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改革的逻辑、困境及出路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国有银行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银行的改革发展有着其内在的逻辑，只有认识到这种逻辑，才可能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推向深入，真正建立起我国的现代银行制度。本文从我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入手，分析了国家对国有银行控制、国有银行难以商业化运作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有银行的改革出路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一、渐进式改革使国家利用国有银行获取金融资源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选择的是一条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道路，为了尽量避免社会震荡和减少人民的苦难，我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渐进改革”非但没有使中国像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陷入困境，相反却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的奇迹”（林毅夫，1994）。但是另一方面，这条改革道路却使得今天的国有银行改革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让利于民，以便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阻力。因此，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发生了由原来的聚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就国民储蓄而言，1979年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比例分别为23%、36%、41%，但到了1996年，个人部门的比例上升到75%，企业则下降到20%，而政府部门更是急剧下降到5%。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中约有70%仍来自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创造的GNP只占1/3，而创造2/3GNP的非国有经济上交税收只占财政收入的30%，这种比例关系显然不合理。此外，在国民收入大量向个人倾斜的情况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与GNP之比1992年仅为0.2%，而西方国家对这一比例却达到30%左右，为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这样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收入与GDP之比呈逐年下降态势，1978年这一数字尚为31.2%，1995年则下降到10.7%（1996年和1997年略有上升）。在财政收入不能与国民收入一同增长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却呈现出上升的刚性。这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有些人、有些利益集团受损了，为了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继续稳步推进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国家必须给利益受损者一定程度的补偿。如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时，为了避免工人大量失业而引发社会问题，国家必须给亏损企业以资金支持，使其能维持生存。此外，国家公务人员工资的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补贴及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等都需要大量资金，就国家财力而言已远远满足不了这些方面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有通过另一条途径，即通过金融来获取低成本资金，以支付改革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恰为国家获得大量低成本的金融资源提供了便利。
根据谢平(1996)、张杰(1997)等人的研究，我国改革中国家获取的大量金融资源主要来自两方面：
1.货币发行收入
中央银行凭借其货币发行特权，可以通过发行纸币获得大量的远远超出纸币生产成本的收入，这就是货币发行收入。当然，纸币发行不是无限度的，它必须与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增加相一致，否则，纸币发行过多的代价就是通货膨胀。但在我国，改革的低货币化的初始条件恰为中央银行大量发行纸币来支付改革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极为便利的条件，而且不会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这是由于货币化进程具有吸释货币供给的作用。例如，我国1978年M[,2]/GNP为25%，而1995年则达到105%，可以想见一个从25%的货币化经济向一个100%的货币化经济迈进中，中央银行可以提供多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货币发行，中央银行又可以据此获得多少发行收入。谢平(1996)估计，我国中央银行总资产从1985年的2736亿元增加到1993年的13350亿元，增长了4.88倍，其中仅现金就增加了4877亿元。中国在1978～1995年间货币存量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长与物价的上升速度之和，这就意味着要形成超额货币供给，张杰(1997)估计该超额比率为8%，即M[,2]增长25.2%－（GNP增长9.654%+物价上升7.54%）。如此高的超额货币供给比率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显然是由于其中的相当部分被货币化进程所吸收。
中央银行如此巨大的货币发行收入需通过一定的中介、渠道才能够实现，在我国改革初期公开市场业务条件不具备，央行无法通过吞吐国债影响基础货币时，这个中介自然就落到国有银行身上。八十年代初，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设立，使国家利用国有银行体系获得货币发行收入成为现实的选择。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给国有专业银行，再由专业银行贷款给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通过这个渠道中央银行将其增加的货币发行投入流通。
2.金融剩余
国家通过国有银行可以获取大量的金融剩余，再通过国有银行将这些金融资源重新分配。这一过程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1)国家从非国有经济部门获得的金融资源要远远超出国有银行投入这些部门的贷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及私营经济等非国有经济异军突起，其总体增长速度和效益都超过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约占2/3。在国家控制金融、国有银行垄断社会信用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大部分现金流量只有存在国有银行。
(2)在国民收入大量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成了银行资金最重要的来源，城乡居民在国有银行的储蓄存款要远远超出国有银行发放的个人贷款。
1995年，在国有银行存款中居民部门及非国有经济部门存款占了70%左右，但他们所获得的贷款仅占国有银行贷款总量的20%左右，国有银行按政府意志把贷款的80%都投给了国有企业。在这种不对称的金融资源分配中，国家利用国有银行获得了大量的金融剩余。
总之，货币发行收入和金融剩余在一起使中国在财政收入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保证了低通胀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国有银行在金融资源分配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家获得货币发行收入还是掌握金融剩余都主要是以它为中介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渐进式改革形成对国有银行的依赖刚性，然而正是这一点，使国有银行今后的改革步履艰难。
