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内涵演进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7）04—0010—06
“经济人”经常以“假设”形式出现在学术文献中，显示了足够的谦虚与含蓄。虽然这个概念为大多数经济工作者所认可，但它的确在某些相邻学科，特别是道德领域不受欢迎。这种情况具有跨国界的特征。本文试图说明，经济人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历史演进，以及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一、“经济人”的基本内涵
1.经济人假设旨在归纳人类经济行为的统计特征。经济人所对应的经验事实再简单不过：“当有代表性的或普通一个人在交换中面临现实选择时，他将选择‘更多’而不是‘更少’。惟一重要的问题涉及到这种公认力量的强度”。① 威克斯蒂德从另一个角度归纳了经济人的第一内涵：“一种经济关系的具体特点，并不是它的利己主义，而是它的‘非第二人称’”。② 即当人们发生经济联系时， 当事人不将对方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可经济人的“自爱优先”倾向，是因为“在理论的基础部分，我们要努力做尽可能少的假定”。③ 如果承认这一点使人类感到难堪， 那么所收获的“可靠性”足以补偿；如果说这种同意会损耗人类在道德上的高尚，那也增添了科学上的诚实作为补偿。即便将经济人理解到“自私自利”的狭隘程度，以此描述人的自然属性也没有羞耻可言，正如人类不必因为自己的远祖是猴子而羞愧一样。现代人类更关心经济人的社会属性的前提之一，是人类已经比较容易满足自然属性方面的需求。经济学一直将资源稀缺作为研究的大前提，经济人的第一内涵只在这个前提下才成立。
2.经济人是推动市场机器的动力。方法论要求清晰简易的模型必须付出抽象掉丰富的具体内容作为代价，既然市场经济以稀缺资源的竞争性供给、选择性消费为特征，那么，科学建模的努力就只能抓住经济行为中绝对连贯的因素：以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形成需求曲线，以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形成供给曲线。二者的均衡就是市场价格。还有比这更接近于真实的抽象吗？市场不能自证动力之源，但人类可以通过自省经验获知启动市场的动力：追求效用最大的人和追求利润最大的人相结合，市场机器就灵动起来并“无意中促进了公利”。假如不是经济人而是利他的“高尚人”，市场机器何以运转就成为一个高难度假设性的问题了。
3.经济人假设旨在说明人类经济动机的唯一性和平等性。在逻辑上讲清楚自爱动机的唯一性，才有望证明经济权利的平等性。如果平等性正确，平等的基础必定是唯一的。就象不同用途的机器只需要一个总动力驱动就可以，机器出问题之“首恶”不大可能是动力犯有“原罪”。强调自然人的经济动机的唯一性能够证明，决定经济动机的因素不在“神”那里，也不在人与人的其他差别，更不在权力塑造的是与非，经济动机就在一个人成其为人的现实资格本身。因此经济人本身就具有建构性质，所有能够强化人的平等的制度都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由于经济人的唯一性假定固化了人的平等基础，才可能杜绝貌似堂皇的人格等级之说和人权差别。经济人与市场制度相结合，把经济学对人类的关怀置于首先防止“恶”，而不是清除人性中的弱点上，其次才致力于增加人的总福利，放弃给予善者以物质奖赏的徒劳努力。对此，构造了“凯恩斯神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著的最后章节总结道：“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睿智的政治家作风”。④
4.经济人与市场制度相结合的利他后果。人类长期对于个体张牙舞爪的自利、自爱怀有“剧毒感”式恐惧，而指望用道德手段来克服它的努力屡见枉然，遑论大成。人类反感霍布斯描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狭义经济人更难以纯粹的形式被认可。如今在中国需要辩论的重要事实是，为经济学开具科学“出生证”的斯密，并没有舍经济人的自爱自利倾向。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表述的思想人们都熟悉，此不赘述。总之是“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旨在于创造使尽可能多的适者生存而不是最适者生存。有了这重意思，经济人才有了“害羞”的合法地位。倘若没有对市场功能的认识，也许经济人在经济学领域也不受欢迎。有了对市场功能的认识，经济学家也未将经济人确定为“最理想伴侣”，经济人获得的是典型的“可信但不可爱”形象。那种既想利用市场制度的优势、同时又想抛弃“不高尚的经济人”的愿望是不现实的。
以现代眼光看，将经济人的上述基本内涵加在一起也显得很粗糙和可疑，然而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结论就可能会有所不同。
二、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演进
在历史上，经济人假设的确站在了古老的人性之争的“性恶”一边，这一点它与基督教没分歧，但经济人的精神实质却与神学院的观点迎头相撞。从启蒙运动中诞生的狭义经济人没有给“无缘无故的爱”留下一点余地，这使其在反神学运动中不得不低调，且从来不占有道德优势。在普遍意义上，评价经济人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经济人的历史意义；二是经济人本质上更热爱财富还是更热爱自由；三是如何解释经济人的社会属性。鉴于中国讨论经济人的现实焦点，本文以下的分析将以第一维度为主。
根据韦伯的经典解释，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欧兴起，主要依靠新教伦理和重商主义两大因素，套用现代术语就是思想自由（宗教宽容）和贸易自由。二者之间的简单关联可表述为，思想自由突破了思想禁锢和对逐利的自由贸易的限制，工业化趋势才会不可逆转。
在西方中世纪末期，被韦伯列为推动社会进步功臣之首的新教是苦命的。从路德教到加尔文教再到清教的演化，让人们轻易见证了“爱上帝也能爱得血流成河”。然而宗教禁锢也确实迫使经济人不能以嚣张的姿态面世，“勤”和“俭”的美德一方面使近代西欧的新教徒大多不靠特权而靠勤勉的劳动致富，另一方面又抵制铺张的奢侈消费。这些都有助于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也把游手好闲的教士和贵族在道德上是否真正高尚的问题提出来，难道热爱货币的教徒就必须下地狱？在当时，以新教徒名义出现的经济人迫使人们思考并回答的问题还包括，既“勤”又“俭”的教徒追求物质财富究竟让人类损失更多？还是受益更多？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赞美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⑤ 马克思差不多完全概括了经济人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在《资本论》中，经济人假设更是分析的潜在前提：工人追求尽可能高的工资，资本家追求尽可能多的利润，地主追求尽可能丰厚的地租。其实，经济学抛开经济人假设是讲不下去的。经济学家深知经济人的公共形象不佳，认为经济人在解决了经济动力问题之后，的确不必长期呆在舞台的中心位置。
