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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1；F1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2X（2002）01－0046－04
一、国家经济安全观及环境分析
由于“安全”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和发展的概念，那国家安全的涵义必然也是相对的和发展的。早期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指领土或主权安全，以后逐渐多元化，外延也不断扩大，形成现代意义上复杂而严密的国家安全体系：包括国家政治安全、国家军事安全、国家经济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等。《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将它解释为“是国家保卫其内在价值不受外在威胁的能力”。冷战时期，各国的国家安全大都强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间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安全便越来越凸显，成为国家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庞大且重大的战略命题。全球化的浪潮加之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更使经济安全的地位日渐上升，成为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中最突出的部分；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强化了各国对其经济安全的认识和关注，“经济安全是其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1 ］有些大国声称：经济安全是其国家安全的基础和支柱（美国），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俄罗斯）。［2］（P175 ）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定位于全球经济利益的攫取上，甚至因此而威胁或损害别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却只能将其经济安全定位于维护本国的合法和合理权益，争取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消除贫困和加速发展的正当手段。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国情不同，面临的经济威胁也不一样，因此各国对经济安全的理解和国家经济安全观的表现都有其独特性。比如美国，是典型的扩张性安全观，强调资源保障、技术优势和市场拓展，并为此不惜四处出击维持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优势和攫取能力，并通过各种手段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其目的在于“要求开放国外市场，让美国商品平等进入”。［3］（P270 ）而俄罗斯由于体制转型和国内经济的持续危机状态，其国家经济安全观表现为一种“养息型”安全观，既要致力于摆脱内部经济危机，同时也要防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渗透，维护民族经济的相对完整和尽快恢复大国的经济地位。日本由于其资源小国和经济大国的独特矛盾，强调资源和市场保障，尤其是海外资源的保障，因此其经济观表现为明显的“保障型”或者说是“依赖型”。欧盟在国际市场要和美、日抗衡，表现为“集聚型”安全观，强调集聚地区优势、集团优势和传统优势，体系内部协调一致并抵制外部竞争者。中国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华民族传统上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此我们的经济安全观定位为“保证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威胁”，［4］同时，抓住时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属典型的“发展型”安全观。
从地缘学的角度看，我国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也很敏感，这就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存在着许多不利。我国的北面是最大的陆心国俄罗斯，它若要寻求海洋利益，必然对我们东北部安全构成威胁；我国东面是海洋强国日本，它若要寻求陆上利益也必然要以我国东北部陆境作跳板，这从臭名昭著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史称《田中奏折》1927年）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到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叫嚣的“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充分体现。和我国隔海相望的有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中美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美国冷战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都是我国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我国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的陆缘地区，一直是陆心国家向外扩张与海洋大国入侵的腹地，争霸世界的必争之地。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看，当我国孱弱时，我们就被陆上大国和海上强国欺凌与宰割，甚至成为它们双方直接交战的战场；当我们独立后与某一方结盟时，我们必然参与一方利益与另一方对抗，因而在冲突发生时，必然处于交恶的前沿；当我们与双方破裂时，就受到来自陆上和海上的威胁与压力，处于两面受敌之势。”［5］（P55）但从经济安全角度看，这个地缘位置，却是利弊参半。如果我国的“等距离、不结盟”政治外交战略成功发展，那么就很有利于发展双边或多边贸易，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的先进产业嫁接和落后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从而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成功实践就证明这一点。同时也不可忽视的存在着改革的经济风险、自由贸易中的分工损失（垂直分工）以及市场安全、产业安全、资源安全和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威胁，1997年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惨跌已让我们预先看到了可能的失衡结果，同时也警告我们要冷静对待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以防患于未然。
二、目前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特点及对策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加之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就必然赋予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观两重涵义：一是维护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保持内部有效调控的能力，促进改革开放；二是抵御国际市场冲击维护民族工业利益和保障本国经济福利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安全状态，基础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体制转换过程中，要保持政府的有效调控能力，以便在培育新的经济秩序中抵御和补偿大的“天灾”或“人祸”所造成的非正常干扰，同时，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发展，形成和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不受发达国家控制或牵制。随着多哈会议的一锤定音，我们就进入了“国际经济奥林匹克竞赛”场，竞争和安全，成为规范约束经济行为的重要原则。
对于中国以至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空谈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发展国内经济实力，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是增加本国经济抗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和关键措施。但发展不是孤立的，是和现行以及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密切相关。由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着各种国际经贸组织和区域合作组织，制定并执行“国际规则”，使整个世界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活动符合它们的利益，这就必然对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并对其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加入WTO，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竞争，同时也要采取相应有效的措施来提高我国经济安全系数，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笔者觉得首先是改善企业管理，强化经济运行的监督；提高重要经济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保证投资决策的质量；加强企业财务监督，提高审核制度的透明度，杜绝“黑箱作业”，防止价格扭曲和泡沫现象出现，以对付国家经济风险的应变能力。［1］其次，进行全民经济素质持续教育，增强经济安全意识尤其是决策者的经济安全意识，学会运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法来保障自身权益。再次，坚持“等距离、不结盟”外交战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逐步分解美欧日主导的现行国际经济规则。我国已经多次运用外援这个有力武器团结了第三世界国家，成功分解了美日等国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攻难。二战后，外援成为经济大国推行经济安全政策的重要手段，是获得长远经济利益的必要保障，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80年代日本就多次运用外援增加其经济扩张力和安全度。
