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发生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9-04-02
中图分类号N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24(2009)03-0363-13
关于科学革命，学界一般分为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科学革命；另一种认为曾经发生过。究竟发生还是没有发生？判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应以怎样的视角去分析才是合理的？到底应在什么样的基底上分析才能看到不同科学革命发生观之间的统一性？语境论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我们试图在语境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所谓语境在语言层面上是指“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具体说是一个词、句的上下文；在扩展的意义上(超越语言扩展到历史、社会和文化层面)，语境是其构成要素的系统性形式和意义的关联综合体[1]。这样，语境分析就是寻找决定词句或行动、事件之意义的关联因素。
1 科学革命的内涵分析及语境定义
科学革命作为与社会革命相对应的概念，是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美国科学史学家撒克里(A.Thackray)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科学史研究的十大中心问题，其中第二个就是“科学革命”。他指出：“革命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深刻的观点，与概念分析的理想主义方法极为相称。”[2]只有弄清它的涵义，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解决历史中是否有科学革命发生、如何发生的问题。
关于科学革命的内涵，前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我们将其概括为以下5点：
第一，概念替换观。科学革命首先表现为概念革命，它是科学中心概念的替换过程。“从哲学观点看，概念是反映客观对象本质属性的基本思维方式。它具有抽象性、普遍性。”([1]，158页)一切科学认识基于概念。每门科学都是由概念组成的体系。科学概念体现了信念与指称对象之间的统一性，以及科学理论与科学思维的统一性。由于一个系统的核心要素决定其结构和功能，中心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概念体系结构的变革，进而导致科学理论范式的更替和科学观念的重大变革。萨伽德(P.Thagard)确定了概念变化的9个程度，其中“主干转换改变概念层次树的组织原则，是最根本的变化，它影响到整个分枝的合并、分化和重组。”[3]中心概念的转换必然引起概念的主干转换，并由此引发概念革命。拉卡托斯(R.Lakatos)认为，科学概念体系构成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它是研究纲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主张，“硬核”一旦遭到反驳与否定，被新的“硬核”所代替，科学革命就发生了。英国科学史学家霍尔(A.R.Hall)提出了主题分析的概念，科学主题指科学中的基本前提概念，如物理学中的物质间断性和连续性、粒子性与波动性，以及运动的守恒性、因果性、相对性。在他看来，科学革命表现为科学主题概念的根本变革。法国科学史学家柯瓦雷(A.Koyre)注重分析科学概念场的变化，认为概念场变化引起科学革命。比如，被认为是近代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哥白尼革命”，首先表现为“日心”概念对“地心”概念的根本改变，同时引起主干概念结构的重大变革，体现为两个概念体系中宇宙中心、中心状态、行星与中心的关系、恒星天的状态、行星与中心的位置顺序等的根本不同，是天文学中心概念替换引起的科学革命。麦克斯韦(J.C.Maxwell)革命是在对法拉第(M.Faraday)中心概念变革基础上实现的，即从电力、磁力、力线、场到位移电流、涡旋电场的中心概念的替换。中心概念的替换是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理论、观念变革的最直接证据，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最深层变化。
第二，理论更替观。在18世纪，科学革命普遍被认为是“一系列的每过一定时期的重大间断，以至形成与过去明确的决裂。”[4]1773年拉瓦锡(A.L.Lavoisier)宣称他的研究纲领将导致一场革命，1790年丰特奈尔(B.Le.B.E.Fontenelle)称微积分的发明是18世纪数学中的一场革命。那时，人们对科学革命的认识比较模糊，只要是新理论与旧理论发生决裂，就认为是科学革命，并将其定义在理论层面上。这样就导致了两种理解：一种情形是新理论产生后，旧理论依然存在并使用着；另一种情形是新理论完全代替了旧理论。18世纪后期，贝尔(A.Bell)在《近代天文学史》中指出，对于科学革命来讲有大小之分，对于大规模的科学革命，都需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反叛，要摧毁已被承认了的科学体系；二是引入新的科学体系取代旧的科学体系。”([4]，44页)20世纪，大多数科学史学家及科学哲学家仍认为科学革命是科学理论的重大变革过程。库恩(T.Kuhn)认为，科学革命的发生是科学理论之间不可通约性引起范式更替的过程。波普尔(K.Popper)主张，科学革命是一种新的理论合理地推翻一种已被确立的科学理论。按照这种观点，科学革命不仅要破旧，而且要以新理论代替旧理论。
