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律令#183;秩律》的中二千石秩级阙如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令论文,二年论文,二千石论文,秩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1;D691.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5-0148-03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1]的发表，为研究汉初禄秩序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发展历程中，《秩律》所见十一秩级较先秦为繁而较后来为简，显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但在利用《秩律》的秩级记录时，有些问题应先辨析清楚为好。
本文打算讨论今见《秩律》中看不到“中二千石”秩级的问题。今见《秩律》开篇是从“二千石”秩级开始的：
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秩各二千石（第440、441简，第192页释文）。
这跟先前所知的西汉禄秩很不相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位在“上卿”，包括廷尉等在内的“列卿秩皆中二千石”；而《秩律》最初两简所列御史大夫和诸卿，却都只是二千石而已；“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官之前，还特标“汉”字。如何看待这个记载呢？在研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解说：《秩律》开篇存在缺简，所缺少的是中二千石部分；现在所见二千石诸官都是王国官员，只有“汉中大夫令”和“汉郎中令”这两个明标“汉”字的官职，才是中央王朝之卿。这个说法同时容纳了御史大夫、诸卿仅二千石，以及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特标“汉”字两个疑点，确实是很敏锐的。照此推理，汉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为止的西汉禄秩应是如下情况：
1.朝官：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大仆、少府令、卫尉、奉常，秩二千石；
2.王国官：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大仆、少府令、卫尉、奉常，秩中二千石；
3.朝官：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秩二千石。
第1条内容被认为应在缺简之中，第2、3条见于《秩律》。若是这样，汉初的诸卿秩级就并不平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在二千石，低于中二千石其余诸卿；同时，王国诸卿二千石，也低于朝廷中二千石诸卿。
史料提供的信息不怎么充分，因而上述问题可能是个不定方程，存在不止一组解答。就目前情况加以考虑，笔者仍倾向于“二千石就是《秩律》的最高秩级”这个看法。《秩律》中不见“中二千石”，乃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中二千石”这个秩级，《秩律》开篇并无缺简。史料显示，直到《秩律》的时代，也就是汉高后初年，王国官秩级同于中央，不存在“王国诸卿低朝廷诸卿一级”的情况。请看：
汉兴之初……而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挢抂过其正矣（《汉书·诸侯王表》）。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
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汉书·百宫公卿表》）。
汉初立诸王……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后汉书·百官志五》）。
汉文帝始有“削藩”意图，汉景帝裁撤王国官，汉武帝又压低王国官秩级；但在此前，则是《诸侯王表》“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百官公卿表》“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的情况，即王国官制同于朝廷。《后汉书》说得更为清楚，“百官皆如朝廷”。我想，这不光指王国百官皆备，也包括“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一点，即王国官阶同于中央。换言之，朝廷诸卿和王国诸卿，在当时都止“二千石”而已。按，御史大夫之秩，在汉武帝时是中二千石，再往后又变成“上卿”而超越中二千石。那么，“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恰好就是汉初情况，与《秩律》合若符契。
《后汉书》诸卿“皆秩二千石”之说不是单文孤证，这还可以在贾谊《新书·等齐》中得到印证：
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则法恶得不齐？天子卫御，号为大仆，银印，秩二千石；诸侯之御，号曰大仆，银印，秩二千石，则御已齐矣。御既已齐，则车饰具恶得不齐？
王国维曾言：考之封泥，“始知贾生‘等齐’之篇，孟坚‘同制’之说，信而有征”[2]（卷18）。依贾谊之说，第一，丞相“秩加二千石之上”，列卿如大仆等秩二千石，其间并无“中二千石”一级，而这恰合于《秩律》的记载；第二，贾谊明指“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并反复强调王国与中央“尊无异等”、“恶得不齐”，正反映了当时王国官和中央官比肩同列，并无轩轾。贾谊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跟吕后时行用的《秩律》是一致的。
再来看《汉书·惠帝纪》汉惠帝诏（公元前195年）：
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此诏距汉高后二年不过九年而已，在第一段诏文中出现了二千石、六百石、五百石、二百石诸秩，二千石显然是最高一秩，其上并无“中二千石”。第二段诏文向“故吏”授予“家唯给军赋”的待遇时，最高的受惠者是“佩二千石官印者”。那么，若存在更高秩级的“佩中二千石官印者”的话，怎么会把他们忽略不计了呢？顺便说，《秩律》二千石诸官中所列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和卫将军，应该就是惠帝诏中的“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者。可见，汉惠帝诏所述，与《秩律》在细节上也能互相印证。
汉惠帝诏中无“中二千石”，这跟贾谊的说法正相一致。不妨跟较后的赐爵赐金之例加以比较。《汉书·武帝纪》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汉书·昭帝纪》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昭帝始元五年“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赐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在中二千石成了一个秩级之后，依秩行赏赐爵便都从“中二千石”开始“赐”了，漏了谁也不能漏了他们。反过来说，汉惠帝不赐中二千石，是因为那时还没这个秩级呢。
《秩律》还没有“中二千石”，这一点还可以通过长官的副手“丞”来判断。紧接着前引二千石诸官之后，《秩律》所列内容为：
（二千石诸官，略）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
□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
