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约翰#183;范#183;本瑟姆教授面对面——聆听逻辑、语言和信息领域巨匠的声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巨匠论文,面对面论文,逻辑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4)04-0008-06
问：由于您在逻辑学方面的工作，您在中国非常著名。但我们对您个人的情况知之甚少，您能否简要谈谈这方面的事情？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本科期间是学物理的，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您是何时开始对逻辑感兴趣的？
答：我1949年出生于荷兰，激荡的20世纪60～70年代是我在荷兰的求学时期。我喜欢高中的每一门课程，并不偏爱其中的任何一门。当我考入阿姆斯特丹大学时，物理系和哲学系正好在一座楼里，我不经意地选修了一门逻辑。对我来说，这门神奇的逻辑课让我大开眼界：正是逻辑揭示了我们所做的日常事情，例如，谈话、推理和论辩背后的精妙的数学结构。所以我爱上了逻辑学，为此转到了哲学系。我的一篇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哲学中的时态逻辑，另一篇硕士论文是关于数学中的弱选择公理。毕业后，我很快成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名助教。那时正是推翻旧大学体制的学生革命时期。作为最年轻的教师，我被直接选举为哲学系主任，整天召开由学生、教授和秘书参加的无休止的大型集会，激烈讨论没有学术强权或学术权威的新生活，成为一代新人。那时学生给自己的学业打分，开设课程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知识精英。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渴望自由和新世界。当然现在看来，我们的理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造成了不少有问题的事件。不管怎么说，上世纪70年代对我们今天的学生来说已经很遥远了。荷兰的诸大学早已回到独裁、等级森严和弥漫商业气息的模式了。
那时，只有深夜在家，我才能找到一段私人时间来研究逻辑，使我能在经历的所有革命事件中仍然保持心智健全。从1973年到1977年，我在M.劳波(Martin 
)教授的指导下做了关于模态逻辑方面的博士论文。1977年我成为大学(Groningen)格罗宁根的教授，任务是拓展哲学与数学之间逻辑学的研究空间。1986年，我回到阿姆斯特丹大学，接替劳波教授的贝斯教席。从1991起，每年4月到6月我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
问：您能否谈谈您的博士论文“模态对应理论(Modal Correspondence Theory)”？您在《哲学逻辑手册》(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一书中也写了一章是关于对应理论的，您为什么选择这个论题？1985年您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模态逻辑与经典逻辑》(Modal Logic and Classical Logic)。这些工作之间有什么联系？
答：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哲学逻辑的核心问题——模态，但采用的方法是数学的。我感到哲学逻辑不应该由于自己的“迅速发展”而孤立于主流逻辑之外，因为我们可以用经典的方法来理解它。我把模态语言翻译为经典语言，用一阶逻辑和二阶逻辑的模型论描述模态逻辑在各种框架类上的表达力。特别是，这种研究揭示了模态公式是具有双拟不变性(invariance for bisimulation)的一阶公式。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方法论开始形成，我常常从两个角度考察问题，一个是模态逻辑，另一个是一阶逻辑，像格式塔转换一样。
关于《哲学逻辑手册》，此手册的编者D.格柏(Dov Gabbay)要求我写对应理论一章，我也就这样做了！我的专著《模态逻辑与经典逻辑》到1982就写好了。此书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扩充，也加上我后来在以下方面做的一些工作：模态公理与框架性质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全面描述，框架类的模态可定义性，以及其他许多有趣的结果。
问：您的《时间逻辑》(The Logic of Time)发表于1983年。您在此书中想要提出的最重要思想是什么？
