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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青年作家东西、李冯和鬼子都是60年代生人，90年AI写作作正“火”。如果北方的“三套车”在冰河上分享艰难，注目于大众关怀的改革热点和社会焦点，终于落蹄在主旋律的康庄大道上，其马首必定朝着一个方向。南国这三剑客却是各自起舞，酣然忘情。除了李冯作为自由作家，近年客羁京华，炮制小说，东西和鬼子都是在广西以编辑的职业，修炼作家的身份。虽然同在“晚生代”中，都是个人写作，但却构成三极张力小说场。正因此，三人各有代表性。同时，三人合成集体性：晚生代中个人的差异性，构成晚生代群落的复杂性。
一
与鬼子和东西的许多小说很不相同，在李冯小说中已经嗅不到一丝广西山水气息。
在他的小说的90年代时空中，游走的似乎是都市或大学校园的新人类。而另一些小说中来自老中国或旧中国的人物身上，则散发着历史新编或历史戏仿的味道。遍读李冯的小说，我以为他的最重要贡献是以个人叙述的方式，提出或解释或展开了偏爱当代青年而又进入新的困境的一系列范畴：爱情、性恋、自由、真诚、青春、友谊和生命等。这主要出现在他的前一类小说之中。
那些为他赢得声誉的小说似乎没有很清楚的主题，但我们能够从小说表现的“状态”之中，揣摩作者的意图和意向。这是一个特定群体的“状态”：青年的个人状态和个人的欲望状态。社会永远不会失去目标，但是，“他们”似乎处于失去社会目标的状态。其他社会群体任重道远，为实现宏伟蓝图和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样，相比较而言，上述的“他们”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同社会和责任两相脱钩。社会和责任也已到几乎完全忽略“他们”的地步。读书和工作对于他们，主要是个人行为，归宿也已失去社会意义。自由是有限度的，但暂时已够“他们”享用，在不妨碍社会和其他群体的前提下。爱和性使青春有所附丽，使生命充实起来，使个人联接个人，使孤独暂时离开。
李冯等人都会比较理智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小说。这是晚生代的一个优势。李冯认为与自己同年龄层的一些作家如东西、朱文、邱华栋与李大卫等人的小说，正体现出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一些特点，“这集中体现在本土现实与个人体验的结合”。“这些小说的最大长处便在于它们的内容与情绪上是可感的，而在文学技巧上又是随意、同内容吻合与不落入文学教条的”。他认为：“一个好的中国作家，运用的总应该是真实的个人思维而不是所谓的文学思维。”（《关于小说的断想》，《南方文坛》1997年第3期）实际上， 他们以及他们的“个人”并非与时代和精神无关。李冯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诉说：
我们生活在中国，又是在这样一个相当独特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十分古怪。作为爱思考的人，我们的精神也焦躁不安。我们既关心现在时，关心肉体、健康、金钱、名望，可我们对那纯精神的诱惑，也充满了渴求。我们热衷于谈论我们的信仰，乐于听听那些宗教布道。我们的精神中荡漾着杂乱的空无。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哪个方向去都是有可能的，但在这种情形下，往哪个方向去，都可能会愈纠缠愈纠缠不清。
过多地思考抽象的主题对作家可能是有伤害的——它能使人沉迷于其中，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和具体的写作。
我发现自己的身上还有着某种本土情结。不管怎么写，某种本土的精神、趣味、结构或面貌似乎终应在写作中呈现。
因为写作终究是个人的，一旦思路扯得过宽过远又可能收不回来，终究还得回到具体的写作与自己的焦虑，以及，个人对生活的反应。（《前与后》，《作家》1996年第2期）
