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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2-0003-10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极为复杂，这种关系的性质、特点与走向，很难简单地贴上一个标签。目前世界正处于深刻而复杂的剧烈变动之中，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既符合双方的现实利益和长远战略，也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诉求。
一 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概述与简要评估
中美关系几十年来跌宕起伏，坎坷向前，虽然积累不少问题，隐忧重重，但总体看“正资产”居多，“正能量”不可低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带头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当时，美国与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并一直保持军事存在，竭其全力阻挠新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美国的所作所为导致中美激烈对抗，引发两次“台海危机”。此外，中美双方还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争中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较量。
为打破西方的孤立和封锁，新中国在对外关系领域向苏联阵营“一边倒”。在“两大阵营对抗”和“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当时的中美关系势如水火，战略对立形同你死我活。即便如此，新中国领导人从国际战略全局和本国长远利益出发，早已在悄悄谋划如何破解中美关系问题。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预言，“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时间”，中国就可以“跟美国建交”。为此，1955-1970年间，中美两国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进行了历时15年、总共136次时断时续的大使级密谈。1964年，中方率先向美方提出缓和两国关系、促使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草案。1968年，中方在国内陷入“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情况下，再次主动对美方提出相关建议，充分显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良好意愿。只是由于美方立场过于顽固，中美关系才未能“解冻”。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格局和力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尽管世界仍处于冷战状态，导致中美敌视和对立的基本因素并未消除，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全面恶化，反对苏联霸权及其战争威胁成为中国头等大事，中美关系的“坚冰”开始打破。1972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总统应毛泽东之邀前来中国，访问这个与美国没有建交并且严重对立的国家，开启“改变世界的一周”，也开创了美国对外关系的先例。那时，双方的关系还谈不上正常，但从今天视角来看，两国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和社会制度对立、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国际斗争需要而相互借重和支持，本身就是一种新型关系。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那时即已初露端倪。
中美关系此后曲折发展，历经坎坷，直到1979年初，两国才正式建交。此前过渡期内，美国仍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中美之间则互设联络处。联络处不是外交使团，但享有外交豁免权，事实上代表两国政府全权处理相互间事务。这是中美关系史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阶段，也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绝无仅有的范例。它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灵活处理中美关系的政治谋略，也展示了双方谋求建立特殊大国关系的外交智慧和技巧，为后来谋划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现实可能。两国建交后，双方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关系持续走强，人文交流与合作有序推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共识和利益契合点与日俱增。虽然美国继续在台湾问题上玩弄两面政策，不断利用各种问题向中国发难，中美两国关系还是保持了总体稳定、持续向前的发展态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终结，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为根基的中美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因苏东剧变而欣喜若狂的西方世界，企图对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实行“新冷战”。美国先是利用北京“六四风波”组织西方国家制裁中国，而后又连续多年在双边领域制造麻烦，包括允许“台独分子”李登辉访问美国，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两国关系一时危机四伏。中国一方面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努力实现自身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坚持开展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斗争，力求“斗而不破”，终使美方意识到两国关系大局必须维持。双方相向而行后，两国关系峰回路转，领导人实现互访，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随后，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取得突破，双方签署“双赢”协议，中国成功“入世”。
世纪交替之际，美国克林顿政府对华奉行“接触加遏制”政策，中美关系陡起波澜。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和2000年中美军用飞机南海相撞，使柳暗花明的中美关系又陷入山重水复之境。2001年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上台，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放弃了与中方共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再临重大历史抉择。然而这一年，美国遭遇九一一事件，“反恐”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头等大事，中国从自身需要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反恐斗争中为美国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协助。此后，美国对中国的求助日益增多，两国关系获得改善并续有发展，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并在多边场合会晤。美国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2005年初小布什连任后，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得到较大改善和发展。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二世(Barack Hussein Obama Ⅱ)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后，中美关系“高开低走”。当年11月奥巴马访华，其与中国领导人一道对两国关系的巨大发展做出积极评价，并就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初回访美国，双方宣布“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努力。”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大国之间建立新型关系，即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充满期待。
