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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夫之是中国十七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影响广泛。他的哲学史观中蕴含着丰富的行政文化观，其地位是独树一帜的。行政史观是一个系统，包含着行政制度史、行政思想史、等诸多方面的智慧结晶。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整体诠释其深邃的哲学史观的精华。
关键词： 儒家 用贤 行政文化 管理观
一、“用贤”为主的管理思路
行政之要，首在用贤。王夫之曾一再指出：用贤与行政，二者的关系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他说：治理天下有定理，“定理者，知人而己矣，安民而己矣，进贤远奸而己矣”进贤，是君之到，荐贤，是相之道。倘若从“道”的高度而言，已经不只是单纯的行政方法，而是出于天下之公也的博大襟怀。他得出了一条深刻的认识，认为教有本，治有宗，人君欲治理好国政，就要知人、亲贤、远债。即要在识别忠奸的基础上亲近那些远避声色、绝弃货利、颈而自强、和而不流的清贞大臣，远斥那些进谗言打击报复的无耻之徒，尤其要远斥那些“导君以侈，引君以贪，长君之暴，増君之淫，仇害君子而固结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欢戚室”和结党营私，弄权误国的特权者和阴谋家。在《读通鉴论》中，他曾将汉元帝、汉成帝的用人原则与效果跟曹操作过对比，认为前者虽然承继雄厚，但由于对刚正不阿而有才能的臣僚十分忌刻，不受尊重；对柔情、贪玩之辈和厚无颜耻吝啬之徒却极为亲幸，倍加信用，因而弄得朝政日益腐败，国家濒于衰亡；后者虽然处于全国纷扰混乱之际，却因为坚持“唯才是举”，而不责备求全、用人不疑而使尽其才智的原则，能够推心以待智谋之士，终于创建了卓越的功业，因而得出结论：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读四书大全》中，他明确指出：管仲“既非如霍光、寇准之不学无术，又非如释氏之不立文字，瞎着去参；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应其用者，亦可谓格矣；其周知乎是非得失，以通志而成务者，亦可谓致矣。以视小儒之专己保残以精训话，不犹贤乎？”他又说：“若以格物、致知之功言之，则圣门诸子，虽如求、路，必不能为管仲之所为，则亦其博识深通之有未逮。”衡量行政人才，尊重客观事实，着眼其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能身体力行，能否为国家、为社会作出实际贡献，而不为名家成见与世俗眼光所左右，不是视其能记诵多少“圣贤大学之道”的条款，能侈谈多少“格物致知”的玄理，王夫之奠定了务实求真的鲜明观点。
二、“以信为先”的管理之本
王夫之认识到，要实现君主与属下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坦诚，首先取决于君主能否从大局出发，重天下之利，如果仅从个人固定在专权的目的考虑问题，“忌大臣之特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必然猜忌防范臣下，不能与下属和谐相处，这是实现有效的行政管理之首要障碍。
王夫之强调信义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他继承了孔子“民无信不立”的主张，将讲求信义作为“立政之本”，取信于民是为了政者首先要持守的根本，治国不可失信于民，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则国将不立。故“食”、“兵”、“信”三种要素中，惟以信为先务。王夫之强调，如果仅仅以军事力量“卫之”，以充足的物质“养之”，而不注重道德教育，不讲求信义，将会导致民风浅薄，尔虞我诈，使人们之间形成一种不诚信的风俗习惯，而人际之间的信用危机又将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民无信，而君民意异，父子情离，乡邻姻党相为欺侵，为君者虽欲整齐而安处之，必不得矣。”必须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
王夫之强调信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将信义这一道德要求扩充为君民共同守信的行为规范，强调君民应该互讲诚信，努力创造一种上下同心的道德氛围。故诚信决不仅是对民众的要求，管理者讲求诚信，就能够在国家贫弱之时化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故王夫之主张：“必先结之以恩，示之以诚，孚之以教，使民与上相信也，民与民亦相信也。立百年不可拔之基，以固结而图存”，君民之间、民众之间相互诚信才能保持相互之间的和谐，同舟共济。
三、“上下合同”的管理目标
王夫之痛切的认识到，君臣、君民上下之间形成严重隔阂所造成的弊端：“上之与民，势相绝而心不相信，久矣。”而认为这是明朝衰败的重要原因。王夫之认为，君民之间的互动与和谐是实现理想管理目标的第一要义。他继承了《易传》推天道以论人事的传统，将万物相互感通这一宇宙间的普遍规律用来阐释社会治理之道。通过阐释《周易-泰卦》的《象传》，他将君民之间互动相通提升到了“得失存亡之几”的高度。他说：“阴阳易位以相应，为天气下施，地气上应，君民志感之象，亨之道也。君以其心下体愚贱之情，而奠其日用饮食之质，民且上体君心，而民志同忧乐。”王夫之针对封建专制统治压服、强制民众、上下不通等弊病，强调君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情感互动很重要，君主应设身处地体察民情，而民众亦应体谅当皇帝的良苦用心，而应该和他同忧同乐。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要求上下之间为主体互动，主张统治者对民众之情感和欲望的尊重。这无疑是达到上下和谐管理目标根本举措。
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尊重民众的情感和欲望，具体体出现为顺应民众之本性而治，王夫之以儒家思想帝尧作为楷模，并综合道家顺应自然的管理之道，提出了顺应而治的主张。王夫之还提出了“以坤治人”这一可操作性的建议。为何要“以坤治人”呢？王夫之解释说：“虽乾坤之大德，而以刚健治物则物之性违；柔顺处己，则己之道废。惟以乾自强，以坤治人，而内圣外王之道备矣。”“以乾自强”，是严于律己，而“以坤治人”，则是以宽厚谦仁之胸怀接纳他人，“合天下之智愚贵贱皆顺其性而生成之，不以己之所能，责人之不逮”。如此，管理者方能增强凝聚力，对已有的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实现管理目标。
由于统治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型是当今世界范围内行政改革的一个趋势，而追求和谐是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王夫之在总结历代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追求君臣之间、君民之间的和谐互动，强调道德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必循天下之公、“信为先务”、以德动人、上下相谐等行政管理伦理主张，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和行政管理理论更显出特殊的启示意义。
论文作者:李万军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5年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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