《多米诺女孩》、《招魂术》、《最后的爱》、《地铁》、《探望》、《我的朋友曾见》、《王郎和苏小眉》、《在锻炼地》、《蝴蝶》、《倒霉蛋马海皮及其他》、《辛秀秀》、《过江》等，那里面有许多从空虚、虚荣、刺激和怜悯出发的爱和性，这些爱和性可能是某些故事叙述的终结，但肯定不是“他们”欲望的最后锚泊地。无论是故事中的人物，还是叙述者，都在以个人方式倾诉欲望，实际上，它们是永远也无法实现或满足的。《王郎和苏小眉》中有一场逐渐沉重的爱情游戏或角逐，一方从不经意到经意，而另一方则从经意到不经意。这里有爱的发现、爱的课程、爱的失落以及性与爱的占有悖论：《倒霉蛋马海皮及其他》的宿舍坏蛋和班级风波，被教育者之间及其与教育者之间相互教育的关系，由于离校后的回忆添上了教育后的重新“教育”的总结色彩；《在锻炼地》的形式主义锻炼，带给一群上岗前的锻炼者一个社会盲区，他们却有了一个短暂置换或替代异性“朋友”的佳机，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的“锻炼”代替了社会斗争的锻炼，这也是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忘却，微弱地反讽意蕴，为“锻炼”提供了一个新的注释；《辛秀秀》的新上岗女教师的开头诸事懵懂等等，都是。作者的研究生和大学教师履历，使故事的可信性有了保证。
我们发掘社会性资源竭尽全力，但对于个人性资源总有点吝啬或偏见。如果个人性资源不能得以认识和利用，那么社会性资源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发掘。从这样的意义上，或许能够理解文学中的社会性何以常常膨胀到虚假的地步。个人总是在交往行动及其生活形式中的个人。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个人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生活形式的主体，在九十年代完全孤立生存，进行独白，是不可能的。只要同其他主体发生关系，进行交往和对话，他就必然是在一定前提下行事，就必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承认和遵循一些规范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性意味着互主体性，个人性的基础是相互性。这种相互性实行于各种复杂的条件下，表现为种种形态和变态。李冯们的个人性完全可以读作微观社会性，或个人相关的、个人占有的社会性，这是1989年以后社会性范畴分裂的文学反映。它是宏观社会性的重要对应，是社会性在当代社会和文学中的重要发展。当然，个人性的价值本身就是社会和包括文学在内的认识发展的产物。换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李冯们的小说，也许能够发现新的意义。
《牛郎》、《16世纪的卖油郎》、《另一种声音》、《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等小说，不妨当作都市或校园新人类对美丽的传说／神话／经典的重新阅读和转述，也是社会／文化现实上升到话语层面，而形成的一套关于神话／神性或理想／历史的表述。在《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这里的神话／经典，已经变成现代关于神话／经典的话语。进而成为关于现实的神话／经典。这就使神话／经典的消解具有了现实性。我们可以进一步理清，在作者看来，神话／神性／理想既不存在于审美领域，也不存在于历史／现实领域，而是在审美与历史、虚构与真实这些话语领域之间不断地周转和交流。小说写作表明了作者在不同话语领域之间作出了一种明朗的、个人的选择。作者从一个新的视角／立场读出神话／经典文本的新意，同时以小说语言又将这种所谓新人类的“新意”表达出来。作者以一种特定的故事形式为语言与社会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互通互补、共同建构的关系。作者把历史与理想、历史与形式结合起来，不把神话／经典文本看作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对的自足体。实际上，这也适用于所谓“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界说。通过神话／经典文本，读者可以社会的、真正的过去；这些文本也在转变成“文献”，被人们利用来解释历史／现实。这时，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作者可能摧毁了先前的连贯性，并使过去认为的历史／现实不断地被改写，经典／神话文本似乎产生于“现代想象”。这也反证了历史的文本性，即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采用神话／经典，实际上多少是为了把历史文本中性化。把神话／文本的最终所指，那个曾经实在的事件放逐了。同时，作者借助从现代个人的角度对于神性／经典性的拆解，释放了被压制的、非主流的、边缘性强的弱势文化。