第三，观念变革观。科学观念是一定时期科学思想的精华，是指导科学发展的准则。夏平(S.Shaping)认为，柯瓦雷将科学观念变革赞誉为自古希腊以来“人类思想所完成或经受的一场最为意义深远的革命”[5]。美国科学史学家科恩(I.B.Cohen)主张，科学革命首先是观念发生“改宗”的过程，是接受新观念抛弃过去已被接受信仰的过程。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J.D.Bernal)也认为许多科学观念的改变总合成为一场科学革命。正如库恩指出的那样：“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推翻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科学革命都必然会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会改变同行们据以确定什么是可以采纳的，或怎样才算是合理问题的标准。每一次科学革命都彻底改变了科学的形象，以至于最后我不得不说，那个人们在里面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根本改变了。这些变化同几乎总是随之而来的争论一起，决定了科学革命的特征。”[6]爱因斯坦(A.Einstein)也认为科学发展过程中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飞跃，科学革命主要表现为科学观念的变革。在他看来，17世纪物理学革命是一场培根式的物理学数学化的观念革命，19世纪达尔文(C.Darwin)生物学革命是一场非数学的培根式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麦克斯韦革命、相对论革命和量子力学革命都是以概率论为特征的观念革命。板块说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地球观的革命，即新的活动论地球观取代了作为以前地球构造理论根基的旧固定论地球观。大型的科学革命必然引起科学观念的变革，而观念变革是理论的升华与深化，必然引起人们世界观的重大变革，比如哥白尼(N.Copernicus)的“日心说”不仅引起了天文学理论的变革和人们对天体运行观念的重大改变，而且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从以地球为中心转变为以太阳为中心。
第四，思维转换观。所谓思维方式，就是以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习惯和方法等因素所构成的人们思考问题的程序和方法。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不仅体现在科学革命发生之中，而且体现在革命发生之后科学和社会领域之中。大型科学革命一般都引起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柯瓦雷认为，牛顿(I.Newton)将哥白尼、开普勒(J.Kepler)、笛卡尔(R.Descartes)、伽利略(G.Galilei)、惠更斯(C.Huygens)、胡克(R.Hooke)、沃利斯(J.Wallis)等这些前辈或同时代人的贡献综合在一起。科恩认为，牛顿引起了一场革命，标志着近代精确科学的诞生。这就是“牛顿风格”，即把精确科学的研究过程分割为两部分的能力：从想像的构筑或系统展开数学推论，然后运用所得到的数学结果对现象学上的真实存在做出解释。“牛顿风格”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它将天上和地上物体运动的规律用机械力实现了统一。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有机论的，生物进化论、地质演化论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代表。英国历史学家巴德费尔德(H.Butterfield)也指出：“第一次科学革命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的科学权威，就是说，它不仅以经院哲学的黯然失色，而且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物理学的崩溃而结束。因而，它使基督教兴起和宗教改革降到仅仅是一插曲、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体系内部改朝换代的等级。由于这个革命改变了物理世界的图景和人类生活本身的结构，同时也改变了甚至在处理非物质科学中的人们惯常的精神活动的特点，因而，它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精神的起源赫然耸现出来。”[7]因此，科学革命必然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而思维方式变化体现了科学家看待世界的认知模式发生了变化。
第五，社会变革观。科学革命是社会变革直接影响的结果。20世纪40-5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苏联和英国一些科学史学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释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现代科学的早期起源。他们认为，牛顿革命的发生是以新兴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关的实际经济问题的逐渐增加为基础。牛顿新物理学体系的建立正是在解决采矿、造船、枪炮制造、航海和测绘等技术问题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应当把科学革命放在社会变革中进行考察。李约瑟(J.Needham)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就是因为受封建社会当时的社会条件限制。他指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从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8]贝尔纳认为，对于科学革命发生的判断应看它在社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或在社会中的功能。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科学革命放在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侧重科学革命发生的社会因素及科学革命发生后在社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科学编史学也主张从社会的综合视角重新解析科学革命，认为科学革命的发生绝不仅仅是科学内部的事情。