但是，美国对中国迅猛发展的忧虑始终存在，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挑战其亚太利益和全球“领袖地位”。因此，美方一方面高调宣示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不断寻求中方支持；另一方面仍不时地制造摩擦和纠纷，给中美关系正常发展制造困难和麻烦。近年来，在“重返亚太”和“再平衡”口号下，美国在军事上加速向亚太地区回摆，全面深化与其地区盟国和新伙伴的战略关系，公开插手南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重大隐忧。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大打“中国牌”，几乎将其国内所有问题都归因于中国，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饱受伤害。与苏美关系相比，如今中美关系更复杂、更曲折，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影响更广泛、更持久。
综上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今后也不可能坦途一片。但仔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坎坷历程，应当说总的趋势还是积极向好的。双方为规范和调整两国关系而发表的《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八一七公报》以及两国领导人联合发表的共同文件，为维护、推进并全面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依据和法律基础。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积累的历史经验，相互合作产生的大量成果，应当视为双方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资产”和“正能量”，予以充分肯定，大力发掘，认真呵护并善加利用。
二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当前状况与基本特征
中美关系对当今世界格局和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型大国关系，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时代需求，具有许多新的特征。
冷战年代，苏美各自统领一个国家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阵营对抗，双方关系呈零和博弈状态。中美关系则不然，在全球化已使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双方合作的领域十分宽广。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力度越来越大，中美两国不仅在双边层面建立联系，寻求合作，而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协作，相互配合。但中美两国毕竟都是大国，社会形态和价值取向又截然不同，双方在许多领域既有切实的共同利益和诉求，也有深刻的分歧和矛盾。
第一，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形势依然非常复杂，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亦即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首先基于越来越多的共同安全利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政治交往十分频繁，高层对话的形式多种多样，对话的领域无所不包。双方已在共同探讨并努力建立处理危机和预防冲突的一些机制，以保证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中方反复申明，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在安全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也无意于此。美国也清楚，美国目前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来自于国际恐怖势力和核扩散威胁，在这些方面，中美合作无大问题。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中美达成的广泛共识为两国在安全领域开展合作并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双方发表的两个联合声明均强调，中美不但在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挑战方面有着共同责任，在亚太地区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均支持构建和完善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地区合作框架。除首脑会晤外，中美双方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等九十多个交流机制，也为两国加强协商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中美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密切沟通，高层接触和交流频繁不断，但支撑两国关系的战略互信仍显不足。从政治上看，美国利用人权、宗教、民主、法治等问题对中国说三道四，在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这些阴影长期挥之不去。从安全上看，美国以“领导世界”自命，主导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霸权心态无法改变。而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中的最大变量，是倡导多极化、推动建立新秩序的主要动力。美国对中国国力大增、发展模式广受好评深感不安，在国际舞台上千方百计地挤压中国，成为威胁中国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由此形成重大隐患。两国已经建立的军事交流机制，常因美国破坏三个公报①原则，在对台湾售武问题上屡次违背承诺而遭到破坏，因而时断时续。
第二，在经贸金融领域广泛合作但冲突和纷争持续不已。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共处于一个全球市场，这是不可改变的，两国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与日俱增，也是不争的事实。经过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发展到当初不敢想象的超高水平。据中方统计，2011年，中美贸易额为4467亿美元，2012年有望突破5 000亿美元。至2012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近62 000个，中国累计利用美资实际为700亿美元。中方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86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中美不仅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互为主要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双方相互投资涉及工业、农业、科技、金融和工程承包等广泛领域，在新能源、节能环保、医药、智能电网、航空等领域的合作也在稳步推进。此外，中国还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截至2012年11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超11 700亿美元。中美之间如此密切的经济关系，是当年苏美关系绝对无法比拟的。
