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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传教和建学校的特权。在以后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的历史中，逐渐建立了一个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会教育体系。居于教会中等教育核心地位的教会中学，在实现基督教教育事业中，倍受西方教会的垂顾，被视为教会学校体系中“最重要之一部分”。〔1〕在近代中国社会，教会中学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同时，教会中学又必须履行宗教使命，以传教布道、精神渗透为目标。在这种情形下，教会中学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本文对教会中学课程的设置及其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一、宗教课程
教会学校对宗教课程的重视，是毫不足怪的。无论是基督教教会中学，还是天主教教会中学都是如此。因为传教士办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布道。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企图“使基督教文化战胜中国固有的文化”（花之安语），“打破中国人的骄傲，去掉中国人的惰性”，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明”（潘慎文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教师和牧师，并通过他们来控制未来中国的发展，“使他们在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2〕正因为如此，外国教会在鼓浪屿创办的中学，其目的是为“传道作导线”、增进“学生家长与教会感情融洽”。这类学校制订以“读经为宗旨”的教育方针，规定“教会学校教师，每日授课，当以圣经为重”，“冀可引导儿童、青年，明道信主。”1876年在鼓浪屿的美国女传教士万多伦向国外传道会写的报告也称：“每一种课程都是为了引导女孩子们信仰耶稣基督。”〔3〕
传教士还从宗教理论上对宗教课程进行维护。他们认为，人都是有灵魂的宗教动物，宗教又是不可少的要素，没有宗教教育就没有教育的根本，教育无根本也就无所谓教育。所以真正的教育，就是将造物主的形象刻印在受教育者的心中，按照造物主的神圣意志、宗旨和方向，去发展人的天赋才能。并且说，别种学问若有亏缺是可以原宥的，而不知圣教的道理，那是教友的一种耻辱。〔4〕这种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庇护着教会中学宗教课程的设置。
下面对一些教会中学的宗教课程加以介绍。
徐汇公学的宗教课程十分浓厚。校内有小教堂，有的叫做“圣母会”的团体，宗教课程称“圣学课”，是教徒学生的必修课程。教徒学生中的“住宿生”，每天早上到小教堂望弥撒，午、晚膳时有一人朗读“圣书”，其他人静听，睡前公念晚课经等。杭州育英书院、岭南大学中学部、私立福州格致书院、上海中西女塾、中西书院均设置宗教戒规或圣经之类的课程。狄考文（C.W.Mateer）办的登州文会馆，“固无日不以宣道为目的的”，办学原则是“道德其一，学识其二”，学校的课程“实以经教为基础”〔5〕。所谓“道德”，是指学生必须接受基督教的教义，成为忠实的信徒；所谓“学识”，是指学生接受传教士的训练，为扩展教会势力服务，学校的课程“以经教为基础”，平时的言行须以圣道为标准。福州鹤龄英华书院院内宗教空气浓厚，圣经是必修课，圣经考试不及格者，不准毕业。学校里设有基督教青年会，在该会主持下，学生要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每天早祷会、晚祷会等，星期天还必须参加做礼拜，不参加者扣平时分数。此外，还有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活动。英国圣公会于1921年成立的“三一书院”，每周有几次圣经课，而对这门课许多学生感到苦恼，往往夹带小说或其他书籍参加宗教活动、甚至在角落里开展下象棋、玩卜克牌、四色牌等自由活动。
苏州的博习书院是以注重宗教教育而著名的教会学校，它是一所寄宿学校。1868年《教务杂志》第一期发表一篇专论教会教育的文章，主张把寄宿学校办成一所“培训传教士助手学校”〔6〕。寄宿学校比一般的教会学校宗教气氛浓厚得多。潘慎文（A.P.Parker）就毫不掩饰地说过，寄宿学校“体制的优点在于，首先它能使学生经常地保持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而远离其异教家庭的不良影响”，“其次，它能使学生在学校肄业的时间更长，在教育方面获得更大的进展，同时能够对学生进行更彻底地基督教真理的灌输。”他说，博习书院，其目的“不仅是一般地提供给人们西式教育，而且更主要的是为教会去培训当地代理人——布道员、教师，医生。”〔7〕除宗教课程之外，该院还对部分学生进行专门的培训，如1891年拟开办一“传道书塾，教圣经，考察天道，并读圣经原文”〔8〕。1986年，学校办有一个专门的神学班，有8名学生在其中学习。学校建有自己的小礼拜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主日礼拜和周三晚上的宗教仪式活动。
到了20年代以后，受民族主义风暴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一时间，教会学校是否开设宗教必修课，或者说如何进行宗教教育，便出现了各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既为教会学校，就必须开设必修的宗教课和举行礼拜仪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课应实行选修课制，以排除学生的逆反心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废弃旧有的“宗教教育”名词，代之以“人格教育”。教材取之于古今中外最高的理想，作为必修课来要求；另一种是特殊课程，属基督教化道德，教材仅限于圣经与宗教史类，仅作为选修课即可。下面是当时一位叫缪秋笙的人所谈的普通课的内容及原则。
课程
初中一，二年级伟大的生活；
初中三年级学生个人问题；
高中一年级三民主义研究；
高中二年级社会问题；
高中三年级人生哲学。
原则：
（1）本课程完全系道德性质，以中外古今最高的理想为标准；（2）本课程根据今日学生最大的需要；（3）本课程系适应中学生心理的发展；（4）本课程力求简单易行。