《另一种声音》中，孙行者全无革命和造反的猴性，带着取经后的疲惫，并且已是酒色之徒，唐僧“募捐”，沙僧走火入魔，八戒更是娶了七女，名盖京华的名妓何翠花成了主角，还有翻译经卷“包销三千部”的说法，出租司机要求兑换美元，这真是捏合了古代与现代的人欲横流。《16世纪的卖油郎》里，卖油郎替恋人赎身而又将恋人和自己出卖给金钱。《孔子》中的孔子变成了流浪汉和流亡者。言谈举止不乏迂腐。有些小说是在对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重写或改写，如《另一种声音》之于《西游记》，《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之于《水浒》和《金瓶梅》，《16世纪的卖油郎》之于《醒世恒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牛郎》之于相关神话传说和古诗，等等，接纳时空比较自由，重视结构经营，结合对传统文化和时代意识的反讽。《西游记》作者收“仆”，孙行者回到花果山后，变成新娘，却回复不了原形，成了压寨夫人。《另一种声音》里，像他的其他几篇历史小说一样，喜欢使用拼帖和变形，以此消解历史和神话的隐喻性，因为历史神话／文学典故固有的隐喻性，是经不住平面化的拆解的。任何读者也没有勇气将《西游记》的不朽同懒散嗜睡的孙行者联系起来。
《庐隐之死》基本上是纪实写法，下了不少实证功夫。死亡、爱情、虚无的主题，加之作者的个人议论和自我描写，带有一定的时代意识和历史反思作者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总得抓住些什么的。我们要不就得有灵魂，要不就干脆没有灵魂；我们要不得为灵魂痛苦，要不就得为没有灵魂而苦恼。”作者执着寻找虚空中的具体和实在，并且实现了初衷。以小说回首一个充满死亡和浪漫的时代，作者利用了爱和死扭结在一起的真实故事和人物：庐隐和郭梦良，捎带着李唯建，套上石评梅和高君宇。作者主要是从历史上小人物的死亡的角度去观照小人物的爱情的，他没有过多地把兴趣放在使女主人名噪一时的罗曼史和文才上，作者以一种明智和抒情的语言方式表述如下：“在一段历史中，照亮了我们的并非教科书，也非教科书中提及的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是一些属于个人的小历史。它如一面面小镜子，将折射之光穿透了那微茫的时空，同时也彼此映现。”这就是进入李冯小说的历史价值观。
不过，对于李冯来说，时空最为自由的结构存在于历史真实性最少的古典或经典文本之中。这里所谓结构，已经是以历史意识出现的现实意识的物化了。比如孙行者，既然善变，作者干脆让他在“变”上“栽”了：变成新娘无法回复，从压寨夫人到一代名妓到聋哑老妪到吴承恩女仆，作为《西游记》的第一个读者，恢复记忆，最终成为西装革履的现代青年。当作者面对现代青年时，他的结构似乎是充满矛盾而不断变幻的。因为他同他心爱的或玩赏的青年男女在许多地方十分相似，并且他似乎就是站在他们当中观察他们。说他和他们拥有基本相近或相似的价值观，大抵可以成立。情感嬗变和命运变幻，就像情感纠葛一样，最频繁地出现在青年身上，这和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多米诺女孩》和《过江》都可以套用作者在小说中的评议：“可是，我们又如何抗拒自身的这种天性——这种将日常生活短暂戏剧化的本能呢？在我们寻找生命真实的同时，我们困难是更热衷于其虚假的一面”。其他几篇小说里出现的王郎、苏小眉、曾见、金博士，都属于总是把握不准个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青年。而作者的个人生活背景是作者自己在写作中难以断然割舍的。笼统而言，对生活的热爱，对世界的怀疑，是李冯及其小说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但是，讲究结构，并且使之自由地凝结反讽和反隐喻的叙述，是李冯小说的个人风格。
二
谈到鬼子，我想首先比较完整地引用《人民文学》编辑李敬泽两段对于《被雨淋湿的河》的精辟评论：
