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奥会和奥运会与政治互动关系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奥运会论文,政治论文,奥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3)05-0015-06
修回日期：2013-03-20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就离不开政治。既然奥林匹克运动从未否认她试图对人类社会做出伟大贡献的努力，那么她也势必要承认其处于人类社会中，与政治发生互动的必然之路；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总不免会看到诸如“奥林匹克运动应脱离政治”的批判。同时“承办者希望通过奥运会宣传国家的形象，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奥运会成为了一个各取所需的大平台，奥林匹克精神却被淡化”[1]。前者承认甚至会接受与政治的互动，后者又否定着、批评着与政治的关联，这岂不矛盾？难道政治与奥林匹克运动果真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抑或是我们尚未剖析其中的真相与缘由？
无论是已经盛行多载的奥运会，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奥会，都离不开与政治因素互动的土壤。在这样的一片土壤中，是成长如参天大树，还是溃决如千里之堤，土壤“养分”的问题并非关键，关键的是，我们如何利用这片土壤。“栽培”才是互动中成功的着力点。而栽培的前提，则是认清楚何为“政治”。
1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
1.1 政治的至善追求
追溯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假设。由于古希腊的政治是城邦政治，遂其后政治的含义进一步发展为对各种城市生活的处理，尤其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我国早在《尚书》中亦有表达过“道洽政治、润泽民生”之观点[2]。
由于人的行为总是为了达到他们认为是善的东西，因此所有共同体的建立都旨在达到某种善。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一言蔽之，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哲学的根本要义就是为了城邦国家和公民的幸福至善[3]。
然而城邦和国家是众多的，即便每一个“基本”单位都是为了善而努力，但难免会出现冲突与纠纷。一国的善，可能就是邻国的恶，这是贯穿历史的；尽管如此，在现代社会各国、各政党间共通的一些美好追求是纯善的，例如对和平、理解、尊重的向往等。
1.2 政治的利益诉求
《现代汉语词典》中，“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4]。无论是哪一种活动，其目的不过是诉诸各方利益罢了。尽管各国、各党派对于和平、友爱、全人类利益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但更多时刻不同利益集团还是为各自利益而奔波。
为了各自利益争取时，冲突与纠纷就会更加常见，这样的现实情况也影响到了奥运会。如今社会普遍将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对立的言辞、行为和理念，不难分辨出其实际上是与诉诸利益的政治有所冲突的本质。
1.3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追求至善目标的殊途同归
至善代表了幸福，幸福来自于理解、友谊、和谐的发展，来自于一个和平的世界。而翻阅奥林匹克运动相关著作，能很容易地找到殊途同归的论述：“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互相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5]。无论是奥林匹克主义宗旨、精神、理想，无不是同根之木。由此来看，从终极而言，追求至善的政治，不仅没有与奥林匹克运动对立起来，反而应该是“共同走向至善”的。
1.4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诉诸利益目的的冲突和共赢
政治是由人来执行的，人无完人，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政治，更难免出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这就使得一时一地的政治走上了背离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背离“至善”的道路。那种政治便与奥林匹克运动的高尚情操相去甚远，遂引起世人指责。也正是因此人们才会认为“政治”侵犯、玷污了奥林匹克运动。
这样的侵犯与玷污，有时候可能只是国与国之间的言辞较量，对奥林匹克运动没有太大伤害；但有时候却会演化为毁灭性的打击，如战争导致的奥运会搁置、冷战带来的抵制参赛导致的奥运会几乎夭折。
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倒退，人类的文明终将进步。全球化的今天，政治阶级色彩越发褪色，狭隘的视角会被高尚的观点所取代，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的思想才是未来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追求至善的目标殊途同归；在这期间，奥林匹克运动又势必要与政治的利益诉求继续博弈下去。她与政治难免产生冲突，但却又同时存在着共赢的可能。这也便是“政治是把双刃剑”的缘由。
2 政治对青奥会和奥运会影响的比较
2.1 政治对奥运会的影响
2.1.1 追求至善对奥运会的影响
追求和平是奥运会贯穿百年的目标，与政治追求至善的目标殊途同归。顾拜旦奔走各方创立现代奥运会时，就认为其能够扮演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亚里士多德把善分成三类：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这是一种从外在的财富、名誉，向内在的德性升华的善；而奥运会，表面是身体的比拼，名誉的获得，可实际上是人类灵魂的洗礼。这方面，二者同样异曲同工。可以说，奥运会是在力求用最低程度的政治力量，实现最高层次的政治目标。
