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多样化势态与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势态论文,集体主义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1999)04-0003-04
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21世纪向人类的全方位挑战即将成为现实。与此相应，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世纪转换之际，精心谋划的种种应战也将接受实践的考验。党的十五大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中华民族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重要战略举措，它关系着社会主义中国在21世纪的兴衰与成败。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经济体制转变的最终完成，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看，引导人们正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明显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多样化势态，坚持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导向，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于我们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世纪的严重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价值观是指关于价值观念的完整系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价值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它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信念、信仰、追求和理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价值观念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部分，受着社会存在的制约，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反映。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价值观明显地呈现多元性的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是多种经济成份的统一体。它不仅含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有大量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多种经济成份必然产生多元的市场主体，而任何一种市场主体都要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选择一定的价值取向。其次，作为社会意识存在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或者超越于一定的经济关系而出现，或者滞后于其依附的经济关系而残存。因此，在目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虽然从总体上看，人们的价值观正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逐步转变，以效率观念、公平竞争观念、自主自强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进步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有的会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烙印，也有的会带有剥削阶级腐朽价值观的气息。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体系。实行对外开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资金、商品大量涌入我国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乘虚而入，同中国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发生激烈的冲撞，从而使我国价值观领域的多元性状况更加突出。以上三点主要原因，造成了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价值观领域里的多元价值观冲突的格局。
从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多元价值观冲突格局的形成，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的出现，能以强大的力量影响人们头脑中价值观念的弃旧更新，使其尽快完全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化价值观，也含有一些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如现代科学文明中的理性精神，现代道德文明中的社会公德意识等等。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对待它，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必然会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朝向进步的方向转变。因此，我们应大胆正视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现状，不能一看到了多元价值观的相互冲突就惶惶不安，更不能错误地把它说成是改革开放的失误。
其实，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多元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撞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问题的关键似乎已不在于人们是否认同价值观的多元存在，而在于人们价值观的如何选择，即应倡导、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国家的主导价值观。我们知道，价值观念制约着人们行为的选择，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不同，其行为也就会有所不同。人际关系的冲突，民族之间的纷争，国家内部发生的动乱，都可以从价值观的对立与冲突中寻觅到其归因。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定，都必然要把能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加以倡导。这是因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主导社会理想、信念和精神风尚的灵魂，它对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种种价值观念中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成份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因而也是稳定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精神支柱，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在世纪转换之际，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都非常关注其主导价值观的确立问题。例如，在美国，由于60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公民中的大多数反战者抨击美国企图用战争的手段决定一个遥远国家未来的命运，是不道德的，甚至攻击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腐朽堕落的。对于美国来说，总统历来被认为是体现国家价值观的杰出代表，但因与水门丑闻之类的政治事件相关的尼克松总统的不光彩辞职，大大削弱了美国人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信仰。美国的物质富裕一直是使美国的价值观念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养料，但自70年代后期发生的国民对国家物资富裕程度下降的恐惧，许多美国人对支撑美国社会制度的“个人自由”、“竞争”等基本价值观念失去信仰，使美国社会价值观念领域出现了对原有价值观念动摇的局面。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说：“我们对未来信心的逐步丧失，有彻底毁灭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危险。……美国精神发生这种危机的征兆，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面对美国社会价值观领域出现的危机，数年来一批政治界、教育界和企业界的领袖人物，针对美国人对价值观的新需求，试图将“进行全国性合作的价值的信仰”纳入国家新的主导价值观的框架。这种新的主导价值观同美国人以往的基本价值观是有很大区别的。日本也是如此，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末期即70年代中期以后，“价值观多样化”这一语言开始广泛地被人们使用。80年代末期以后，价值观多样化的研究成了教育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许多伦理学家、道德学家试图通过对当代日本社会价值观多样化的历史与现状、价值观多样化的实态与结构以及价值观多样化的走向与展望等问题的探讨，在日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需求、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21世纪新人类价值观这三者的交融处，寻求日本国家新的主导价值观。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在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正视和承认价值观取向的多样化，还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决不能允许价值观念的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在现在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导向，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