就国内因素而言，可能导致我国经济非安全运行的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经济制度、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二是在既定的有缺陷或无缺陷的“结构条件”下，来自国内各方面的过多的“非正常干扰”。就前者而言，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时期，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秩序混乱、外资外贸结构过于集中等等，严重影响经济健康运行和政府有效调控的力度。就后者而言，我国受季风气候影响，农业生产很不稳定，粮食供应能力近几年连续下降；管理理念落后导致国有资产保值能力下降，集团性经济犯罪频出，个别高级领导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导致集团或地区经济陷入陷阱或误区等等，这些都严重危害着我国的经济安全。要控制或消除以上不安全因素，首先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之计。“全球化能快速带来资本和技术，但它不能快速带来良好的制度和市场管理能力（经济、知识等），而这两项对经济的繁荣和赶超同样重要。”［6 ］制度安排的两大目标即经济原则和安全原则。东南亚各国就是由于体制滞后埋下安全隐患，在金融领域导致严重危机。我们的体制改革必须强化前瞻性研究，适应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挑战，真正作到政企分开，使企业成为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它要求建立起具备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市场供求关系最终决定和形成价格，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它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对经济运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和缺陷；它要求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保证市场主体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经济运行的法制化；它要求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中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7］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由于制度变迁从深层次讲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效率和社会公平问题，以此促进稳定发展。“尊重多数人的权利和选择，保护各阶层安宁共处，给民众以秩序的稳定感，建立保障效率与公平的机制和制度。”［8］其次， 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培育科技创新机制，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整体上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这样才能切实保障产业安全。再次，加强整顿市场秩序，打击经济犯罪和恶劣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之前先促进“全国市场一体化和法规化”，为企业健康转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还有，严格决策论证，防止职务犯罪减少失误、避免损失，同时强化国家战略储备能力和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切实保证国内安宁和内需旺盛。
从国际方面讲，加入WTO，等于我们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 构成经济全球化的三大部分，即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经营的跨国模式使世界各国在商品、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信息和技术等方面的交往空前繁荣和复杂。一方面促进了全球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配置，形成适当的国际分工体系，推动全球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各国的经济磨擦加剧、分配矛盾突出。可以说，一国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受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主权国家对本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实施控制和保护的能力越来越在减弱。但主权国家的作用和利益排他性却不可能改变，因此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便越来越显著。“经济安全在国家层面上，是指一个国家经济体系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经济体系得以持续、安全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经济安全在国际层面上，是指各国为自身经济利益、经济发展而在国际舞台上获取安全保障的能力的博弈行为；各国为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共同行动。”［9］经济全球化在根本上讲就是全球市场经济化， 在目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它也就是全球经济西方主导化和全球经济发展西方优势绝对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很不利。“我国20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在国际劳动分工中所处的地位较低，国内市场关系还不成熟，在制定经济开放措施时须持慎重态度，全面考虑到本国各经济领域的承受能力，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10］
我国在加入WTO以前， 某些经济不安全因素已经出现：一是长期的对外资外商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同行业民族企业的发展；二是部分国内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控制，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比如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控制中国移动通信设备的90％以上，还有汽车、洗涤、饮料等行业；三是合资合作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尤其是无形资产——民族工业品牌，许多被西方同行以合资为名在市场上刷掉；四是资本外逃严重，据专家估计，仅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就有480 亿美元左右，［11］严重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控制力，增加了金融运作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开放过程中要慎重对待某些问题，既要将产业保护和落后保护区分开来，同时也要适当控制外资结构和渗透范围；既要积极接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资金转移，同时也要改变“以市场换技术或资金”的这种偏面观点，将保护本国市场、提高民族工业竞争力放在首要位置；既要鼓励本国企业跨国境外经营，又要防止资本处逃；既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竞争，同时也要加强区域合作，尤其是亚太经济协作，借助国际力量消除经济不安全因素，保证我国的经济运行安全和经济合作安全。
三、建立面向未来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
我国政府已经将“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同等重要的战略思路提出来，这是基于对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对未来国际竞争的准确把握而作出的重要判断。因此，我们要将我国经济安全纳入一个开放的国际范畴，将发展作为支撑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以社会稳定和内需充分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保证。面对未来复杂的竞争格局，必须首先健全我国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加强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密切跟踪商品和服务市场供求变化，价格涨落，及时准确地掌握可能出现的危机方向，充分把握评价各种因素紧急形态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对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监测，以便迅速捕捉危机先兆。完善我国经济安全的监测指标体系，包括战略物资的自给和储备水平、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外贸结构安全度、环境安全系数、外贸依存度等等。这其中重要的是既要开拓国际市场又不能太依赖国际市场，对于外资进入的行业要进行一定安全论证，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四大重要行业，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的重要骨干企业。同时建立我国的经济安全保证体系，切实保证我国的战略资源安全、市场安全、筹资安全、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