2.1.2 民族主义对奥运会的影响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6]。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以此来塑造特定的文化与政治主张的理念基础。其政治功能在于极大地强化了本民族、本国存在的合法性乃至权威性。
古代奥运会的创建者、希腊民族当时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过去，热忱举办奥运会。也是在那时，英法等老殖民强国，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展开了看不见硝烟的比拼，而奥运会上的金牌、奖牌就是最为简便展现民族、国家优越性的参考指标。这也是顾拜旦1984年在巴黎索邦的恢复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大会上，表达的政府的支持是奥运会成功的必要条件，要求国家选派运动员参赛，运动员代表国家的直接后果。如今奥运选手依然是观众们心中的民族、国家的代表，而不仅仅是突破人类极限的象征——这虽然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些期待相左，却又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抵挡的趋势。为数众多的观众依然将奥运选手同化为“我的同胞”来观看比赛。
民族主义对奥运会的渗透也有消极的逆时代潮流的极端宣泄和叫嚣，置奥运会于水火。放眼世界，尽管全球化的脚步强劲，可民族国家的各种政治问题依然萦绕在地球各地，这些问题短时间内很难圆满解决，进而会渗透到奥运赛场。
2.1.3 种族主义对奥运会的影响
种族主义“是一种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鼓吹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优等’种族生来具有创造高级文明的生物本质，‘劣等’民族则无力创造和掌握高级文明，‘优等’种族注定要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7]，“认为某一种族天生劣于或优于其他种族的意识形态”[8]的观点。强势的种族会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压迫其他种族。而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借助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体育赛事。
就个人而言，如杰西·欧文斯一人在柏林奥运会上赢下了4块金牌，然而尽揽一身荣誉后回到他的祖国美国，却依然只能从公交车后门上车，不得坐在前排。美国总统罗斯福没有表示祝贺，亦没有邀请他前往白宫——他竟然一度没有在家乡找到工作；就国家而言，南非就因其种族隔离制度而屡遭国际奥委会惩处，直到1991年才重新接纳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时至今日，种族主义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体育界一直未有消亡，各种新种族歧视有所抬头，各种族平等相处任重道远。
2.1.4 国际冲突对奥运会的影响
国际冲突对奥运会的影响一刻都未停息。对奥运会冲击最大的影响，当属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致使3届奥运会不得不中断。时至今日，各种国际势力依然将奥运会视为其角力的重要舞台，这种现象首先不可回避，其次还会继续下去。但从另一方面看，各种国际势力不断介入和竞争，将奥运会营造成他们展现自我的舞台，也促进了奥运会扩张其政治地位和规模。
2.1.5 恐怖主义对奥运会的影响
恐怖主义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还是为了实现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目的。它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不顾其安危生死。为了实现其一己目的而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也瞄准了奥运会。首当其冲的便是“慕尼黑惨案”，致使9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亡，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代表团随后因安全考虑，提前离开了奥运赛场，其他奥运选手亦无心比赛。对于恐怖主义的侵袭，近几届奥运会每次都会斥下巨资来保障参赛人员的安全，力图让恐怖分子无处躲藏。
2.2 政治对青奥会的影响
2.2.1 追求至善对青奥会的影响
至善在青奥会中埋下了种子。和平、友善、团结，这些积极阳光的词汇成为了青奥会的主题词，同时也是尚存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族间的更加主流、更加终极的梦想——它们在青奥会的舞台上形成了共鸣。这是一种积极的、追求至善的政治对青奥会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不仅是我们无需阻止的，更是我们需要更好利用的。
而对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企图，青奥会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应防微杜渐。在南京青奥会以及未来的几届青奥会的赛事中应坚持下去。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倘若那些政治角逐从一开始就知道青奥会是一片“圣土”，也便会在起初阶段碰壁后知难而退了。
2.2.2 民族主义对青奥会的影响
从短期目标看，青奥会力求令参赛的青少年运动员更加注重“个体”，而非像他们的前辈在奥运赛场上那样被打上民族、国家代表的标签。从这一点上来讲，青奥会是希望尽可能疏远民族主义的。
从长期目标看，青奥会是希望通过参赛的青少年来影响一代青年人的。如何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这就必须令各国青少年对参赛的运动员产生认同感。单是“同龄人”恐怕是不够的，因为这无法区别出他们的不同；青奥会才是区别二者的关键点。又由于青奥会从竞技成绩方面无法与奥运会抗衡，无法吸引到媒体的关注，因此其魅力所在就集中在了参赛运动员自身的非竞技信息特征上。这些信息特征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国籍和民族了。当被加注上国籍、民族标签后的运动员形象传播给其同龄人后，影响才能得以扩大。从这一点来说，民族主义又能够促进青奥会的发展。
