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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一体化或西欧联合实际上是欧共体(现为欧洲联盟)发展的历史。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使西欧已经作为“世界一强”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如此,欧洲一体化还面临众多困难,欧洲格局仍处在形成之中。因此,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对其发展前景作出准确地判断。但就欧洲一体化以往发展的历史作用作初步探讨是可能的。这一探讨对预测认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或许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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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的动因、发展进程,是学术界目前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这一问题是正确评价欧洲一体化历史作用的前提或基础。欧洲一体化的动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为避免战争,维持欧洲和平和稳定。
欧洲在几百年的近现代史上,大部分时间处在硝烟弥漫、相互残杀的分裂和混战中。仅本世纪,欧洲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德国人几度把英法打得落花流水,甚是得意;英法也两次获得最后胜利,一再让德国俯首称臣。但双方的收获却都是经济凋零衰败,政治动荡不定。与此同时,长期的争强斗霸,使欧洲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法德双方结为世仇,敌视猜忌甚深。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德间民族利益矛盾时刻会成为欧洲再战的燃火点。历史的教训,残酷的现实,使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国家、民族间的利益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利益矛盾,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又是导致欧洲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根源。欧洲国家要避免再次发生战争,维持长久和平,就必须消除经济民族主义,使欧洲在经济上结为一个整体。因此欧洲人大声疾呼,为了欧洲的和平和稳定,“为了享受繁荣和必要的社会进步,欧洲国家必须结成联邦或者组成一个能使它们结为一个经济单位的欧洲统一体”[①]。
第二,恢复和振兴欧洲经济,是欧洲一体化兴起并逐步发展深化的主要因素。
战后之初,西欧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和挑战。二战使西欧大地变成了一片废墟,欧洲数百年来积累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殆尽。战争期间,整个欧洲(除苏联外)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成品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比19世纪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小。1950年,欧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50%[②]。欧洲各国“农业与工业的生产均不能自给”,各国“出现了巨大的贸易赤字和支付平衡上的赤字”,“黄金与外汇储备早已枯竭”[③]。同时,曾作为西欧重要原料产地、市场的殖民地在战后纷纷独立,而西欧各国幅员狭小,原料匮乏。这一切就给西欧经济恢复带来极大困难。面对欧洲一派残破衰败景象,欧洲联邦主义者认识到,只有西欧的联合才能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物质资源,才能找到欧洲的出路,否则,欧洲各国就会“走向没落衰亡”[④]。
国际竞争给西欧巨大压力。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50年代后,西欧经济得到复兴,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金融贸易等日趋国际化,跨国公司蓬勃兴起,生产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从而使市场狭小的西欧各国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然而西欧在国际市场上却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与美日相比,美日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空前进步,技术先进,企业规模巨大,劳动生产率高,成本低,美日商品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而西欧各国在新技术、新产品、新部门等方面落后于美日,商品竞争乏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凭借着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中超过了西欧各国。这样西欧商品在竞争中受到两方面夹击,压力甚大。
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西欧各国认识到,要想克服各国生产力发展与各国内部市场狭小的尖锐矛盾,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欧洲寄希望于欧洲的一体化,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和扩大共同市场,达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促进和振兴各国的经济。正是基于以上共识,欧共体才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
第三,希图同美苏抗衡,恢复和提高西欧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战后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使欧洲被人为地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美苏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在这个新时代里,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才真正具有重要意义”[⑤]。而“欧洲不再是世界权力的中心;从此,平衡取决于非欧洲的美国和半欧洲的苏联之间”[⑥]。欧洲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和冷战的前哨阵地。
面对美苏争霸的冷战局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包括处于战胜国地位的英、法等都不可能单独同美苏抗衡。为不使欧洲“在起了根本变化的世界里走下坡路”[⑦],为维护欧洲各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防止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恢复并提高西欧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欧只能通过联合各国的力量,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能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保持它的政治独立”[⑧]。对此,西欧各国在战后形成了共识。