抽象地讨论经济人无疑存在着必须对人性善恶进行最终取舍的风险。方法论的有益提示是，本质只能通过属性展示，而属性只能在关联中表现。“有些概念仅靠自身并不起作用，但恰当地组合到一起就能卓有成效地为我们服务”，⑥ 使经济人命题得证的最关键的具体关联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经济人在时间的隧道里通过不断调适自己与市场制度的匹配程度，为人类增加了一个反思自己行为特征的重要维度。
1.经济人与市场制度相结合，以“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取代“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教文化在普及平等意识方面是有大功劳的，问题出在标准上。以上帝为标准的平等观纵然能解决“无缘无故的爱”的来源问题，却一直不能消除物质匮乏。基督教在创造财富方面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功记录，却成功地掩盖了物质匮乏的难堪。两千年下来，人们便误以为“爱上帝的人都不爱货币”，追逐货币的人都会远离天堂。而一批自称离上帝最近的人仅仅基于职业就占有较多财富，在理性的天平上完全不堪推敲。相比之下，“货币面前平等”的选择一旦成为可能，就对诚实劳动的穷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马克思将货币称为“天生的平等派”，哈耶克认为“货币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在社会中，只有货币才向穷人开放了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⑦ 由货币匿名性质决定的开放性历史地促进了人格平等。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西欧的“货币面前平等”原则能逐渐强硬起来，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不行。
现在看来，用“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八个字打发一千年的历史太过武断了。与中国古代不同，中世纪欧陆王权、教权、贵族领主权三大公权力呈鼎足之势，为私权利在夹缝中生长并逐步强硬起来提供了关键条件。当时私权利的正式主体称“市民”，据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当市民能自由地以追逐货币为目的交换彼此劳动的时候，这些“贪婪的商人”在人格、精神上必须处于平等状态。即使是国王的代表（仆人）来集市采购商品，不带钱和不尊重价格也不行。教士们也是一帮对货币很感兴趣的家伙，他们知道打击集市经济的真正受害者不是上帝而是他们自己。领主贵族们则从一开始就知道打击集市贸易就等于打击自己钱袋，他们只能被动地坐视“货币面前平等”的交易规律慢慢挖掉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祖坟”。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在于三大公权力保持均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已经毫不怀疑国王和教会的代表也必须用货币来交换商品，同时又强烈质疑特权阶层弄到货币的手段及其正当性。显然，这个正当理由不可能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找到。
以上简略的描述可以被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私权利一旦在与公权力的博弈中获得一点生长空间，“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就能显示其历史进步意义，并被强化到如马克思所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的程度⑧；二是“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一旦被多数人选中，“经济人假设”的优势肯定不在道德上得分，而在于无遗漏地概括了经济动力。
2.经济人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拓展而不是削弱了每个人的自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自由的扩展是靠自由经济“打头阵”的。实践证明，人格平等、权利平等的经济人与沉默的市场制度相结合，不仅拓展了个人自由，也能“保障人们免受物质必需品严重匮乏之苦”。自由与财富的关系目前正是政治哲学关注的热点问题。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做一切无害他人之事。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幸福的源泉，自我实现的基础，“自由在我们无知的地方最重要”。人类进步的规律是，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能夯实其它自由的基础，一个拒绝市场制度的经济人还能享受和指望多少自由呢？重要的是，“分析的重点必须是商品所能产生的自由，而不是商品本身”，⑩ 自由不是无条件地“由自己”，更不是放肆，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也称自由经济，它永远给可能性留出了机会。它在历史比较中表现出的巨大优势是，选择的权利回到了每个人手上，热爱自由的人不必再循“神谕”行事，不受别人摆布。经济人利用市场制度为自己挣得的不仅是自由，更有尊严。因此萨缪尔森指出：“从本质上讲，经济学仍是一门关于如何选择的科学”。(11) 这个道理似乎稀松平常，但在经济人与商品经济一同走出中世纪的时候，其脚步是相当沉重的。