答：此书继续了我在硕士论文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其切入点与我的论文不同。《时间逻辑》主要关心的不是像模态对应理论那样的逻辑技术，而是对时间这个概念的理解。因此该书的主要工作是用逻辑工具分析我们常识范围内的时态表示和时态推理的哲学问题和语言学问题。我对该问题感兴趣的原因是：当时对什么是时间存在着不同的本体论观点，有的认为由时点构成，有的则认为由时段构成。不同的观点也形成关于时间推理的不同的方法。我力图用逻辑来构造不同的时间观，不仅仅是物理学中经典的时间观。对时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课题。通过本书的写作，我接触了许多来自人工智能甚至认知心理学的成果。我想，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的视角使得此书得以不断重印。
问：时间由时点构成，抑或是事件构成，还是时段构成的，您个人认为哪个更合理？
答：从哲学上说，我倾向时间由事件构成，但从数学上说，我还是喜欢时点！
问：在1986年，您出版了新书《逻辑语义学论文集》(Essays in Logical Semantics)，其中的论文主要研究广义量词(generalized quantifiers)。这些工作与您以前做的工作相差甚远。为什么您会做这样的转变？
答：这种转变大约发生在1980年前后，我开始对自然语言感兴趣。为什么做这样的转变？生活中经常如此，这次我也是率性而为。在生活中，你会因为遇到他人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我曾有几个对语义学感兴趣的优秀学生，例如，J.胡能迪克(Jeroen Groenendijk)，M.斯托克霍夫(Martin Stokhof)和A.德·穆伦(Alice ter Meulen)。他们现在已经很出名了。人们经常说老师影响学生，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学生造就了老师。通过他们，我对蒙塔古语法产生了兴趣。我受到的另一方面影响来自我高中时的校友F.日瓦兹(Frans Zwarts)。他现在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荷兰语言学家，也是格罗宁根大学的校长。他从事广义量词方面的研究。
问：什么使得广义量词的研究如此重要？
答：一直以来，我所接受的形式语言哲学的观点是，自然语言不清晰，应该由逻辑来“治疗”。但通过对形式语义学的研究，我认识到，自然语言中存在多种形式结构。自然语言当然是一种相当成功的人际交流媒介，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应该放弃它而采用形式逻辑语言。我对用量词如何描述情境的语言的表达力尤其着迷。我们能言说什么，为什么正是这个量词的指令系统超越了世界上的所有语言显得既自然又稳定？我在《逻辑语义学论文集》(Essays in Logical Semantics)，中试图对此做出数学解释。这本书说明人们关于量词的指令系统如何与表达完备性的系统要求相结合，这里的表达完备性指的是诸如单调推理和其他语义规定。它也说明量词如何追求算法的简单性，即我用“语义自动机”来建模的东西。最后一个论题，也是我还在继续研究的论题，即“自然逻辑”：有多少逻辑推理不用更深的逻辑构造就可以在自然语言的表层上直接做到？
问：在您1991年出版的书《行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Action)一书中，研究的焦点是范畴语法的逻辑基础和类型论基础。在此项工作中，读者主要看到的是λ－演算和逻辑推演，此时您似乎又成为证明论专家了，这是为什么？
答：在我出版了《逻辑语义学论文集》之后，我想要理解自然语言更一般的机制或者称之为“操作系统”，更想要理解其中的量化和推理如何进行。这里的核心思想是：思维的对象构成一个范畴的谱系(a hierarchy of categories)。当然，我们知道这在哲学和数学中是一个老观点，罗素的类型论以及莱斯尼斯基(Lesniewski)和埃杜凯威兹(Ajdukiewicz)的范畴语法就是基于这个思想的。这两种传统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由J.兰贝克(Joachim Lambek)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我的书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自然语言可以看作是一种类型论或λ－演算，但重要的是，它只用到非常有限的资源，不像数学基础研究那样需要极丰富的结构。我在书中提出如下思想：λ－演算的一个小片段就能为自然语言中意义的结合提供一种“粘合剂(glue)”，同时我也说明了依赖资源的λ－演算和子结构证明系统是如何形成这种思想的。尤其，我对兰贝克型语法推演给出一种柯里－霍华德语义(Curry-Howard semantics)，以此说明形式证明和语义如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这种联系中，我也更一般地证明像切割消去法那样的证明论方法如何能用于数学语言学和语义学。所以这已经超出了“形式语言”和“自然语言”的问题。更精微的问题应当是：添加多少逻辑的粘合剂才能解释自然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似乎也是逻辑与语言学之间结合的关键。