《小说选刊》第八期和《中华文学选刊》第四期转载了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原载《人民文学》第四期）。重读这篇小说依然感到令人窒息的沉重。在1997年潮汐般涌来的表现现实生活的小说中，《被雨淋湿的河》将是一块留在岸上的坚硬的石头。但我已不想再讨论文本与现实的关系，我只是觉得，现在有许多聪明、轻巧的小说，这很不错，但如果没有鬼子这种沉重，这种如坦克般严厉的、硬碰硬的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我们就终究缺点什么。（《看小说——1997年8月》， 《作家报》1997年9月25日）
李敬泽在1997年第5 期《人民文学》题为《一篇小说和十三首诗》的编者按中，这样特别推荐：
《被雨淋湿的河》是青年作家鬼子的新作。从小说的社会学着眼，作品或可称为一个有疑问的人物闯世界的经历，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情境中，以激进的方式对真实抑或虚妄价值的执著追求。作品所涉及的现实问题尖锐、复杂，开放与固守、贫困与富裕、邪恶与正义、犯罪与良知之间的冲突所酿成的悲剧，令人忧郁、感动。自然，作品展现的不仅仅是这些，小说营造的气氛，让人领略了文学使伦理成为作品美学问题的创造。而河床被雨淋湿，从生命存在的意义去理解，作品有着更为深厚的内涵。
读鬼子的小说，总有一种知道“鬼子”就要“进村”，却不知道“鬼子”什么时候“进村”的感觉。然而鬼子小说的深刻性，最主要的还是对悲剧性的理解和把握。
这篇小说的紧张情节主要是由“我”经询问或被告知而叙述出来的。由于我的转述，阅读并不显得那么惊心动魂。但是，晓雷的故事是个悲剧，则没有疑问。读者需要思考的主要是晓雷的人格。这是一种在内在性上较为和谐而充满合理性，但却绝对不能见容于社会和法制的人格。因此，它必然会毁灭，他只能被从肉体上消灭。晓雷的性格说不上伟大，但富有正义感和人之常情，虽属异端和极端，却使人同情甚至赞赏。他从道义上留下了一些似乎永恒的东西。他的死，会引起诸如我们这样的已经被社会苦难濡染得近乎麻木的读者的悲悯甚至悲痛。我们可能会对他的义无返顾的或者亡命之徒的自我牺牲精神发出赞叹。
构成悲剧基础的冲突，恩格斯认为是阶级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产生。这种提法包括了悲剧性冲突的几种常见的类型，但并没有把他们包括净尽。因为，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纷纭复杂的悲剧性冲突是不可穷尽的。
如同现代许多悲剧一样，《被雨淋湿的河》的中心往往是悲剧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不谐调、平衡状态的破坏，通过这面棱镜观照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晓雷的行为特点并不像他的行为那么简单。其中有着多层次性和深刻的心理学理由，他的看似简单的行为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实际动因和象征性动因而展开。这里的复杂，主要是指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他自己是怀着充分的、雄辩的理由去反抗去支持去杀人。他的悲剧性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的特殊性格的严重失误，小说揭示了尖锐而又不可克服的个性矛盾的悲剧性冲突，主人公晓雷与他周围的人们、与不公平的社会环境的纷争。他的失误在自身中包含着重要的历史内容，诸如不顾一切地迎击社会转型中的混乱和无序，以恶对恶的相对合理性等等。失误本身也是不同社会倾向之间斗争的体现。
在小说中，冲突是通过人的精神胜利来实现的，是在对惩治一切罪犯（当然包括晓雷）的，并同他们敌对的严刑峻法进行周旋和逃避的过程中，同时，又是在同强大的恶势力进行斗争中表现的。晓雷的悲剧的主要情节是在回忆中出现的，因而人物活动的时空范围亦即小说中悲剧展开的空间和时间显著扩大。晓雷的被打开的微观世界在悲剧中跟他周围宏观世界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宏观世界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恶贯满盈却作威作福的恶棍，并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到具有国家意义的问题，还有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伦理关系。