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政治观察和处理经济问题--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_政治论文

善于政治观察和处理经济问题--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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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集中一段时间,以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解决好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是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次新的创造性的探索。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论述了“三讲”教育的内涵及三者相互关系,阐述了“三讲”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按照十五大的战略部署,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这个讲话是当前搞好“三讲”教育的指导性文件,对保证“三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三讲”教育的核心是讲政治。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政治。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三讲”教育把讲政治放在核心地位,这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要求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什么关系呢?这里涉及到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确把握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伴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过程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展经济建设的初始,就发生了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争论。1920年围绕工会问题列宁与托洛茨基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生产”观点,批评列宁强调从政治上看问题是片面的,布哈林当时则采取折衷主义态度,说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同等重要。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些糊涂观念,认为,在当时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些说法显然都是严重的思想混乱。列宁指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护它的政治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托洛茨基指责列宁过去说过要少讲些政治,多讲些经济,今天又说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是矛盾。列宁批评说“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而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410页)因为这种错误会导致党与工会的对立,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灭亡。列宁有关从政治上看问题的论述是正确的,对我们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原理,他说:“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124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是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

当前我们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利益主体多元化,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国际范围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不断增强,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例如,有的对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动摇;有的理想信念淡漠,革命意志衰退,思想空虚,沉湎于花天酒地,或在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寄托,甚至沦为迷信组织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俘虏;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傍大款”,与一些大款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一些“老板”、“业主”、“包工头”等大款对有的掌握重要权力的干部极尽拉拢腐蚀之能事,在党政机关、执法机关等重要部门扶植其代理人。一些领导干部逐渐沦为不法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成为“黑社会”等犯罪势力的“保护伞”。这已经威胁到人民政权的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教育我们党的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就必然发生政治上的危险,也必然会对我们的经济建设造成损害。

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使得用整风精神开展一次以讲政治为核心的“三讲”教育成为必要,通过这种教育,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解决新形势下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有坚强的保证。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和主体是经济建设,但这绝不能理解为可以离开政治,只就经济谈经济,就发展生产力谈发展生产力。针对当前形势,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再次阐述了正确把握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问题。《讲话》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基础服务的。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就是为了要实现和保护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是这种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政治为保卫经济利益服务,如果没有政权,就没有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也就没有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所以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4卷,407页)

《讲话》在阐述讲政治的核心地位时,指出了政治的保证作用。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必须牢牢抓住,绝对不能动摇。经济发展需要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和充分的政治条件,否则经济建设也搞不好。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业务工作中都有政治。”淡化政治,脱离政治,没有政治的坚强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没有这个政治的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和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成为一个清醒的和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领导者。”

(二)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这是讲政治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五大之后,有的地方的干部由于未能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模糊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就经济论经济,结果迷失了方向,给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失,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上,重点阐述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好形式。论述了股份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同时还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如果从政治的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不难理解,这些方针政策都是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国有经济更快摆脱暂时困难,以达到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而采取的。

但是党的这些正确的政策却为有的地方的领导干部所误解。例如,有的把十五大错误地看作是发展私有经济的动员会;有的把十五大报告看作是实行全面股份化的动员令;有的把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策理解为公有制经济不如私有经济优越,以后经济的发展要主要依靠非公有制经济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的人提出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认为这样才能使产权清晰,工人群众才真正成为财产的主人,才有积极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产权改革的名义下搞私有化。另外,有的同志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理解为要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都让给私人去搞;把国有企业改组中的“抓大放小”理解为放弃国有小企业,以致一时出卖国有小企业成风,一卖了之,实际上是半送半卖或完全赠送,逃避银行债务,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对党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政策发生这样大的误解,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忘了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如果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就能正确全面地把握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精神实质。认真学习十五大报告就会看出,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只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因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优越,而是适应当前我国生产力落后状况,为了通过这种政策调动起全社会力量加入到发展经济的行列中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增加就业,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种政策显然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的巩固的。提出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譬如股份制形式,不是要削弱和排挤国有企业,不是用股份化卖掉国有企业,而是要利用股份制从社会上筹集资金的功能,以使国有经济更快摆脱困境,加快发展,重振国有企业雄风。资产阶级发明了股份公司这种形式,集中社会闲散资金为发展自己服务,我们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为发展国有经济服务,这会更快地增强国有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这才是十五大的精神实质。只要不偏离政治方向,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并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报告通篇都在强调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把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利用股份公司这种形式理解为党要实行私有化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实施,这是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质背道而弛的。

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产生这种误解是很危险的。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倾向,他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积极探索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允许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国外有些人就以为中国要搞私有化了。而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类似的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和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五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政治方向应当说是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方向的抉择来自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来自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和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科学认识。是向社会主义前进,还是退向资本主义,这涉及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根本问题。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失败,人民已获得的经济利益也会丧失。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他还说:“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邓小平文选》,第3卷,326页)可见政治方向关系到国家命运,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时刻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鉴于十五大后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在对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看法和处理上政治立场模糊,迷失政治大方向,江泽民同志严肃地指出:“正确地认识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自觉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自己从事的工作,保证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好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为了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确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必须坚持理论学习。实践表明,不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做出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理解,当然更不可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它。不贯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必然会执行另外一套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必然要危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这是必须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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