但也要看到，中国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将注意力日益放在产业链上游，努力发展高新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必然会对美国经济中的传统优势构成挑战。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影响力不断提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强劲，美国的警觉日渐加重。美国直言不讳地将中国列为其经济领域的主要竞争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将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上的发展壮大，甚至认为世界经济失衡根源也在中国，要求中国为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更多责任，不惜以各种方式和代价对华开展“经贸战”。可以预见，未来中美在贸易、金融、高科技等方面的摩擦将会更趋激烈。美国会更加频繁地利用自由贸易原则、知识产权、汇率、反补贴、反倾销、环境保护等所谓国际规则来“整治”中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技术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还将进一步上升。以安全为由阻遏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力度也会进一步加码。
第三，在人文领域中深化交流，相互影响又彼此设防。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带动双方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突飞猛进，双方各得其所也各受其益。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如今已是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拓展互利共赢空间的最重要领域。这里仅以教育和文化交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四十多年来中国在美留学人数总共超过40万，目前在美学习者超过15万。美国则有上千所学校开设了汉语课，学习汉语的学生多达20万，留学中国的美国人超过2万。2011年初，双方启动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务实合作再起高潮。中方当年派出2 300人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在美攻读博士学位人数猛增到6 363人。美方启动10万人留学中国项目，计划4年内将在华学习人数增加到10万。美国文化中的领军企业如迪士尼乐园、时代华纳、梦工厂等纷纷进入中国，两国文化产业合作方兴未艾。从2012年起，中国电影市场扩大对美开放，以影视文化为突出代表的美国文化在中国影响增大。而在一批批赴美留学进修的中国人中，不仅有科技精英、文艺名流、企业高管，还有许许多多的政界后备，他们学习的不仅是现代科技、文艺理论、企业管理，还有治理国家与社会的理念和经验。与此相同步，中国文化也对美国产生广泛影响，美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中国热”、“汉语热”、“功夫热”，连“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现象”也成了美国人政治生活中的日常用语。
人文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大大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知，有助于厚植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民意基础，是双方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中美之间目前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表面看，美国文化以大众性、流行性、消费性、包容性、创新性、娱乐性为主要特征，实际上隐含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以及暴力、色情等消极元素。加之美国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美式文化背后有其意识形态和话语权的影子，文化交流也可成为美国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中国在推进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兼收并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但对美试图通过思想文化渗透方式推行和平演变保持高度警觉，对任何旨在利用人文交流与合作“西化”、“分化”、“弱化”、“丑化”或“妖魔化”中国的举动，始终严加防范，对人文合作中任何可能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尊严的项目，都会予以强烈抵制。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无时不在，有时甚至相当激烈。
第四，在国际事务中责任相同、诉求相近但也常常立场相左。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负有重大责任，都有义务多方位地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社会共同探索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探讨联合国改革、倡导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消除贫困落后、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上，中美之间容易形成某些共识，找到彼此相通的立场和诉求，确认较为相同或相近的责任和义务，也能够发现和确认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和立场契合点，彼此沟通，相互协调，寻求合作，形成利益交错或互换格局。
但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历史传统、综合实力、地缘战略和全球利益迥然有别，双方在许多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常常又主张各异，立场相左，有时还严重对立。譬如，在东北亚地区，中美都是“六方会谈”参与国，都主张维护东北亚和平与安宁，实现半岛无核化，但在如何看待朝鲜、如何处理对朝关系，如何解决朝鲜开发核武器、发射人造卫星等具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去甚远。对待伊朗核问题，中美的立场同样既相互接近，又彼此有别。对西亚北非问题，特别是利比亚、叙利亚问题，双方虽不无合作，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又浑然不同。中国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试图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干涉主义，态度十分坚定且已昭示天下。中美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政策主张差异很大，有时还频生龃龉，这也是中美关系极为复杂的又一重要表现。
三 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基础既牢固又脆弱，双方对此有着清醒估计，国际社会也多有共识。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不只是中美两国的特殊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同过去相比，美国政府近年来对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所做的承诺越来越多，有时甚至是“好话说尽”。对此，2012年初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美时，曾援引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的话来告诫美国伙伴：“衡量朋友的真正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这就是说，美国想与中国共创新型大国关系，共创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就必须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则要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上，在涉及国家尊严与发展利益、危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对美保持足够压力。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方面，要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准备。只有坚持开展强有力的外交斗争，才能赢得真正平等与尊重。
