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宏观研究的进展及其面临的新课题——兼述加强高教研究与宏观决策的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高教论文,进展论文,新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等教育宏观研究的进展
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的进展，主要表现在：（1）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形成了一支科研队伍。 从中央、省到一部分高等学校，共有500多个研究单位，2500 多名科研人员。（2）在不同层级上组织了课题研究，从1980年到1995年， 仅国家一级的高等教育重点课题为198项， 约占全部教育科研课题的五分之一。这些课题研究成果分别为国家和有关方面采纳，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3）建立了学术团体， 全国及各省均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会，下设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战略、高等学校德育、高等学校后勤等28个分会，团结了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广大教师共同参与研究。（4）建立了高等教育科学博士点4个，硕士点10多个，培养了科研后备力量，初步形成了学术梯队。
高教研究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是这一时期高教改革和发展推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从60年代中期停止招生，整整10年耽误了人才培养。80年代各方面人才短缺呼唤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如何在恢复调整中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迫切的需求，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发展的战略规划。另一方面，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原先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尤其是政府不能再以行政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学生也不再全部由政府分配就业，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包括深入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总之，实践呼唤着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高教研究也对高教改革实践产生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
1.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1983年开展的全国范围专门人才需求预测和教育规划研究，比较全面地调查了全国专门人才的现状及到2000年的人才需求，为制订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做了准备。80年代后期，国家制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相应地组织研究了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针对以往高教发展片面追求数量的问题，提出高教发展要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优化教育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并且明确提出高教发展要由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发展。90年代初制订2000年和2010年的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方针，把提高质量效益放到突出的位置。这些研究的成果均转化成为政府的决策，避免了以往高教发展大起大落的历史教训，对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高等教育结构研究。中国高教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能适应经济产业结构迅速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结构问题一直是80年代以来高教研究的一个重点。80年代初开展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提出了调整层次结构和专业结构的设想，主张加快发展当时比较薄弱的财经、政法专业和注重培养应用性人才，并提出重视发展短期高等教育的建议。80年代中期组织的“高中后教育多样化课题研究”，针对中国高中后教育单一学历教育的倾向，提出高中后教育应该遵循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重视发展在职成人非学历教育的思想，对丰富高等教育的形式结构有积极的作用。90年代初全国开展“初中后教育结构研究”，总结了50年代以来中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从经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人力结构变动的趋势，研究了初中后教育结构变化的特征及其趋势；提出重视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中间型、应用型人才；调整本科教育培养目标，重视培养解决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高教结构中的问题，提出了调整的方向，推动了改革。
3.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研究。教育体制改革是80年代以来高教研究的一个热点，涉及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诸多领域，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政府对高教的宏观管理、学校独立的法人地位和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毕业生自主择业、高校的经费来源与高教的投资体制等问题，还有学校内部的领导管理体制、人事工资分配制度和后勤服务社会化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从中央、地方到学校各个层面展开，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对确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和目标、推进改革起到了咨询和指导作用。例如，关于中央部门办学和管理体制的研究。1990年初，中国的1072所高校中有360 多所属中央各个部门举办和管理，这些学校占了中国重点大学的80%以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中央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条块分划的管理体制逐渐改变。于是，由多方面参加的课题研究组在专题研究后提出了通过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建设部属高校、中央所属和地方所属高校的联合、各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学校间合并、企业共同参与办学等五种形式，实行条块结合。这种建议获得了政府部门的认同，把它作为推动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途径，并取得明显的进展。
4.人才培养途径和培养模式的改革。这方面涉及诸多微观领域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这里不作论述。在宏观方面仅提及两个主题：一是关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即研究生教育区分学术型和应用型不同学科和专业人才培养采取不同途径，避免单一的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方式，提倡通过与实践相结合、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以及工作和学习交替等不同途径，使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更符合实际需要和这类人才的成长规律。这项研究对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一项是关于教育、科研和生产（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及合作教育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采用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产生了实际的效果。
二、高等教育宏观研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正进入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期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刻变化，都将对中国高教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包括宏观决策上和微观运行上的问题；近期急需调整解决的与远期规划和战略选择上的问题；实践操作性的和理论深层探讨的规律性问题等等。高教研究要从理论层面、决策层面和操作层面上分别确定不同重点，深入研究若干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与政策制订和实践更紧密地结合，指导和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里，仅就宏观决策层面提出几个问题。