2.2.3 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与国际冲突对青奥会的影响
青年人心中可能也存在着一些种族主义的顽疾。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年的战争、饥饿、贫穷，使得那里的儿童少年在成长中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越多，这样的青少年就越多，他们本可以是参加、欣赏青奥会的。
恐怖主义分子会挑选一些知名度度高的赛事作为袭击对象，青奥会虽知名度越发提升，但其竞技水平得到了天然的限制，经济收益、媒体关注度也不会与奥运会等赛事相比，因此对恐怖主义分子而言并不是合适的攻击目标。但这并非说明青奥会就可以对恐怖主义有所放松，实际上在应对其他突发危险事故时，也会因提前的防范而有效处置。
国际冲突的各方可以寻找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交锋平台，体育相对而言并非主要“战场”，就更不要说青奥会了，国际冲突对于青奥会的影响较轻。
2.2.4 国际主义对青奥会的影响
青奥会为了促进全世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就势必要迎合青少年发展的潮流。在青少年的世界中，借助科技进步，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交流变得空前的简单且流行。全球各地青少年几乎可以在同一时刻分享到同样的知识、乐趣。而相对于中老年人因个人闲暇时光有限、掌握新科技较慢的“天然壁垒”而言，青少年共享文化的可能性更大、能力更强。这就为促成国际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国际主义倡导着不同国家为了共同利益开展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合作，究其核心，应该说就是“分享”二字。显然，从Facebook到Twitter，青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分享比比皆是——而这在数十年前恐怕还会被人们以为是不可思议之事。青年人已经成了分享文化、知识、快乐的主力军，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将这种潮流趋势纳入到青奥会中，是顺理成章的。
3 青奥会和奥运会对政治影响的比较
3.1 奥运会对政治的影响
3.1.1 提升民族与国家形象
奥运会诞辰之初就是建立在欧洲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顾拜旦不惜一切代价复兴奥运会，其历史背景就是其祖国法国渴望从1871年普法战争战败的阴影中走出。而顾拜旦所做的一切，能帮助法国迅速的重新获得国际地位和声望。
步入21世纪后，意识形态对立已不如过往那般尖锐，但奥运会提升民族与国家形象的影响始终存在。北京奥运会对于提升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的形象，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亿万电视观众通过卫星直播收看到宏伟的奥运开幕式时，当千万国际记者在各场馆报道比赛进程时，他们所听、所见、所感受的一切，都使得奥运会的政治影响发挥到了极致，将中华民族的勤劳、包容、创新、开放，将中国的欣欣向荣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世界。
3.1.2 增强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前述的政治影响可以归纳为“对外”，而现述的影响则可以总结为“对内”。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举办前后，东道主人民越发团结。雅典奥运会举办前后，希腊人民高呼的“奥运回家”的口号，几何倍的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与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当我国田径运动员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110m栏摘得金牌时，从媒体上迸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汇聚的凝聚力，至今仍为人所记忆。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增强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主人翁意识，在言行、举止上更加“中国”了。
3.1.3 促进国际、国家、民族间的相互了解
奥运会促进东道主越发主动地融入国际大家庭中，接纳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与习俗，也向他们展示自己的文化与习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现出东方魅力，令西方叹为观止；随后的温哥华冬奥会同样也给身处东方的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一个展示东道主国和民族文化的最佳契机。同时，奥运会也是其他各国登上这个舞台，一同展示自己，学习、交流的机会。这样一种交流，增进了国际范围的了解，消除了隔阂，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更是奥林匹克思想中最终的目的之一。
3.1.4 推动国际关系准则的形成
在目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中，探寻一个标准的交流、合作准则，一直是极富有挑战性的命题。以联合国颁布的各项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性文件相继出台，为平等、民主的相处提供了可能。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终点，国际社会依然需要持续努力来增强合作和交流。理论上的完善，与现实中的冲突形成了强烈对比，国际社会一直渴望得到一种“榜样”的力量。而此时，奥运会的出现为之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人人平等、民族与国家不分高低贵贱、尊重对手、公平竞争等一切的准则均与国际社会各国各民族所向往的理想如出一辙。奥运会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给人类提供了启迪。
