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里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德里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作为美国著名的左派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他的思想和理论研究深受上述左派运动主题变化的影响，主要研究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问题。研究德里克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向，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一、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
这里要解决两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应当如何命名？这个时代的本质特性应当如何概括？第一个问题，关于时代命名的问题。
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言，对时代的命名必须建基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须展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势。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命名符合上述立场要求。一方面，他将“全球化”作为理解当前时代最新发展特征的视角，“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使用，用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术语迅速在西方被普遍采用，用来指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化，这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最新变化；另一方面，他又对“全球化”所包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内容进行了深入揭示，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主导因素，强调资本主义确立的世界秩序已经成为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国家活动背景。因此，德里克本人说他“比较喜欢用这个术语”，因为它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是继自由资本主义(马克思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它恰当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
第二个问题，关于时代特征的问题。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甚至称其为“极端的年代”。这种急剧变化让人们很难有一个适当的范畴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征。德里克用“弹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来概括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特征。德里克强调，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借助新技术革命，通过政策调整，改变生产方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生产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资本摆脱了社会和政治干预，因此叫“弹性生产”。“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第一，新技术革命和生产的跨国化使生产过程全球化了，同时赋予资本和生产极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第二，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场所，人们努力建构超越国家范围的区域性机构来协调经济的运作，各种全球性组织大量增加；第三，生产的跨国化为全球联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也成为全球分裂的根源。一些超越国家的地区性组织出现，而不同地区和国家为享有跨国资本的利益你争我夺；第四，生产跨国化改变了“三个世界”的格局，南北划分法逐渐取代了将全球分为三个世界的方法；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它占据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霸权地位。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从其具体的历史发源地欧洲分离出来，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1] (P135-138)
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准确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方向。首先，它准确揭示了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因素。在这一点上，德里克与沃勒斯坦有相同之处。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理论中，强调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最终必然达到全球范围，“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单一的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之内运作的”。[2] (P23)其次，它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真正成为一种全球统治，资本主义的各种压迫和剥削形式真正凸现。正如E.M.伍德所言，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3] (P276)最后，资本主义在这一普遍化过程中孕育了自己的否定性因素，非欧洲的资本主义在加入这一进程时力图重塑全球秩序和格局，产生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离心倾向，使得全球各地的民族和国家逐渐脱离欧美的政治经济模式，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时代前提下，探索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的解放议程成为可能和必须。
二、后革命时代的社会解放
剖析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时代特征，其目的在于寻求一种符合这种时代特点的解放议程(agenda of liberation)。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学说，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其具体结论难以适用于当今时代的解放事业。而90年代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直接引起了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否定思潮。
德里克批评了这些否定论者。他认为，在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问题上，马克思的基本思路并没有过时。但是，时代的变化也超出了马克思的预见，我们必须深刻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局限性。德里克指出，“社会主义是我们所熟悉的，革命也是我们所经历的，但这也许属于已经过去的某个历史阶段，因为它也许再也不可能产生出所包含的那种集体认同。而另一方面，它们的遗产则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们所造成的氛围依然存在于我们周围。”[1] (P3)一方面，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过去的革命前提不复存在，俄国式的“十月革命”路线在当代难以实现。他说：“八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偃旗息鼓，与现存的社会主义形式及其第三世界革命变化相关的激进选择也全盘撤退。”[4] (P174)在这一条件下，要重新实现俄国式的激进革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论调。另一方面，德里克也明确反对“告别革命论”。他认为，“告别革命”是一种对过去历史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论调，消解了人类解放的正当理想。“社会主义”和“革命”仍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存在价值和生命力。“当代危机向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不仅是不带有社会正义的发展产生了自己的遗存力量，同时发展本身也是人类根本问题的来源。前者一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为什么它仍对我们缅怀社会主义不无重要性。另一方面，超越和重新思考过去的社会主义也是重要的”。[1] (P3)
德里克强调，“革命”必须被作为一种新的解放议程加以重新设计，我们应该到被以往社会主义宏大革命所忽略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革命的动力和形式。正如图尔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当着手发现新的行动者和在我们眼皮底下为社会成型而进行的新斗争。”[5] (P2)这些新的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少数族群运动，等等。这是一种后革命的时代氛围。“后革命”这个术语就构词法而言，是在“革命”之前加一个前缀“后”而成，这种分析方法是西方“后现代”理论家的一种习惯。但是，德里克的“后革命”是“不包含反革命之义的后革命”，是“重新发明革命”的含义，即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构社会关系。[4] (P164)
