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一直处在歧异的把握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 事实上放弃了对其中心因素的考察有关。如果能够习惯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时空交汇 的意义上确认其中心并加以框架性的阐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内涵的理解乃至对其 外延的界定就可能会通向便易、畅达。
可以而且应该从多种角度多个维度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因素。以其价值内核论， 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内容在于铸成并发展中国的新文学传统。在以新文学传统之形成与发 展的主体框架中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时空中心点，则不难确定其时间中心应在20世纪20 年代至30年代，其空间中心乃是在上海。
一、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确认
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曾拥有过不同的中心地点。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新文 化运动，它的中心一度在北京，可不久便随着“五四”新文化潮汛的汐落迁移到上海； 至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撤出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才辗转挪移到武汉、重庆 等后方城市；抗战结束后文化人的迅速复归又使得上海重新回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 地位。在此纷乱变迁的夹缝之中，另一色调的中国现代文学围绕着赤都延安形成了另一 个中心。其中，各个中心地点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时期所占的时间比并不均衡，试 以一般理解上的中国现代文学时期(1917—1949)来作简单分析，它们占据的时段分别为 ：
大致时段
中心点标志时间比
1917-1921
北京 从《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到文学研究会成立 4/33
1921-1937
上海 从《小说月报》改革到大部分文化人撤离16/33
1937-1938
武汉 从酝酿组成“文协”到武汉失守 1/33
1938-1946
重庆 “陪都”时期 8/33
1942-1947
延安 从文艺整风到中共指挥中心向华北迁移
6/33
1946-1949
上海 从大批文化人复员到内战结束
4/33
以上的统计当然是相当粗略的，不过它能为析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真正的中心城市提供 时间比例上的帮助与佐证。毫无疑问，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历史地位是十 分稳固的，拥有时段总长约为20年，正好占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60%；而在人们印 象中似乎更应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的北京却只拥有12%的“中心时段”，上海作为 中心支撑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是它的5倍。
或许在人们的直感上，北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分量要比上述时间比所揭示的重 得多，其原因可能在于：文学史家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检视过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南移的起 点与标志及其相关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高潮过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所谓“文学中心南移”至上海的 运作。这样的运作可以明确地认定自1921年年初开始，其标志当为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 及当时新文学最重要的阵地《小说月报》的改版。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影响最大的新文 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虽然成立于北京，并且在《文学研究会简章》中明确了“会址设于北 京”(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但它的巨大历史影响却形成于上海，并通过 上海投射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文坛。本来，《文学研究会简章》中表述过“刊行会报 ”的设想，但这一设想同“设立通信图书馆”的计划一样未能得到具体实施，文学研究 会在其会址的北京因而并未出版属于它的机关刊物。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等原 本不大满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未能爽快地答允他们另外“出版一个文学杂志”，只是将 《小说月报》改组邀请他们加入的做法，可由于别无良策，加之沈雁冰的从中斡旋，他 们还是“议决”“以他(指《小说月报》——引者)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暂时不再出版 文学杂志”(注：《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 从而在实际操作上将《小说月报》当成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在相 当的意义上也积极充任了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的角色，不仅在文章编排上充分体现了后 者“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宗旨，而且在最初两期分别刊载了《 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研究会读书会简章》、《文学研究会 会务报告(第一次)》等文件，“稿件大部分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所撰译，因而外间遂称《 小说月报》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刊物”(注：《茅盾回忆录·革新<小说月报>的前 后》，孙中田等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 。)。差不多与此同时，《文学旬刊》作为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出版，此刊明确称为 “文学研究会会刊”。从地域角度来看，《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的这种架势几乎 使得文学研究会变成了上海的文学机构：其主要作家虽寄居于北京，但他们的主要声腔 却敞亮在上海。