我们认为，以上5种观点只是从某一方面描述了科学革命，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设科学中心概念替换为K，科学理论范式更替为L，科学观念、世界观的重大变革为J，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为W，社会领域的重大变革为S，科学革命为
，那么，概念替换观为=K，理论更替观为=L，观念变革观为=J，思维转换观为=W，社会变革观为=S。显然，历史上人们对科学革命的理解只停留在某一层次上，忽视了科学革命发生的其他层次。
从语境论的观点看，科学革命的发生是有层次的，它是从内层向外层，从主语境向关联语境，认知语境向社会、历史语境传播与变革的过程。也即，科学革命=(K，L，J，W，S，…)。这个定义体现了科学革命的层次性、关联性、基础性、继承性、突破性与相对性。层次性体现为从概念体系到社会层次的扩展。关联性体现为科学变革的非孤立性。基础性体现为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基本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这是应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基础和前提。继承性体现为理论体系必须是后继理论对先前理论的重大变革，或者说，科学革命必须是继承中的重大突破。既使在同一领域，研究对象相同，如果两种理论之间没有继承关系，而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如中医和西医，它们之间是不存在科学革命的。科学理论在继承基础上的重大突破是科学革命发生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突破性是说发生革命的前后理论体系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是科学中心概念、理论、观念等的根本性变革，这是科学革命的本质所在。相对性是说科学革命是相对于先前理论的重大变革。
这样，科学革命作为历史现象，肯定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作为认识水平的重大飞跃，每一次都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体现了人类认知语境的重大转换；作为知识形态在理论上的重大变革，是对原有科学理论语境的再语境化；作为社会现象，科学革命需要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它是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发生的基础和前提。因此，科学革命的发生是由历史语境、认知语境、理论语境、社会语境共同决定的。这是因为：任何科学革命的发生首先表现为历史中行动的科学家个体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和社会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其中，科学家个人认知模式通过科学理论体系在得到社会普遍接受后，使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比如，牛顿革命是由牛顿对自然界的认知模式决定的，因为“基本假设和建立在这些假设基础上的数学分析的最终结果，能够与被实验和严格精确的观察所揭示的真实的或外部的世界相一致。”([4]，58页)科学中心概念、科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发生理论语境变革的突出表现。比如，麦克斯韦革命表现为中心概念由电力、磁力、场等到位移电流、涡旋电场变革的过程。科学革命的发生得到科学共同体以及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社会领域产生影响，这是科学革命发生的社会语境。因此，科学革命发生的过程是科学从内语境向外语境传播与变革的过程。
2 “科恩解释”的语境分析
在弄清了科学革命的内涵之后，让我们分析科学革命的“科恩解释”。对于科学革命科恩有独到见解。他以历史证据为依据，提出了重大科学革命发生的4个阶段和4个判据学说，我们称之为“科恩解释”。然而“科恩解释”不一定合理，我们对此作深入的语境分析。
在《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科恩把科学革命的发生分为4个阶段：思想革命、信仰革命、论著中的革命、科学革命，并指出：“科学中的革命在这最初三个阶段的任何一个阶段中，都有可能会失败。”[9]怎样判别科学革命已发生了呢？他认为有4个判据可作为历史证据进行检验。
第一个判据为目击者的证明，即当时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们的判断。这是科学革命发生的直接判据。比如，丰特奈尔认为牛顿和莱布尼兹(G.W.Leibniz)的创造已经在数学中引起一场革命，拉瓦锡在化学领域的根本变革被同时代的许多化学家看作是化学中的一场革命，达尔文同时代的人则把进化论描写成生物学中的一场革命，魏格纳(A.L.Wegener)的大陆漂移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被很多地球学家认为引起了一场革命。在科恩看来，如果科学革命没有目击者证实事件的发生，即使有事后的历史评价，也是不能过分相信的。但是，科学革命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被目击者所理解甚至反对的。目击者一般为同行，当科学革命发生在他们所认可的理论范围时，他们往往为原理论辩护，反之则坚决反对，甚至到死也不接受。
