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反思和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一批左翼文化人士有感于国难危机，在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发起的一次思想运动。有人又把它称作“新五四运动”，或“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新启蒙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文化黑潮也滚滚而来。为了控制民心，泯灭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激情，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
国民党政府在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同时，大搞文化专制。为了“剿灭”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们不仅查禁各种进步书刊，还采取种种卑鄙手段迫害甚至暗杀进步文化人士。另外，自三十年代中期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始，国内即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一批御用文人又借口团结抗战，大肆鼓吹“一个领袖，一个命令，一个意志”的“思想统制主义”，扼制自由的呼声。
从共产党内的情况看，当时文化思想界仍未完全消除“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一些人头脑中还装着不少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认识不到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够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上的统一战线。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左翼文化人士意识到，为配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形势需要，为唤起全民族的自我醒觉，必须组织“文化上的救亡运动”[①]。于是，1936年9、10月间，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首先倡议开展新启蒙运动。文章指出，这个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②]接着，《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艾思奇撰文响应陈伯达的号召，他认为在当前民族敌人的猛烈进攻下，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是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③]
陈、艾的主张，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进入1937年，在“五四”运动18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新启蒙运动逐渐成为文化界讨论的热点。一些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他们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一问题。其中，《读书月报》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邀请了艾思奇、吴清友、何干之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集中讨论了新启蒙运动的任务及其推进的方法等几个问题。5月19日，张申府、吴承仕等9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并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④]。同时，北平的许多报纸杂志都发刊了“五四”纪念特刊，内容多是对“五四”的重新评价和阐述新启蒙运动与它的不同点。据统计，在5月，北平各报纸杂志上共发表了36篇有关新启蒙运动的论文。[⑤]经过讨论，大家就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异同点等问题上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这一运动应该是“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他们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大解放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在中国社会上、思想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一运动并没有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任务，以致于此后封建文化屡次死灰复燃，仍然支配着民众的文化生活。因此，同样的文化任务一直遗留到现在。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都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要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⑥]但是当前又是“国难时期”，是“大变动的前夜”，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迫切任务。这样，新启蒙运动就比前者的民族性、时代性、政治性更强烈、更广泛、更深入。正因此，二者在性质、内容和方法上就有许多不同。具体表现在：
首先，前者是以反对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后者以反对异族侵略为出发点。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这个运动是针对国难产生的，因此它把爱国主义作为其基本内容，以直接反对民族奴役和解除国难为出发点和依归。它不但要从政治上说明民族危机的由来和出路，而且要负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文化任务。
有人说爱国主义不是这次运动的特点，因为一百年来政治上、文化上的运动，都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打上了爱国主义色彩。艾思奇认为这只是片面的看法。因为“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上的爱国主义，是从改造自己出发的。但现在的运动，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发动，自己改造的余裕已经没有了”。[⑦]何干之也指出，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今日的爱国主义有根本不同。“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对外的独立”。现在全民族普遍受到的是生与死的威胁，如果不能万众一心，团结御侮，抵抗强权，只有全体灭亡。“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⑧]
他们认为，五四时期在政治上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是同等重要的，而在文化上却特别着重反对旧制度和封建文化。现在由于处于民族危亡的关头，必须集中新旧一切有爱国意义的文化成果，一致地发挥对付外敌的作用，而“不单是在自己内部做反封建的工作了”。[⑨]当然，这并不是放弃反封建。他们指出，封建残遗是最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对此仍要高度警惕，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需要象过去那样单纯地反封建。
其次，前者是脱离群众的，而后者的社会基础是广泛的。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然而直到五四运动前，都没有引起一个普遍的群众革新运动，只表现为几个上层思想家的呼喊。启蒙运动之成为文化上的群众运动，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首，第一次以群众的姿态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自觉的批判。但是这一运动存在着狭隘性，它的“一些主要人物，却是脱离群众的”。[⑩]它建筑在少数人的阶层上，很少顾及到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广大的农工群众并没有享受到新思潮的恩惠，他们依然在封建思想的残垒中过着愚昧、盲从、迷信的生活。这样就给敌人留下了空隙，使他们能够“利用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作奴役老百姓的有力工具”。[(11)]因此，必须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中唤醒，使他们过上有文化、有理性、光明的、独立的精神生活。他们强调，开展新启蒙运动，必须排斥绝对主义和宗派主义，改正以往文化运动的偏狭性，彻底动员全国的力量，它的主体要比历次运动都来得“大”而且“多”[(12)]，使新文化的普遍性达到最大限度。
