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八十年代以来，史学批评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综观前一时期史学批评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对史学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所谓史学批评就是人们对史学实践所进行的评判；它包括史学主体（史家），又包括史学实践物化成果（专著）；因而史学批评的内容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对史家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评判，一是对史著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的评判；批评的方法主要有历史的批评、逻辑的批评和比较的批评；史学批评的功用则主要表现为推动史学实践的发展和促进史学理论的进步。
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发达，史学的发展有赖于史学批评的进步。以八十年代中期反思“史学危机”为契机，史学批评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对史学批评的研究也日益为学界所重视。然而，综观前一时期史学批评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学界对诸如史学批评的范畴界定、内容架构、批评方法及其功用等基本问题远未形成共识，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史学批评的范畴界定
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首要的是要对其范畴进行科学的界定。在前几年的讨论过程中，史学批评的范畴界定曾是焦点之一，不少学者都曾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史学批评进行过界定，限于篇幅，在此不拟一一引述。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虽然这些界定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史学批评的本质，并为我们科学地界定史学批评以启迪，但它们都不科学。具体地讲，这种不够科学主要表现为两“失”，一是失于宽泛，二是失于琐碎。所谓失于宽泛，首先是指一些学者将史学批评的对象界定得过于宽泛，将一些不属史学批评范畴的东西视为史学批评。一些学者深受古代“史评”概念的影响，认为史学批评就是古代的“史评”①。其实，中国古代的“史评”是一个复合概念，它包括“考辨史体”②和“品骘旧闻，抨弹往迹”③两个方面。前者评论史学主体，后者评论史学客体（或曰本体），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如同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主体一样，史学批评的对象也应是史学主体，而非史学客体，因而“史评”中“考辨史体”者是史学批评，而“品骘旧闻，抨弹往迹”的则不是史学批评，而是历史评论。关于这一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讲得明白：“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批评史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其次，失之宽泛还表现为一些学者对史学批评的特质的界定过于宽泛，将一些不具备批评特质的东西也视为批评④。在现代社会里，“批评”是一个用得很泛的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它作或宽或窄的理解，然而科学意义上的“批评”则有其特定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释“批评”为：(1)指出优点和缺点。(2)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据此可知，所谓“批评”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有着自己特殊属性的特殊的认识活动，即“批评”蕴含着认识主体即批评者对认识客体即批评对象的一种价值判断，换句话说，“批评”是一种是非臧否，是一种褒贬扬弃，不具备这一特质的认识活动不属于“批评”之列。因此，不是所有史学认识活动都是史学批评，它们中有的是史学批评，有的则不是史学批评，而是史学理论。所谓失之琐碎，主要是指一些学者一一胪列史学批评的对象⑤。科学的界定应是对其对象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具体的胪列既琐碎又不可能全面、准确，因而这种作法不可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总结前人得失的基础上，笔者将史学批评界定为：
所谓史学批评就是人们对史学实践所进行的评判。在这里，史学批评的对象被界定为“史学实践”，它既包括史学实践主体（史家）又包括史学实践物化成果（史著），这种界定既可以避免对史学批评对象一一进行胪列，又可以将评论客观历史进程的历史评论排除在外；将史学批评界定为“评判”，这表明史学批评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理论，它是一种有着自身特殊属性的认识活动，从而使史学批评从史学理论中独立出来，成为史学科学的一个分支。笔者认为，史学批评正是在这种与历史评论相分离，与史学理论相区别之中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从而在史学殿堂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二、史学批评的内容构架
史学批评的内容是由史学批评的对象决定的。史学批评的对象是史学实践，史学实践包括史学实践主体和史学实践物化成果两部分，因而所有对史学实践主体和史学实践物化成果所进行的评判就构成为史学批评的整体。
所谓史学实践主体是指参与史学实践的人即史家。我们通常所说的“史家”专指那些留下过鸿篇史著并对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名家，而这里所说“史家”则包括历史上所有的以各种方式、各种程度参与过史学实践的人。在中国古代，史家的主体是史官，因而史官的配置与铨选、史官修史程式与规定等史官制度亦属于史家范畴。在史学批评实践中，人们对史学实践主体的批评主要是对史家尤其是名家的批评。随着史学批评的发展，人们对史家的批评逐步深入。刘知几以为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章学诚又加上“史德”，从此对史家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评判就构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史学实践物化成果是指史家在史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见诸文字的史著，这种史著既可能是鸿篇巨制，也可能是片言只语。