第二个判据是对发生过革命的那个学科以后的一些文献的考察。这是科学革命发生的间接判据。在科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对原理论有重大变革，否则科学革命是不会发生的。通过对1543-1609年间天文学论文和教科书中并未采用哥白尼思想和方法的考察，科恩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而18世纪大部分数学著作都是按微积分思想撰写的，为数学革命提供了证据。该判据反映了科学革命的发生对原学科的重大变革。但是，当科学革命的发生不为目击者所认可时，其革命性就不可能反映在那个学科以后的一些文献中。比如，哥白尼学说在当时就不被大多数同行所认可，因而被埋没数个世纪。当得到同行认可时，已成为过时的理论，因而在学科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证据。
第三个判据是有相当水平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科学史学家们的判断，既包括现在的和近代的历史学家的判断，也包括很久以前的历史学家的判断。这是科学革命发生的历史判据。在哥白尼时代，历史学家并不认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引起一场天文学革命，而是18世纪蒙塔克勒(J.E.Montucla)和巴伊(J.S.Bailly)发明出来的，是用18世纪的历史证据标准而做出的判断。科恩认为那是不可取的，并反对采用辉格式的方法来处理科学革命。当科学事件发生时的证明与以后历史学家的观点不一致时，他认为我们应对尚未证实的革命持怀疑态度，定义什么是科学革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不同的科学史学家对科学革命的理解不同，会使科恩所认可的历史证据产生一些混乱，哪一种科学判断可作为历史证据显然是不确定的，因为判断本身带有主观性。
第四个判据为当今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总的看法。这是科学革命发生的共同体判据。对于一些确实发生的科学革命而历史学家又很少关心，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第四个标准。科恩指出：“20世纪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都认识到，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建立，已经对过去构成了一种明显的突破，而且有过一场统计学革命了。”([9]，58页)显然，当历史学家与当今科学家的看法不一致时，那场革命就是值得怀疑的了。这样，一场科学革命要同时得到4个判据的验证是很困难的。在科恩看来，哈维(U.Harvey)的生命科学、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拉瓦锡的氧化说、法拉第及麦克斯韦和赫兹(H.R.Hertz)的经典电磁理论、赖尔(C.Lyell)的地质演化理论、20世纪的统计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经过了4项判据的检验，是科学中发生的重大革命。
不可否认，科恩关于科学革命发生的判据开创了对科学革命发生的历史证据研究，颠覆了库恩、费耶阿本德(P.K.Feyerabend)、劳丹(L.Laudan)、拉卡托斯、波普尔、夏皮尔(D.Shapere)等对科学革命过于程式化的解释方式，坚持了科学革命的内史与外史、认知语境与历史语境、反辉格与辉格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科学革命发生的本来面目。不过，虽然“科恩解释”能够通过历史判据来分析历史中发生的大型科学革命，但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科恩解释”是在脱离科学革命本体论基础上的认识论判据。由于不同主体对科学革命的理解不同，在认识论上是无法达成一致的。但科恩坚持认为，即使对科学革命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有可能对其发生进行有效的检验。这种脱离本体而用同一组历史判据来判断和解释科学革命的发生，会引起某种混乱和疑惑。因为忽视科学革命的本体，会使人们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成为“无源之水”。
其次，“科恩解释”只适用于解释大型科学革命，不能用来解释小型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内涵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科学革命发生是有层次的，级别也不同。而且在科学发展中，大型科学革命毕竟是罕见的，更多的是小型科学革命。因此，“科恩解释”是有局限的，不具有普适性。
第三，“科恩解释”无法体现科学发展中基础性与继承性、突破性与相对性、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科学革命是在继承基础上相对前科学体系的重大突破，其中既有连续又有间断。同一历史事实，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经常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在科学中引起一场革命；另一是没有引起一场革命，而只是科学中的一般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哪种历史判据为主，显然不能用“科恩判据”下结论。也就是说，“科恩判据”不能说明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