问：这样看来，1997年出版的《逻辑与语言手册》(Handbook of Logic and Language)还属于语言逻辑研究的领域。此书在国际逻辑界取得巨大的成功，对中国的逻辑学家影响也很大，并且不断被引用。作为此书编者之一，您认为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逻辑与语言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以前，但直到有了蒙塔古的工作才变得系统起来。《逻辑与语言手册》包括现代主要的研究成果以及它们与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联系。我们的作者们囊括了当今主要的逻辑－语言学派，例如，支配－粘合理论(government-binding theory)、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博弈论语义学(game-theoretic semantics)。我们希望本手册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方式来表述这些理论。而且，本书包括了该领域中的主要论题和技术成果。例如，广义量词、范畴与类型、时态表达式、情境与部分逻辑、动态解释与推理，特性结构与统一化逻辑。同时，做这件事情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提供一个有利于逻辑学和语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平台，协助创建一个学术研究的共同体。
问：您个人对逻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
答：我在此方面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一般来说，有两种观点：较强的观点认为，语言自身有数学结构；较弱的观点认为，逻辑只是为自然语言中的现象建模提供方便的工具，使之清晰化。这两种观点都可见于《逻辑与语言手册》。我个人认为，自然语言比逻辑形式理论更丰富。例如，自然语言是一种包含生物进化的过程。无论我的逻辑分析如何接近我的想法，它只给出一种片面的观点，即把语言看作是承载信息的工具，它没有涉及语言的其他功能。
实际上，对我而言，关于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更有趣的是下面的问题。我们知道，逻辑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造物的，逻辑的语言是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设计出来的。但自然语言不是设计出来的，它们是进行中的认知现象。现在我不再对比较逻辑与语言那样的大问题感兴趣，而是对它们的结合感兴趣。现在我们有许多中介语言，它们都是设计出来的，但同时又在实际中使用。例如，为人机交流设计的编程语言，或在法庭上使用的专用语言。我想理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促成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的融合。某些特设的行为（譬如某些博弈）似乎“符合”我们的认知功能，从而能被整合，而其他的则不能。例如，成功的博弈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来说，理解这样的融合在认知科学中是一件比研究像“机器是否像人？”那样的大问题更富有成果的事情。
问：这样看来，您花了10年时间研究时态逻辑和模态逻辑，又花了10年时间研究自然语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您的兴趣似乎又转移了。1996年您的专著《探究逻辑动力学》(Exploring Logical Dynamics)出版了，您能否谈谈此书的研究成果？
答：首先，我应该说，90年代我又回到模态逻辑，部分是因为我有来自像德·莱克(Maarten de Rijke)，Y.维尼玛(Yde Venema)和其他非常优秀的学生的压力。他们期望我指导他们研究模态逻辑，我能拒绝谁呢？但是，我的新兴趣导致了一个新的转向。模态逻辑，特别是以动态逻辑形式出现的模态逻辑，越来越多地用于研究计算和程序结构。所以我做了此方面的研究。何况模态逻辑的转向也非常符合在哲学和语言学范围内更广泛的“动态转向”，因为模态逻辑的转向使得认知行为、解释过程、推理成为逻辑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例如，由此产生了信念修正理论、论说表示理论或阿姆斯特丹大学风格的动态语义学。这让我非常激动，因为它使我看清过去总隐藏在我思维深处的多种逻辑层面。这些层面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逻辑演算中显现出来。所以这本书试图传达这种新视野的魅力，构建它的逻辑结构，并且揭示一些惊人的结果，即使对逻辑的经典部分也不例外。
