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档案馆论文,我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33(2015)10～0011～06 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属性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是其基本功能。虽然“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术语不常见于档案领域的官方文件，但事实上，自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档案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档案馆便一直致力于寻找社会的文化需要，努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而国家建设的推进，不断地给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且也切实推动着档案馆不断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随着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强国战略的施行，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一、我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阶段区分 公共服务理论是一个与服务型政府相伴生的社会治理理论，但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实际治理策略的存在要早于其理论的提出。区别于传统政府以统治和控制为主要特征，服务型政府强调的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满足社会需求，而公共服务的目标归宿是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2]。公共服务理论相比较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其显示了对公众权利极大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只考虑社会公众的需求，而排斥国家系统作为公权力机构的需求。由公众直接提出的权利诉求往往关乎的是公众的切身利益，如某些具体权益的维护和享受，而公权力以维护和增进公益为其目的，许多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公共利益主张和维护常常依靠国家来发动，如国家安全、公共行政等的推进。前者表现为社会性的特征，后者则表现为国家性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的内涵、任务和方式总是会作出相应的变化。因此，从总体上看，公共服务呈现出极为丰富的样态。 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服务在文化领域的反应。它是为满足社会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种制度安排[3]。如果从服务型政府的语境来看，公共文化服务是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指导思想，对社会的公共文化诉求进行回应，这样，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向的是公众切身的文化权利，其目的在于保障公众文化权利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文化不仅具有提升公众精神素养的作用，它还具有通过构建文化认同形成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文化认同已经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了，这势必也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相应的要求，而这一要求主要是由国家提出的。保障公众文化权利与建设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凝聚力，这两个方面是在理解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时候必须都要关注的。 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是由档案馆文化事业机构的属性决定的。与文化产业对经济性的强调不同，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机构所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4]。根据公共文化产品的相关研究，可以将档案馆提供的文化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公共文化产品，另一类是准公共文化产品。前者与文化主权、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有关，后者则与公众的文化享受有关，对于档案馆而言，这两类公共文化服务都是非营利性的。这就意味着，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其运行主要依靠的是公共财政，并接受国家的管理。 伴随着我国档案馆事业的发展，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与我国文化发展的轨迹高度契合。不同时期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实际上反映的是相应时期文化发展的需要[5]。根据相关的研究，我国实施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发展战略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国家改变了以往的统治模式开始了全面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文化事业机构的属性使得档案馆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承担了相应的责任。综观我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状况，可以将其整个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1993年为第一阶段，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向编史修志；1994年—2000年为第二阶段，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向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精神文明建设；2001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在原有的文化功能之外，开始建设以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的公共文化服务系统。 二、我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萌发：以编史修志为主要表现的第一阶段 编史修志既是为政治服务，也是为国家民族传承历史文化。从后者的角度来看，编史修志具有公共文化事业的特性，档案馆服务于编史修志也就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特性。而这一时期中央关于开放历史档案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则推动了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特性的现实培育。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档案馆开放之门从此逐渐打开，社会公众得到利用档案的权利。包括档案利用权力在内的诸多公众文化权利的主张，所体现的是国家对公众精神、思想、文化素质的提升以适应新时期国家建设需要的认识，这正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所在。因此，虽然这个阶段的档案馆更多强调的是为政治服务，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馆服务已经开始表现出一些公共文化服务的倾向。 