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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逐渐演变为需求主导型。伴随经济成长所产生的需求结构的改变和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已成为制约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如何启动内需也因此成为经济政策中最主要的内容。然而，现有的扩大内需政策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首先，现有的政策较多地着眼于刺激间接需求，使得消费需求的乘数效应难以发挥；其次，刺激居民直接需求的政策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城市居民。所以，如何使现有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在短期内提高应该是刺激内需政策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论短期政策还是较长期的发展战略，都应与中国经济的基本背景相适应
从经济成长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正面临着社会经济双重转变的过程。一方面，多年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步入需求主导型的成长阶段，同时宣告了以“短缺”为特点的供给制约阶段的结束，需求（包括需求结构和需求水平）成为经济增长中最具有制约性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绝对发展水平的差异和既定的人口地域分布特点，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发展中经济的一般特征，即经济尚处于以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为重要内容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之中。由于中国经济的这种基本背景，无论是短期的政策还是较长期的发展战略，都应与之相适应。扩大内需政策也需要充分利用经济转型阶段这种双重转变的相互关系，在运用宏观政策手段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同时，注意由于城市化所导致的需求变化以及实现城市化的农村市场的拓展。
城市化是经济由不发达的二元分割状态向较发达的一体化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转变的现象。城市化现象的发生是由很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会影响很多社会经济变量。其中城市化过程与需求的变化和劳动力就业转变的联系尤为紧密。一般来说，城市化过程会以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平缓移动为结果。
作为一种复合的现象，城市化与很多经济现象间的关系是互为内生的，如经济增长、需求变化等。就其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而言，不同地域间的需求变化引致了城市化，而城市化的进程又会促进市场发育，进一步地影响消费水平与需求结构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水平也在稳步提高，到1997年城市化指数已达30%。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城市化指数在近年显著提高（不到20年间提高了2／3），但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仍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根据钱纳里等对100多个国家20 年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证分析，在人均国民收入为500 美元时的典型特征是城市的人口比例开始超过农村人口；人均国民收入700 美元时的典型特征是非农就业人口超过农业就业人口；而收入转换过程和城市化的进程将到人均国民收入为2000美元时才告结束。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城市化的潜力也就非常巨大，而城市化战略也应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政策。
一、城市化对扩大内需的效应
中国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与已处于“丰裕社会”的发达国家有显著不同
进一步实施城市化战略之所以能对扩大内需起到积极作用，主要在于城市化可以优化现有产品的需求结构，创造新的消费主体。要使经济政策能有效地刺激内需、增加需求，必须对当前需求不足现象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中国经济虽已步入了需求主导型的阶段，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需求不足的现象与已处于“丰裕社会”的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当前的消费需求不足并非所有产品的过剩，只是社会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差异随着收入的增加在扩大；第二，城乡居民并不是同质的消费主体，刺激内需的政策不应只盯住其中的某一群体，而应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不同特征区别对待。城市化过程不仅能提高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而且能在增加现有消费结构下的消费主体的同时，优化现有的产品需求结构，进而起到增加内需的作用。城市化发端于经济中需求结构的转变，而需求结构的转变实际上包涵了两层含义。首先，在地域分布上，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总需求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格局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其次，在总需求的地域分布转变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了城市化的地区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平将引导经济中其他部分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平发生与之相类似的转变。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指数变动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对比后发现，除了改革初期农业制度改革和农产品价格调整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缩小，并与城市化指数背离以外，在其他的年份里两种指数结伴而行。系统地分析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我们也不能因为改革以后这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列出现而断言城市化导致了城乡间消费水平差距的扩大。但我们可以对城市化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作出这样的判断：首先，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绝对规模要高于农村；其次，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在总需求中城市部门所占的比重将逐步加大。同样，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的扩大也将使总需求中城市部门的比重扩大。因此，城市化进程能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规模。
恩格尔系数度量的是收入中用于食品类消费品支出的份额，而该类消费品在总体上可以认为是劣等品。所以，恩格尔系数随着时间序列的降低意味着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类消费品的支出比例不断下降，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而从截面资料看，恩格尔系数差异的大小则体现了不同地区或经济的不同部门在生活质量上差距的程度。
当前经济中内需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对劣等品需求下降，而对正常物品的有效需求尚未形成所致