《小说月报》不仅将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实绩和理论批评成果接引到上海，而且还 将包括“‘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在内的“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注：茅盾 ：《小说月报·序》，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版《小说月报》第12卷。)都调动起来，在 确立了当时新文学创作中心地位的同时，也与其他卓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如《创造季刊》 等一起，确立了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
《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刊物从新文学界面的渐渐隐退，犹如水落石出一样托 显出了《小说月报》的中心地位，它以“彻底的改革”风貌清晰地昭示着中国现代文学 中心南移上海的历史面貌。稍后，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借助上海刮起了一阵又一阵暴烈的 旋风，浅草社、弥洒社和狂飙社等富有个性的文学社团更在这里推波助澜，新月社、现 代评论社等文学、文化团体的主力及相应出版机构也逐渐归拢到上海，太阳社等革命文 学团体都选择在这里安营扎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运作过程，自发地完 成了其中心向上海迁移的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地缘因素研究及其意识的相对薄弱，造成了文学史认知上的种种弊端。 有些人习惯于完全忽略有关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现象发生的地理概念，一套题为《“五四 ”时期期刊介绍》的专门工具书，即使在《新青年》这样的大条目下也绝口不提该杂志 地缘因素的复杂性。更多的人对北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点带有普遍夸大的印象， 甚至可能对本文将《小说月报》改革事件当作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开始抱有深 深的怀疑。其实，本文的如此认定还留有相当的余地。一个久已为人们所忽略的事实是 ，尽管领衔倡导新文化并鼓吹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核心人物一度集中在北京，可《新 青年》杂志一直在上海出版，1920年，《新青年》编辑核心复又南迁到上海，在此与先 后创刊于上海的《觉悟》、《学灯》、《民铎》、《诗》、《创造》、《浅草》、《弥 洒》、《读书杂志》、《南国》、《狂飙》等报纸副刊和杂志争奇斗艳，有力地壮大了 上海现代文化的声威。此时的上海与只拥有《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和《现代评论 》(20年代后期也迁移到上海)等少数几个著名现代文化和文学阵地的北京相比较，其中 心地位应可谓不言而喻。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一直到抗战爆发，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 学中心的历史地位从未受到过怀疑。抗战结束后，上海恢复其中国现代文学中心地位的 运作也非常引人注目，历史地看效果也特别明显。首先，饱受战乱颠沛之苦的中国现代 文学家从陪都重庆“复员”，大多选择了上海，全国性的作家组织如中华全国文艺协会 、中外文艺联络站等也落户于上海，并在上海分别创刊了《中国作家》、《文联》等杂 志，试图通过上海实施对全国文学界的组织与引导。其次，由于局势的变化，原先出刊 于武汉、重庆、桂林等地的战时文学刊物纷纷停刊，嗣后有一部分又在各地复刊，其中 在上海复刊的影响最大，如胡风主编的《希望》(1945年创刊于重庆，1946年复刊于上 海)，凤子等人主办的《人世间》(1942年创刊于桂林，1947年复刊于上海)等。再次， 抗战结束而内战未起的1946年，中国现代文学界纷纷创办新的文学刊物，而新创刊的这 些刊物大部分产生于上海，影响最大的杂志更是活跃在上海。1946年1月文学刊物创刊 的密度尤其大，比较著名的几乎全在上海，计有茅盾、以群主编的《文联》，郑振铎、 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魏金枝等主编的《文坛》，吴天主编的《文章》等。这些 卓有影响的刊物有力地支撑起了战火狼烟中的中国文学，同时也凸显出了上海此一时段 之于全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
总之，从支持的时间长度看，上海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中心地点；如果再从 中国现代作家活动的密度、文学运作的影响、文学作品和杂志出版的数量，以及在相当 时段内对全国文坛的辐射力等方面细加分析，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首要中心地点的历 史地位将更趋于稳固。(注：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证，参见王文英、孟金蓉、朱寿桐合 著的《上海文学通史》现代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总体来说，中国现 代文学是在动荡和剧变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而20年代至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十五六 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短暂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这十五六年 加上抗战结束后的四五年，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最卓越的建树大多与上海这一中心城市 有关，最富有影响力的文学史运作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一中心展开。上海作为中心地点的 这20年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参数，这20年在上海 发生的种种文学现象就其影响力而论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质量参数 。离开了上海这一中心地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状貌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样子；忽略了 上海地缘因素，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科学、完全的学术阐释都是难以想象的。
