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经济政策效应及其选择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政策论文,性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3）01－0041－05
1996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低通货膨胀率、高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但是此后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开始发生转折，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1996－1998年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9.6，8.8和7.8。为扩大市场有效需求，遏止物价下跌，防止经济过冷，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相继采取一系列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本文旨在对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效应进行评价，并就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张。
一、扩张性经济政策及其效应
（一）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内容
1.货币政策
1993年国家在治理经济过热现象时采取的主要是货币政策，因此，1998年之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首先采取的也是货币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降低利息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第二，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为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还实施了“债转股”，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对他们的股权。第三，调整信贷政策。首先，调整了基础设施贷款政策，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改按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调整固定资产贷款计划；其次，调整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政策，各商业银行成立中小企业贷款业务部，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担保；再次，调整对个人消费信贷政策，把消费信贷业务放开给所有商业银行去办；再次，调整对农村的信贷政策，解决农民贷款抵押难问题。第四，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恢复国债回购业务。第五，加强窗口指导，颁布积极实施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
2.财政政策
从1998年8月开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被摆上台面， 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共发行中长期国债5100亿元，投资总规模2.6万亿元， 投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技教育、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创新和产品开发、农村电网改造、高校扩建等方面，并注重均衡发展，支持西部大开发，弥补西部地区急需建设项目的资金不足。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特别国债，以增加银行资本金。
第二，调整税收政策。从1999年开始引入税收政策，推动出口，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提高出口退税率，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出台房地产优惠政策；恢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降低B股交易印花税税率，由4‰降到3‰； 对国家鼓励的项目实行投资抵免所得税40％。2000年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促进外贸出口，1999年以来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综合退税率由12.56％提高到15％。2001 年税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要有，确定在10年时间内对西部地区采取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延续若干增值税的免税政策；为改善国内金融保险企业的经营条件，从2001年起，我国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分3年从8％降低到5 ％，每年下调1个百分点；调整车辆购置税的最低计税价格； 停止征收香皂和子午线轮胎两种商品以及翻新轮胎的消费税；规定软件出口企业和退伍军人从事营业活动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研究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开辟新的筹资渠道；继续执行投资抵免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3.收入政策。
1999年9月，国家决定大幅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将已经建立起来的“三条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水平提高30％，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水平，允许国有企业根据效益状况自主决定晋级增薪。2000年继续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行政事业单位增资和所需资金给予补助。2001年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础工资。
4.其他政策。
国家在上述政策之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从1998年开始清理减少收费，到1999年一共清理减少了327个收费项目， 力图以此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从1999年开始，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并且增加法定假日时间，希望以此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经济政策效应评析
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起，至今已有四年。四年来各种扩张性经济政策措施的出台、实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方面。
1.拉动效应。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增加了市场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1998－2001年我国GDP 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2002年1－9月份为7.9％。在国内外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依然保持了不低于7 ％的增长速度，扩张性经济政策功不可没。
首先，政府通过大量发行国债，增加投资，产生了较强的带动效应，从而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98－2001年政府投资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0、1.7和1.8个百分点。财政的国债资金投放以后，一方面带动了银行的贷款资金，加上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自有资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迅速扩大，4年来，一共建设5000多个项目，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从1998年至2001年的4年间，中国高速公路新增14229公里，平均每年新增近3600公里，使得中国高速公路里程在短时间内就跃居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国债投资还有效带动了社会投资，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98年，集体投资和个体投资分别增长了8.9％和9.2％，2000年增长幅度分别达到9.2％和9.5％。而根据测算，一元钱的国债资金投入可以带动2－3倍的社会投资，进而再扩大产生出2－3倍的GDP。
其次，促进了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1999年，财政一共拿出540 亿元人民币，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受益面大约有8400万人。 1999年以来，银行降低了利率，提供了消费信贷，改善了居民的消费预期，消费需求也有所回升。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实际增长了11.4％，2001年达到10.4％。
再次，促进了外贸出口的稳步回升。1999年7月份以后， 出口扭转了下降的趋势，开始了逐渐回升的新趋势。1999年，外贸出口总额的增长幅度为6.1％，2000年达到31.5％。2001年由于全球经济的衰退，国际需求的减少，导致外贸出口有较大幅度的下滑，但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
还有，国债技术改造贴息有效地支持了产业的技术进步。1999－2001年，中国累计安排265.4亿元用于1218个项目的技术改造， 带动投资2810亿元，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此外，大规模的国债投资缓解了中国的就业矛盾。据国家计委测算，4年来国债投资直接创造新就业岗位约500万个，约占同期新增就业岗位总数的1／5强。