晓雷与周围的悲剧性冲突，除了反映存在的悲剧成分、走投无路的心绪和悲观绝望情愫之外，也能促使我们对恶警觉，了解向恶战斗者的复杂性，以及环境中恶资源的再生性，这些带有未来的意义。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的：“培养我们悲剧性的生的欢乐，使我们勇敢地作出生的准备，并认清生活的所有旋涡和深渊。”他还反复强调，净化作为悲剧的结局的激情，是任何悲剧都固有的。我们不否认：小说中晓雷的悲剧，在已被作者刻意减弱的强度中，以结局使我们产生有限的激情；但是，除了英雄主义或亡命主义，还有受苦受难式的悲剧性表现。因而给读者以安慰。
悲剧的审美情感，如休谟所说，包含着悲与喜、恐惧与愉快。晓雷及故事的悲剧性，让我们重新体验一次有限与无限在艺术中的守则：悲剧性把无与伦比的个性的死亡理解为整个世界的不可挽救的崩溃时，同时也确立了宇宙的牢固性、永恒性和无限性，尽管有限之物离它而去。从晓雷的性格本身，就可以看出他死亡的原因。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这样的人物身上有悲剧性的罪过。但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认为死者有罪是残酷的。他更强调：造成主人公死亡的罪过在于那种必须加以改变的不良社会环境。当然，黑格尔的理论同样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参照晓雷的悲剧：悲剧性格是能动的，倾向于反抗残酷的环境，一心想用行动解决存在的复杂问题。确实，晓雷的性格是过于“能动”了。在西方戏剧史和文学史上，我们有时看到：悲剧性表现为个人行为的规范制约性与个人欲望、愿望、意向之间的矛盾的反映。晓雷的悲剧性也有这样一个侧面。
我还愿意把晓雷看作一个传奇人物。我在他的故事中，读出几分浪漫的苦难，或苦难的浪漫。浪漫主义也有其悲剧观的优越性。世界的悲剧性状态通过精神状态（世界性的悲哀）表现出来，肯定了恶的不可避免性和与恶斗争的永恒性。晓雷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恶抗恶。并且他对于世界不抱希望。似乎总是在自暴自弃地绝望地与世界同归于尽。在这里，精神状态就是对于物质状态的克服或超度。此外，晓雷的死又似乎是荒谬的，不那么光荣的，而他的生也不怎么伟大。他的行动自由跟必然性永远对立，他的悲剧性总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他的罪过。由此，存在主义那种泛悲剧主义的根性，那种把生等同于死，认为生和死同样荒谬的影子映现出来。鬼子说过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
想把作家当好的作家们，近段里都在忙着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做两半，一半是希望那些先锋的作家们如何从逃避“现实”的世界里回到“现在”来，以免失去广大的读者，却又不失文学应该具备的先锋；另一半是希望那些与现实分享艰难的作家们别丢了文学，因为他们的那些作品常常让人觉得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没有多少差异。（《我的一点看法》、《南方文坛》1997年第3期）
中篇小说《农村弟弟》（《钟山》1996年第6期）里， 死了四个人，都是为了户口。但小说与其说是提出户口问题，不如说是凸现普通人生存的艰辛和原始。父亲为了情欲而非爱情，同丑陋的女人偶然的性爱，留下了私生子一撮毛马思，即“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父母之间无爱情可言，而且连性爱也不能苟且：父亲不是被一脚踢翻，就是被一举掀翻：“一丝不挂的父亲仰翻在床前那片惨亮的灯光里！”一撮毛的母亲“独守空床一辈子”，临了被儿子砍掉了手指。母亲被自戕的一撮毛惊吓而死，父亲潦倒愁苦病死，而一撮毛则被逼婚的玉梅叫弟弟杀死。一撮毛设计义救县长老婆，打死李条，先当村长后做乡干，最终还是让人杀死，并且把“马思”涂改成“马屎”。穷，似乎是万恶之源，百祸之根，甚至无爱之因。户口有宿命色彩，生命却没有分量。小说中，城乡居民的命运并无多大差别。说明作者以悲悯情怀，对于有无城镇户口的中国人的苦难观照一视同仁。