二、国有银行进一步改革困境的分析
在渐进式改革的初期，国家通过国有银行获取货币发行收入和金融剩余成为一种成本低风险小的制度安排方式。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收益在减少，另一方面成本和风险却在增大。
1.货币化收益递减
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目前已达一定的高度。1991年、1992年和1993年M[,2]/GNP分别达到92%、105.9%和100.39%。由于居民对货币余额的高需求不会持续下去，在货币余额已经很高时，货币化收益就会递减，国家再较大规模扩大货币发行就容易引起通货膨胀。正如麦金农(1993)提出的，中国经济的货币化(M[,2]/GNP)在1991年已达到90%，政府已不能无限制地依赖向国有银行体系的借款，否则，过去13年的伟大成就就会面临危险，东欧型的通货膨胀就不能排除。
2.金融剩余相对减少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居民的储蓄存款及非国有部门的存款都将从国有银行中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转移和分流。但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的行为已在很大程度上受自身利益的支配，它们给国有经济尤其是无效益的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越来越具有被迫性，它们更倾向于介入市场金融过程与具有预算硬约束的非国有部门发生金融联系，这对双方都有利。因此国有银行肯定会从自身利益和安全出发加大对非国有经济及个人部门的贷款。这两方面因素将导致国家获得的金融剩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在国家通过国有银行获取的总收益逐渐下降的同时，国家利用国有银行却付出了极大的成本，这个成本集中地表现为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上，而其根源主要在于国有银企之间资金上的刚性粘合。
改革以来，不少国有企业在日益壮大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竞争中显得有些被动和落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内在的产权残缺使其难以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由此又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缺乏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监督和约束机制，内部人控制严重；分配上大量向个人倾斜，企业自我积累很少，缺乏自我发展的动力和后备力量；在资金上高度依赖银行，负债率居高不下；产品结构调整滞后，不能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这些问题使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相应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沉淀在这些企业里形成了不良资产。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国有企业不能大面积破产，国有银行还得继续发放贷款维持那些没有效益的企业的生存。这样，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在资金上形成了一种刚性粘合，束缚了国有银行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
据有关资料表明，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资产在1万亿以上，超过其自有资本的5倍，如果按照国际上通用的五级资产分类标准，考虑在未到期贷款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又有转化为不良资产的可能性，实际上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数额会更高。若按真正的商业原则，这种坏帐过高的银行早该破产了，但是国有银行还能继续经营下去，这和国家对金融的控制是分不开的。国家通过对直接融资和其它信用形式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控制，防止居民和企业存款分流过快，使国有银行“借新还旧”以存款保支付的维持机制能够延续，而居民之所以愿意将存款存入国有银行，没有发生因国有银行坏帐多而恐慌挤兑，是因为政府对国有银行提供了担保，即无论什么时候，中央政府保证居民在国有银行的存款是能够得到偿还的。在目前我国财政乏力的情况下，这种担保实际上起到了替代财政给国有银行注资的作用。这种以担保替代注资的方式在短期内的确有助于缓解国家财力不足的矛盾，但从长期看，由于风险始终由国家承担，国有银行会不顾一切地争夺个人部门存款，而贷款质量却难有改善，这样潜在的货币信用风险会越积越大，最终将国有银行体制引入死角。因此，国有银行体制必须改革，必须建立起产权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现代银行制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充分考虑到改革国有银行，使之完全商业化运作所带来的风险。这就是1.目前居民的4万多亿存款已被国有银行分配给国有企业使用，其中相当部分已收不回来，如果国有银行真按市场机制运作，它以什么对居民存款负责？2.许多国有企业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得不到信贷支持又该如何？这两个方面包含的风险可想而知。因此，政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这三个主体改革国有银行的动力也不是很强的，目前国有银行的进一步改革实际上是处于两难的僵持状态。
三、国有银行改革走出困境的出路探讨
国有银行改革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建立起有效率的现代银行制度，必须充分认识和遵循改革的内在逻辑，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制衡关系，寻找到改革突破口。从前面对国有银行发展的逻辑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有银行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国有银行自身努力是不够的，需要与之紧密相关的财政、金融和企业等方面的协同改革。
1.从国家保持对国有银行控制的原因分析中，我们可以推论出：经济改革靠金融一条腿走路是不能持久的，必须依靠改革收益来支付改革成本。国有银行改革有赖于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从而使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减轻改革中各种成本都由国有银行承担的压力。为此，有必要实现中国的“财政重建”，尽快提高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扭转那种“强金融弱财政”的不协调局面。因此，首先要控制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保持财政支出增幅略低于财政收入增幅，缩小赤字规模；其次，为确保财政支出的来源同时又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有能力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而税率轻低的税收，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内税收部门，建立一种有管理的税收制度。就目前而言，应着力提高税收征管人员素质，严格减免税的范围，同时，适当增加一些新税种，如遗产税等，增加税收来源。这样随着税基的扩大，国有企业税负也可大大减轻，从而增加它们的发展潜力，增加政府未来收入，有助于政府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均衡，而不必挤占挪用国有银行资金增加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保障制度也能有望早日完善，此时无效益的国有企业的破产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问题，国有银行承担的维持低效益国有企业生存的贷款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2.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国有经济下降到只占三成，而非国有经济已占到七成，我国经济八十年代以来的持续高增长主要就是依靠这块约占70%的非国有经济。