问：您在这本书中取得什么样的技术成果？
答：我以双拟关系为核心来处理模态语言，也用对双拟关系成立的逻辑术语来刻画动态逻辑的表达力。不同的表达力形成一个谱系，最上层是完全的一阶逻辑。尤其，这种模态精致结构使我和H.安德烈卡(Hajnal Andréka)和I.内梅蒂(Istvan Németi)一起发现了一阶逻辑的“安保片段”，即一阶逻辑的可判定部分，这在当时无人知晓。从那时起人们对此做了很多研究。这种宽泛的技术架构现在用于研究程序模型、动态推理的多样性，也用于研究具有静态成分和动态成分的逻辑的建构。此书的另一个主要兴趣是寻求低复杂性因而更适宜判定的系统。此书中一个令人惊奇的结果是我从动态的视角把一阶逻辑作为模态逻辑来分析，只要你接受塔尔斯基语义学的扩展。这个结果揭示了标准逻辑的一个可判定的内核，而通常的不可判定性变成了标准模型的数学特性的一种边际效应，一种副作用。
问：1996年10月，您是荷兰国家研究组织颁发的首届斯宾诺莎奖的获奖人之一。此奖是颁发给荷兰科学界最有声望的科学家的，而且获奖人数非常有限，奖金金额巨大并且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您却用此奖金建立了科研项目：“行动中的逻辑”。这是怎么一回事？
答：实际上，因为此奖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所以我原来想用它来做一些真正令人吃惊的事。我想在美国佛罗里达珊瑚礁区买下一个热带小岛作为给同行的礼物。那时的想法是这个小岛可以为同行服务几百年。但是，还是常识获胜。结果我用此奖金做了我总想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语言与计算研究所希望看到但从未发生过的三件事，即建立三个新型科研项目。(1)“逻辑与博弈”，由P.德克尔(Paul Dekker)和Y.维尼玛牵头，把模态逻辑学家和语义学家集中在一起研究信息交流和互动作用。除了其他方面的贡献，这个项目已经成为逻辑学和博弈论之间的一座桥梁。(2)“计算逻辑”，由德·莱克牵头，其目的是给我们在模态逻辑和其他逻辑方面的理论研究一个“强有力的臂膀”，即一个计算的实验室。现在该室成为我们的“语言与推理技术实验室”。在斯宾诺莎项目完成后，这些项目带头人都在我们的大学里得到永久的职位。(3)“教学与传播”，由范·艾克(Jan van Eijck)牵头。这个项目编制了具有创新精神的逻辑教学软件，也出版了一本书来主动适应高中关于逻辑的教材。此书开始的一卷的标题为“思想机器”。利用这个项目我们在那几年邀请了许多国外的访问学者，颁发论文奖金等等。
问：在1999年，您开设关于“博弈中的逻辑”的电子讲座。您能解释一下博弈为什么对逻辑学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答：你可以从我早期的著作中预见我下一步的工作。《探究逻辑动力学》只描述了过程的概念，它没有探究社会中多主体的交互作用，像交流。所以交流自然成为下一步要研究的对象。譬如，我发现提问和给出答案就是一种相当基本的交流过程，正如孤独的思想者在逻辑中推导一个有效的结论那样普遍。这是一种自然的动态转向，对我来说现在似乎也如此。描述这种过程最好的模型就是博弈。博弈在许多学科中都运用广泛，而且有人认为，博弈的全部数学都已知了，颁发诺贝尔奖给约翰·纳什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我认为研究博弈才刚刚开始。博弈作为一种自然活动到处存在，而且它们似乎是稳定的，超越一切文化。我在每一个大洲都教授过逻辑博弈（包括亚洲）而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对这一现象必定存在一般的认知理由。而且，博弈对交互作用的认知过程是一种丰富的模型，关于这种认知过程我们有生动的直觉。这些直觉吸引了对通常计算模型背后的信息流感兴趣的逻辑学家。博弈也提供了一种实验的可能性，它们是一种免费的认知实验室。我们也可以为逻辑的目的设计博弈，考察人们对此如何反应。当然，论辩和其他许多逻辑活动也有博弈论意味。
问：您的专著《博弈中的逻辑》(Logic in Games)已经被多次提到，但应该到2004年才出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此书名？