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动轨迹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改革之初到1988年，恩格尔系数呈一路下降的趋势，从1980年的最高点61.8%下降到1988年的历史最低点53.4%；其后恩格尔系数基本处于徘徊的状态。而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则可分为三个阶段，改革之初到1984年是第一阶段，恩格尔系数基本处于一个较高位的平台；1985年经历了一次较大的下降后至90年代初又是一个平台；其后，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进入持续下降的阶段，到1997年已下降到46.4%，恩格尔系数首次低于50%。从时间序列来观察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无论城乡在总体上都处于下降趋势。但也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速度要快于农村。在改革以后的近20年中，前者下降了10.3个百分点，后者下降了6.7个百分点。 其结果是使两者的差距逐步加大。而城市化过程本身能使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在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化的手段，可以使一部分农村人口的消费由以食品为代表的劣等品消费转向正常物品的消费，从而在需求结构既定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消费群体。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劣等品的需求量会减少，而对于正常物品的消费会逐渐增加。当前经济中内需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对劣等品需求下降，而对正常物品的有效需求尚未形成所致。如前所述，城市化是以需求变动为发端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变化的动态过程。但若对城乡消费需求的结构进行进一步的比较会发现，除食品和日用品以外的其他消费品农村居民的需求收入弹性均高于城镇居民。也就是说，大多数消费品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会高于城市居民。从另一方面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中，自给性消费从1978年的47.2%下降到1996年的27.3%，尚占有较大的比重。将大量的自给性消费转化成货币性消费的前提条件，就是市场的充分发育，而城市化恰恰是发育农村市场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刺激内需政策应充分利用城市化战略，使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从而为整个经济体系增加新的消费点。
二、城市化与消费模式的转变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会通过改变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而扩大社会需求
城市化还可以使居民的消费模式发生转变，从而增加个体消费水平。城市化之所以能促进消费，从根本上说在于农村实现城市化或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消费模式的转变。而城市化为什么能促使他们的消费模式发生转变呢？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首先，城市化使市场可进入性加强。城市化所产生的一个显著的效应就是生产与生活环境的高度聚集。这种聚集效应使得社区联结更为紧密，信息的传递更为便捷，公共性基础设施的边际成本也因为规模效益而降低。对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居民或是转变为城市的农村地区的消费者而言，这些条件的改善可以使他们较以前更方便的利用市场，也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城市地区都具有农村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使消费者的市场可进入性加强。
其次，城市化可产生收入增加效应。城市化对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有明显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化所导致的聚集效应使生产要素市场，尤其使劳动力市场能够更好地发育，而发育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有助于人们获得就业机会；其次，已经实现城市化的地区的工资率相对于农村地区的工资率更高，因此，城市化可以成为提高人们收入的一个间接手段。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加，总需求的数量会相应增加。
第三，城市化会形成消费的示范效应。进入城市的人口很多是因为“城市之光”的吸引。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会对这些刚刚进城的居民产生影响。城市社区的高度聚集和更通畅的信息传递渠道，也使得消费信息的集散更加便利；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也会使消费的热点更容易形成和传播。而这一切又都会通过消费示范效应影响刚刚进城的居民，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
第四，城市化会使流动人口的收入长期化，从而改变收入预期。城市化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原来农村地区的居民随着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或城市的扩张，在生产、生活等行为方式上与原来的城市地区趋同；其二，是指原先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通过人口流动的方式进入城市地区定居。与一般的迁移行为不同的是，通过城市化的方式进入城市的人口对未来会有更为稳定的预期。生命周期理论和终生收入假说告诉我们，人们的消费动机具有跨时期的特点，即预算约束不仅要考虑当期的消费，也要顾及跨时的效用。消费主体行为的前瞻性使得对未来的预期对当期消费的影响颇甚。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城市短期滞留的人口不愿将其收入过多地用于即期的消费。而通过城市化方式进入城市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要较他们稳定，也更愿意消费他们的即期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城市化有利于短期内需求的增加。
最后，城市化导致的人口结构的变动也会带来消费增加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显现，人口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的老年化问题十分突出。目前中国从整体上已经基本进入老年化社会。老年人口比重高，相应地影响到人们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然而，在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存在差别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会通过改变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而扩大社会需求。
结论
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了城市化与居民消费需求变动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需求结构的比较可以发现，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对于提高总需求水平以及转变农村地区的消费模式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但目前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利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本身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将不仅是一个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也会有相当积极的短期效果。虽然城市化过程与经济增长、需求变化等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互为内生的，但政府可以利用城市化政策的外生效果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走势，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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