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比较、模式和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模型论文,模式论文,绩效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营性出版单位评价与公益性出版单位评价
新闻出版行业探索出版社的评价体系，首先从经营性出版单位评价着手。新闻出版总署在2007年曾公布了一个出版能力榜，机工、建工、轻工、法律、邮电、电子等出版社排名靠前，但商务排第36，人文社排第55。有论者认为这个排名缺乏对文化贡献的评估。[1]
2008年6月，总署出台了《经营性图书出版单位等级评估办法》，2009年发布结果。有学者认为这个评估标准对硬指标有较好的指向，而软指标设计则相对薄弱[2]。笔者认为，现有的出版业统计和评价体系，只是单纯地建立在经济学层面上，没有或缺少对文化贡献的统计和评价。
近几年对于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评价研究和实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指标体系逐渐完善，如第一大项“图书出版能力”就包含图书内容质量、专业特色、重点图书出版情况、获奖图书情况、图书再版重印率、图书销售、版权输出、图书编校质量、图书印装质量等9个子项，而且，其中的“重点图书出版情况、获奖图书情况、图书再版重印率”三项就是直接对文化贡献的诉求和引导。今后所要做的就是强化、细化和量化这些软实力指标。第五大项附加项目“公益事业”，宗旨是为引导图书出版单位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强化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评估图书出版单位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这是经营性出版单位文化贡献指标设置的主要拓展项，这些探索为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整体评价奠定了基调。
西方国家的出版机构主要可分为营利性出版机构、政府出版机构、大学出版机构和社团出版机构等，后三者等基本属于公益性出版机构。国内出版机构一般分为经营性出版单位和公益性出版单位。绝大部分大学出版社必须于2009年年底完成转企改制，只有极少数高校出版社可以保留事业体制。笔者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制度选择，随着国内出版业的充分发展和大学出版体制的理顺，今后相当部分的大学出版社最终将发展成为公益性出版单位，这是大学出版社历史使命回归之使然。
相对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评价，公益性出版单位评价自然滞后得多。这是有其原因的：（1）出版体制改革进程主要以经营性出版单位的企业化、股份化、产业化为逻辑主线，整个行业将眼球投入到这类单位；（2）经营性出版单位的企业化，使得它直接借鉴一般工业评价指标有其合理性，而公益性出版单位就不具备与一般工业评价有更多的交集；（3）文化指标的建立隐藏着复杂，由于统计数据的不易获得，加上文化问题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部分指标的界定也具有不确定性，研究结果难以被准确的解读，文化指标的广泛运用和推广也就较为困难。因此，对公益性出版单位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活动的反思与推进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估的模式
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估的模式，就是确定评估体系的框架、维度和边界。其中，框架应体现对被评估对象的全面认识和评估内容的基本分类；维度则进一步区分具体的评估范围、对象类型，以便有可操作性。一般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模式多采用“维度-基本指标-修正指标”的结构，这一模式对一般公共部门具有通用价值，因而将它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估的基本结构。
1.维度与基本指标
在进行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估指标设计时，首先要充分挖掘公益性出版单位和公共出版服务的发展轨迹、事业状态、政策方针和实践需要。目前经历改制转企后，公益性出版单位最主要的是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类出版社，总共应有60余家，它们是我国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的主体部分。公益性出版单位必须深化改革，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推动政事分开、事企分开，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深化公益性出版单位内部组织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实行人员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建立健全竞争、激励、约束机制，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积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达国家或国内发达地区的相关公共文化指标及内容，作为本指标体系的参考。这里有三个指标体系较有价值。
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公共文化服务指数。服务水平、服务能力、服务潜力是三个一级指标，服务水平指数由服务规模、服务质量、均等化程度和合意性程度4个指标组成；服务能力指数由动员资源、整合资源、运用资源和创新能力4个测量指标组成；服务潜力由动力因素、社会参与和可持续性3个指标进行测量。[3]
二是台湾文化指标（TWCI）。该指标自2003年起开始研发，至2004年底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指标系统的架构与评价点。该文化指标架构包括“创造力”（关于作品与创作的价值）、“文化积累”（文化精神资产的累积）、“可亲性”（社会各阶层接触文化的机会）、“多元共存”（不同文化的尊重和包容，尤其是弱势文化以及生态多样性）四大核心价值以及“经济效益”（测度文化政策、计划所带动的经济效益）与“培力效益”（政策所创造的参与组织、人员与政府部门的文化培力效益）两项向度指标。[4]
三是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标。该指标自2005年开始研究，形成五个维度76个指标，五个评估维度为：发展规模（设施、载体等基本建设情况）、政府投入（公共财政投入经费及其使用状况）和社会参与（供给的社会化、市场化及市民文化活动参与情况）、运作机制（机构管理过程中涉及的制度问题）和公众满意度（顾客角度的满意调查）。[5]