3.1.5 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和谐统一
奥林匹克思想与国际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国际主义倡导国家间为共同利益而在各方面广泛合作。奥林匹克思想的阐述，实则与国际主义别无二致。在奥运村和闭幕式中，各国运动员、官员互相友好相处，互帮互助，彼此种下了友谊的种子。
奥运会能将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发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开幕式上，各国运动员在本国飘扬的国旗后走入运动场，得到全场乃至全世界人民欢呼时，激发的不仅是运动员们的骄傲感，更是目睹这一切的观众的爱国情操。雅典奥运会上阿根廷“仅”获得了2枚金牌，恰恰是影响力极大的男子足球和男子篮球，这让整个阿根廷沸腾，为自己是阿根廷人骄傲，这种爱国热情，是很难被其他事件所相提并论的。
看似可能会出现一丝矛盾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奥运会的和谐统一令人心醉。这是在其他场合中难以复现的。
3.1.6 维护世界和平
由于各种原因冲突与战争并未停止，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人类历史上挥之不去的痛楚，人类对于和平越发渴望。任何能够为人类带来和平的方式，都是值得尝试的——奥运会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价值和贡献。奥运会，令朝鲜半岛两国人实现了在“标准”政治场合都不敢奢望的沟通、理解、合作。类似的国际范围的动人画面以及奥运会的政治贡献还有很多，不甚枚举。
3.2 青奥会对政治的影响
3.2.1 青奥会具备了奥运会的政治功能
由于青奥会与奥运会同属于奥林匹克大家庭，因而她们是一脉相承的，共同继承着奥林匹克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但凡奥运会所具备的政治功能，所能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实际上青奥会也都能做到——区别就在于广度和深度。
3.2.2 青奥会缩小了政治诉诸利益的期望
北京奥运会，参赛代表团达到了204个国家和地区，参赛运动员达到了空前的11 028人；新加坡青奥会，尽管204个国家和地区也都有派出运动员，可参赛运动员总人数也不过3 594人。上述数据只代表了一个赛事规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完全可以引到其他方面。正因为青奥会的规模小于奥运会，其受到的媒体关注就自然小一些，再加上一些世界著名的运动员并不会参加青奥会，这样的赛事竞技水平就不会很高，因而不会吸引到媒体和体育迷的广泛关注，进而各国政府乃至人民也就不会将之视为展现本国、本民族的，与奥运会同等重要的舞台，也便不会赋予青奥会太多的政治期望……
这对于青奥会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期望是诉诸利益的政治的期望；而有了更多自由空间成长的青奥会，则可以向着追求至善的政治“至善”的目标进发。
3.2.3 青奥会淡化政治介入的努力
青奥会限定了参赛运动员的年龄，运动员必须在举办当年的12月31日为15岁至18岁[9]。这客观限制了很多在各个项目中堪称精英的运动员参加比赛，也就淡化了赛事的基本载体——竞技——的重要性。
青奥会还限制了参赛的规模，相应的引起的关注度也就会降低，进一步缩小了政治的进入。青奥会还将教育活动摆在了首位。新加坡青奥会要求参赛的各国的运动员在开幕前4天抵达，闭幕后2天返回，并在比赛期间的无比赛日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活动。国际奥委会要求主办城市制定详尽的文化与教育计划，在青奥会举办前后，给全球青少年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洗礼的机会。同时，教育青少年尊重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世界公民打下基础。
4 青奥会和奥运会与政治互动产生区别的原因比较
无论是政治对两大赛事的影响，还是两大赛会对政治的影响，均存在着明显区别。这是与两大赛事自身区别相关的。产生区别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来自两大运动会内部的特质，外因即为青奥会与奥运会外部的因素。
4.1 青奥会与奥运会内因的比较
4.1.1 奥运会的竞技水平高于青奥会
由于参赛运动员的年龄限制，各项目的许多顶级运动员未能参加青奥会，这一方面给了青年运动员施展自己拳脚、积累经验的机会，也同时客观上降低了赛会的竞技水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24人8队46次打破38项世界纪录，1人平一项世界纪录。至于刷新代表团所在国各项记录的数据，更是不胜枚举。而在2010年新加坡青奥会上，能够打破相应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已然是参赛选手的莫大荣誉了。
4.1.2 奥运会的赛会规模大于青奥会
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远多于青奥会参赛运动员。而奥运会前后所涉及的场馆、器械、交通、服务等内容，也是极其复杂和庞大，俨然是一个巨系统——这是许多国家渴望不可及的“奢侈”赛事；反观青奥会，新加坡已经给后来者树立了标杆：节俭办青奥的理念渗透了赛事的各个环节。不单独兴建新的体育场馆，鼓励使用现有的多功能体育场馆；又由于参赛代表团人数限制，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有了承办赛事的能力，更加速了青奥会在全球各个国家的传播。有了这样的承办经验，会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了举办世界大赛的经历，为日后举办更大规模比赛打下基础。
4.1.3 奥运会的影响力甚于青奥会