而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在现实需求上与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倾向形成了呼应。该决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设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个要点之一，之后又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涵义作了解释，即“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6]。可以看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于提升国民的精神文化素养，档案开放因此真正赋予了档案馆公共文化性的价值属性。这样，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7]的编史修志相比较，20世纪80年代的编史修志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这一阶段，国家很重视档案馆的编史修志工作，国家档案局乃至中央都对档案馆的编史修志工作做了部署，1983年4月颁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还将编史修志列为档案馆的基本任务之一。此后，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纷纷开发馆藏资源，参与编史修志，形成了一股编史修志的热潮。据有关资料，仅1983年至1988年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档案史料就有2269种，达43.4亿字[8]。这些史料整理成果为公众了解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国民国家观、民族观以及内聚力的强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编史修志起到支持作用的馆藏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库房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档案馆工作的重点。档案收集从最初只注重接收党政机关的档案扩展到接收基层单位的档案，而且档案类型逐渐多样化，散存于社会和个人手中的档案也纳入到了接收的范围[9]。馆藏档案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优化对编史修志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馆库建设的力度很大，新建馆库数量和面积增长迅猛，按照1986年颁行的《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试行)，档案馆建有多功能查阅库房，许多档案馆还配置了复印机、缩微阅读机等利用服务设备。此外，档案检索系统逐步完善，不但各档案馆重视检索工具的建设，而且全国和省级的档案资料目录咨询服务中心也建立起来[10]。这些举措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利用者查档，而且也为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目标和要素的构建做着积累。 除编史修志之外，这一时期的档案展览也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特性。由于处于“文革”之后的档案事业恢复期，这一时期档案展览的影响显然远不如编史修志。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档案馆重视档案展览工作，有些档案馆将档案展览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有些则在档案馆内专门开设了档案陈列室，展览内容主要是馆藏的历史档案和珍贵档案。这类档案展览一方面丰富了参观者的历史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也起到吸引社会公众利用馆藏档案的作用。因此，档案展览也表现出公共文化服务的特征。 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相对于传统的辅政工作而言显得十分薄弱，而且有许多现实因素制约着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特性的显现。比如：馆藏档案以党政机关文件为主，结构单一，与公众文化需求契合度较低；许多档案馆建在政府大院内，与公众隔绝等。而从档案馆的价值取向上看，这一时期的档案馆以辅助政务为其根本使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特性只是这种政治性在利用服务领域的表现而已，只不过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由于弱化公众权利而得不到体现，而在强调国家建设的时期，因开始尊重公众权利而得以萌发。同时，政治性所强调的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全力保障也决定了档案馆不可能过多地关注公众的文化诉求。 三、我国档案馆主动性文化服务的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表现的第二阶段 1994年8月，中共中央颁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这是党和国家应对资本主义势力侵蚀、防止国民精神思想腐化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建立和强化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而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国民在国家建设中的拼搏精神。从此，爱国主义教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确保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纲要》提出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档案馆因其保存的革命历史档案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也承担起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自1995年起，陆续有一些档案馆创建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发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根据形势发展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为落实中央决议，1997年4月，国家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印发《关于在全国档案系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将档案馆办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列为档案馆五大功能之一，由此推动了各地档案馆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热潮。 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使得社会公众开始成为档案馆重要的服务对象，档案馆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开发爱国主义教育项目，显示出对公众的主动服务态势。档案馆围绕爱国主义教育接待公众的人数增长迅猛[12]。可以说，这是档案馆有效消弭与公众之间隔绝的开始。 举办档案展览是档案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的重要方式。展览的主题主要包括档案馆所属地区的革命史、地区建设成就、英模名人事迹等，展览的方式主要有档案馆陈列室(或展览厅)展览和馆外公共场所展览两种。为了确保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发挥，各地档案馆普遍加强了基础建设。如：展品制作的开发、展览场地的建设、组织管理的协调等。因此，这一阶段的档案展览与上一阶段相比有着很大的变化： 首先，上一阶段的档案展览虽然从客观上起到丰富参观者知识的作用，但多数展览并非以此为其初衷，其根本用意在于通过展览来宣传档案工作从而寻求各方的支持[13]。