处理对美关系要讲究策略，尤其要把握好中美关系周期性发展与美国国内政治运行规律的关系，把握时机，顺势而为，环节相扣，趋利避害。譬如，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两党候选人为最大限度地赢得支持，总要针对美国的“对手”发表极端言论，做极端性表态。中方对此既要高度重视又不能反应过度。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需要一段时间评估政策，中国可借此机会大力开展工作，释放积极信号，加强对双边关系走向的引导。此外还应注意的是，美国新领导人对外交事务总是比较陌生，执政之初的对外政策往往简单化，随着执政经验的增加，其外交政策会逐渐回归现实和理性。此为过渡时期，中方对美要有政治耐心，要适度宽容。
中美交往的主体、渠道和内涵具有高度的多元化、多样化特点。政府交往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全面发展中美关系，积极引导中美交流，需要跳出传统外交视野。为适应美国内政治的运行特点、规则和框架，中国宜将发展中美关系的管道进一步放宽，做到多方协调，多头并举，多管齐下。
第一，继续通过领导人互访和会晤、战略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军事交流与对话等既有渠道，加强战略高层接触，增进互信。要使美国政治家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对外战略的和平本质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第二，积极与美国的“院外集团”进行沟通，灵活利用非官方渠道，加大对国会议员、政客资助人、政治新星和各类基金会要人的工作力度。要广结人脉，善结人缘，发挥好在美华人、华侨的作用。第三，善于利用美国政府和智库、大学之间的“旋转门”。在新政府上台前，应加强与主要智囊和可能进入政府机构的专家学者的沟通，增信释疑，做好预防性外交。第四，加大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美国的传媒和意见领袖对公共舆论影响很大，中方媒体可更加主动地接触美国传媒，通过美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手段，传播中国声音，树立中国形象，提高交流与对话的效果。第五，继续扩大和深化双方在经贸、金融、投资等各领域的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即利益基石。推动两国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和民企迈出更大合作步伐。
近年来美国政治经济问题积重难返，在国际上面临的难题和挑战空前增多，对自身实力地位相对衰落有很强的失落感，对中国日渐强大则有超乎寻常的戒备感。针对这一情况，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已向美方指明：“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美对抗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②为弱化美国人那种完全不必要但对中美关系非常有害的焦虑感和失落感，今后一段时间，中方还要深入细致地多做美国人工作，要让美方充分认识到，中国奉行防御性安全战略，无意挑战美国的“一超”地位，无论双边事务还是在国际问题上，中美都可以相互协商，都可以开展合作，都可以形成伙伴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创新，需要双方共同精心维护、不断培育和长期努力。两国要在应对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共同努力解决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首先需要建立足够的战略互信。当前国际舆论和学术界关于中美“互信赤字”、“互信缺失”的议论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的是，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所凝聚的共同利益、共同理念、共同关切已经为两国加深了解、增进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氛围与条件。只要双方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不做损害对方核心利益的事，全面客观地认识对方战略意图，中美之间建立和巩固战略互信前景可期。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自身根本利益的选择，也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选择，基于时代潮流的选择。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也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支持。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40年来中美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发展，两国人民共同受益，而不是一方“占了便宜”另一方“吃了亏”。在经济领域，中国通过对美合作，获取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融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为自身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争取到了良好条件，也给美国提供了难得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为美国企业带来了全球竞争机遇，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商品。中国加入国际经贸金融体系，还使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这一体系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因此而不断增大，这对美国极为有利。美国如能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其对华出口还会大幅增加，贸易平衡进程还会加快。中美两国经济方面互补互利、双赢共赢局面将更加喜人。
就当前而言，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中美两国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的地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符合中美两国和本地区各国共同利益。中美为应对朝鲜半岛核问题展开了持续、密切的协调与沟通，两国外交部门已就亚太事务举行定期专门磋商，但亚太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事态发展具有很多不可预测性，也并非完全由中美两国所左右。某些国家经济上借助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期望借中美互斗谋取私利。还有的国家竟想依托与美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挑战中国领海领土主权完整的底线。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坚持既定原则立场，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积极主张通过对话与谈判解决各种纷争。美国也应站在全球战略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审时度势，冷静观察，谨言慎行，真正践行两国领导人在2011年1月19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做出的庄严承诺，即“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21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
[修回日期：2013-02-21]
注释：
①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所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②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2012年5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5-03/38636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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