从表面上看，这种改革使宗教内容已经被大大的淡化，其可接受性也较多了。而实际上内中也不乏“韬晦”之意，意在以退为进。对此，有一位叫谢雅夫的传教士这样独白：教育部的限制，只是挂在“必修”课上的宗教科目而已，并没有排除宗教科目的本身，要没有排除宗教生活。有许多宗教科目，可改头换面地进行渗透，如“宗教哲学”可列入哲学门，“宗教调查”可属于社会学门，“圣经学”可属于文学门等等。教会中学当局只要抓住“人格感化”的大方针，用心物色基督徒人格的教职员并给予优惠待遇，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宗教活动的天地何愁不广大呢？由此可见，教会中学是绝不甘心把宗教科摒弃，甚至不甘心从首位降至稍次地位上来的。〔9〕
二、经学课程
在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中学、大学中，开设经学课程，是与传教士“孔子加耶稣”的文化教育战略休戚相关的。
到了7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认识到，如果企图在中国扩展教会势力，光靠在下层老百性中吸收或收买教徒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对儒家思想作一些必要的妥协并加以利用，才能对中国上层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进行突破。于是出现了“援儒入教”的做法，从“孔子或耶稣”到“孔子加耶稣”的转变。其表现有三：一是用儒家经典来为基督教教义作论据；二是纂改儒学，来附会基督教教义；三是按照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心理要求来阐述基督教教义，以减弱士大夫对异教的反感。第一个把“孔子加耶稣”从“理论”上系统地在中国提出来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在其主编的《教会新报》上，连续五期发表了题为《消变明教论》的长篇文章，把基督教的一部分教义同儒家的旧礼教、旧思想加以结合。自此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大多数都开始在传教和教育活动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在1877年的传教士大会上为多数传教士取得了认同。特别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进一步系统地鼓吹“孔子加耶稣”的一套理论，他编写了一部名叫《自西徂东》的书，提出了他所介绍的西学，就是要中国跟传教士“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然后“自西徂东”，与中国“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自此以后，在华传教士利用各种宣传机器，一时间使“孔子加耶稣”的喧嚷甚嚣尘上，煞是热闹。这种论调为经学进入教会学校课堂作了理论上的辅设。
从事实际教育工作的传教士从教育的视角对此作了更深远的剖析，以潘慎文为代表。他的核心论点是：在教会普通学校和大学中，经书学习不仅要占有位置，而且要占有重要位置。为什么呢？他认为：（1）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受教育，他必须懂得本国的语言和文学，唯一学习语言和文学的途径是通过认真学习经书。（2）学生要是不能从记忆中引用“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段，要想在科举考试中竞争胜利是无望的。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是不能动些脑筋引用一些古语，他就不能写出可供人阅读的书籍和文章。作为一个受教育的人，他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3）当时一般的教会学校不能以少于一半的时间来教经书。否则，学生的家长就会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进这样的学校〔10〕。其他传教士也多有这方面的言论。如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der Wylie）甚至断言，教育就是关于经典的知识。李提摩太则认为：中国旧学，阅数千年，决不可废。可见，传教士主张教会中教授经学的用意在于稳定学校的生源，使学生能与士大夫接触而不被轻视，使学生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从而提高教会学校在社会上的地位。
教会中学纷纷开设了相当比例的中学课程。福州鹤龄英华书院两年预科的课程中有国文、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中国舆地等。正科四年的课程中有国文、孟子、左传、史论正鹄等。林乐知在中西书院中设置了尺牍、写作和五经等课程，要求学生每天用半天时间学习中学。徐汇公学创办后的起初40年，主要课程是中文，中文教学的内容包括有“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在科举制度未废除前，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岭南大学中学部中文一科的范围更广，有文学（古文、诗词）、作文（每星期一次）、国语、历史、地理、理学等，“学生毕业后，得有普通国学基础”〔11〕。当然，各地教会中学中经学课程设置的比例、份量有差异，“有些地方，全部‘四书’、‘五经’列为中学课程，要求学生熟记，并练习写文章，准备参加政府考试，而另一些地方只教‘四书’。有些学校给学生一半时间或更多的时间学习经书，而一些学校只给学生很少的一部分时间。”〔12〕
三、英语课程
对于外语课程的开设，传教士之间存在着分歧。狄考文、谢卫楼（D.E.Sheffield）认为教会学校，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宜开英语课。因为“首先要求学英语的学生，主要动机是‘为了钱’，不可能成为基督教工作人员的好料子；其次，有了英语知识后，也会被世俗的知识引诱去”，以致脱离教会工作。〔13〕狄考文主张用中文教学，他的理由是，一个中国人应该熟悉中文，如果中文不行，在社会上就没地位，就失去影响，作为传教人员要会读会写，还会用中文传授宗教道理，使听从明白，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决不是几年功夫可以完成的。一个传教人员对自己国家的语言很蹩脚是很难发挥作用的。他认为应加强中文教学，不应开设英语。另一些传教士如福勒、施若瑟、李承思等人主张开设英语，并主张用英语教学，主要理由是，“懂得英语可以扩大学生知识范围，学生可以汲取任何学科的丰富知识，随心所欲地搞科研”〔14〕，“并使他能够成为千百万不谙西学的同胞中的一员领袖”〔15〕。1899年6月3日的《格致益闻汇报》发表了一篇《论学英语法文》的文章，从学西学与外语的关系加以论述，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文称：“今之识时务策治者，莫不日行西法究西学，为自强之根本，斯固然矣。特是欲行西法，欲究西学，以通西文为上策。欲通西文，非设学校以教之不可。”西文中以英法文字最为能行，“公英法二国文字，通行天下，其讲西学诸书，最为详备，最觉畅晓，故聪明好学之子弟，欲通中外实学，除读中文外，贵读英法文字。”