总之,欧洲一体化的目的就在于,消除战争和分裂,维持欧洲和平与稳定,以图繁荣经济,增强实力,恢复和提高西欧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心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欧洲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使欧洲一体化步步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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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逐步扩大和深化的动态过程。1951年,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签订巴黎条约,建立了煤钢共同体。这就为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树立了样板。1955年,煤钢共同体六国外长集会,通过了著名的墨西拿决议,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经过反复磋商,1957年3月,六国政府首脑和外长签署罗马条约,次年1月1日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同时诞生。从此,西欧开始了经济领域全面的一体化过程。1967年实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煤钢共同体主要机构的合并。次年,关税同盟建成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实现,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70—80年代,欧共体开始向北向南扩大。1973年,英国、爱尔兰、丹麦正式加入共同体后,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80年代也相继加入,共同体成员国增加到12个。它们的政治合作于70年代开始起步。经济一体化也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展。1979年创设欧洲货币体系,1987年7月起实施“单一欧洲文件”,1989年东欧剧变,加快了欧洲一体化深化步伐。1991年12月欧共体各国首脑在马斯特里赫特就欧洲货币联盟条约达成协议,并于1992年2月由12国外交和财政部长正式签署。“马约”的签署标志着欧洲联盟的形成,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尽管一体化在1992年下半年曾受到一连串事件的连续打击,但一体化进程却在1992年底取得突破性进展。终于到1993年1月1日宣布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实现了欧共体12国之间人员、商品、劳务和资本的四大流通。1995年1月,瑞典、芬兰、奥地利被正式接纳为成员国,欧盟扩大到15国,其整体势力大大增强。目前,欧盟正在大力推行“南下”和“东扩”战略,同时积极推进统一货币的具体步骤,加强政治、外交、防务等方面的协商和联合,欧盟深化在不断取得进展。
诚然,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毕竟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世人所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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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来,欧洲一体化在困难和挫折中不断发展和深化。它的发展和深化,无论是对欧洲或是对世界经济与政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维持了西欧长期的和平和稳定。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在刀光剑影中争斗,特别是法德不断兵戎相见,并引发了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法德间深刻的民族仇恨。因此,法德和解乃是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一点丘吉尔早在1946年的一次演说中就讲到“在重建欧洲大家庭方面,第一步必须是法、德两国之间的携手并进”,否则,“欧洲是不会复活的”[⑨]。戴高乐在1949年也讲到:“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一个协议。”[⑩]而要达成协议实现法德和解,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使两国在相互协商接近的过程中逐步消除隔阂和矛盾,这种方式就是一体化的欧洲联合。舒曼计划为法德合作和欧洲联合拟定了初步构架。依这个构架孕育了一体化的第一个新生婴儿——煤钢共同体。它的诞生使“法德之间进行任何战争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再可能。”它“庄严地和最终地结束了两国人民过去由于互不信任、竞争和利己主义所造成的彼此一再兵戎相见的状态。”(11)
从此,不仅法德两个世代仇敌走上合作之路,而且以它们为轴心不断推动西欧联合的深化。1958年欧洲共同体建成,它设立了委员会、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法院外,还设有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常设代表委员会等近百个专门性或附属性机构。各成员国以这些机构致力于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合解,利用它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讨论沟通信息,协调立场,弥合分歧,达成妥协,解决矛盾,消除敌对因素和硬性冲突,从而大大密切了西欧各国的关系,为欧洲和平奠定了基础,维持了西欧长期和平、稳定的局面。战后50年来,西欧不仅没有发生战争,甚至连小的武装冲突也未曾有过,这就是明证。
第二,促进和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这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西欧尤其如此。纵观欧共体的建立与发展,正是顺应了西欧经济发展的这一趋势,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首先,欧共体内部拆除关税壁垒,促进了各国贸易的繁荣和工业经济的增长。早在关税同盟逐步实施的60年代,成员国间的贸易要比在没有共同体的情况下高出50%。(12)自那以后,欧共体内部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例一直处上升趋势。(见下表)
欧共体内部贸易占国际贸易比例(%)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
从上表看,1970年欧共体进口达50%,后有所降低,但自1985年后,一直维持在53%以上。出口自1970年一直高达52%以上。后来到1992年,欧共体之间的贸易已占欧共体总贸易额的60%。
市场扩大,贸易繁荣,更加剧了各国企业间的竞争,从而促进了固定资本的投资。1960到1973年,共同体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8%,1974到1984年为20.2%。而美国相应数字为19.4%和16.4%(13)。投资增加加快了技术设备的更新和企业的重新组合调整。1986年以来,欧共体企业用于更新设备和调整结构的投资以年均9%的速度递增,仅1989年欧共体国家完成的企业重新组合就达1300余起,涉及资本总额45亿美元(14)。