再次，新启蒙运动采用的口号要与救亡运动相联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能否继续使用是当时许多文化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陈伯达在最初建议开展新启蒙运动时曾提出，应继续接受“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但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13)]由于之后艾思奇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打倒孔家店”应由“反独断反礼教反复古”的口号表现出来。[(14)]对此问题，张申府和齐伯岩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张申府认为，五四时代这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在目前“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因为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被打倒了，而孔家店的恶流却仍保留着、漫延着；至于科学和民主，它们本都是客观的东西，却被人格化起来称什么先生。所以他主张把原来的口号改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15)]齐伯岩则认为，“五四”的口号依然有积极性，因为我们的民族仍然被“狐黄白柳”和“盲从权威”的迷信统治着。不过，接受“五四”的口号，并非把历史重演一遍。因为“时代”和“撑舵者”不同，口号的内容也完全不同了。如五四时代所提倡的民主主义，“撑舵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要解放的不过是他们一个阶级而已；现在所要求的民主则是为解放全民族的，“撑舵者”是绝对多数的阶级。这个根本不同，已把两个时代变成了两个极端的社会。[(16)]
尽管在是否采用“五四”的口号问题上每个人的主张有所差异，但他们有一个基本认识是相同的，那就是新启蒙运动的社会基础比前者要广泛得多；在斗争目标上都把民族解放摆在了第一重要地位。
第四，新启蒙运动反对思想统制和独断，但提出思想自由的前提是有利于抗战。
在自由主义与反独断方面，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这一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共同点的。但他们又指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任何思想的自由都是以有利于抗战为前提的。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要素还是封建的文化要素，不论是实验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等，只要有助于抗战，都允许它自由存在、自由发展，在救亡运动中发挥其固有的智能作用，或者说，“目前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是一个爱国的自由竞争场”。[(17)]
当时有人认为，为适应各派力量团结抗敌的政治形势，应当用政府的力量来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达到思想统一。针对这一观点，左翼文化人士与不少持中间立场的文化人一起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们强调，要坚决反对用政治的力量强迫使思想定于一尊，现在正是需要一切阶层都动员全部力量的时候，更不能禁止每一阶层带着它自己的特殊思想加入神圣的民族战争中。沈于田说：“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或武力来强迫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18)]艾思奇也指出：“要想用任何一种权威的思想来勉强统一，那结果落到人人都想做权威，事实上反落得相反的、分裂的结果。”[(19)]
也有些知识分子害怕自由批评、自由论争会妨碍统一，认为要联合，要统一，大家就得有一个统一的立场，放弃各自的理论，停止互相的论战和批评。对此，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尽管这一意见有它的理由，因为批评和论战有妨碍联合统一的可能；但是妨碍联合统一的，是“过去错用了的批评和论战，是它的关门的、一笔抹煞的方式”[(20)]，或者说是因为在论争中“采取着旧来的独断的排他的态度”。他们进一步指出，这种独断的态度是封建制的特征，迷信、传统的教义等都在独断的形态下存在着。它不是建立在理性认识上，而是建立在信仰和感情上，对新思想的自由发展极其有害。尤其应注意的是，独断有右面的，也有左面的，当前最主要的危险是“滥用公式的，也可以说是左方面的独断”。因为右的容易发现，而“公式主义者却装着最前进的面貌，动辄以出卖、投降来中伤统一救亡的工作者。”[(21)]因此，必须严防误入他们的圈套。
第五，新启蒙运动所要建设的新文化是各种文化成果的综合。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指出，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则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成绩和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介绍。而新启蒙运动所要创造的新文化乃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它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理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或换言之，为适应今日的需要，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22)]因此，对于中西文化，都应该采取科学地批判地吸收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要对过去的各科知识、各种思想，做更深入的研究，作出新的认识和估计；一切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化，应当批判地包容、保留下来；对于过去在文化运动中有功绩的人物，应该重新评价，并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使新的文化运动获得更多更大的力量；在学术上介绍并翻译世界名著，吸收外国的积极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以补充我们的文化的营养。
第六，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是唯物的，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彻底的。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五四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哲学主要是二元论、有神论，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不彻底性。例如，“五四”反礼教者不了解儒学长期能称孤道寡的历史根源，不懂得对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进行经济的分析。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激情多于理智，只限于一种“排斥、嬉笑怒骂的态度”，他们把封建文化骂得狗血淋头，一文不值，但缺乏历史主义的批判，依然不能动摇儒学的根底。所以五四时代的反孔教者，“只使人憎恶孔教，但却未曾彻底评判了孔教”。[(23)]因此，旧启蒙运动没有把它的作用实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民主思想既然没有实现为民主政治，而科学精神也没有能够把封建的经济生活加以改造”。[(24)]