1.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发展方针和发展模式问题。到1995年为止，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7%，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 这种状况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目标不相适应，更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的需求。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高考竞争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种供不应求的现实。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存在着另一种性质的供求矛盾，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而社会可能提供给高等教育的财政供给却严重不足。以1995 年为例， 政府财政预算内高教拨款为213.5亿元人民币，约合25.9亿美元，以普通高校学生（318万人）计算，生均808美元，不能保证正常教育教学所需的充足经费来源。 即使这样紧缺的高教经费，亦已占财政预算内教育总支出的20.26%， 如继续增加高教经费势将影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发展。这样，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高教加快发展，实现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过渡；而现有的财力物力供给水平和普及教育的目标，又制约着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的研究能从这种现实关系出发，寻求社会需求和高教发展最佳的结合点，研究适度的高教发展目标，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尽可能扩大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满足社会有效的教育需求。
2.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布局结构调整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教育财政资源短缺的国家，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教育资源，无疑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下，以部门（行业）即条条为主配置资源，虽保证了重点行业和行业内重点企业的资源需求，但也带来了配置不平衡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学校和专业设置以行业需求为依据，学校科类单一，专业面过窄，使学校平均规模偏小（1990年为2000人，1995年为2790人，其中2000人以下的学校还有536所），多数为单科性院校，降低了规模效益。二是学校的地区分布不平衡，高校集中在少数全国性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高等教育十分薄弱。1995年全国普通高校1054所，在校生290 万人，其中10个沿海较发达的省（市）占463所，在校生138万人，分别占44%和47.5%（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36%）；而西部地区9个省， 高校仅214所（其中四川64所、陕西46所），在校生527035 人（其中四川20086人、陕西128285人），分别占20%和18%， 如果除去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四川和陕西，则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远不能适应当地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根据这种现状，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调整将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是区域之间的布局结构，即在发挥中央部门所办学校和原有高等教育比较集中和发达省区的幅射功能的同时，加强薄弱省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使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其二是区域内的学校和专业设置布局，主要是减少单科性院校和专业的重复设置，使教育资源发挥更佳的效益。高等教育研究在这种布局结构调整中，既要进行规划性研究，即提出布局结构调整的原则和方向，更要致力于机制研究，即研究促进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以及中央部门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合理流动和重组的各种利益关系和调节手段，使高等教育布局均衡化和更符合效益原则。
3.高等教育体制转轨中的制度创新问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改革原先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更需要建立起一套与新教育体制相适应的组织系统、决策系统、管理系统和动作系统，也就是要着力于新体制的制度创新，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从宏观方面说，要改变政府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减少直接行政管理的机构和职能，增强间接宏观管理机构的职能，尤其要加强决策咨询、信息服务、政策指导、评估监督等社会中介机构，引导和促进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从微观方面说，高等学校将从过去作为政府的行政附属机构转变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需要处理好同政府的关系，同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的各种关系。学校要适应与外部联系的变化，加强涉及外部联系的机构；在学校内部要根据规模大小和组织机构的设置实行分层管理和综合管理，尤其要增强学校（或系）中层机构的职权，让学术的、经济的（市场的）、行政的调节机制综合发挥作用，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及其变化的能力。
4.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发展趋势下的高等学校社会功能及其办学模式问题。面向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方面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其中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知识化、信息的网络化将会引起高等教育的相应变化。高等教育在面对国际化趋势的环境时，如何保持民族特性，成为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与世界文明成果相结合的重要阵地；在高等教育的终生化和社会的变化中，如何扩展高等学校的社会功能，为受教育者终生学习服务，更加密切地同社会生活的实践相结合；在信息化的浪潮中，如何扩充和利用广泛的教育资源，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手段和教育过程、改变师生关系和学校组织管理，即改革办学模式等等，都将是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全新的课题，需要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探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正打破一次性学校教育的模式，终生教育必将成为未来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制度；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将打破教育时空局限，开放式的、社会化的教育机构，个别化、交互式的教育方式都将会改变现有教育模式。这些都有待于高教研究人员去探索、寻求新的答案。
三、加强高教研究与宏观决策的联系，提高高教研究的水平和效能
高等教育研究要回答面对的新问题，并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需要改变研究的组织结构和研究方式，把政府和民间的研究力量结合起来，更加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为创建21世纪的高等教育体系作出贡献。
1.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研究机构与政策制订过程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协调：政府政策制订部门要有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决策程序，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吸收研究机构参与；高教研究机构要经常关注高教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保持对现实政策制订的参与角色，为政策制订提供咨询，包括组织研究机构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汇集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意见，作为政策制订的前期基础工作；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组织专家咨询和论证等等。其中政府的研究部门将发挥承上启下、沟通内外的中介作用，使高教研究与决策过程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2.注意发挥学术和科研组织的协调作用，组织和推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在中国，全国和地方性的高等教育学会以及许多专业委员会集中了高教系统的理论研究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学人员，由这些学会组织课题研究和学术研讨，可以架起研究与决策、理论与实践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有利于研究转化为决策。中国的教育科研规划组织集中了各方面专家进行跨学科的规划和交流，其中许多规划研究课题就是为制订政策做咨询研究的，通过这样的规划、组织、交流、推动，也将会促进高等教育研究与政策制订以及教育实践的结合。
3.加强教育信息系统和科研情报系统建设，为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的联系提供条件。教育信息系统要提高信息质量的时效性，向研究机构开放，为决策咨询研究提供准确的新信息。科研情报系统要及时汇集和发布最新科研成果，主动为决策部门提供有代表性的、高质量的理论观点和咨询建议。这两者的沟通将使研究水平和决策水平同步提高。
4.重视研究与试验相结合，经过反复，形成既具理论深度，又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要提倡研究人员深入实际，参与实验，也要吸收实际工作者在实验中参加研究。这种实验可以是区域性的、校际的，也可以是学校范围的；可以是综合性的，也可以是单项的；可以是一次性短期的，也可是长时间连续的。实验中要做好设计、实施、观察、评价、总结全过程的工作，在实验和研究的多次反复过程中，把研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