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必然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既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柢，又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就历史 因素而论，对上海的历史和文化深有研究的学者曾一致认为，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化策 源地”(注：上海通社同人：《事物原始》，见《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84年版 ，第1页。)，早在“五四”新文化兴起以前，上海就实际上充任了中国现代文明最新潮 最完备的试验场，中国现代文学尚未正式产生，上海已经为它的生息繁衍作了政治的、 经济的、文化的较为充足的准备。沿此方向进行的现代历史运作，总是将这些政治的、 经济的和文化的准备转化为有利于现代文学发展的条件，而且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 是体现了比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城市更加优越的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含量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认定不可能不带 着对一定地域政治因素的考量。中国现代政治活动的中心主要在北京、南京，特殊的时 候也曾被迫挪移到别的地方，似乎就是没有驻足过上海。然而上海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 政治区域，它虽然从未成为政治中心，可也从未远离过中心政治，几乎近代以来的任何 一种政治运作都曾在这里留下过深深的印痕。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中心文化中心能与其 政治中心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那么这个国家至少在这相应时代的文学和文化总较多地 带着自由的气息，至少传达着通向自由的更多的可能性。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 正体现着这样的气息、风貌和特质。
上海远离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又拥有最集中的外国租界，这一特殊的 空间位势使得它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成了自由漂泊者栖息的港湾，勇猛奋斗者 回旋的余地。特别是在20世纪初年，大批革命者麇集于上海，他们用刚毅的行为和鲜活 的生命铸成了上海作为革命进步知识分子生息、汇聚之地的历史光环。1901年，蔡元培 等组织的中国大陆最早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在这里成立，同年，第一个宣传革命排斥 保皇的刊物《大陆报》月刊在这里创刊；两年以后，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在这里运作，邹 容著名的《革命军》在这里发行，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苏报案”在这里爆发——“当 时，上海已于无形中成为革命志士集合之地”(注：蒋慎吾：《苏报案始末》，见《上 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74页。)。这一状况与30年后革命文学家纷 纷涌向上海的情形十分相像：此时不仅革命的知识分子将上海当作海阔凭鱼跃的疆场， 而且与倪焕之、萧涧秋这些小说人物相类似的进步文化人也热烈地向往着这里，在乡村 饱尝失败的酸辛便急切地投奔向心中的“女佛山”——鲁迅已经认定是上海。(注：鲁 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
外国租界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上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虽然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租界 本质上体现为野蛮的侵略行径，但从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外交面子出发，不得不运用 外国法权来制约专制政权对革命和进步文人的政治迫害，这对于追求自由立意奋斗的现 代文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政治上的便利，而这种便利是其他地方尤其是北京、南京等 政治中心所没有的。租界内的法权确实给专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带来了诸多掣肘。例如邹 容《革命军》事发，清政府想缉拿革命党人，江督魏光焘因事关洋场，不得不十分“详 慎”，嘱令手下：“设法妥商，使外人允我查拿，不致使其远飏。”租界内的 外国领事起初果然不允，后来才同意有条件地惩办革命党人：“如果租界之案在租界审 办，尚可酌行。”(注：蒋慎吾：《苏报案始末》，《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75页。) 虽然没有很多证据证明租界内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人得到了某种保护而免于历届专 制政府的迫害，不过更多的事实却在说明，越来越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文人在20世 纪从纪元年代到30年代选择了上海，其中借助于租界文场与反动统治政权周旋的各个时 段都大有人在。
与上海的政治状况形成某种对比，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北京却一直置于比较强力的政 治压迫之下。新文化运动不仅引起复古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而且也招致官方的种种压 力。文化革命主将陈独秀不得不于“五四”爆发之前就离开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位置 ，在被捕释放之后决然南归，将《新青年》编辑部又搬回了上海。敏感于北京的政治压 力，同时“向往”于上海的租界环境，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甚至愤激地提出过“把 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不受政府控制”。(注：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 辑》第61辑。)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年代中期，军阀之间的征讨杀伐使得北京的政治 状况更如雪上加霜，政治迫害升级为血腥屠杀，带着“赤化通敌”的罪名，著名文化人 邵飘萍和林白水先后在北京遭到杀戮，《世界日报》的老板成舍我遭到逮捕。血色恐怖 催促着北京大部分文人南移上海的脚步，同时也彻底葬送了北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 化中心的资格。