新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潮，已发展到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这决定了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不同点就是：前者的完成，并非是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而后者的成功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完成，它所要达到的不是为少数人谋幸福的社会，而是为全民族谋幸福的社会。所以，“从救亡这一点说来，我们不只要高举我们的铁锤，粉碎了敌骑，使他们绝迹于太平洋沿岸，解放了一切束缚着我们的不合理压力，并且要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解决了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和平的达到社会问题的解决”。[(25)]要在这一历史行程中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两重任务，所以问题更加复杂，责任更加艰巨。
总之，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不但肯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而且深入地分析了它的不足，指出开展新启蒙运动，必须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它的精神，纠正它的偏差。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应该不仅仅是继承，更应是一种扬弃和超越，是对它的否定之否定，“它只是在形式上，反复着过去运动的姿态，而实质上却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6)]
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评价及其文化建设主张很显然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但他们已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讨建设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体系。他们主张克服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改正或弥补其缺点和不足，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用新的思想方法洞察救亡运动，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他们分析了当时文化运动的病症，试图寻找“医治方法”，提出了“以爱国主义为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方法，来反对非理性的思想”[(27)]的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总方向。已经认识到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同于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开辟道路的欧洲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之点，在于它的实质是启‘救亡’之蒙”。[(28)]无疑，这对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新启蒙运动试图超越“五四”，然而，它持续的时间短暂，影响的社会层面也极为有限，因而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本无法与前者相比。卢沟桥事变后，其推动者都卷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有的去延安，上前线，有的流亡外地或向大后方转移。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置喙于新启蒙运动了。现在不少论者在分析这一运动没能深入开展的原因时多归结于它缺乏社会基础。事实上当时即有一文化人对它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他指出，“在倡导者方面，理论超越了实践，使这运动不能广大的展开，同时却遭致了许多非难和误会”。“所谓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并不是十分民主的。工作的范围也太广泛，在抗敌工作十分急迫的现在，有些不十分急切必要的工作是不妨暂缓的。虽然它曾一再说新启蒙运动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事实上不脱关门主义，譬如陈先生（指陈伯达——引者）说：‘新哲学者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这样便使许多所谓中立者敬而远之了”。[(29)]这段话道出了该运动自身存在的理论上最根本的失误。这种失误不仅表现在他提到的陈伯达身上，还明显表现在另一位有影响的倡导者——张申府身上。张申府在文章中处处强调“理性”，新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必须是“理性运动”，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这个运动的总标语，一言以蔽之，应该是理性”。[(30)]综观他的主张，除了“民族的自觉与自信”外，一般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范围。到了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张申府又把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相提并论，称二者“都应了时代的需要”，是“互为表里”，“可以相辅相补的”，“二者同可说是文化运动，同是要以文化方面救国家与民族的，可是新启蒙运动比较偏于思想方面，新生活运动比较偏于生活方面”。[(31)]这样，就把原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新启蒙运动与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混为一谈。可以说，正是理论上的缺陷和混乱造成了新启蒙运动不能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积极的社会响应。
注释：
① ⑧ (11) (23) (25) (26)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民国丛书》第二编第78册，上海书店，第207、230、246、153、13、204页。
② (13)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沈阳1982年1月（以下简称《资料汇编》），第二集第1册第32页。
③ ⑦ ⑨ (17)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同上书，第9页。
④参见《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1984年版。
⑤自非《新启蒙运动在北平》，《资料汇编》第二集第6册第27页。
⑥ (24)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同②第19、20页。
⑩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上书，第43页。
(12)艾思奇等《“新启蒙运动”座谈》，同⑤第23页。
(14)陈伯达《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同②第38页。
(15) (31)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沈阳1986年4月（以下简称《续集》），第16册第18—19页。
(16)齐伯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同⑤第33页。
(18)沈于田《现阶段的中国思想问题》，同(15)第69页。
(19) (20)艾思奇《论批判》，《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5页。
(21)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同②第18页。
(22)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同⑤第31页。
(27)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同②第25页。
(28)刘晓辰、曹跃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研究》，《争鸣》1993年第1期。
(29)立民《今日中国的思想运动》，《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5册第4页。
(30)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资料汇编》第二集第6册第31—32页。
(32)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11月版，第26、40页。转引自黄岭峻《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