而爱国主义教育展览是以社会教育为其目标指向，因此，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展览不仅仅表现出文化服务的形态，而且也开始在本质上塑造文化服务的特性。 其次，在上一阶段，档案馆举办展览大多基于现有的馆藏档案资源，一般不会因为展览的需要对档案馆功能进行系统性的建设。而在这一阶段，由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档案馆的五大功能之一，因此，许多地区的档案管理部门出台了保障性措施，对档案馆功能建设提出了针对性的要求[14]。这些措施的落实对有效推动档案馆向服务社会公众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 再次，上一阶段的档案展览大多是由单位组织参观，参观者主要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档案馆的相对封闭性客观上限制了社会公众参观。而这一阶段，虽然组织性参观仍然是主体，但社会公众以个人身份参观也开始成为一种现象。个人身份的参观更多地与文化趣味和审美倾向有关。这表明，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的发挥不但有效契合了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而且也逐渐构建了与公众文化需求的对接。 除了举办展览外，一些有条件的档案馆还面向学生和其他社会公众还开办了夏令营、专题讲座等文化服务项目，其意义不仅仅是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而且还在于开始塑造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其中所体现的是档案馆对公众文化行为特性的迎合和尊重，这种情况在上一阶段没有出现过。因此，可以将此理解为是以公众为导向的档案馆服务模式的开启，这为以后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拓展和深化打下了基础。可以看出，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方面得益于馆库设施、馆藏资源和服务系统的逐步完善，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一时期国家文化战略中对于国民精神文化素质改造的强调。但也需要看到，这一阶段的档案馆并没有更多地关注公众日常的文化需求，爱国主义题材之外其他主题的文化服务项目相对较少，公众自发的档案利用行为也就相对较少。因此，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表现为政治性强而社会公益性弱，公众对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依然缺乏认同。 四、我国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构建：以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结构性塑造为特征的第三阶段 步入新世纪之后，受益于加入WTO，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治理开始朝着服务型政府的方向转型。不管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建设小康社会”，这些国家发展愿景都包含着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保障和维护公众的权利开始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建设重要任务。与以往相比，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改革逐渐推进。其中有两个影响深远的中央决策：一是2002年十六大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作了明确区分；二是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前者实际上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文化领域确立起来，其公益性价值和主体责任得到确认，这样，相对独立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得以启动。后者则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系统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得以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在布局和建设力度上都在不断加强。 国家档案馆事业随之也发生了变化。2002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档案馆定位为公共文化设施，对档案馆公共性的强调意味着国家开始注意构建档案馆对于社会公众的价值。因此，为公众服务成为这一时期档案馆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益性的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始推进。 在这一阶段的开始，满足公众文化享受的需要就已经成为档案馆建设的一个新方向。2001年，国家档案局局长毛福民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档案馆应该具有文化品位、地方特色和现代气息[15]。在档案馆为公众服务已成为共识的情况下，这一要求体现了档案馆文化服务的一种亲民的追求。可以看到，按照这一要求建设的档案馆，能使公众获得一种文化的享受[16]。这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档案馆建设的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在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广东省档案馆新馆等一批新的档案馆建设中得到很好的落实。这也为档案馆文化休闲服务功能的提出和尝试提供了条件。 一些符合公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服务项目也逐渐开发出来。比较典型的是上海市档案馆参与举办的《东方讲坛》，其组织的许多讲座——如《城市记忆》系列专题——既具知识性、文化性，又具通俗性、趣味性，颇受公众的欢迎。而且，这一文化服务项目不是偶发的临时性项目，而是一档长期性服务项目，仅2004年到2005年间，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组织的讲座就达到24场[17]。项目的长期性有利于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真正确立。而档案展览这一传统的服务形式也在拓展其主题，如广东省档案馆新馆举办的“馆藏珍品展”和“馆藏名人档案展”，更多是迎合公众的文化情趣，而不是爱国主义教育。 在这一阶段初始，围绕服务公众的需要就已经成为档案馆要素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指向。2001年毛福民的讲话指出，馆藏档案的构建需要“更加贴近社会的需要”，并明确要求各级档案馆“做好本地区重大活动档案和名产、名人、名胜等特色档案的征集工作”[18]。而2002年以单独发布《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的方式强调档案信息化对于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数字化档案信息系统的建设开始切实推进。为公众提供网络态、数字化的档案信息服务是这一项目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特别提出，要“建立面向社会、服务公众的档案网站”。按照服务公众的要求加强对档案馆要素建设，为档案馆面向公众的文化服务的拓展和深化带来积极的作用。例如：记录社会微观领域的特色档案是档案馆文化服务的重要资源，这类档案的丰富程度与档案馆的文化服务能力直接相关；而档案数字化服务则拓展了文化服务方式，而且相对于实体档案利用的繁琐而言，网络态的数字化利用有着极为便捷的优势，这对吸引公众进行数字档案的文化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围绕社会公益进行档案馆建设之外，针对民族和国家历史文化传承需要的档案馆要素建设也在推进。例如：2000年，国家档案局系统启动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抢救各地区有特色、有典型意义的重要档案文献；2003年，全国明清、民国、革命历史这三个历史档案资料目录中心的全引目录数据库建立，国家档案局还部署了其他各级国家档案馆的目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的建设。