一体化不仅促进贸易和工业投资的增长,而且促进了货币体系的诞生,利于经济、财政金融政策领域的协调。凡此种种,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成员国经济领域里的相互联系,适应了西欧地区生产与资本国际化这一发展趋势,从而使工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60到1980年,共同体工业劳动生产率以年均约4.0%的速度递增。使西欧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上升。1948年美国占一半以上,而英国、日本等五国只占23.7%。到1975年,美国降为35.6%,日本为13.2%,西欧则达45.8%(15)。
其次,共同农业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尽管在实行共同农业政策的过程中,成员国之间矛盾和斗争未曾间断过。但建立了农业共同市场,实行了统一的农产品价格管理,建立了欧洲农业指导和保证基金等。这一切使共同体农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在1961—1968、1969—1973、1974—1978年的三个阶段中,共同体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分别为7.1%、6.6%与3.7%,不仅超过了同期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4.4%、4.4%与2.3%),而且也超过了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5.5%、5.6%与3.1%)(16)。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产品的自由流通,农产品贸易也得到惊人的增长。1958—1972年,共同体6国农产品相互出口额增长近7.8倍,向非成员国出口也增长2.4倍(17)。
再次,统一大市场的启动,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统一市场的建成,吸引了大量的外部投资。从当年欧共体决定建立统一市场后的不到5年时间内,美国对欧洲投资就增长了1.5倍,总额达1265亿美元,日本也不示弱,到1992年,日本已有500—600家大中型企业在欧洲合资或独资办厂,投资额由1985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85亿美元。另一方面,内部边界取消和资本的流通,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资本自由流通使欧共体每年节约2265—3315亿美元的转帐和境外支付费用;劳务自由流通,可使欧洲降低劳务成本10—20%,增加260亿美元的收入。(18)这一切都将进一步促进西欧经济的发展。
第三,提高了欧洲在全球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数百年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西欧失去了对世界的主宰地位。但随着一体化的深化,自70年代开始,西欧的国际地位不断得到恢复和提高。
首先,一体化使西欧在世界经济上的实力地位大为增强。1951—1979年,共同体9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为3.86%,高于美国的3.46%,1979年,欧共体国民生产总值达2393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贸易额达11821亿美元,3倍于美国,9倍于苏联。黄金外汇储备,1080亿美元,大大超过美苏日三国的总和(19)。这样西欧作为经济一强在70年代已开始与美日鼎足而立。
到90年代,欧共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1992年,欧共体国民生产总值为54082亿埃居,美国为49175亿埃居,日本为30241亿埃居。同年的国际贸易中,欧共体占31.2%,美国占27.6%,日本占16.1%(20)。外汇储备,1990年欧共体居世界首位,为2850亿美元,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1650亿美元)(21)。
西欧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它逐步摆脱了受制于美国的局面,到1993年1月1日,“属于美国的20世纪将提前7年结束,……美国将让出保有近百年的经济强权宝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霸主欧洲共同体拥有3.73亿人口……”(22)。
其次,西欧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战后“西欧在世界上的作用退居到了区域性的次要地位”(23)。而美国则长期在西欧指手划脚,甚至到70年代,“在欧共体的对外关系中,仍和过去一样,美国起着重要的作用”(24)。但到80年代,随着一体化的深化,西欧作为一个单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实体已逐步确立了它的世界地位。一是表现在西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早在80年代末,欧共体就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签有经济、贸易协议。政治上欧共体得到120多个国家的正式承认,驻欧共体的外交使团达110多个。它还向美国、拉美和洛美协定参加国派有常驻代表团。同时取得国际法主体地位,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在联合国取得观察员资格,参加了许多国际经济、政治谈判。因此,欧共体执委会曾指出:“欧共体在国际舞台上,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25)
二是欧共体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日趋加强,自主能力日益提高。自70年代始,欧共体九国就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在南部非洲问题、塞浦路斯问题、苏古雇佣军入侵扎伊尔、印支战争、越南侵略柬埔寨和苏联侵略阿富汗等,都在进行磋商的基础上发表了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欧安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南北对话”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也采取了联合行动。1978年第33届联大会议期间,九国代表共磋商195次,平均每天超过3次,在通过的230项决议中,九国一致的达201项。这种“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同一性,是共同体国际地位加强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集中反映。欧共体委员会指出:“自1973年扩大后,共同体对世界事务有着愈来愈大的影响。”(26)