根据公益性出版单位和公共出版服务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参照以上指标体系，经过选择、归纳和提炼，指标的评估维度分为服务规模与水平、运作机制、产品与服务创新、品牌力与影响力、社会满意度等5个。
（1）服务规模与水平
服务规模与水平是显性指标，是一个时期内公益性出版单位服务能力的外在表现，由均等化程度、多元化程度、便利化程度表征。均等化程度是一个公平性指标，考量居民受益程度及分享文化基本权利的机会，其中参入人口比例、覆盖地区范围是2个突出的量化指标。多元化程度考量文化生态环境，是否让不同文化形态显现，历史与民族文化积累出版、出版语种、出版主题学科类型3个指标必不可少。便利化程度主要是居民获取产品和服务的方便性，考量公益性出版物载体、发行渠道、公益性出版单位网络体系和农家书屋等是否为居民提供近距离、经常性文化服务。发行网点、销售方式、物流基础体系是必需的主要指标。
（2）运作机制
这一维度主要侧重人员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建立健全竞争、激励、约束机制，以改善当前公益性出版单位效率低下，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政府投入经费、社会投入情况、理（董）事会治理结构、人员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市场化运作、外部监督作为主要指标。
（3）图书产品与服务创新
创新性是一个较难直接评估的维度，但是公益性出版单位的创新能力又确实是客观存在并且有很大区别的。研发投入资金、国家出版工程入选项目数量与金额、版权引进、专业人才数量、获奖图书数量、获奖人次等至少是比较重要且容易计量的。
（4）影响力与品牌力
影响力是反映图书产品内容质量的最高标准，影响力持久的图书就凝聚为品牌，拥有众多有影响力的品牌图书的出版社无一不是品牌出版社，是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商务、三联、牛津、剑桥等出版社是也。影响力与品牌力在过去是一个定性或主观判断的东西，但现在，科学计量学开始借助网络等工具，做了较好的数据积累，这些数据能够为影响力说话。
《出版科学》2010年从第一期开始，登载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苏新宁教授指导撰写的一系列出版社学术影响力评价的研究成果。数据采自2000-2007年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运用引文分析法，分别对艺术学、新闻传播学、文化学、体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宗教学、民族学等近20个学科论文引用图书的相关出版社进行统计，提出对这些相应学科最具影响力的百家出版社，对部分出版社进行简要介绍，论证其在相应学科领域的影响[6]。这说明引用率是一个相对科学且成功的计量指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人民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被引次数最高，共19157次，且占绝对优势，第二名中央文献出版社的1984次无可企及[7]。这表明人民出版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影响力之大。当然，引用率严格意义上还应包括图书对图书的引用，这样也许更准确，但是CSSCI对论文的基本覆盖可以忽略图书缺位所造成的分析结果的偏差。除引用率以外，版权输出、再版与重印、书评/转载/连载、应用效果等也是重要指标。
（5）社会满意度
公共出版服务质量、效率和效益的高低，最直接、最客观的反映就是公众的满意度。事实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一项文化服务或活动绩效评估的最直接办法，就是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公众的满意度，目的是体现公共出版服务以人为本、服务于公民文化权利的根本宗旨；同时满意度的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克服文化绩效难以量化测度的问题。如农家书屋的读物就是要让农民“看得懂、买得起、用得上”，因此无偿性程度、价格合理程度、出版品种/数量、出版物实用性程度成为重要指标。
2.修正指标等技术性指标
在确定评估指标时，还要多次应用技术性指标，对现有基本指标予以修正。
一是指标要素：指基本指标的含义，包括定量指标的统计方法，定性标准的评议规则，如假设“外部监督”指标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5个等级，五个等级如何评定需要有详细的说明。
二是标准分值和权重：每个基本指标标准分值为100分，设不同评价等级，便于比较和考量；对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估这样多维度指标进行评价时，由于不同指标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应该根据评价指标对评价对象影响程度的大小，给每个指标进行权值设定。理论上有主观构权法和客观构权法两种权重分配[8]。就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估而言，由于已经建立了CSSCI数据、版权引进/输出数据、出版品种/语种数据、获奖数据，以及许多定量指标的可测度，就使得各项定量指标可以根据影响大小或价值高低进行排序，通过回归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值。但是另有其他一些指标必须通过专家评判和层次分析计算指标的权值。因此采用客观构权法和主观构权法相结合，确定各指标权重值。
三是修正指标：指对基本指标进行校正的少数、却是重要的辅助指标，首先用于使不同环境中的同类评估对象处于基本一致的评估起点上，其次是对基本指标中不符合实际指标进行校正。
三、公共出版服务绩效评估指标模型的进一步分型
公益性出版单位的产品和服务有其特殊群体，如人民出版社（包含各地人民出版社）主要面向研究社会思潮的高端读者提供政治宣传出版物和学术性出版物及其服务；民族出版社（包含各地民族出版社）主要为特定的少数民族群众提供该民族的语言文字出版物及其服务；盲文出版社和古籍出版社都圈定了比较明显的读者群。因此在指标要素中，所取样本应该是可以而且必须对特定读者予以界定，在具体指标设计上要结合不同类型进一步予以分型。如对于政治性出版为主要任务的人民出版社，以及以科技出版为主要职责的大学出版社，就要重视图书的影响力和品牌力。图书的影响力和品牌力从根本上决定着这类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是最为重要的向度，必须予以特殊权重，在总分100分中给以不少于30％的权重系数。但是这一指标就不能要求少数民族出版社、盲文出版社，而应该对其服务覆盖范围和主持或参与公共出版工程项目的力度方面予以较大比例的权重。总之，在具体设计公益性出版单位评价指标体系时，可进一步分型为人民出版社类、大学出版社类、古籍出版社类、少数民族出版社类和盲文出版社类。前三者以学术影响力为主，后两者则以照顾居民基本阅读权利为主。
在指标要素的具体测量中，90％的评价点可以直接采用定量方法，余下10％的少数指标点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和专家评价法相结合的综合计分法。因此，测量的计量化，提高了实施的可操作性和结论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