上海特殊的政治地位还体现在，作为政治空间概念的上海又绝非那种天高皇帝远的边 缘城市，它不仅在经济、文化上有辐射全国、影响内地的中心位势，而且比邻当时政治 中心的南京，南京的政治运作往往会依靠上海的地缘优势和旺盛人气。南京的达官显贵 、绅董巨贾无不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立足之地或者将自己的势力触角伸向上海。上海这种 特殊的政治空间意义对于现代文化人和现代文学家而言显然比政治中心的南京更为优越 ，它不像国民党政府首都那样有着严整的政治控制。在三教九流横行、东南西北杂陈、 泥土沙砾混合、天龙地蛇争滩的上海，国民党政府那一套政治控制机制很难有效地发挥 作用，导致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势力有可能借此与南京政治力量作周旋乃至抗衡，包括 国民党在内的各派力量实际上都将上海当作政治、文化的缓冲地带。这样的空间条件适 合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发育，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
如果说与北京、南京两个政治中心相错位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上海必然成为中国 现代文学的中心地点，那么，近代以来上海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领先地位则进一步强化 了这样的必然性。便利的自然环境，开放的自由体制，巨大而富饶的经济腹地长江三角 洲，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使得上海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最发达、产业最繁荣的 城市。特别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意义上，上海也走在对外开放最前列。经济的发展带来 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市民社会迅速发达直接刺激了现代文学的消费需求。在全国率先 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社会体制的上海，拥有最为庞大的近现代市民社会，在商业化、市 民化运行模式中摸索新的发展路向的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里找到了最适合的栖息地 。这其实也是经济中心的上海成为文学中心的潜在的决定性因素。
造成这种必然性的显性决定因素主要在于，直接面对文化市场的大众传媒机制在文化 消费市场的刺激和现代工业文明的促动下率先发展，使得上海的印刷、出版、发行和信 息传送业务不仅成为中国的龙头老大，而且成为辐射包括北京、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 名副其实的中心。以电信和新闻传送业为例，中国第一条通往外国的海底通信电缆，是 1883年由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从香港延伸到吴淞，接通了上海与香港和国外的信息通道； 1884年12月，中国国内第一条陆地电信电缆线开通，乃是从上海连接到天津，即使北京 要往外发消息，也须赶到天津辗转发送。(注：见《上海研究资料》，第382页。)1931 年，上海航空新闻社成立，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通过航空运送新闻的业务单位。这些与文 化产业密切相关的通信运输工业的发展，为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当然，直接促成上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应是上海独特而充足的文化条件。上海 确实比其他城市更具备促进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化传统。与上海率先发展的工业文明相联 系的文化产业的兴盛及其所显示的绝对优势，是上海成为全国现代文学中心的物质保证 。
诚如前人所说，上海是现代文化策源地，其文化传统非常符合现代文明的品质要求。 虽然人们极愿意将上海的文化传统上溯到战国时代的春申君风采，可一般认为可考的上 海文化源流约在宋高宗南逃时的基本风貌。那是一种缺乏厚重定力的传统，反映着一种 灵活机变以求生存的社会心理，开放和创新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很容易得到鼓励。其实 清代的朝廷就已经注意到上海文化的这一特征，于是它将不得不做的西学试验都尽可能 安排到上海。1863年，李鸿章经奏请而设立的广方言馆就置于上海，这是一所以西洋科 学和外国语文为主修的西学学堂。维新派也很看重上海这一地盘，文廷式、康有为、梁 启超主办的强学会便迅速在上海设立分会，或作策应的机构，或作退避的处所。上海处 在外来文化冲击的要冲当口，因而其现代文明设施和现代文化机构的建立总是最早最快 最多。例如它的公立图书馆制度建立最早，上海图书馆成立于1849年，直至1913年由公 共租界工部局接受为公众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S.M.C.)，俗称洋文书院。上海的 报纸业与其他地方相比也同样远远超前，不仅像《申报》、《民报》、《文汇报》、《 时事新报》、《新闻报》等新老华文报纸面向全国各领风骚，最早的晚报——《夜报》 也于1882年在上海问世，虽然是作为《字林沪报》夕刊出版的，但从上海人现今对晚报 的俗称(注：上海人今天仍然习惯于将“晚报”(如他们最喜欢的《新民晚报》)称为 “ 夜报”。)可以推知它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种文化传统和文化条件与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相结合，便形成上海无与伦比的文化 产业优势。与现代文学联系最为紧密的文化产业当然是图书出版业和杂志印刷业，而它 们的中心始终在上海。为了说明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发行中心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谨从阿英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所列这一时段的创作、翻译作品目 录中作一粗概的统计，列成下表：
阿英约收录有600多种创作、翻译书籍，其中80%由上述主要出版机构出版。上述统计 表反映的是出版(阿英所收录的)15种书籍以上的较大规模的文学出版机构情况，出版到 10种以下的如新月书店、未名社、北大出版部、晨报社等未列入。在进入视野的9家出 版机构中，只有一家北新书局属于北平，其余8家都在上海；就所统计到的文学书籍出 版量而言，82%以上出自上海的书局。