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提倡、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呢？前一时期，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理论误区：认为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也应发生根本转变。集体主义价值观是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已经不适合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了。市场经济凸现的是个人价值、个人利益，重视的是个人的物质需求、物质利益，因而个人主义价值观应代替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这种观点把集体主义价值观与计划经济体制强拉在一起，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固然对强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具有一定影响作用，但决不能把这种作用误解或夸大为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领域里实施了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为了巩固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更新，而不是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变更。因此，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地位不能有丝毫改变。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大量实践，尤其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与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矛盾，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才能从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使社会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使劳动者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也只有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才能把市场经济本身带有的诸如“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序竞争”、“贫富悬殊”等负效应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果离开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导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被蒙上了“假、大、空”的重重阴影，增大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教育的难度。如何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科学地认识并自觉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导向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批判地继承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集体主义，合理地对其进行体系结构的调整和内容的更新，形成新的集体主义。与传统的集体主义相比，这种新的集体主义应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首先，强调集体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集体成员的正当的个人利益。我们知道，传统的集体主义具有片面地强调集体至上性、绝对性的弊端，其突出表现为：过分地强调了集体的权利，而对个人的权利重视不够；过分地强调了集体形成后个人对集体应承担的义务，而对一个真实的集体形成的前提条件即集体必须维护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的义务承诺强调不够。因此，集体主义被蒙上了“假”的阴影。要使集体主义剥开这层阴影，放射其真理的光辉，首先必须靠集体主义自身的完善，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求，将集体应当对个人承担的义务加以科学阐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的集体是由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体所组成的。这些主体都有其明确的个人利益，都有其自身的个性和能力获得全面发展的强烈欲望。为了自身利益的获得和需要的满足，他们才实行了“劳动的联合”或“资本的联合”。这种性质的集体，应是维护各个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实现组成集体的各个主体的自我价值。集体的共同准则，应是集体成员实现个人利益目的的必要手段。集体成员遵循集体的共同准则，“服从他们自立的共同控制”，维护的是具体的、真实的集体，而不是抽象的、虚假的集体。这种新型的集体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关系的真实反映，既与个人主义有本质区别，也不同于传统的集体主义。
可能有人会出于好意而担心，如果强调集体形成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就会走向另一极端，即崇尚个人至上，最终导致个人主义。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处于一定集体之中的人们，从长期的切身体验中，一旦形成了自己归属的集体是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保证这种信念之后，就会将自己的集体视为自身的“保护神”。人们在自己的“保护神”面前，只会虔诚地祷告，由衷地供奉，绝不会有丝毫的不敬或怠慢，也绝不会做出为了个人利益的获得而去损害自己的“保护神”这种蠢笨之举。我们的集体主义，大胆地承认集体形成的出发点是为了个人利益，努力地在实践中去获取广大群众的认同，就会产生巨大的不可离散的向心力。
其次，要体现道德要求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主义，缺乏清楚的层次性要求，过分地强调了道德的先进性，忽视了道德的广泛性要求，错误地把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应该践行的集体主义的最高层次要求视为集体主义要求的全部内容，从而使集体主义蒙上了“大”的阴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把集体主义说成是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要剥开人们心头的这层阴雾，就必须对集体主义在现阶段对人们的层次性要求进行合乎实际的科学的阐释。我国现阶段的集体主义的层次性要求，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的思想道德境界层次性的客观状况，符合社会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准的实际水平。集体主义的先进性要求是针对社会先进分子而言的。作为社会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应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应站在时代潮流的面前，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奋斗开拓，公而忘私，舍己为人，勇于奉献，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主义的广泛性要求是针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般社会公民，与共产党人相比，其思想道德境界还处于较低的层面上，因此，不应该不合实际地用社会先进分子必须达到的集体主义高层次标准去要求他们，只要他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具有谦让精神，能做到“三兼顾”，即在实现个人合理利益的同时，兼顾到他人、国家和整个社会利益，就可以说他们坚持了集体主义原则。这种要求也是对一个合格社会公民的起码要求，它具体表现为：履行公民的权力和义务，遵纪守法；坚持用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去制约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社会进步；依靠有利于建设现代化、振兴中华的辛勤诚实的劳动，去争取幸福的生活。集体主义先进性和广泛性这两个层面的要求，不是相互割裂、断然对立的，而是有机地统一为一体的。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应该遵循集体主义高层次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以“楷模效应”促进广大人民群众道德境界升华。我们还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集体主义高层次的要求，形成鼓励先进的社会氛围，强化人们尊重、敬仰、学习先进的健康心理，引导不同觉悟的人们一起向上。
再次，要体现践行道德义务与谋求切身利益的统一。传统的集体主义在对人们的要求上，不仅有不分层次的单一化、理想化倾向，而且多流于抽象的说教，缺少可操作性，不能与人们的切身实际利益挂钩，致使不少人发生误解，把集体主义看成是上级领导教育人民群众的“训词”，看成是高谈阔论的“空话”。要想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就必须强化道德法制化建设的力度，把集体主义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措施、制度乃至法制上去。过去，我们对道德规范特殊性的认识，有一些偏差，认为道德规范表现在人们的举止言行上，深藏于人们的品格、习性之中，因而是一种非制度化的规范。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规范也应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就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科学概括。正如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好、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不仅道德原则、规范需要制度化，而且道德要求的实施也应该制度化。也就是说，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条例、守则、公约等，把道德要求与人们履行自己工作岗位的职责紧密联系起来，与人们现实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有力地克服道德建设“软化”现象，使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巨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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