德里克的“后革命理论”，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上对新社会道路的一种构想，力图找到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方案，这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革命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所不同的是，在后革命氛围中，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被暂时搁置，解放的落脚点是“地域性”(locality)。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革命口号是：“思想在全球，行动在地域”(thinking globally,action locally)。这里的“地域”不仅指被排除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外的边缘国家和地区，也指向生活资本主义环境下的边缘族群，如女性和少数民族等。由此，后革命氛围中的解放议程不仅包含宏大的人类解放要求，更包含着现实的排除在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妇女、有色人种和民族国家的解放要求。德里克建基于地域政治基础上的后革命理论，尽管存在一些理论局限，但也有其重要意义。在“告别革命”思潮渐成一种时髦之际，德里克明确地将当前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霸权联系起来，并在人类解放立场上提出“重新发明革命”的口号，这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和许多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德里克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他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考和探索中国问题。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方案的设计是德里克的理论重点，德里克用“后社会主义”来指称他所提出的替代方案。他认为，邓小平80年代初期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德里克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实质是一种“地域性”存在的条件下寻求普遍解放的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能够满足中国社会主义合法性的双重需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必须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并满足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需要；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并从属于人类解放的普遍目的。要满足上述两方面的合法性需要，就必须解决几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国社会主义同其资本主义世界环境的矛盾，社会主义特殊性同其普遍性的矛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长远理想和阶段性目标的矛盾。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容易让人产生两种误解：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现民族主义目的，社会主义仅仅被视为一种可供利用地“追求富强”的工具；二是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解为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向右转的改革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同化。
德里克批判了上述两种理解，认为这些都是武断的推论。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在于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弹性生产的弹性方式。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最大挑战是，能否通过移植市场经济而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如何在经济上利用人类发展的积极成果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耻辱？这需要正确运用看似矛盾的两种方式：一方面，从根本上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批判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因此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征决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不能抛弃市场，在没有积累起人类解放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前，我们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个基础。社会主义的大厦不能建基于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物质基础，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辩证否定观原理，通过市场手段来获得最终抛弃市场的力量。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利益和社会发展目标，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最真实手段。这两个目的决定了我们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既基于人类解放的宏大视域，更落脚于中国现实和本土关怀。[6] (P320-327)
四、余论
作为一名生于第三世界的西方学者，德里克的“弹性生产”、“地域政治”理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德里克本人也指出，“我对适合当代形势的解放议程的结论性看法，无法被轻易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们反倒可能被看作反马克思主义的。”[3] (P208)
但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塑造有地域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德里克的见解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对我们分析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有益的。尽管德里克始终徘徊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但他却将前者的批判精神和后者的解构方法结合起来，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和本质进行了恰当的分析。他的分析和相关理论不失为一种关照当代的视角。正如德里克本人所言，他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这些术语体系，“取代了早先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那套术语，尽管那套术语曾在二战后帮助我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标画世界的版图，但从当代视角看来，它们却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1] (P1)另一方面，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为美国确立全球霸权让出了空间。全球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美国霸权力量的全球冲击。这种冲击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给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带来挑战。当然，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应对这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机遇和挑战，德里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参考。德里克一方面着力批判全球化背后隐藏的帝国主义霸权倾向，并视其为导致大多数民族和国家边缘化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也承认全球化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认为中国应象过去欢迎“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欢迎“全先生”的到来。
其次，德里克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阐述，正确指出了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新自由主义的西化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德里克对近年来儒学的复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八十年代以来一些人将儒学抬高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大加渲染不以为然，“如此讨论的结果对儒学也无益处。因为儒学鼓吹者把儒学推广为所有东亚社群的文化特征，从而完成了儒学东方化的过程”，而“近年来，中国大陆把孔子从博物馆搬到了公开论坛——全球资本主义下历史最新的藏身之处。八十年代的儒学话语将孔子变为东方‘钱袋’；有篇鼓吹儒学有助于谋利的文章，题目很恰当：《儒家价值观的票面价值》。最近的儒学复兴实则敲响了儒学的丧钟”。[1] (P261)另一方面，德里克也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对中国独特历史的拒绝之上的，它将中国历史曾经有过的贡献一笔勾销，而且主动推卸了中国文明在当代应有的世界历史责任。中国目前的社会解放内含着反对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不仅仅在于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问题，而且更重要地，它是当代中国避免被全球资本主义吞没的最可靠的保证。总之，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背景，它又是中国现代化非常真实的外部条件。中国既不能脱离它而形成特色，也不可能用特色来替代它。德里克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要“创造一种新的全球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过去的”。[1] (P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全盘西化，这样将失去应有的民族特色，也不能固执于传统，这样将故步自封而无所前进。只有超越这两种局限，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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