从杂志的发行方面考察，上海也依然占据着这种举足轻重的中心位置。据1933年生活 书店编印的《全国定期刊物一览》第5号，以及《现代书局经售全国定期刊物表》8月号 统计，全国当月刊物合计有247种，其出版发行地点及其分布是：
上海 178 南京 39 杭州 10 北平 9 广州 3
武昌 3天津 2
镇江 1
安庆 1 济南 1
上海独占量超过了总数的72%，其他9个城市加起来才占28%不到。论者分析原因说：“ 因为在全国中它(指上海——引者)是最拥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对内对外交通最方 便的一个口岸，故输入纸张等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东西更容易分送到各处去。再有 一个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上述两种缘故的绵延，使上海出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 地方性的，于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注：胡道静：《1933年的上海杂志界》 ，《上海研究资料》，第399页。)
三、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意义
然而，从地缘意义上确认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地位，并不能给注重地域文化 与乡土文学的人们提供多少特别新异的话题，因为，诚如前文所引，当年对上海经济文 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已明确认定，“上海的杂志都带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上海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基本意义也在于此：它体现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 ，代表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反映着一定时段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 ，与上海的地缘因素密切相关，但大大超越了上海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学的范畴，成为带 有普遍性的和主流品质的文学现象。
关于现代文学的主体生态，郁达夫等现代著名作家有过精辟的论述，认为是从书斋庙 堂走到稠人广众之间。从地缘空间意义上说，这稠人广众并不专指散居在村镇山野的农 夫百姓，而主要是指汇集在都市里的市井民众。社会学的一般知识告诉我们，“城市化 迅速实现”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注：詹姆斯·奥康内尔：《现代化的概念》，[美]西 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现代社 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城市中心化：“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 城市为中心。”(注：见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美]西里尔·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第216页。)落实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运作方面，则以现 代都市为中心、以市民读者为主体，正是其走向现代并体现现代品质的基本表征。上海 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都市化的典型代表，它所显示出的现代都市文明的种种现象 和特征，不应当仅仅被视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异数”和“另类”，而更应被看作是中国 社会都市化的集中表现，反映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某种必然性。从社会的现代化来观察 ，上海作为典型的都市化成果在一定时段内必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从文学的现 代性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以典型地都市化的上海为中心也是一种必然。因此，处在走 向并体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上海，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史和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而言，其地缘意义远远超过其地域意义，这段时间上海发生的种种文学现象，与 其说是海派文学研究的当然对象，还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内容。
在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笔下，上海是作为特定的现代社会生活场景出现的，不过每每 在这时候他们都似乎没有多明确的上海地域意识，像海派文学研究者极愿意看到的那种 ，甚至在他们下意识中的上海其实都是中国现代都市的代表，是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必然 场景的象征。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描述：“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茅 盾在《子夜》里刻画：高大的楼群像是朝着坐在汽车里的吴老太爷逼压过来。在进行这 番描述和刻画时，他们意念中突出地试图表述的显然不是地域或地理意义上的上海，而 是中国现代都市生活印象，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生硬的暗影。无名氏在《无名书稿》中描 写主人公印蒂出入于各种豪华的舞厅、洋气的酒吧、颓废的画室、高耸的公寓、富丽的 游艇，这一切大多厝置于上海，可作者一般都不对上海这一地域名称作特别的强调。在 作家看来，这一切建筑，一切景物，一切的声色情调，“只是一个彻底的现代”，至于 这个现代场景是否叫做上海，显然并不重要。上海作为地域概念在这些作家的心目中早 已引退为一种背景式的场所，而作为社会生活形态的文化概念才是现实的、有意义的。 读者从这些作家笔下读到的上海，其实也并不真的是拥有外滩、租界、霞飞路和徐家汇 的这一特定地域，而是现代中国都市文明的影像，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呻唤与叹 息。