但是在金融领域却是相反，仍然是由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国有金融居支配地位，非国有金融及银行信用以外的其它信用形式仍是较少。目前国有金融与非国有金融市场占有率的比例大致为7:3，显然非国有金融与非国有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这种局面就使得对国有银行的改革非常小心谨慎，处理不好便会影响到金融全局的稳定。因此，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若非国有金融成分占到70%，大部分的金融资源都是按市场机制配置的，此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就会相对容易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银行的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发展壮大非国有金融，以体制外增量改革推动体制内存量改革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3.国有银行目前尚不具备完全商业化改革的外部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银行内部经营机制转换就无能为力。笔者认为，国有银行通过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化解和减少资产风险、提高经济效益还有着相当大的运作空间。当前，在对已发生的不良债权采取冲销、清理的同时，更要加强对新增贷款的风险管理，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发生。为此，国有银行要认真执行《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法》中所规定的行长负责制、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和贷款“三查”等制度，并通过岗位责任制将其落到实处。对于目前仍需国有银行发放的维持无效益的国有企业生存的贷款及其它特定贷款需经中央有关政府部门审批，由此形成的不良债权应由财政承担责任，并由财政对银行减税或用其它办法来抵销。
国有银行还需进一步调整贷款结构，优先支持那些产品有市场、生产经营有效益、能恪守信用的各类企业。当前，国有银行在继续保证有效益的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的同时，应加大对非国有部门贷款的比例，增加对非国有部门的金融支持。目前我国的非国有经济已有相当的实力与规模，但其发展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其外源融资长期处在抑制状态。但是，这些非国有部门的进一步发展肯定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外源融资。对一个有理性的非国有经济主体而言，银行贷款对它们来说是硬约束，为了自身的信誉和发展，它们会想方设法按期还贷。如现在银行发放的个人存单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及对部分非国有企业的抵押贷款，基本上都能按期收回本息。从另一角度分析，由于目前我国非国有部门贷款占比较低，中国实际上存在一个与货币化过程十分类似的金融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非国有经济金融需求（外源融资）的释放，国有银行的金融资源将逐步得到转移和重组，这种市场金融交易比例的扩大过程本身就是国有银行的渐进商业化。
4.推进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配套改革
国有银企之间的资金上的刚性粘合是目前国有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国有银行商业化取向的改革就难以取得质的突破。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及资本市场的配套改革，这在理论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究竟怎样发展资本市场，使其成为促进企业建立有效治理结构，打破银企间资金刚性粘合的“解铃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的金融形势及银企关系现状，我国仍必须保持间接融资为主导，直接融资只能适度扩大。如前所述，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融资习惯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变到英美等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而且，如果这样做会给国有银行带来太大的冲击和风险，其“借新还旧”以存款保支付的机制可能维持不下去，另一方面，如果大量良莠不齐的企业纷纷进入证券市场融资，可能给发展中脆弱的证券市场带来灭顶之灾。因此，目前资本市场只能在规范、法制的基础上稳妥地发展，通过严把上市公司质量关，增强人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目前不少企业及地方政府只把资本市场当作“圈钱”的场所，而忽略了资本市场还是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载体这个基本功能，即利用资本市场的破产、兼并、“用脚投票”等机制形成对企业经理人员的外部监控，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功能。当然，资本市场的这一功能不能发挥是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内在缺陷相关的，因为目前占公司总股本70%左右的国家股及国有法人股仍不能流通，企业控制权仍由国家掌握，董事长及总经理仍由政府指派，这就不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形成对企业经理人员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因此，当前应在大力培养我国的机制投资者，如各种基金、投资银行，使之成为有实力的外部监控主体的同时，逐步让国有股上市流通，使资本市场功能的整体发挥具备基本的前提条件。
国有企业应继续做好结构调整工作，遵循抓大放小的方针，在保证国有资产不受侵害的同时，通过承包、租赁、拍卖、出售、托管、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使国有小企业民营化；对于处于竞争领域的大中型企业、可采取“搭便车”经营的方式，即通过产权交易让国家成为小股东，而各种民营经济成为大股东，这样国家可减少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而国有资本仍能得到有效运营和保值增值。同时，国家可利用处理这些企业得到的金融资源投资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需要国家投资和扶持的领域，从宏观上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结构。
在大多数企业已完成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应将改革的注意力引到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上来，通过狠抓内部管理全面提高企业的素质。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当前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1)建立一整套对全体员工特别是经理人员行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2)抓好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产品结构调整，开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并逐步培育自己的名牌产品。
(3)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注重技术进步，形成开发新产品、储备新产品的良性循环。
(4)建立企业的自我积累机制，增强企业发展实力。
(5)建立起强有力的市场营销体系，并以此为企业的“龙头”。
(6)重视并培养企业的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扩大企业知名度。
总之，只有国有企业步入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国有银企之间的关系才具有真正理顺的条件，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才能真正地展开，国有银企才能在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取得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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