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中国对外关系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之初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不久，人们又走完了一个百年之旅。人们企盼新世纪的到来，是寄希望于一个和平、发展、合作的新世界。世纪之初，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稳定，但是局部地区动荡、紧张，国际格局仍处于调整期。全球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增长和复苏，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世界经济复苏显著。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南北差距继续扩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错，国际安全中不确定因素增多。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大国关系出现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局面。一些大国在自身实力有所提高的基础上，重视相互间的合作。同时由于战略差异，难掩相互间的利益矛盾。中国外交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外交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坦诚、负责、务实、开放面对一系列跌宕起伏的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外交的谋划凸显出自信与智慧。
一、国家间关系的模式
新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历程中，适时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国家关系模式，即结盟、不结盟和战略伙伴。世纪之交，中国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模式。中国先后同一些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以及地区性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式的国家关系。伙伴关系的理念与实践，表明中国是国际社会的积极合作者，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推进者。
1.以结盟为主的国家关系模式
冷战时期，国家关系的特点是基于两大集团的对抗而结成不同的集团，形成了政治、军事的尖锐对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任务“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1](P1)。中国曾经同苏联建立了盟国关系。“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鲜明地反映出了中国外交的盟友和敌对者。20世纪60年代，中国反帝反修，推行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支持的是不结盟运动。泾渭分明的阵线，打击对象十分明确。“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2](P589)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外交的战略，是面对敌手寻求战略关系，是中国为摆脱威胁的最佳方案。这种选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制约和中国本身实力的限制。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在冷战时期摆脱集团对抗。中国外交的前30年是或同苏联结盟反对美国，或同美国联手反对苏联。联合对象明确，打击对象清楚。
中苏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关系是名副其实的盟国关系，不但有盟约，而且也是事实上的盟友关系。60年代中国团结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是在建立一条统一战线，而不是建立盟友关系。70年代中国同美国等国家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是盟国关系，即中国不是加入美国集团。中美这种战略合作主要针对第三国，因而其基础十分脆弱。从国家关系模式来看，中国外交的前30年，除了与苏联结盟不足10年外，其余时间均游离在两大集团之外，使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对两个对手。中苏结盟，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工业基础。在中苏合作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是，中国在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和真正的人民解放的两大任务中存在的矛盾。完全的民族独立是要彻底摆脱外来干涉，但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又不得不依靠苏联。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等足以说明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既是毛泽东的唯一选择，也是毛泽东不得已的选择。
新中国前30年的对外关系模式，留给人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无论哪种思考，都不能离开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环境。
2.不结盟的国家关系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强调不结盟，表示不同任何国家建立战略关系。这是对以前集团政治对立中的国家关系的调整，也是中国外交放弃以美苏划线、联合一个反对另一个的国家关系模式。虽然冷战还未结束，两大集团的打拼已是强弩之末。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P57)不结盟的国家关系模式，顺应了和平和发展的世界潮流，为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不结盟是针对结盟而言，是对结盟模式的反思，更加强调独立自主。改革开放初期，中美建交，中苏关系改善，中国的政策对世界极富吸引力。中国又一次面临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邓小平指出，如果看着美国的脸色、发达国家的脸色、苏联的脸色行事，还有什么独立性。他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外交实现了由“一条线”到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出现了不结盟的国家关系模式。邓小平认为：阵营、大家庭、集团政治都不好，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不结盟的国家关系模式是在对中国客观定位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不结盟可以更好摆脱或减少外来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社会制度差异带来的对抗，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发展。不结盟的国家关系模式使中国外交会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更加灵活和主动。
冷战的最后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不结盟的国家关系模式适应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中国外交并没有因此出现曲折，而是中国外交在不断发展，国家关系出现了良性互动。不结盟的国家关系模式，它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两极格局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3.伙伴式的国家关系模式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提出同一些国家建立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发展跨世纪的国家关系。1996年，中国领导人在欧亚会议上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同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2002年，中国又提出，“建立面向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4](P446)。
伙伴式国家关系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更加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即是一种相互借重关系，也是互相制衡的关系；伙伴关系不是结盟，是针对冷战思维而建立的新型国家关系。这种新型关系，“只是双方的协作友好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4](P446)
无论是结盟还是不结盟，都是两极格局下的国家关系模式，脱不开冷战的藩篱。伙伴关系是在冷战结束后提出的，是一种霸权后的国家关系模式。伙伴关系是双赢式的非零和博弈，强调的是合作共赢，而不是对抗。这种合作是平等的合作，而非依赖性。