第四，“科恩解释”背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科学革命作为科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是被发现与逻辑构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过程。“科恩解释”虽然提出了革命发生的4阶段说，体现了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认知语境、理论语境、科学共同体语境转换的逻辑关系，但4个判据侧重于采用有利于科学革命事件发生的判据，而没有分析与此相反的观点，即认为某些科学事件是进化的。这样以来就有一种抬高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而忽视其他关于某科学事件的进化说明之嫌，而且4个判据主要是对他所称的论著中的革命认可的证据，显然并不能判别他所认为的科学中发生的思想革命、信仰革命。这就背离了逻辑与历史相互支持与验证的原则。
综上所述，“科恩解释”虽然从历史判据中较客观地分析了科学革命发生的过程，但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历史标准与逻辑标准的不一致性，以及适用范围的局限性。“语境解释”将弥补“科恩解释”的不足。
3 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
判断科学革命的发生问题，其实质是用什么标准发现并解释历史上存在的科学变革的问题。基于语境分析的科学革命解释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3.1 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判据
我们认为，科学革命发生的判据是由科学的不同层次的语境共同决定的。
第一，历史语境是科学革命发生的背景性判据。科学是一种历史量变现象，科学革命是这种历史量变中的质变。每一科学革命发生前，当时的科学认识与评价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思想和历史事实。通过对某一学科中科学革命的发生进行语境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科学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基于科学历史思想和事实的突破。以牛顿革命为例，如果没有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牛顿是无法进行综合的。无疑，欧几里德(Euclid)的几何学公理化方法深刻地影响了牛顿，1687年问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按公理化方法写成的。巴罗(I.Barrow)的无穷小量思想是牛顿的“流数”思想的来源。胡克的力学思想和吉尔伯特(W.Gilbert)的磁力思想是牛顿万有引力思想的来源。伽利略的力学相对性原理、力学实验、自由落体定律、单摆运动等时性原理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都直接影响了牛顿的力学运动三定律。可以说，牛顿是在吸收前人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完成经典力学的综合的。难怪牛顿会说他是“站在巨人肩上”。
第二，个人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发生的原发性判据。科学家的发现与其个人的心理气质、思想情趣、思维方式等有密切关系。“某些科学上的思考或发现，很难用一般的联系或规律来解释，似乎是十分偶然似的科学家的某种直觉和顿悟。这方面的情况不是发表成果的科学论文所能提供的，而是需要研究科学家的全部材料。”[10]牛顿的认知方式支配着他用数学原理分析自然界、解释自然界，这就是科恩所称的“牛顿风格”。不少科学史学家如柯瓦雷、库恩、科恩等都很重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认为科学家个体认知方式的重大变革在科学革命中起核心作用。没有创新思维，便没有创新理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科学家个体认知语境在科学革命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第三，科学理论语境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发生的结构性判据。在由科学事实、中心概念、科学理论、科学观念组成的科学革命中，中心概念和科学理论的变革处于中间层次，中心概念的变革通过主干概念体系引起科学理论的变革，二者均体现为语言层次的变革，因此将它们归于科学理论语境之中。“如果设某一学科观念为T，表述这一学科观念的具体理论构成理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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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只有出现某个比较精致的理论