物化，即见诸文字。只有见诸文字，才会成为批评的对象。一般地讲，人们评判史著不外乎三个方面，即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所谓思想性是指史著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它融贯于史著各方面，是史家史德、史才、史识的集中体现；所谓真实性是指史著反映史实的可信度，它是由史学惩恶劝善的特殊功用所决定的，是史家史德、史学的综合反映；所谓艺术性是指史著为反映其思想性、真实性而运用的一切方法、技巧，它相当于前人所说的“史法”，是史家史才、史识的集中反映。如同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是一个整体一样，史著的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也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三者之中，思想性是核心，真实性是基础，艺术性是思想性、真实性的表现形式。对史著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的评判，一直是史学批评的重点之所在。
为了让我们对史学批评的内容体系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将史学批评对象──史学实践的内容结构图示如下：
史学批评内容结构图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1、史学实践作为一个整体，其实践主体与物化成果不可分割。史家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依赖于史著而体现，而史著的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又取决于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甚至受制于史官制度。上述分解只是为了说明史学批评的内容结构体系，而在史学批评实践中，各要素之间不可能呈这样明显的分野。
2、史学实践是我们对史学主体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它涵盖了历史上一切史学活动，可谓“总括万殊，包吞千有”⑥，因此，任何对其内容结构所作的分解、胪列都不可能详尽、全面，上述结构图只是其要点而已。
三、史学批评的方法
史学批评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它又是一种有着自己特殊属性的特殊的认识活动，因而史学批评的方法既要遵循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又要受制于史学批评的特殊属性。在史学批评实践中，批评的方法主要有历史的批评、逻辑的批评和比较的批评，其中比较是最基本的方法。
1.知人论世：历史的批评
史学是时代的产物，任何史家及其史著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氛围，因而史学批评应做到知人论世。所谓知人论世，即将史家及其史著放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进行考察，在对史家及其史著进行批评时充分考虑到史家及其史著产生的时代氛围以及史家的个人际遇的影响，历史地对待史家及其史著。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条基本原则。孟子谓：“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孔子作《春秋》，历代学者总是从他所处的“邪说暴行有作”⑦的时代氛围以及“《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⑧的现实出发来评价《春秋》的功用与书法，肯定它“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⑨。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个人的沉浮更为历代史学批评家所关注。刘知几批评史学，尤重知人论世，往往将史学的发展与历史的变化相联系，其论史体，从“时移世异”⑩、“质文递变”(11)入手分析“《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12)；论曲直，谓直书有可为、不可为之分，并对不可为之时仍秉笔直书之史家给予高度的推崇；论文辞，认为文辞与各个时期文化主流相关联，以“世重文藻，词宗丽淫”(13)批评魏晋史著的烦芜。章学诚强调论文要“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14)，倡导“文德”说，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5)。这正好是对知人论世的最好阐述。
知人论世的方法要求历史地对待史家及其史著，将这种方法运用于史学批评，就能保证批评者立论较为公允，不至工苛前人，从而使史学批评得以健康地发展。
2.知势论人：逻辑的批评
史学的发展既离不开特定的时代氛围，又要受制于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史学批评既要充分考虑到史家及其史著所处的时代氛围，又要充分考虑到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种客观规律来评判史学得失。这种方法可称为“知势论人”，从方法论上讲，它属于一种逻辑的批评。
在史学批评实践中，知势论人的方法被广泛运用。马端临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16)，谓“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矣，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17)。章学诚论史学的发展，认为“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18)；论承袭，谓“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19)。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经常用“势不得不然”批评史学，这表明知势论人是他批评史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知人论世与知势论人作为史学批评的两种基本方法各有侧重，异曲同工，两者共同作用，使史学批评凸现出强烈的历史感。
3、衡短较长：比较的批评
史学前后承继，绵亘不绝，史学批评家往往将史学作纵横比较，并从这种比较中参照出得失短长，因而“衡短较长”成为史学批评中最常见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史记》继《春秋》而起，比较的批评也就从比较《史记》、《春秋》开始。《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自张辅首论班马之优劣，马班优劣，聚讼千古，莫衷一是。刘勰第一次将历史上众多史家及其史著放在一起作广泛的比较，于是有了《文心雕龙·史传篇》。刘知几用比较的方法论六家、二体、采撰、文辞、风格，《史通》由此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代表作。郑樵、章学诚成功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批评史学，他们都是古代史学批评的大师。由此可知比较的方法在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性。