3.经济人与市场制度相结合，深化了人对市场制度和自身的认识。在经过最初欣喜并迫使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靠边站”以后，人们很快发现市场的“马太效应”不可接受，它以“茅屋漏雨时宫殿一定不完全”的政治规律表现出来。接着，作为市场异化力量的垄断被人发觉，美国人根据“自由只能因自由的缘故被加以限制”的原则制订了反垄断的《克莱顿法》和《谢尔曼法》。此外，经济人认识到市场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还包括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解决这些问题都超越了单个经济人的力量所及，把这些问题加总，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市场不是万能的”结论，提醒经济人不要以为只看一眼价格就一定能做出正确决定。
就经济人对自身认识的命题而言，最重要的实践性进展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对效用函数的认识不断深化；其二，对自身理性程度的判断更加现实；其三，对公共选择复杂性的了解。总体上，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的研究已经将经济人的认识引向“深水区”，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或许还不能胜任完整的转述和归纳。既有的理论进展证明，除了作为终极价值的自由这一条路，仅仅就经济人三个字进行抽象的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发达国家在上述三方面深入的市场实践，已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人从冰冷、固执的绝对自爱自利的一边推向相对温和、妥协、开明的一边，从而更有效地平衡了经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对上述其一，经济人的自我认知显然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强大影响，经济学逐步放松了关于效用清晰排序和精明计算的定量规定，以序数效用取代基数效用，把经验主义所钟爱的那些尚未被理性处理的因素也归并入效用函数，比如即兴和一时冲动所引起的偏好。应该说，这一让步是现实的，也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
对上述其二，经济人认识到稀缺不止发生在自然界，人类也有一个注意力资源稀缺的“生理局限”，“理性的限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对这些限度的认识本身可以改变这些限度”。(12) 鉴于信息不完备导致经济人不可能在事前穷尽所有的决策方案并进行比较，经济人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性最优目标，转而在“满意标准”和“许可标准”之间尽量追求前者，西蒙论证“有限理性”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个人决策无法预知别人的全部反应。他证明了经济人不孤独但理性受限制，经济人应当坦然放弃无效的算计。
对上述其三，公共经济领域的实践给了经济人毫不妥协的利益动机以强硬的限制。一个在公共生活中绝对坚持自己点点滴滴权益的人，几乎无法在民主、法制的制度下生存，因为一个人不能强迫其他人接受最符合他自己利益的集体行动方案，经济人必须学会妥协。
三、怎样欣赏和评价经济人
相对于上帝名义下的人和道德理想中的人，经济人从来不完美，也不理想，但也从未受到证据确凿的“有罪”指控。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确实过于抽象了；而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又过于具体了，以至于微言大义的演绎在技术上毫不困难。平心而论，经济人没有错，只是它必须把握好“出场的时机”。在历史上，当一个社会处于前进状态，需要恢复正常的人类理智和打破特权等级制度的时候，经济人总会适时出现，这已被各种名目的思想解放运动证明是很有效的思想武器。当社会承平时，道学家往往煽动人们反对“丑陋的经济人”，而被请来的“高尚人”又往往“不打粮食”。
应当承认，批评经济人“自私自利”是一个中肯的批评，走进市场的经济人的确根据“认钱不认人”的规则行事，孜孜牟私利。亚里士多德说：“自私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13) 问题在于，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是否还需要一个市场？是否还需要自由？事实上，立足于“均贫富”的哲学从来不乏高尚，却鲜有热爱自由之论。它以解释什么是高尚为己任，却在如何创造财富的难题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弱智。生物学将“自利”定义为保持自身稳态，即活下去，如果保证一个生命的存在还能构成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自利”就构成人类进化的必要条件，以这个人性中的“污点”为代价来换取人“类”的延续，难道不值得？讲到这里，讨论已经将人的价值降低到所有物种的水平，不能再低了。此为第一。
第二，经济人是从市场中取得合法身份的。离开了市场的经济人是不认得“经济人”的，正像中世纪的欧洲人吃饭要感谢上帝的恩赐，而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经济人到匿名的市场中去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利益而不是看热闹，价格信息只为量化物品的稀缺程度并只传输给那些有兴趣的人。经济科学能够担保，进入市场中准备交易的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行为定义。被市场所限定的经济人很难离开市场被全面评价，这应该是经济人定义中未被显示的强论点。与之相应，经济人离开市场以后就不再受市场纪律的约束，经济人概念就不再负有科学意义上的解释责任。
加里·贝克尔引人注目地把经济人的有效性延续到家庭，我感到贝克尔是在致力于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覆盖一遍生物学的逻辑，尽管看起来还在跨期市场的经济学范围内，实则连人带动物的家庭行为都解释了，即使有一定解释力，也让人感到经济学“侵入”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太远了。而经济学是否有这个本事是很可疑的，因为在一个血缘家庭内部，毕竟不存在一个竞争性市场。
