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述评（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述评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近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几种需要注意的学术观点
近10年来的学术研究中，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较新的或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并进行批判分析；有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讨论，以便启发、深化我们的研究思路。
(一)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
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根据他最新出版的著作《胜利之路——二战中的地中海战场》提出，正如地中海战场在欧洲盟军作战中的边缘地位一样，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也是边缘的。他承认，这并不是说边缘战场不重要，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发展、政治的选择可以改变战争的性质，边缘战场就可以变成中心战场。而且他认为，由于独特的边缘性质，它们会成为试验和新的战争发端地。边缘战场还可能成为第三国干涉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典型的边缘战场。他认为，把中国战场视为边缘战场，可以加强它的历史重要性。
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与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把中国战场与地中海战场一样看待，比作二战的边缘战场，是有很大损害的。首先，它不可避免地只把中国放在盟国范围中考察它的地位，而忽略战争双方的行为；其次，如果要考察“1937—1945年中日战争在现代战争史上的地位”，把中国战场比作地中海战场，大大降低了它的地位。而且，它忽视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共产党发动农民民族主义、成功开展游击战在现代战争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需要给予充分评价。
(二)如何评价中国抗战
在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历史的西方学者中，究竟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经历，还是用西方的军事成功或失败标准来判断中国在抗战中的行为，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19、20世纪西方组织战争的衡量标准，要以战争物质文化尤其是技术能力的术语讨论军事的威力，照此判断，中国在20世纪的军事努力是不够格的。美国海军研究生学院道格拉斯·波奇就持这种观点。
汉斯·范达文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要摆脱西方用现代防御战争方式考察中日战争的思维，从这场战争自身的地方特点、历史背景而不是从西方现代战争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抗日战争。他认为，面对中国被迫与现代工业化的日本作战，而中国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事实，蒋介石不得不适应地方现实，采取传统的军事动员战略。用这种观点来评价，范达文认为中国反抗日本的军事行动是杰出的。（注："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2004.）
(三)关于日本侵华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制定的统治华北和征服中国政策的产物。这已经是大多数严肃客观的学者的共识。但是在2004年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国防部的爱德华·德里在他的论文中研究了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军队，认为：日本军队并没有准备要打这场战争，既没有战争计划，也没有关于中国部队的情报，更没有在大陆部署部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大部分日本军队都部署在满洲里与苏联的边境上，准备与苏军一决雌雄。
这一观点，涉及中日战争是偶然爆发的还是阴谋策划的。虽然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感到担心，但日本侵略中国的长期历史表明，日本的战略目标是占领中国，而不是击败苏联。
(四)怎样全面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延安道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的西方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与实践。以马克·塞尔登在1971年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提出的“延安道路”为代表，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作出有效的、创造性的解决，是因为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都归功于其战时改革纲领，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利用群众路线方式开展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因此，塞尔登认为“延安道路”的精髓是群众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运动自延安时期以来的历史业绩，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坚持了群众路线而取得的”。塞尔登的这些观点曾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一代学者深入到各根据地调查研究，他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根据地推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强制实行的情况，甚至有的地方存在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尤其是在地主势力强大、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前所述，基廷、埃谢里克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古德曼对太行根据地的研究中也提出了这种问题。他们在分析这种问题的同时，都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并不像斯诺、塞尔登等所论述的那样乐观，至少群众路线的作用远不如他们描述的那样成功。
塞尔登也对自己的研究作了反思，于1995年在《近代中国》第1期发表《再评延安共产主义》一文，同时出版《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的修订版，即《中国革命——再访延安》。塞尔登指出，原著的中心论点，即“延安道路”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所作的总结依然是正确的；但他承认了早期研究中的不足，如没有注意到群众路线操作失当的问题。他指出，总结这些，“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的起源”，也是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注：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应该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中，群众路线贯彻过程中不排除存在西方学者们所列举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在政策实施过程所付出的努力。从总体上说，党的群众路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
(五)关于沦陷区伪政权
沦陷区的伪政权或傀儡政权，是指日军占领一个地区后，为了肢解中国以维持其统治而建立的“政权”机构。由于它是由日本军队设计、控制、监督的，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所以中国人不承认它的合法性，故以“伪”或“傀儡”称之。这一概念，是非分明，一直为中外学者所使用。但是在2002年，加拿大学者蒂莫西·布鲁克在其论文《1937—1945年间华中占领政权的形成》中，对伪政权这一术语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一术语，是道德范畴的词汇，而不是历史词汇。当时汪精卫南京政权与蒋介石政府之间曾这样互指，而为了追求历史公正，学术界应避免使用“伪”或“傀儡”来称呼这种政权。他指出，应用“占领政权”或“合作政权”来称呼它们。
布鲁克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如马克·塞尔登指出，那些背叛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人，服务于日本的利益，当然是傀儡。研究这些问题，应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联系起来，应该有道德观。（注：Timothy Brook," The Formation of an Occupation State in Central China,1937-45" ,Minutes of the June 2002 Conference" Wartime China:Regional Regimes and Conditions,1937-1945" .）
布鲁克主张的将沦陷区伪政权称为“合作政权”，实质上是没有正确认识这些政权的性质。首先，历史表明，伪政权都是日本军队的产物，是由日本人设计、计划和控制的，日本军队撤离后它就不存在了。其次，从参加政权的中国人来看，一是机会主义者，二是北洋遗老，三是失宠于蒋介石政府的人。他们参加政权，多是为了否定蒋介石政府的合法性，不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第三，“合作”一词指的是两党或多党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而参加维新政府的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愿望的。这样的政权不能称之为“合作”政权。
中国学者称之为“伪”政权，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只是意味着它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这种政权也没有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称之为“伪”政权或傀儡政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六)关于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考察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美国学者已经基本形成较客观的分析，即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乏远见、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导致美国在中国政策上的失败。而赫尔利在其中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赫尔利并没有执行美国政府当时的“有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灵活政策”，而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从而招致失败。邹谠、孔华润、易劳逸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基本都持这种观点。
与这些历史学家相反，俞茂春在他的著作《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序幕》中提出了不同观点，对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把20世纪40年代美国在华政策的失败归因于它不能制止共产党力量的崛起。至于美国在抗战期间及战后是为何没能给予国民党的反共斗争以充分的支持，他归之于“中共的骗人伎俩”，认为共产党利用了美国国务院(戴维斯、谢伟思，驻华大使等人)、美国军队(史迪威、多恩、巴里特等)战争信息办公室、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的轻信。其次，他对特使赫尔利也作了新的分析，认为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致，推行冷战外交、支持蒋介石是适应当时的形势的。
西方学者批评了该书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如麦金农指出，虽然该书在目前所出版的著作中，最详细地论述了赫尔利的行动，但忽略了当代许多著述中对赫尔利工作中糊涂和老态的记述。麦金农还批评了作者对中共的偏颇分析，如指出作者“用带着偏见的眼光评价周恩来，把周描述为一个笨拙的人，而不是跟美国人熟练打交道的人”。麦金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由作者的“亲国民党立场”所决定的。（注：The China Journal,January 1999,pp.253～254.）
以上观点，无论是一些学者的个人之见，还是诸多学者的共识，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待西方的研究成果，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分析，既要吸收其积极的研究成果和好的研究方法，也要充分批判其不足和缺陷。这有待于国内学术界的进一步努力，既注意进行深入、客观、科学的研究，也要重视向国际社会推介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大国内学术界的影响，以推动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真正走向科学，最终正确总结人类经验，推动建立和平、公正、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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