在史学批评实践中，比较有两种，一是间接的比较，二是直接的比较。所谓间接的比较是指人们对某一史家或史著的某一方面已有定评，在将其他史著同它进行比较时不具体说出比较的对象，而是直接评判出是非得失。在中国古代，《春秋》的是非标准，《左传》的文辞简要，《史记》的实录无隐，《汉书》的周赡翔实皆有定论，因而人们在运用它们参照其他史著时往往不点明是与它们进行比较，而是直接作出评判。所谓直接的比较是指将可比的两种史学要素放在一起进行直接的比较，如纪传与编年、会通与断代、《史记》与《汉书》、《旧唐书》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刘知几与章学诚等。直接比较的对象一般都是史学实践中最具代表性之要素，因而比较的结论也往往会对史学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史学实践正是在这种互相比较之中参照出各自的短长优劣，并在扬长避短中走向成熟的。
四、史学批评的功用
要探讨史学批评的功用，就必须了解史学批评在整个史学架构中的方位。如果我们按传统的方法将史学划分为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两部分的话，那么，史学批评则是联结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的中介与桥梁。史学批评源自史学实践，史学实践通过史学批评升为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指导史学批评，并通过史学批评而促进史学实践的进步。如此循环往复，就构成为整个史学的运动历程。
史学批评在史学中的方位可以图示为：
史学批评在史学中的方位决定了史学批评的功用主要表现为推动史学实践的发展和促进史学理论的进步。讥正前史，目的在于垂法后世。
史学批评的特质在于对前人史学实践的得失、短长进行评判，评判的目的在于指导自己和后来者的史学实践，因而史学批评对史学实践的影响十分明显，从史官制度到史学思潮，从史著的思想性、真实性到艺术性，从史著的体例、文辞到取材、采撰，史学批评的影响无所不及，处处可见。在中国古代，是非据《春秋》，史学正统思想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古代史家中鲜见异端；辞宗丘明，历代史家追逐质补、简要，避免了史著繁不胜繁；实录崇《史记》，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之一；周赡重《汉书》，一部廿四史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演变的全貌。最能反映史学批评对史学实践推动作用的是史著体例的发展。《春秋》、《左传》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氏族难明”(20)；有感于斯，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21)；班固不满《史记》将汉王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22)，断代为书，纪传体断代史“遂为后世不祧之宗”(23)。从此以后，纪传、编年，通史、断代，角力争先，优劣互见。有感于从前载籍“罕存法存”(24)，杜佑《通典》“匡偏救弊，”典制体从此有了一席之地。“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25)，从此有了“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26)的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为克服以前诸史体的缺限，曾打算“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27)，虽然这一打算未及实现，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史学批评功用之一斑。
史学批评是史学批评家对史学实践所进行的一种认识，一种反思，而史学理论则是这种认识与反思的升华。正因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形成的基本途径，史学理论是史学批评的结晶，因而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往往交糅错杂，密不可分。《史通》既是一部史学批评巨制，又是一部史学理论佳作；《文史通义》与其说是史学批评著作，不如说是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显赫的地位正是源自他们广泛而又深邃的史学批评。
史学批评除促进史学自身的发展外，还有促进史学社会化的功能。史学批评架起了史家与史著读者之间相互沟通与理解的桥梁，为读者领会、把握史著要旨提供了一种导向，从而促成了社会对史学的认同，推动了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
总之，史学正是在这种不断对前人的实践进行批评之中走向成熟的，也是在这种批评之中而实现社会化的。
收稿日期：1994年3月10日
注释：
①张三夕：《批判史学的批判──刘知几及其〈史通〉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谓：“如果说‘史学史’的名称是舶来品，那么，‘史学批评史’的名称却可找到土生土长的根。中国古代的目录书，自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起便析有‘史评’一类”；“史学批评是一种历史认识论，批评主体（批评家或批评者）按照一定的史学观念和价值标准来认识和评价一定的已确立的历史事实”。
②③《四库全书总目·史部》。
④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谓：“对史学研究整个运动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个部分、各个层次的认识评论，都是史学批评”。
⑤瞿林东：《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所讲的“史学评论”实质上就是史学批评，其文谓：“这里所说的史学评论，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不同于人们对史事或一般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即史事评论”。
⑥《史通·自叙》。
⑦《孟子·滕文公下》。
⑧《汉书·艺文志》。
⑨《史纪·太史公自序》。
⑩(11)(12)《史通·六家》。
(13)《史通·核才》。
(14)(15)《文史通义·文德》。
(16)(17) 《文献通考》卷首。
(18)(23)(25)(26)《文史通义·书教下》。
(19)《文史通义·说林》。
(20)(21)《文心雕龙·史传篇》。
(22)《汉书·自叙》。
(24)《旧唐书·杜佑传》。
(27)《文史通义》外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