伙伴关系的提出与实践，着眼于新的世纪，被人们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外交。构建国际机制是以国家关系为基础，与和平、发展、合作相适应的国家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战略合作关系。
1997年，中国第一次明确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从此确立了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成功最主要的是应奉行一项伙伴关系战略。
二、睦邻互信的周边关系
睦邻友好、协和万邦是中国的美德。《左传》说：亲人善邦，国之宝也。新中国以平等原则对待一切邻国，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冷战后，由于两极体系的瓦解，中国的周边多种力量凸现，矛盾错综复杂，周边各种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一些国家重新定义和组合战略关系，中国周边力量的天平还是倾向美国。
世纪之交，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发展周边国家关系的方针，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思路和和平、安全、合作、繁荣的政策目标。冷战结束以后，中国一方面解决同周边国家冷战时期的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在睦邻互信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新世纪之初，中国解决了同绝大多数邻国的陆上边界问题。中俄以及与中亚国家的边界问题的解决，使中国北部边陲得到稳定。中越陆上边界在经过了近十年的战火之后，终于在新世纪之初得以解决。目前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也出现了和平解决的良好势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范围的扩大，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多领域、全方位、睦邻互信的局面。
1.不断增强互信
无论解决历史问题，还是现实合作，其基础都是互信。冷战后的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增加信任的过程。由于冷战的原因，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存在不信任，即使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周边国家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对他们构成威胁。1991年10月，当美国从菲律宾撤出时，东盟国家担心会出现新的权力平衡的角色。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说明双方互信进一步增强。双方也由睦邻互信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到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印互不为威胁，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无疑这是两国增强信任的结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为同周边国家在政治领域的互信提供了新的经验。中国同蒙古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这使双边关系不断发展。如果说，中国同周边国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的话，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任问题。东北亚合作的缓慢发展，主要是信任度的降低。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原则立场，以及合作的实践，使周边国家增加了对中国的信任度，互利双赢的现实，进一步推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
2.合作多元化
中国的周边发展状况不平衡，矛盾交错。一方面是合作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合作的空间。新世纪，双方在政治上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双边关系，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经贸合作的大力提升，为周边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在中国的贸易总额中举足轻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同东盟的贸易额为1059亿美元。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典范。拟于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之所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为各方带来实惠。中国与毗邻而居的中亚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具有天然的优势。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为中亚油气东输提供了市场，也符合中亚国家的油气兴国的战略。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既有传统安全又有非传统安全。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禁毒、打击跨国犯罪、反洗钱，以及控制疾病的蔓延、减灾等方面进行了合作。周边热点问题也出现了缓和的趋势。朝核会谈道路曲折既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同时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机遇。中越共同渔业区的确认，为中国同一些国家解决海上划界问题带来了曙光。
3.合作的机制化
中国周边的合作呈现出机制化的特点。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的和参与合作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在稳定周边关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10+1)、中日韩与东盟的合作(10+3)、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地区经合组织、不定期的首脑互访，以及包括专业部长会议的各类执行机制等，是合作的机制化的体现。上海合作组织在建立互信关系、维护边界安全、打击“三股势力”，以及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极富成效。目前，该组织已由单纯的和平与安全合作扩大到经济合作领域，同时建立了秘书处，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中国同周边国家合作的机制化尚不平衡，有的发展比较成熟，有的相对落后。东北亚地区合作的缓慢发展，主要受到冷战遗产的影响。该地区冷战遗产最为突出，由此形成了合作的艰难性。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合作必须要抛弃冷战思维。
周边国家是中国的重要地缘战略依托，睦邻互信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极为重要。缔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不断拓展同周边国家的合作领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关键。
三、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
冷战的结束，是集团政治军事对抗的历史终结。冷战后，人们更加关注共同利益——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也是大国的利益，同时，大国对此负有更大的责任。冷战后，中国努力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新世纪，中国同主要大国家间的关系总体平稳，合作领域扩大深入。
1.政治互信加深