西欧国际地位的提高,还主要表现在它对美国关系上的变化。美苏对抗时,联合抗苏是欧美关系的主流。但由于战后西欧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不得不依靠美国的保护和经济援助,外交政策基本原则是步美国后尘。但自80年代后,西欧反对美国控制,谋求自己独立性的愿望日益强烈。如对苏战略、南北关系、阿以冲突等重大问题,西欧就敢于采取有别于美国的立场。进入90年代,西欧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乞求“核保护伞”的“神灵”,“难以驾驭”的姿态处处表现。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西欧和美国都要各露一手。在欧洲防务问题上,美国力图通过北约改造插手欧洲事务。西欧在还需要北约的情况下,力图将西欧防务联合纳入欧共体一体化轨道。马约明确规定:“欧共体将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于1995年5月宣布组建“欧洲陆军”和“欧洲海军”。6月初面对波黑战争升级,法英荷组成近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目前由法、比、西、卢组成的欧洲军团已始服役。另外,欧盟各国大力开展军工合作,力图用自己的军工产品取代美国武器。在美国出台“达马托法”的问题上,欧盟于1996年8月8日向美国提出抗议。指出,欧洲不能容忍美国搞治外法权、干预盟国的外交关系,欧洲将采取行动抵消这一法律造成的影响。并表示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控告美国。欧盟成员一致反对美国的“达马托法”,表明欧洲自主独立意识增强。
总之,一体化使西欧实力地位大大提高,它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影响日趋加强,欧洲正在向着“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目标迈进。
第四,改善和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是西欧的殖民地。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主权国家,旧的殖民制度已无法维持下去。西欧改变策略。1957年欧共体6个创始国在罗马条约中正式确立了“联系国”制度。1963和1968年签定了“雅温得协定”和“阿鲁沙协定”,使欧共体在非洲的联系国达到19个。70年代后,西欧对第三世界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通过“对话与合作”与第三世界建立“平等伙伴关系”。1975年欧共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46国签订“洛美协定”。此后又于1979、1984和1989年先后签订三个洛美协定,签字国增至68个,从而把联系国制度扩大到非洲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制度下,发展中国家单方面享有向欧共体自由出口全部工业品和99.2%的农产品,并免除关税和限额。对因产品价格下降造成收入减少,欧共体给予补贴。此外,欧共体对中东阿拉伯国家主张“欧阿对话”,对拉美和东盟国家实行区域合作,加强双方的经济关系。
这样西欧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就贸易说,70年代西欧出口额的30%是对第三世界的,80年代增至40%。(27)70年代末共同体进口的18种最重要的商品中的60%来自第三世界。70—80年代双方的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7%(28)。
同时,欧共体每年向第三世界提供相当数量的发展基金。1984年提供的发展援助资金为118亿美元,占欧共体10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51%,占资本主义世界该项拨款的35%。而美国仅占26%,日本占13%(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24%和0.35%)(29)。
欧共体对第三世界的贸易优惠和提供发展援助资金政策,说明它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是合作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欧共体与第三世界的合作有谋取经济利益和提高自己国际地位的利己动机。但它的确改善和加强了西欧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基本利益。双方的合作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削弱了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对第三世界政治的独立自主和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对西欧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高,对缓和南北矛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欧洲一体化是欧洲人的创造性实践,对欧洲乃至对世界的发展都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不仅因它实现了法德和解为核心的西欧联合,维持了欧洲长期和平局面,也不仅仅是它给欧洲的经济政治注入了活力,改变了西欧在国际上的经济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一体化的道路使欧共体成为世界区域经济联合的成功典范。对于因民族宗教、领土之争而相互冲突的国家来说,欧洲一体化为它们指明了一条摆脱战争、走向和平的光明之路。欧洲一体化对欧洲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诚然,欧洲一体化步履维艰,但一体化给西欧带来的利益已展现,“统一欧洲”的思想已深深植根于欧洲人心中。欧洲一体化还将在艰难曲折中深化发展。
注释:
[①]R.Ben Jones,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Europe,London,1980,p13、11.
[②]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414页。
[③][⑥]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6、48页。
[④](11)《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86、486页。
[⑤]弗·格·特鲁汗诺夫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外交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31页。
[⑦]《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页。
[⑧]弗·约·施特劳斯:《挑战与应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0页。
[⑨]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第2卷第211—217页。
[⑩]罗歇·马西普:《戴高乐与欧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4页。
(12)(13)(17)(25)(26)(28)李琮主编:《西欧经济与政治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65、265、207、270、270、456页。
(14)(18)(20)《瞭望》,1992年,第52期,第46、46、46页。
(15)(19)(27)(29)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编:《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2、132、219、219页。
(16)共同体执委会:《欧洲经济》,第9期,1981年7月,第90页。转引自伍贻康等著:《欧洲经济共同体》。
(21)《国际展望》,1992年,第6期,第3—4页。
(22)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院长莱特·瑟罗语,转引自台湾《天下》杂志,1991年第1期。
(23)《欧洲档案》杂志,1970年第15—16期。第569页。
(24)《欧洲文献》第6集。1976年第135页。转引自B·H·舍纳耶夫(民主德国),JI·迈耶尔主编:《今日西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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