第三，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和市场失灵两大特征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绝大部分注意力，使人容易忽略市场经济制度在扩展经济人自由权利方面的重大意义。这个问题目前在中国表现得尤其严重和典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上到下都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功效表示满意，但欢呼自由的人却耐人寻味地不那么多，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人的看法。当一个国家对经济人、市场、自由之间的关联认识不足时，此距发达国家的认识水平相距至少二百年之遥；当经济人不能在公共选择中平衡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理性与宽容之间关系时，客观上的确需要在社会管理中对应一个强大的政府。更麻烦的是，如果经济人还希望政府打理好市场以外的一切事务，那么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经济人在离开市场之后精神上并未得到解放，市场就成了运用“自由的肌肉”的唯一训练场。
自由主义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影响很大，以不关心后果著称的消极自由观在理论上来势颇凶，但它没有办法弥合经济人进入市场以前的禀赋差异，更不情愿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甚至把累进税称为“一种轻度的盗掠形式”。给定市场经济制度，经济人能自我辩护的关键理由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经济人在市场中逐利没有妨碍别人的自由和福利，何错之有？二是况且市场还会让经济人的行为在客观上促进公益。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当代积极自由主义者反复强调市场促进人的自由的重要性，同时倡导公权力必须致力于弥补不能公平地进入市场的那部分“权（利）能（力）”不足部分，森称之为保障“实质自由”的“工具性自由”。通俗地说，诸如饥饿、疾病、不识字、长期失业等都会妨碍一个人成为一个健全的市场中的经济人，政府应该补这部分权能之不足部分。
第四，经济人是一个因为“不能证明绝对价值”而显瑕疵的概念。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家对经济人概念大都持谨慎态度，显示了一种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号称“教出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他们（经济学家）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穷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值得信任的”。(14) 成功地将经济学引入政治分析的布坎南在《同意的计算》一著专列“经济理论和经济人”一节，明确提出“经济理论并不取决于纯粹经济人的存在”。(15) 在当今发达国家的思想竞争中，一马当先的位置被自由主义占据着。
第五，“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反贫困挑战，却连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都讲不清楚，解放思想的任务很重。即便如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仍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国家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对经济人命题的关注并不多，由曾启贤、杨春学等人撰写的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都与解放思想的大潮合拍。可以说，“经济人”在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界是比较内敛和低调的，可它为什么一再引起批评？诚然，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铜臭味”浓度确有超标之嫌，但恐怕没有证据能指控经济学和经济人有罪，“铜臭味太浓”的原因极可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公共生活不健全，“公民”的“涉公”能力没有在健康的公共辩论中展开。
综上述，当政治人、社会人、道德人等概念依然含混的时候，经济人的负荷必定是超载的。从理论上说，在一个负荷大体均匀的社会结构中，经济人从来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被当作概括一切涉及利益活动的行为特征。
收稿日期：2007—03—20
注释：
① J.M.布坎南．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 布坎南．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③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④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
⑤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49
⑥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⑦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⑧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⑨ 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⑩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 P.萨谬尔逊．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
(12) H.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1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商务印书馆，2006
(14)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
(15) J.M.布坎南．同意的计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