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酆、云中、□□□□□、新丰、槐里、睢、好畤、沛、合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第43-44页第443-444简，第193页释文）
如上引述主要是为了“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但之所以把御史长史以下都列在这里，是为了显示《秩律》的秩级排列大致由高而降，同时兼顾官职类别。《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秩律》中最高的“丞”就是六百石，却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若干石”的记载。因《秩律》中“二千石□丞六百石”一句的位置并不紧接其二千石长官之后，那么，若《秩律》有中二千石长官，则其丞秩级也不会紧接其后，按《秩律》的排列规律，它应该出现在二千石诸官之后、“二千石□丞六百石”之前这部分里。然而这部分并无中二千石之丞，整个《秩律》都看不到中二千石丞，这只能说明当时还没有中二千石，遑论其丞了。
《秩律》所列诸卿中没有“宗正”一官，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查《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那么，在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罢省宗正之前，王国是有宗正之官的。可《秩律》中却不见宗正，那么，要把《秩律》二千石所列诸卿视为王国官的话，就会遇到如是困难：当时众多王国怎么全都没有宗正之官呢？这也太凑巧了吧？而若把《秩律》二千石诸卿视为朝官的话，这个现象就比较好解释了。比如，当时朝廷的宗正有职无人，所以《秩律》不列，甚至可以猜测这是吕后压抑宗室的刻意之举。这样说来，《秩律》二千石所列诸卿反倒只是朝官了，其中不包括王国官；王国的官职设置比于中央，但并不另列于《秩律》之中。（而且王国设官比之中央，并不包括所有官职，例如《秩律》所见车骑尉、备塞都尉、卫将军，就是王国所没有的。）
进而就是为什么中大夫令、郎中令要特标“汉”字的问题了。下面对此加以讨论。前面假定《秩律》所列诸卿都是朝官而非王国官，然而这与这两个“汉”字好像存在抵牾。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二年律令·津关令》：
相国上中大夫书，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置马关中。有县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为书告津关，来，复传，出，它如律令……（第49页第504、508简，第207-208页释文。按，以508简接504简，采用的是陈伟先生意见）[3]。
相国、御史请郎骑家在关外，骑马即死，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县道官听，为致告居县，受数而籍书马识物、齿、高，上郎中……（第49页第513、514、515简，第208-209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中大夫、谒者得私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书告津关，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1简，第210页释文）。
丞相上鲁御史书，请鲁郎中自给马骑，得买马关中，鲁御史为传，它如令。丞相、御史以闻。制曰：可（第50页第522简，第210页释文）。
据彭浩意见，这些条文的形成时间约在汉惠帝时，至迟不过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4]。
在《津关令》的上文中有个很容易被忽略却很有意思的地方。中央的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买马，由中大夫令上书；中央的郎骑买马，虽说是由“相国、御史请”，但郎中令也负有责任——“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上郎中”、“郎中为传出津关”、“自言郎中，郎中案视”的“郎中”，都是郎中令。但鲁国就不同了，中大夫、谒者和郎中买马，都是“丞相上鲁御史书”，即由御史大夫出面上书奏请。那么，鲁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哪儿去了？他们怎么就不来管管下属买马的事呢？就跟鲁国没有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似的。由此，笔者认为，当时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设置，存在着某种未知隐情。
《秩律》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二卿特别标“汉”字，记作“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而其他诸卿，以至其他诸官，却都没有这种情况。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汉初，王国百官同于朝廷，王国同样有中大夫令、郎中令之官。但笔者以为这里有个例外，比如王国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没有秩级，如同中大夫和郎中在当时没有秩级一样；或是王国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秩级因国而异、不作统一规定。不管怎样，其他各卿的秩级王国同于王朝，惟有属于“内官”或“从官”的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个例外。
从《二年律令》看，王国和中央的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置吏律》记有内官妃嫔之制：“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诸侯王女毋得称公主”（第25页第211-233简，第163页释文）。由于这些规定，皇帝的妃嫔与公主地位高于诸侯王和彻侯了，而汉初还不是如此。刘邦死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此后，软弱的汉惠帝大概不会有这种降低诸侯王的内官规格之举，那也许是吕后所为吧。若吕后有此举措，那么，她也可能同时还降低了王国“内官”中大夫、郎中的规格，比如对中大夫令和郎中令的禄秩另案处理。《二年律令·秩律》肯定出于吕后之时，其中长信詹事得以与诸卿并列就是明证。然则《秩律》中的“汉中大夫令、汉郎中”的两个“汉”字，只能反映诸侯王之中大夫令、郎中令的禄秩安排另有隐情，却不足以证明《秩律》其余诸卿是王国官，当然也就不足以说明朝廷诸卿秩在中二千石了。
最早的一例“中二千石”，见于《史记·孝文本纪》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诏。这份诏书先叙孝文帝功德，随即下令：“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直到汉景帝时史料中才出现了“中二千石”，这也反映了“中二千石”的形成晚于《秩律》。“中二千石”之“中”为何义，一个传统说法是释“中”为“满”；劳幹则认为“中”指京师，是对“郡国”而言的[5]。笔者是赞成劳先生这个意见的。“中二千石”最初是指中央的二千石，后为压抑王国计而提高了中央二千石官的禄位，“中二千石”遂演化为一个特定秩级了。那么，汉景帝诏中的这个“中二千石”是一个秩级，还是仅就中央的二千石而言的呢？一时还说不明白。这个秩级何时正式形成不太清楚，大致是在汉景帝、汉武帝之间吧。无论如何，在《秩律》的时代，也就是汉高后初年，最高秩止“二千石”而已。陈梦家曾说：“二千石秩，后来增中、真、比为四等。”[6]作为官阶的“中二千石”乃后来所增，非汉初所有，陈的这个看法可以信从。
［收稿日期］2003-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