中国同大国的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各异，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历史相差，以及冷战时期的对抗，政治上长期互不信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主要西方国家除了看好中国的市场之外，觊觎政治的改变。中国顺利渡过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困难期，这使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幻想破灭。“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原则使中美关系走出低谷。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以私人的名义访问美国，严重违反了中美三个公报的精神，使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度大打折扣。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接踵而来的撞机事件，使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再次出现危机。“9·11”事件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双方在反恐领域的合作，表明双方的互信度增强。2005年上半年，赖斯两次访华，说明两国关系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无疑会使中美关系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促使中美间原有问题地位的下降，新发问题地位的上升。其结果，是美国对中国防范的加强。冷战后，中美跌宕起伏的关系表明，双方互信增强，双方关系顺利发展；双方互信度降低，就会出现曲折。互信在中欧关系中也是同样的重要。1994年以来，欧盟多次发表对华政策性文件，说明欧盟十分重视作为其亚洲战略重点的中国。1998年欧盟提出与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把中欧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俄和欧日的同等水平。中国也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欧盟同中国关系顺利发展，是双方互信不断增强的结果。中俄关系由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性伙伴关系，表明了双方互信的程度。
2.经济贸易关系持续发展
中国同主要大国的经济不在同一水平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就决定了双方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不对等性。互补互利的经贸关系，已成为双方的重要支柱。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11547亿美元，其中，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1772亿美元，中美贸易额1696亿美元，中日贸易额1678亿美元。中国同三方的贸易总额为5146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额的45%。经贸合作是新世纪中美关系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领域。中美两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战略目标。美国将中国列为重点开拓的十大新兴市场的首位。美国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物美价廉的商品使两国互补互利。欧盟一直是中国的重要投资方和最大的技术供应方。任何一个大国的成长过程中，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成为一个大国（即对任何其他国家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需要一个繁荣的经济基础。”[6](P605)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与世界的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3.合作与斗争并存
中国同大国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又存在深刻的分歧，既合作又斗争。中国同大国面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促进共同安全。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对解决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被广泛关注的朝核问题，在中国同一些大国的努力下，已经举行了6方会谈，但要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还需艰苦的努力。中国同一些大国在人权、经贸、台湾问题、战略目标等方面还存在矛盾和差异。中国同各个大国间的关系发展不平衡，但是中国努力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只有中国完全统一，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否则，双方的分歧与斗争，就不会停止。中国同日本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的分歧，短期内解决的可能性不大。欧盟实行的对华武器禁运，带有深层次的矛盾。中国同一些大国的合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的一面，并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中国同一些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不同，使一些国家对华必然采取遏制。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仍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7](P3)。
四、构建新的国际体系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使中国的多边外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至今中国已经加入了政府间的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其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全球化带来了公共利益的扩大，公共利益需要合理的国际体系。任何国家在追逐国家利益时不得不考虑是否损害了他国的利益。全球化时代，多边主义在逐步代替无政府状态。冷战结束以后，多边外交十分活跃，国际组织成为国际体系的推动者。冷战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积极构建新的国际体系。
1.国际体制的合作者
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长期远离国际体系，使之在无经验的情况下，迫切地要求融入国际社会。对制度的批判和挑战，来自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合作意味着利益的实现、权力的体现。尽管“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8](P40)。但是，中国至少在经济制度中是受益者。中国在同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得到了实惠。中国从世界银行得到资金、技术和援助。中国的发展是在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的，而不是在对体系的挑战过程中实现。中国自加入WTO以后，遵守承诺。2004-2005年，中国对WTO成员国的关税将会进一步下降，其工业产品平均关税为9.4%，农产品为14.5%。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国际环境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有关，更主要的是对相关国际体制认识的转变。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更多的是中国主动适应国际合作、国际竞争的通行惯例。中国同APEC双赢的合作，提供了南北合作的新模式。中国与WTO是相互了解和促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的“艰难和代价正是中国长期与世隔绝的成本”[9](P1)。不论中国与WTO主要成员国的实用主义有多强，毕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2.适度修正国际体制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复杂过程，不只是一种单纯自我调整的、受动的和单向的过程，它实际上也是影响、改造、修正这些体制的正反馈过程。”[9](P39)修正是对事物的完善，而不是破坏。现行的国际体制最初是由大国建立的，大国的意志得到了明显体现。中国在同国际组织的交往中，得到是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冲击。所以，如果完全挑战国际体制，对中国的发展不利。国际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对现行体制的修正。所以，对现行体制加以完善是新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必须回应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是国际政治结构改革最重要的环节。改革如此之慎重，呈现出的是对不适合今天国际社会的修正，既修正到符合今天国际社会的需要。如果采用“彻底改造”的立场，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国际人权等方面的合作，采用“保留”和“二元化”的坚持，也是一种明显的修正。
新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了解、合作、促进的同时，矛盾与障碍也同时产生。比如中国在国际体制中的权利与义务、国际体制对中国的约束与遏制、国际体制的性质与作用等。对此，需要理论的分析。这些矛盾和障碍是无政府性体系中必然存在的，也恰恰是这种无政府性体系，更需要不断的修正和完善。
世纪之交，中国以建立伙伴关系构建新世纪的对外关系，突出了同周边国家、发达国家的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同时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民间外交和政党外交。客观地看，新世纪中国外交是全方位和全面发展的外交。新世纪的中国外交，是中国世纪外交理念的反应。新世纪中国外交的理念和外交实践，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