答：在这个新的领域我一直在发表新的文章，有时甚至在经济学的期刊上——此类具有实用倾向的学术刊物似乎或多或少提高了我的声望。但这本书还在制作中。它的目的是证明和构建逻辑与博弈在两个方向上的结合。首先，“博弈中的逻辑”指的是下列事实：许多逻辑活动可以看成是一种博弈，已经存在许多“逻辑游戏”，例如，语义赋值、一致性保持、证明、或模型比较。一般而言，我们总可以建立基本的逻辑概念与博弈选手的获胜策略之间的联系。其次，指一般博弈中的逻辑结构，这里的一般博弈指经济竞争、社会合作、下棋、英式足球、战争和对话。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由智能推理选手的准则支配的行为。在这个更广泛的领域中，逻辑可以帮助澄清可能的博弈结构和选手在博弈进程中的思考机制。这本书有许多关于逻辑系统的成果可以服务上述目的。此书的总方案是建立一个整合框架使逻辑提供精致结构来描述博弈论中策略均衡(strategic equilibrium)的更全面的理论。
问：到此为止，我们似乎已经谈到您的大部分著作。回顾我们所谈的话题，我看到的是一位逻辑学家、语言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甚至博弈论学家。但是这些与哲学有什么关系？
答：我很高兴你能提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十分关键。对我而言，在所谓的“哲学逻辑”和其他邻近学科的问题之间已经没有清楚的界限了。如果回顾20世纪有关意义、知识和行为等哲学问题的历史，你会发现关于这些问题的思想总穿梭于各个学术领域。在斯坦福大学2003年春季课程“哲学中的逻辑”（参见http://staff.science.uva.nL/～johan/298-2003.html）中，我以基本的论题为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譬如，组合原则、有效后承关系、条件句、知识和相信等。可以说，我把哲学看成是一种“催化剂”或“调味品”，它使得跨学科之间的研究成为可能。相反，我现在开始怀疑哲学逻辑中所谓更“哲学内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是智力的黑洞：它们吸收大量的精力，却似乎不出任何结果。
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您获得了多种奖励和很高的荣誉，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奖励和荣誉的？您在从事研究工作时如何处理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繁忙的事务？
答：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太多。如果我这样做，我可能真的要被吓坏的。我总是被像这样传记性的描述搞得目瞪口呆。有时我认为存在两个我。一个我就是一个个体，他从学生时代以来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他喜欢偏安一角读书，偶尔与学生和同事谈谈天，谈天的内容有时有意义有时无意义，他今天对这个感兴趣明天对那个感兴趣，他喜欢环球旅游，对人们解释他已经理解的东西。但还有另一个我，一个公众的我。他想影响学术界，创建公共机构，他试图影响他人的生活，让他的学生做这个，让他的同事做那个。有时我问自己，这非常不同的两个我是如何捏到一块的？
确实，繁忙的公众生活总会耗费科研时间，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科学研究，因为你能得到更多的机会获得新思想，特别是与学生在一起工作，他们可能是你最预想不到的思想的源泉。公众的我给了我许多机会与人交往，从而丰富了私人的我，促进了我的科研工作。
问：总之，您先开始研究逻辑，接着研究语言，然后研究信息。您好像通常花5年的时间写一本书。您下一个五年计划是什么？
答：你必须认识到五年计划只是一种假象。我回顾自己的过去，写下过去5年工作的成果，但我从未坐下来用计划经济的风格搞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如果你坚持要我这样做，那么我会说我想更深入地了解逻辑与认知科学之间的联系，即当人们使用语言或推理时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的大脑里一直在做什么。我是荷兰国家认知科学委员会的主席这个事实就反映我对此真有兴趣。即使如此，不像我那更富有创造性的同事M.范·兰巴根(M.van Lambalgen)那样，我在这个方向上还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上面我谈到博弈时说的，现在我们正在设计新的博弈使得它们可以顺利地融入到人类的行为当中。我喜欢与经验科学家联合搞科研，设计新的博弈做实验，然后看看哪些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为什么如此。事实上，我们正在与人工智能和实验博弈论界的科学家团体进行这样的合作。
更一般地说，我现在感兴趣的是用真正改变人们生活的逻辑做事。你可以说我在变老，又回到我们早先谈到过的革命学生时代。那时知识精英好像真的有助于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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