在实际中，教会中学及有些其它学校，因社会需要，纷纷设置了外语课程，当然在时间、比例、要求等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如，随着洋务的勃兴和外资的大量涌入，社会对于懂英文、通西学的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学校在课程上有所调整，增设了英文课程。1887年初博习书院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准备开设“英文书院”，招生25名学生〔16〕1888年元月份至二月份又连续一个月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苏城葑门内现设英文书塾，兼教算学、儒学、格致诸学，束脩每年英洋十二元，半年一付，须洋八元，零付每月二元，底细章程可到院详问。博习书院美国教士潘慎文谨具。”〔17〕根据后来的情况，可能专门的英文班没有开成，但在院学生愿意者可兼习英文，到1891年时已有16名学生学习英文。1890年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和海淑德（LauraHagood）筹设中西学塾于上海。次年校舍落成。1892年3月17日正式开学，教以中西文字与有关实用之学。到了19世纪末，徐汇公学开始将法文列入正式课程。1904年，“课程及管理均有更动。除中文外，学生得于英法文任择一种学习。其程度较高者，即以法语或英语教授算学、物理、地理、历史等科。”〔18〕1874年，由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圣芳济学堂正式开学，五年后发展为一年中学，学生近百人。该校所设课程有英文、法文、拉丁文、数学等科〔19〕。上海天主教学生要读外语，就进这所学校，非教徒学生也慕名而入这所学校，目的是为了可以在洋行、海关、巡捕房谋取高薪职位。
四、自然科学课程
传教士毕竟来自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了解科学的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西学的传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仅靠中国古籍经典教学来为教会人士谋取地位和发挥影响还不够，应该大力推进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授。在这些人看来。虽然西方的科学知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为中国人所了解，但他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应该让教会学校的学生最先获得西方的优秀科学和教育，通过他们把知识传播给中国的民众。狄考文在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说：“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材方面，十分重要。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得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20〕
189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就教会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西学课程列举了三大理由：一是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是可以使毕业生更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21〕。
国内课程史专家吕达博士通过研究，指出教会中学开设西方自然科学的目的有三方面：一是企图说明科学是源出于基督教的，以此抬高宗教的地位，而中国要想“富强”，就应当皈依基督教；二是通过传授一些科学知识，企图来培养他们的知识干部，以便取代旧式士大夫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或者以西学为媒介，来引诱、拉拢中国士大夫，以便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扫清道路；三是通过传播西学，来控制西学、垄断西学，企图防止其他力量利用科学来反对基督。〔22〕总之，他们的主观目的决不是要通过传授科学课程来启迪智慧，发展科技，而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
无论怎样，自然科学课程在教会中学中毕竟占有较大比重。除去一般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外，还开设有航海测量、天文测量、地学、金石学及动、植物等实用性、专业性强的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课程。这与中国以圣人之说、以经学为主的传统课程相比，可以说是一种突破性的变革。以上海中西书院分年课程设置为例。据《上海中西书院记》所载：“试阅课程所云，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是获西学之益固浅也。第二年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是获西学之益犹浅也。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则获西学之益渐深矣。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等，则获西学之益深矣。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乃于西学之益又进一层矣。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乃于西学之益，更上一层矣。第七年航海测量，乃国公法，全体功用，翻译作文，至此则大被西学之益，而可望大成矣。第八年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至此则大得西学之益，可期大用矣。……然吾人之心思固愈用而愈妙，而吾人之学业，亦弥推而弥宏，苟欲极精而深造，当更敏勉以力求，由成法而通其变化，即末艺而溯其渊源，使诱掖奖劝之效，造精微奥妙之区，窥天下万国之奇，萃中外一家之盛，则上或以求名，下即以实应。”〔23〕所述的课程，与该院的“规条”相符〔24〕，而对之的评议难免有溢美之处。