上海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对这一特 定生活资源的开掘和表现，构成了一道充满着现代社会气息、活力与无奈的文学风景线 。这道都市风景线不仅仅属于都市，更不仅仅属于上海，而是属于现代中国、属于现代 中国文化与文学，甚至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核心价值层面。上海的民族工业和买办工 业在全国现代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使得《子夜》这样的巨著只能以上海 为对象，而且，有关工人阶级的生活也须集中在这一带取材。于是我们看到，不仅是热 衷于都会主义的新感觉派将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上海生活场景，即使是普罗文学家，也常 常以上海为场景或背景进行写作。上海畸形发展的纸醉金迷社会投射到《夜总会里的五 个人》、《花厅夫人》这样的作品中，让人们清晰地看出了上层的奢靡与现代的颓丧， 上海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人生样态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充满了灰暗而引人入胜的基色，包 括《上海屋檐下》、《夜上海》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心灵的灰暗与挣脱的希冀，包括电影 《丽人行》、《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所反映的末路文人和小人物生活的 灰暗与悲哀，当然也包括张爱玲、钱钟书笔下流离的新旧人物精神的灰暗与苍凉。
根本无法用列举的办法证明，以上海生活为场景、背景与资源的作品构成了一定时段 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似乎只能分析，究竟有哪些作品与 上海的都市场景、背景和生活资源没有任何显在的或潜隐的联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中国现代作家几乎忘却了都市上海以外的世界。巴金20年代末写爱情三部曲，写无政府 主义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全是以上海为基本场景或背景。随着思想的某种改变，也随着 对上海生活想象的逐渐匮乏，他一度陷入了无从写作的苦闷之中。直到有一天，大哥的 身影使他联想起了故家的生活，才就此“挖开了记忆的坟墓”，如泉的笔下奔涌出了湍 湍“激流”。激流三部曲虽然写的是老远的川中故事，却仍然潜隐着上海都市的背景： “激流”涌向的地方固然是上海，作家对于故乡生活的审读也已不可能采用故乡的视角 ，而显然是都市的视角。20年代初鲁迅定义乡土文学时所用的“胸臆”一词正可解释为 这种都市视角，虽然他所指的都市局限在北平，可那时确有一批以上海为立足点的乡土 文学家，至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立足于上海的则已完全占据了主流。
既然现代社会以城市为中心，中国现代最发达最典型的城市又无疑是上海，那么中国 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必然在上海，于是以上海为场景、背景或生活资源甚至是审视角度 的作品，无论是在作家的心目中还是在文学史的价值观上，就不应只是具有海派文学或 者是上海地域文学的意义，而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体 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特定的生息状态。
中国现代文学以上海都市为中心的生息状态还包含着它走向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现代 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市场迅速普泛化，其运作方式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 域，以至于将精神创造物也列入一般商品的范畴。因而现代文学比起古典文学来，其商 品属性特别明显。中国现代文学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发展中进入了意识形态化的运转，激 烈而急切的意识形态要求大大掩盖了这一本质属性。随着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逐渐引 退，作品的市场化运作已经进入比较有序的状态。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市场化发展路向的基础当然是从现代化开发最早的上海开始夯实的 ，活跃在近代以后的通俗文学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上海自从变为“洋场”之后，各种近 代产业发展迅速，催生并培育了由工人、职员为主体的市民社会，这一因应近代工商业 要求而受过粗浅教育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刺激起了文化消费的社会行为，于是最能适应 这种消费要求的各种谐文、花史、野史、梨园志、俳优传等类的游戏文章应运而生，它 们构成了上海通俗文学的直接源头。随后，以报纸副刊和各种杂志、书籍为载体的通俗 文学开始有秩序、有系统、有款有形地进入市场运作。这种运作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 义不容低估。正如李欧梵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分析的那样：“在1917年‘文学革 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 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注：[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同时也为新文学家走上职业化的道路准备 了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寓含着中国现代文学在市场化运作的基本模式和应有路向 。今天的文学运行现实已经证明：一百多年前开始形成的上海模式将在中国的文化市场 发育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两个时段，都是中国政治运作处于非强势状态的时期。 当政治运作真正进入强势话语的时候，上海就必然退出其中心位置。这样的退出就中国 政治方面而言自有其深刻的意义，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则常常意味着某种挫折 。上海从来不是凭依着政治强势及其吸引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而是以其相对现 代化的社会生态和符合现代性的运行模态自然取得了这样的中心位势，因而这一中心意 义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基质，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新文学自然质地、基础形态和 发展模式的自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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