奥运会的竞技水平、参赛规模已经是影响力的一种体现。此外，大众传媒的关注也是一个客观指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已经有156个国家获得了电视转播权。而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有47亿全球观众通过电视观看了奥运会，超过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创下的39亿观众的数据[10]。相对而言，尽管有166家电视转播商转播了新加坡青奥会，然而真正将精力和时间都倾力于青奥会上的，多为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欧美地区却对青奥会的报道不甚有力，唯一的例外就是英国——他们对青奥会的报道，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为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做经验积累，为国内奥运热潮做一个铺垫。除传媒可作为指标外，其他如赞助投入等方面，也都成为一个因素，令奥运会的影响力非常巨大，而青奥会相比之下则依然是有待成长的树苗。
4.1.4 青奥会竭力将政治避之门外
国际奥委会一再强调“青奥会不是小型奥运会”，青奥会有着它自身的使命和特质。为了完成它的使命，青奥会所做的重点努力之一，就是极力淡化政治因素的介入。当竞技水平、参赛规模、国际影响力均较之于奥运会下降后，青奥会自身教育的目的，更伟大的追求得以有了“纯洁的”成长空间。实际上，这是奥运会起初希望做到，却因为自己“树大招风”而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完美实现的夙愿。青奥会则因而有了自己践行奥林匹克理想的土壤。这样的土壤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需要国家奥委会和所有参与赛事的人员的共同努力。一些新尝试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价值，未来还有着更多可以尝试的手段来进一步淡化政治介入的可能。
4.2 青奥会与奥运会外因的比较
4.2.1 民族与国家视奥运会为更高的政治利益诉求场所
正因青奥会与奥运会的本质区别，其外部因素也自然会对青奥会与奥运会区别对待。在影响力极大的奥运会上，各种政治势力、利益集团均意识到了这样一个舞台对其实现政治诉求的贡献力巨大，因而就不惜一切代价和成本渗透进来，这就加剧了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影响。投入越大，国际形象、尊严、认同等诉求就越完美的实现。这自然又会进一步加大奥运会的政治价值。如是，奥运会也便成为了体育赛场上最佳的政治诉求场所。
相反，青奥会从一开始就不合适政治投资——至少是奥运会级别的政治投资——这就使得政治因素介入青奥会的兴趣不高，而当人们发现并未有多少政治内容渗入青奥会后，日后也便会失去对青奥会投资政治资本的“竞争意识”。
4.2.2 发展中国家视奥运会为更大的实力证明舞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进行的激辩旷日持久。发达国家以综合能力强势而主导了世界的走向和格局，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符合共生共赢原则的。若要从发达国家手中谋取并赢得权利绝非一朝一夕。在这期间，公平竞争的奥运会舞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契机。奥运会不承认身体素质之外的任何不平等，无论你是来自富国还是穷国，在百米赛场上、在足球绿茵场上、在任何的比赛中，都不会因此而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投得更准。因此，这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难得的平等与发达国家交流甚至“较量”的机遇。当博尔特为牙买加赢得100m奥运冠军时，至少他们从体育场上开始为自己的祖国赢得了世界的重视和敬仰——而尊重，是人与人交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够开启建设性对话的最基本前提。
4.2.3 参赛各方均认同青奥会是青年人文化交流的舞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样亦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青奥会的认识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美国的体育工作者，还是中国的体育工作者，在“青奥会是青年人文化交流的舞台”这一基本观点上均会达成一致。当目标一致后，行为自然也就会趋向一致。区别仅可能在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装备、器械可能更先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装备、器械可能稍显落后，但这也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契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使者而言。正因此，青年人成为了各国派出的使者，文化交流成为了使者的目的，政治色彩的淡化，使青奥会与奥运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5 结论
政治是奥林匹克运动在其发展中不可规避，产生互动的一个重要社会因素。政治的追求至善，与奥林匹克运动追求人类和平、友谊的理想殊途同归；政治的利益诉求，与奥林匹克运动既有冲突又存在共赢的可能。奥运会和青奥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代表，由于二者内外因素的区别，致使其在与政治的互动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青奥会相比，奥运会与政治的互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均是影响大、效果强、程度深的。但也正是如此，奥林匹克运动在接纳政治带来的积极影响之际，也在被动地承受着消极影响的代价——而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所力求避免的。青奥会在21世纪初的诞生，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此时的世界文化已经与过去的百年迥然不同，她更加注重分享、共赢、包容。政治的追求至善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交融恰好绽放在了青奥会的舞台上。这样的交融，延续了政治与奥运会的积极互动，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治与奥运会的消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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