，而不学习科学态度。然而，科学方法只是一个理想的建构，科学态度才是人们观察世界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可以采用许多种不同的方法，但是使这些方法能够称为科学方法的，则是依据它们是否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49]。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不只是研究方法问题，培育科学精神、提升科学素养可能更为根本、必要和迫切。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自觉地学习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知识，树立科学观念，坚持科学态度，掌握并规范、恰当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换言之，科学方法根植于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图书馆哲学的研究，21世纪初年兴起的图书馆学规范化实证研究，以及近几年热起来的图书馆学史研究，实质上都有助于青年图书馆学者增加自身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只要我们不走极端，理性地推进图书馆学的发展，相信我们这个学科会有很好的收获。最后还要提到的是，我们对范并思、蒋永福等先生观点提出的商榷，是建立在学理上的一种探讨。他们是我们十分尊重的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但正是这些观点才引发了我们的深入思考。所以期待他们能对自己的观点有更为深刻、全面的阐述以及对我们的意见的批评。 (来稿时间：2014年5月)标签：图书馆论文; 图书馆学研究论文; 实证研究方法论文; 文献分析法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科学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实践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