时，科学观念T才真正有可能得到确认。”[11]科学革命的理论语境变革体现了科学革命中信仰的改变。对于科学革命发生的理论语境可通过原有科学文本语境、发生科学革命的学科语境及相关学科语境来判别，其中文本语境指科学家在原有文本语境中的文本创新。科学革命的发生首先表现为科学核心概念及理论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包括假设、公理、可接受性知识的新形式的出现以及其他性质的新理论的出现。对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科学革命，一定会对该学科产生影响，体现在该学科的文献资料中。也就是说，科学革命的发生会在理论结构上对该学科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科学共同体语境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承认性判据。科学共同体语境是指科学革命在科学界得到认可的境遇。它一般需通过口头、书面或著作的形式告知同行，得到同行的支持与认可，随后在整个科学界传播。这是科学革命发生被认可的最直接证据。比如，相对论的发现起初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现在看来，该理论的确引起了一场革命。因此，“一场科学革命的深度与保守主义的猖狂进攻的猛烈程度以及它给科学思想所带来的根本变化的程度是成正比的。”([9]，518页)达尔文1859年9月20日致赖尔的信中说：“你以前对物种不变性的怀疑，也许比我的著作对你的改宗影响更大……但是如果你能够转变过来的话，我将是极为高兴的。”([9]，586页)达尔文进化论得到科学界认可的过程，体现了科学共同体观念变革的过程。
第五，社会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的诱发性判据。社会认知语境是人们普遍对科学革命观点的接受与承认的境遇。科学家个人对世界的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最终必然引起世人对世界的认知语境的重大变革，包括社会观念、思维方式等。这是个人认知方式变革诱发的人们普遍认知发生的变化。历史上大型科学革命必然在社会领域引起人们认知模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科学革命的技术应用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也要重视其带来的人类历史及其观念的变革。”[12]如果说18世纪牛顿革命在社会领域形成机械地看待一切事物的机械论认知模式，那么19世纪后期，达尔文革命在社会领域形成进化地看待社会的有机论认知模式，即社会达尔文主义。
第六，社会产业语境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效应性判据。社会产业语境是基于科学革命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境遇。科学革命引起的认知模式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例如，19世纪麦克斯韦革命引发了电力技术革命和相应的产业革命，20世纪量子力学革命引发了信息技术革命和相应的产业革命。这些都反映了科学革命对于社会语境的影响程度。因此，科学技术与产业语境的重大变革是科学革命发生的效应性判据，它增加了人们对科学革命的承认度。
总之，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判据，坚持了逻辑性与历史性、内史论与外史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有机统一，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科学革命的发生机制，为判断科学革命发生的级别提供了理论依据。
3.2 科学革命发生级别的“语境转换”模式
对于已经发生的科学革命，我们可以根据“语境转换度”解决科学革命发生级别的标准问题。所谓“语境转换度”就是科学革命在传播过程中语境转换多少的程度。根据“语境转换度”大小，我们将其分为小型革命、中型革命和大型革命。语境转化次数越多，科学革命的级别就越大，反之，科学革命的级别就越小。
设科学革命语境转换度为G，则：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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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科学革命的发生语境，表示科学革命发生前的历史语境(原始语境)。我们假定历史语境的转换度为0，语境转换一次，转换度为1，语境转换几次，转换度就是几。当G为1、2时，我们称之为小型科学革命；当G为3时，我们称之为中型科学革命；当G为4、5时，我们称之为大型科学革命。
语境转化模型为：历史语境(0)→个人认知语境(1)→理论语境(2)→共同体语境(3)→社会认知语境(4)→社会产业语境(5)。
小型科学革命是由科学家个体认知语境和理论语境组成的内语境的重大变革，其转换度分别为1和2。科学共同体语境是科学革命发生内语境(科学语境)向外语境(社会语境)传播的关节点，科恩称之为“论著中的革命”，库恩称之为“范式转换”，从科学革命传播过程看，它处于传播的中间或过渡的关键阶段，因此我们认为，经过科学共同体语境检验的革命为中型的科学革命，其转换度为3。大型科学革命不仅经历了小型和中型科学革命语境的转换，而且经过了社会认知语境和社会产业语境的重大变革，转换度分别为4和5。大型科学革命经过了所有语境的检验，如牛顿革命、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魏格纳大陆漂移学说等。对于小型科学革命，一般主要经过科学家个体认知语境和理论语境的变革，是一场潜在的科学革命。19世纪中期，法国数学家伽罗瓦(E.Galois)关于群论的论文虽然没有及时得到数学界的承认，在他去世14年后才得到数学家的认可，但他的工作仍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是科学理论层次的、潜在的科学革命。19世纪孟德尔(G.J.Mendel)遗传学说在生物学引起的也是小型潜在的科学革命。哥白尼天文学理论虽然没有得到当时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但它引起人类宇宙观的重大变革，是一场理论层次的潜在革命。