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才。出现这一客观效果，实非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举办教育的本意。“向中国介绍科学”，只不过是教会学校的一块招牌而已，因为他们要求传授科学知识的教学活动，必须纳入宗教神学的轨道。
狄考文在1877年和1890年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两次大会上都强调指出，教会学校应当注重“科学教育”，他宣称：“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他要求教会学校决不要让“异教徒或基督教的敌人来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以阻碍真理和正义的发展”〔25〕。教会学校要给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他们“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中国的环境对我们十分有利。西方科学在中国赢得了并将继续赢得声誉。任何一个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熟谙中国文化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的人。”〔26〕另一位传教士谢卫楼也说：“中国诚然需要西方学者所传授的哲学和科学，但中国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那里获得这些知识。……如果哲学和科学知识背离了基督教，那就会使人们自大和自信。……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27〕
基于这种观念，教会学校所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中，就难免会蒙上一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何况来华传教士大都无多大专长，这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不高，有时只是略胜于无而已。
五、技能培养
教会中学注重技能培养。教会中学为了宗教的需要，应培养青年相当的职业能力。但职业训练，不宜趋于偏侠，“或设施职业教育，或普通学科注重实用价值。”〔28〕学校中不宜排斥工艺类课程，这是“上帝所用藉以消灭罪恶之效果的方法”，教师须藉着他们的榜样和教训，表示工艺真实的高贵，使一切学生有机会去做，而且作为每日应做的事，“使与劳心的事平均，而得到高尚知识和教训，以及实用的益处。”〔29〕
因鉴于当时一些大学毕业生，到外国留了几年洋，回来后，什么博士硕士，但“连帐不会记”，因此意识到教会中学“要注意技术训练”〔30〕，以便于学生在必要时“可藉以谋生”〔31〕。
有的教会中学，为实现其教育目的，或使贫寒家庭出身的学生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或弥补教会学校办学经费之匮乏并有所赢利，实行了半工半读制度，“至于工读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顾全教育原理；另一方面却要免除经济上的困难。使学生在工作时，养成勤俭自立之习惯。他们有所工而获得的报酬，差不多可以全得学膳费的半数。在目今这种学校经济时感困难，差会补助日渐减少的时候，教会非亟谋自立不可！这个工读制度，实在是一个帮助自立的方法。”〔32〕。据1916年《中国教会年鉴》记载，教会学校的男校中，有40%的学生是工读生，女校中50%的是工读生。各教会中学提倡工读制是20世纪20年内教会中等教育一大“显著特点”著名的如基督教的中华三育神学（“三育”，为身体、智慧、道德三者平均发展），就特别注意农事实习。学校有工厂、农场，工厂生产铁器制品，农场种植蔬菜、草莓，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按时取得报酬，所得基本可以解决学费和膳食费用的一半。〔33〕
到了30年代，教会深感，办在一般中小城市，吸收普通人家子弟，而又不可能完全以升大学为目的的教会中学，继续维持其“文艺式”的教育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适合教育对象的需要，是没有前途的普通中等教育。因此，有人试图更彻底地改变教会中学的教育模式和课程结构，使普通中学的大部分都向职业化过渡。但这种构想在当时只是口头或书面的东西，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有悖于教会势力在中国创办中学的初衷，因而也是不能为其所接受的。
以上，把教会中学的课程归为宗教、经学外语、自然科学、技能等五类加以初步探讨。教会中学的培养目标需要通过一系列课程的教学才能落到实处。狄考文对此作了并不全面而有一定深度的说明。他说：“通过这种途径（宗教教学）使学生的心灵和性格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象，使他掌握的学问圣洁化，确保他们为真理的利益而发挥作用。……随着学生对古典著作知识的增长，要不断使他们把福音中的优秀的道德和精神教诲与所得的知识相比较。数学教人思考，科学扩大人们对上帝、自然和人类的认识。在学生整个受教育期间，教师的灵性生活和认真工作的榜样，对陶冶学生的心灵，塑造学生的性格都是有作用的。私人教学和公开布道唤醒并引导着学生的良心，具有西方特征的活力与冒险精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国人的迟钝与保守主义。中国基督教会下一代的中坚人物无疑将由我们的教会中学来培养。”〔34〕教会中学的目标表述的淋漓尽致。