阅读《谁开的门》（《作家》1996年第6期）， 使我想起大江健三郎的青年之作《羊人》。它们都有着存在主义与本土体验、个人洞穿高度结合的非凡成功。存在先于本质。本质可以改善。本质可以选择。选择值得尊重。因为关涉本质。本质包括尊严。尤其对于东方。包括日本中国。“面子”，在中国或日本有着一定的限度，也有被选择被决定的问题。有时似乎就是一句话，司空见惯却关连重大。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羊人》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可以选择隐私的尊严而放弃法律的尊严。在鬼子的《谁开的门》里，胡子，一个普通的男人，也许过于普通而近于窝囊，让罪犯在眼前在家中奸污了自己的妻子，所有人都认为他算不上是男人。但是，因为这件事被刘警员的丈夫一再写进报纸，并且因为未经允许又不肯道歉，不象男人的男人却忍无可忍又有所准备地杀死刘警员的丈夫，终于成了大家都认为是男人的男人。他为什么从非男人变成男人？胡子对来看最后一眼的妻子说：
活不成就活不成反正那样活着心里也觉得不是东西。
我心里本来是希望他说点什么让我舒服一点的话，说他没有事先告诉我们他就又写了他这样做不对，如果他这样说了，那可能也就了事了，可是他从来就没想到过要这么对我说。
他不说他就不说吧，可他总不该说我那是找他闹事。
我们本来已经是不幸者了，再又加了他那么一写，我们不是更加不幸吗？再加了他那么一个人那么一副脸孔，你说我这个当男人的我心里怎么能受得了。我心里就想：他妈的那我就给你找个理由吧！我心想我不仅要给你找个理由给你闹事，我心里想说不定我还能找到理由把你给杀了。
在小说里，胡子及其本性如同存在，可以改变。他可以违反公认的原则诸如法律等，真正地自我行动。改变人的本性和社会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同时，人们只能从他们自身内部中才有希望获得进行这样的变更的帮助。作者十分自然地写出了这种改变的情节过程和心理过程。写出了（所谓）男人被逼为非男人，又由（所谓）非男人被逼为男人的转折和变化。男人本来就处于焦虑之中：“其实男人更需要关怀”（广告语），尤其是在由于案发和“被写”以及被指为“闹事”，而突破男人的禁忌的非常时候。胡子也许根本不知存在主义为何物，但他如同存在主义者一样，笼罩在焦虑感之中。焦虑感导源于两种因素的冲突：受到压抑的意识力图用适当的方式来表现自己；而它却被禁锢在脆弱的形式之中。突发事件给了他终身难得的机会，使他有了“理由”，让他选择所谓男人的价值准则。他通过“主观”（如上“我心想”）来达到突破，作为个人实现了“信仰的跳跃”（克尔凯郭尔语）。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使命和责任感，虽然终将“活不成”而受到惩治。但是，他由于实现了“真实的存在”而与永恒的时间同在。他打碎“理性逻辑的枷锁”，改变了自己“存在的意识”和“内在的对事物的态度”（克氏）。鬼子以能动的态度，利用存在主义的合理内核。他对于存在的本土处理和个人理解，尤为高超。首先，西方价值范畴“隐私”与东方价值范畴“面子”，在胡子的身上既相区别又相关联。前者不影响后者，可以忍气吞声，后者如被剥夺，前者也荡然无存。“面子”几乎高于一切，成了本体或本质。对它的伤害要远重于对人身的侵犯。它成了人生的目标，目标丧失，人生即可舍弃。其次，作者写出了存在的不合法性后面的合理性。受害者胡子成为对于另一种加害者的加害者，有一定的值得同情处。同时指出了社会层面的问题性，诸如新闻舆论与隐私权，受害者的权益保障，恶性民事纠纷的防范等等。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怎样会似乎只是由于语言的失误，而变成了“敌我矛盾”。第三，语言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到底“谁开的门”，能够说得清查得清吗？直到胡子坐以待毙之时，夫妻俩也没有搞清楚。隐私不能见诸文字，“面子”必须诉诸语言，这个似乎属于语言的矛盾也并不那么简单。最后，小说毕竟以案件为题材，案子本身也有连锁性，调查取证笔录，又带来新案：罪犯又犯新案，胡子铤而走险。真可谓案后有案。写法上，几乎以对话或引述来贯穿，增添了现场感和日常性，减少了神秘感和紧张性，这样似乎让我们更加体验到现代社会中，“事件”发生的随机性的偶然性。案件也“紧贴”普通人物，并且笼罩着焦虑和无奈的心理。也可以说，小说不无内在的紧张感，加上语言上的轻松，恐怕比较好读。