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转换度”判据，一方面体现了科学革命发生在时空传播的客观规律性，即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科学革命传播的过程；另一方面，反映了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量变到质变、内语境到外语境、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再者，客观地解释了仅发生于科学语境内的小型科学革命。哥白尼革命、孟德尔革命等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没有将内语境的重大变革扩散到外语境的重大变革，被认为没有发生过科学革命，这对于评价科学家的成就是不公平的。“语境转换度”为分析小型科学革命提供了理论和分析方法。从社会语境看并不存在一场哥白尼革命，但是哥白尼的工作确实引起了一场天文学领域中心概念的重大变革。从小型、潜在的科学革命发展到大型、现实的科学革命需要历史、认知、社会等方面的参与渗透才可能实现。
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的实质在于揭示：(1)客观性，目的是分析是否有科学革命发生以及发生的机制；(2)相关性，科学革命发生中历史、认知、理论、社会语境的相关；(3)统一性，内史论与外史论、“辉格”与“反辉格”、革命性与连续性的有机关联。
4 科学革命及其“语境解释”的现实意义
科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而且通过技术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近代以来，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西欧和北美等地区，这些国家曾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经济的中心，诺贝尔(A.B.Nobel)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也主要集中于发生科学革命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语境解释”为内史论和外史论、两种不同科学发展观之争提供了统一的语境基底。历史地看，科学革命争论主要集中于内史论与外史论、间断与连续问题上。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对科学革命的外史研究，强调外部因素对科学革命的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伯特(E.A.Burtt)、柯瓦雷、巴德费尔德等，主要立足于科学理论的重大变革来研究科学革命。由于两者侧重点不同，无法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沟通。“语境解释”消解了内史论与外史论对科学革命分离的解释过程，在语境基底上实现了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统一。“语境解释”还体现了科学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它通过历史、认知、理论、社会语境转换度判别科学发展的连续性或间断性，实现了科学发展连续论与革命论在语境基底上的对话。
其次，“语境解释”为研究中国是否发生过科学革命提供了判据。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是传统中发展最快的学科。著名的“李约瑟问题”需要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中国古代发生过科学革命吗？席文(Nathan Sivin)认为，“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是天文学领域概念的革命，即用数学模型解释并预测天象。”[13]他也主张必须采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这就需要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历史、认知、理论、社会语境中寻找答案，不能以西方近代或现代科学标准来评价中国古代科学。“在古代，‘变’系指内部变化，外部形态或形状还全部或部分地保存着；而‘化’则是根本的变化，连外表也改变了。”[14]可以说，古代人们认为“化”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革命”。研究中国古代是否发生过科学革命，就需要从中国古代语境中寻找对科学“化”的分析及评价。
第三，“语境解释”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范式”效应。通过对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变革不仅是促进科学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时还是促进科学成果社会化进程的基本动力。近代科学革命以来，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经济中心转移的顺序是一致的，即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科学革命使这些大国依次崛起。20世纪以来，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远远走在了技术与生产的前面，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美国生物学家沃森(J.Watson)在获奖后说：“我们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口味的导师一事也许不是由于运气所造成，而是由于我们曾经一再指出的自我选择和选择人才的联合过程所造成。”[15]他在这里指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H.Cavendish)实验室的导师。该实验室治学严谨，学风民主，思想开放，不拘泥于权威，鼓励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运行逻辑与价值追求，为了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遵循促进科学发展的“范式”规律，在创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中发展我国科学事业。