这两项工程，前者体现了档案馆对承载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档案资料的高度重视——事实上，档案馆一直着力于这类档案的征集和管理；后者则为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随着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5年，国家档案局也提出要建立档案公共服务体系[19]。这是我国档案主管机构首次提出档案公共服务体系这一概念，可以将此理解为是对中央部署的回应，是公共服务体系在档案领域的落实。虽然档案系统并没有对应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毕竟许多民生类档案的利用服务工作并不能纳入其中，但这并不妨碍在档案馆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中对文化性服务功能的强调[20]。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档案馆系统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开发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2011年以来，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成为档案馆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甚至成为国家档案事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21]，这极大地促进了档案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档案主管机构明确提出要建立满足公众档案利用需求的档案资源体系和档案利用体系[22]。而这两个体系正是档案馆公共服务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文化服务是档案馆的基本职责，因此，两个体系的建设也关涉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需要。 就档案资源体系的建设而言，档案馆更加重视对各类社会性的特色档案收集。许多地区专门制定的档案资源建设指导意见中，明确将文化、民俗、风土人情、名人和名胜古迹等文化类档案纳入接收范围。各地档案馆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向民间征集此类档案的力度。这些契合公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档案正是拓展和深化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基础。 就档案利用体系建设而言，档案主管机构对档案馆实体利用设施和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档案实体利用设施除了要求配置能够适应多种公众利用需要的场所外，还进一步对这些场所的舒适性和便捷性提出明确的要求[23]。而数字档案馆建设则强调以公共档案资源的社会共享为目标进行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与整合，并要求主动开发信息产品[24]，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可以看到，利用体系的完善对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功能各异的利用服务场所为举办多种类型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提供了条件；那些现代化的、文化氛围浓厚的利用服务场所则提升了公众的文化体验水平，而文化信息的提供逐渐成为数字档案馆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多类型的文化信息展示已经成为各档案信息网站开展文化服务普遍使用的方式。 档案馆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以档案馆要素系统化建设的方式进行，系统化建设对整体性的强调使得每个要素的建设都不会偏离满足公众利用需要这个价值指向，而且要求各要素间互相支持配合以提升系统的整体效能，而各要素的分散式建设则很难形成这种效应。因此，系统化建设的有效实施将更有效地推动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 这一时期对社会公益的强调并没有削弱档案馆政治性的文化功能，爱国主义教育依然是档案馆最重要的文化功能。与上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爱国主义教育拓展了主题范围，不仅仅以革命史的有关题材为其宣传主题，而且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纳入到宣传范围。例如：城市的变迁、商业的演化、地区名人等。这类题材就其内容而言，政治性弱而社会性强，有助于公众建立起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而且配合以较为生动的图片、影像、实物等展示方式，比较贴近公众的生活和日常的文化偏好，因此，能较容易地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应。 但这并不是说民族革命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应，相反，由于很好地借助了各种传媒的力量，这一阶段，由中央档案馆推出的多个民族革命主题的文化精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自2008年通过网络发布西藏历史专题视频开始，每年推出各种民族革命史题材的专题网络视频；2014年通过国家级电视台播出日本侵华战犯罪行自供的专题节目。这些节目，与时下热点结合，直观生动，其原始记录的特性又是其他任何材料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借助电视、网络等这些大众化媒体传播档案信息就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和广泛的影响力[25]。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化精品的运作很好地契合了公众文化活动的行为习惯，因此，在其政治性之外还表现出很好的社会公益特性。 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以后，我国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开始突破以往重国家需要轻社会需要的运行思路，转而追求国家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并重。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在此背景下得以展开，这也造就了完全不同于上一阶段的文化服务局面，并推动社会公众对于档案文化价值认同的增强。但毕竟我国档案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对社会性文化需求的回应能力较弱，因此，目前的档案馆还不能像图书馆、博物馆那样能够吸引更多公众采取主动性文化利用行为。社会性文化需求回应能力建设是涵盖要素、体制和运行模式的系统性建设，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综观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强化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是档案馆发展的趋势。档案馆的社会价值需要依靠其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发挥来体现。可以说，公共文化服务是构建档案馆与社会公众之间良好关系有效的途径。可见，贴近公众的文化需求和契合公众的文化利用行为特性已经成为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导向，即使是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的文化宣传也应注意遵循这两个导向，将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尽可能地以社会公益性文化服务的方式呈现。因此，可以将公众逐渐乐于对档案馆采取主动性的文化利用行为并形成一种社会现象，作为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有效确立的一种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