小说《苏通之死》（《收获》1997年第2期）里的苏通， 虽然自认为是作家，并且是现实主义，但小说却一直发表不出去，疏通关节也未能奏效。出版社出了坏书，黑副局长率组整顿。苏通气不顺，顶撞、退职。下海却如鱼得水。他以自己的头脑深受书商赏识，也为自己换来滚滚金钱。作家梦破灭，婚姻也随着赢来妻子的小说化为灰烬而顷刻崩溃。精神支柱坍塌，婚姻家庭解体，堕落或嫖娼也无法填补空虚的心灵。最后的死法同西门庆一样。文化批判或社会批判是小说的母题。小说前半部分还有些将苏通的故事同苏通的小说纠结叙述的设计，但它并不能遮蔽后半部的压抑和批判母题的尖锐。这种由人文价值的毁灭而张扬的批判，用所谓苏通的小说开头为形象：
这是一个相当通俗的中午，天当然是明亮明亮的，到处是白花花的阳光，但我的脑子里却是黑暗一片，我走在大路上，却有一种爬行于深渊的感觉。
总之，比起鬼子，在理解和表现当代中国人存在的苦难和苦难的存在方面，目前鲜有超出其右的作家。
三
关于东西，我曾专文谈过。但要说的话似乎依然很多。以后也许还有机会。这次，限于篇幅，不打算展开。东西虽然以其大量小说，获得全国性的影响，但人们对于他小说中的地域文化风貌，注意得还是很不够。广西或南方的地域性，进入诸如东西这样的新一代或所谓晚生代作家的作品，遭遇现代性，该会发生怎样之情形？这恐怕不仅是东西的小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品格或思想精神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广西文学的文化特色。广西有着地域方面和民族方面的文化优势，但它必须与现代性相结合，才能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才有走向未来的文化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东西是有很强烈的代表性的。东西作为小说家，艺术才能相当全面，加上生活基础扎实，文化底气充足，因而对于高度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是现代现实主义在晚生代以及在广西的重要代表。要论南方文学，不能忽略东西。如果排除东西，晚生代便明显缺失了一些现实主义的力度、深度和厚度。而这所谓“三度”，恰恰是整个晚生代应当在未来走向中补足的。当代农村或都市生活，在东西的小说里，都有出色表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他的笔下相得益彰，和合成趣。甚至新历史小说，他的不多几篇，也写得比较成功。特别是《祖先》，堪称代表性之作。所以，才能全面，穿透力强，在同一代作家中，是十分难得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将“先锋性”自然地加以本土化、地域化和个人化。他将外来的文学观念和叙述方法化用得如此出神入化，以至难以找出什么生硬之处。他对于现代小说有着独特的个人理解，这就是属于东西自己的，或者说已经充分个人化的某种传统与现代的、异域与地域的文化结合点。从这个意义上，东西的文学道路是成功的、宽广的。从某种意义上，东西的道路在整个晚生代的今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它代表着个人性同社会性如何最优融合的文化方向。
最后，请让我转引李冯谈论广西小说和东西小说（实际上也包括了鬼子和李冯）的一段话作结：
关于广西小说，我本人对地域写作一向兴致不高，另外我也觉得用地域划分文学难免机械，但对这个话题有两点我是有感而发的：第一就是一个地区小说的出色，主要体现在它拥有一些出色的个体小说家，例如谈到广西小说，我们总会联想起东西、鬼子、凡一平、沈东子等，所以谈到广西小说水平的提高，需要的正是每个小说作者从他们个人的角度去进行不懈的努力。第二，一个小说家怎样去从他体现过的风土人情中汲取养料，这其中大有讲究。从这个角度，确实可以写出精彩的作品。这方面，新一代广西作家中做得最好的是东西。对东西作品中那种独特的南方气息，许多评论家都深有体会并曾指出。也许，对众多生活在南方的小说作者而言，东西小说在这方面的努力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写作上更有趣味的可能（《关于小说的断想》，《南方文坛》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