第四，“语境解释”对促进我国社会变革具有极强的辐射效应。一方面，科学革命的发生需要社会制度、社会创新文化等环境因素的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科学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基本动力，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为科学创新提供了外部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之提供了创新主体，在此基础上，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等事件为之提供了契机。正是这几方面制度条件的契合导致了科学革命在西方的发轫。另一方面，科学革命的发生通过技术革命应用于生产领域，在社会领域引起了产业革命。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历程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还要多”[16]，这是科学革命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见证。近代以来，科学革命已经促进社会发生多次转型：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目前，我国科技创新成果逐年增长，但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与生产的结合力度较低。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促进科学革命发生的同时，还要注重科学对社会的变革作用。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过程，我们在社会制度、奖励机制方面要防止将科学研究看作是取得经济回报的工具。如同科学社会学家齐曼(J.Ziman)所说：“社会上最糟糕的、耗费巨大而又无益的事，是把科学研究仅当作一种致富的捷径。”[17]
第五，“语境解释”对创建自主创新型国家具有现实意义。科学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科学理论、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方式重大创新的过程，是科学创新成果促进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的过程。从“语境解释”看，科学革命的发生大大增强了原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及创建自主创新体系的能力，要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就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科学革命的发生是评判自主创新能力的最高标准，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尖端科学事业，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5 结论
科学革命的“语境解释”一方面为分析和解释科学间断论与连续发展论提供了共同的语境基础，实现了二者的对话；另一方面消解了科学革命内史论与外史论解释的矛盾，在语境基底上实现了多种科学革命观的统一。科学间断论与连续发展论的争论经过几个世纪，表现为多种形式、多种视角、多种理论。科学连续论者过分简单地强调概念的移植和重新解释的存在，概念的发展是其内部逻辑逐渐展开的过程；科学革命论者过分夸大新的概念体系与它前身的截然不同。有趣的是，赞成革命变革论者，在每一位连续论者所称谓的近代科学的本质，即方法和自然规律中，总能发现这些方法和自然规律的概念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突然的和急剧的变化。这也说明了科学发展过程遵循量变和质变规律，反映了科学发展过程是连续与间断的统一。“语境解释”不仅使二者在共同语境基底上分析科学发展过程的量变与质变，实现不同争论在同一语境基底上的对话，而且使不同科学革命观在语境基底上实现了统一，能够更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解释科学革命的发生问题，体现了在特定语境下科学文本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为从整体上分析科学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通过“语境解释”使我们认识到：第一，不同语境因素在科学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不同，我们需要处理主语境与次语境的关系。第二，科学发现的过程是非逻辑的和不可解析的，但对于科学革命发生来讲是逻辑的和解析的，可根据它们发生的共性，在语境层面上给出最一般意义的判断标准。第三，对每一次科学革命发生进行语境分析具有相对的和具体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和抽象的意义，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科学革命发生的“语境解释”在实践和视域基础上是不断变化的。第四，加强科学革命发生问题的研究，对提升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能力，创建自主创新型国家，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