教会学校是为西方教会传教事业服务的。“基督教教育对于在中国教堂全体事业贡献最著者，用在其以教育之方法，实现基督教教会之目的。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35〕可见，传播基督福音，培养委身于教会事业的人，是包括教会中学在内的各级各类教会学校的根本目的，教会中学的课程正是根据这一目的设置的。当然，教会中学开设了英语、自然科学课程，在学校中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打破了传统“义理、词章、考据”及经史之学的课程模式，不仅有知识及思想的启蒙意义，而且培养造就出了一批“西学”人才或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知识结构的新型知识分子，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课程近代化的发展，这些作用本身尽管不是传教士及教会的愿望。教会中学在办学过程中，注意到了中学教育阶段升学与就业的矛盾，如福州私立格致中学的办学目的为：（1）使中等学校学生未能升学者，得有基督化之训练。（2）为教会造就人材，为社会预备基督教领袖及其他教会工作。（3）预备机会，以施教育实验。此等实验，为公立或其他私立学校所未能实施者。（4）预备学生升入高等专门及大学校。（5）在经济与机会可能之下，当施以职业指导或其他职业教育，俾学生毕业后，能自食其力。〔36〕由此，教会中学的课程中设有技能训练课程，就是为了满足中学毕业学生不能继续升学，而走向社会，从事各种社会职业的需要。总之，对近代教中学的课程设置，需要我们作客观的、历史的与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我们今天的中学教学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或启示。
注释：
〔1〕《基督教中学之特殊的职务与目的》，李梦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2〕参阅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2—63页。
〔3〕张镇世等：《厦门鼓浪屿各基督教差会办的中小学校》，朱有
，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4〕《教中小学教课程标准》，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235页。
〔6〕L.B.Peer."On Mission Schools"i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1.p.151.
〔7〕A.P.Parker,"Buffington Seminary,Soochow,"in the ChineseRecorder,Vol.X.p.437.
〔8〕潘慎文：《博习书院报单》，《中西教会报》1892年5月。
〔9〕参阅杨玉厚主编：《中国课程变革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页。
〔10〕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127—131页。
〔11〕《简又文记岭献大学之组织时期》（上），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540页。
〔12〕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朱有、高时良主编《近代中国学制史料》第四辑，第126页。
〔13〕Kwang—Ching Liu,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0.No.1(Nov.1960)
〔14〕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Nisst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p.456.
〔15〕Pwight W.Edwards:Yenching University,pp.19—20.
〔16〕《申报》1887年1月29日“广告栏”。
〔17〕《申报》1888年1月22日—2月9日；2月18日—27日“广告栏”。
〔18〕《徐汇公学创立七十周年纪念庆祝会志盛》载《圣教杂志》1920年第12期。
〔19〕《〈上海北虹中学校史〉记圣芳济学院简史》，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35—236页。
〔20〕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21〕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5页。
〔22〕参阅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8 月第四版，第35页。
〔23〕海滨隐士：《上海中西书院记》，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第四辑，第281页。
〔24〕〔美〕林乐知：《中西书院课程规条》，同上，第286—287页。
〔25〕《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第17页。
〔26〕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4—15页。
〔27〕《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第471页。
〔28〕《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46页。
〔29〕〔美〕好韦尔：《基督教教育的特点》，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48页。
〔30〕于斌：《公教学校的目的要求》，同〔29〕第69—70页。
〔31〕同〔29〕
〔32〕〔美〕毕范宇：《基督教中等教育的沿革》，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181页。
〔33〕刘彭年：《一个施行半工半读的实验》，同〔32〕第118页。
〔34〕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4—15页。
〔35〕《基督教教育之目的与精神》，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42页。
〔36〕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69—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