但是，应该看到，扩张性经济政策在扩大投资、刺激消费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一是在国债投资增加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还未回升，未能得到有效启动。从目前投资情况来看，仍主要通过国债来拉动投资增长。1998－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分别为13.9％，5.1％和9.3％，其中国债投资分别贡献了4.16，3.9和4.8个百分点，总投资对国债投资的依存度分别为29.9％，76.5％，51.6％。二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增加缓慢，城乡差距拉大，农村消费份额下降。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4.6％、4.3％、3.8％、2.1％，部分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连续出现负增长，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4.2％，出现了低幅回升，但2002年价格因素和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减弱甚至消失，农产品出口也面临严峻的困难，因此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又面临着再次下滑的危险。农民收入增速下滑，使一度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呈再度扩大之势，1997－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分别为2.5∶1，2.5∶1，2.6∶1和2.8∶1。而农民消费比重也逐年下滑（见表1 ）。三是城市内部也开始两极分化，城市贫困化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各种测算和估计，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大约在1500万左右，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比重为5％左右（注：2000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得出全国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为1382万。而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分析，2000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总数为1170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估算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多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唐钧估计城市贫困人口大约是1500万人左右，中华全国总工会1999年的调查数字是1500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利用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数据，认为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为1477万。）。
表1 农民纯收入及农民消费比重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它依然没有解决整个宏观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其一，中国目前的企业大多税费负担沉重，自我发展能力差，技术开发能力弱，再加上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未显现出来，使其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而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过多和民间投资的筹融资渠道不畅也使得民间的投资没有启动，因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居民的消费结构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其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贫困化问题的突出，不仅使得社会矛盾比较尖锐，而且还形成了消费真空，社会低收入阶层的许多基本生活消费尚未实现，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中低档消费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与高档消费则相距甚远，增加几百元工资对他们的消费行为、消费习惯以及消费预期不会产生明显改善，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比较有限，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储蓄倾向。其三，收入预期与支出预期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居民储蓄存款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其四，尽管1999年之后， 中国的外贸出口开始有所回升，出口贡献率开始提高，但是由于美国和全球经济放缓，外需大幅下降，导致中国出口增幅大幅下降，出口总额增速由2000年的27.7％回落到2001年1－9月的7％，中国经济从2000年年中开始的回升势头受到遏制。“9·11 ”事件的发生又极大地打击了全球范围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使美国和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也加大了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回升的难度。出口贡献率提高与国际市场动荡之间矛盾的依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2.挤出效应。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目前来说还谈不上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的观点在中国还没有证据支持（项怀诚，2002）。基本原因，一是银行存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挤出不了民间投资。金融机构存贷款稳定增加。到2002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5.76万亿元，其中，企业存款月末余额为5.35万亿元，居民储蓄余额为8.17万亿元，而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2.11万亿元，存贷差额3万多亿元，社会资金充裕。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公路、供水、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因为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导致“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应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情况下，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消极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挤出效应上。当然，随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的显现，民间投资的扩大以及闲置资源的消失，瓶颈的一一出现，这种挤出效应也会逐渐显露出来，而此时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问题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财政效应。国债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
首先，增发国债的效果在逐年下降。连续几年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逐步减小，这一点可以从预算内资金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度的减少来说明，2000年预算内资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度仅为8.5个百分点，明显低于1999 年的36.7个百分点。国债投资的乘数开始变小，放大配套资金和社会投资的作用也开始变弱。目前来看，由于民间投资尚未启动，国债投资可以通过动员社会闲置资源来提高经济效率，但随着民间投资的兴起，社会闲置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后，国债可选项目越来越少，国债投资的经济效益状况还是个未知数，而且，长时间的国债投资养成了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国债投资的惯性，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导致长期的财政赤字，从而增加财政风险。经过连续四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有很大增加。虽然目前我国赤字率、国债负担率等指标没有超过国际上公认的一些标准，但由于连续四年发行国债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呈现较高水平，目前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仍然高于20％的国际警戒线，而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则每年都在50％以上（见表2）。数据说明， 我国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比较大。
表2 1997－2000年中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再次，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国债项目通常在中央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解决。但是，银行贷款的偿还则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解决，而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
从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其主旨还是“需求拉动”型的，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措施的实施来刺激消费、拉动投资、促进出口。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扩张性经济政策的实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总量上的，而是结构上的，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因此，在下一步的宏观政策选择中，应该调整原来的政策取向，逐步引入改善供给的政策，从供求两个方面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调整
（一）改进货币政策
近几年中央银行采用了多种能够扩大需求的货币政策手段，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到位，金融机构背负着巨额不良资产，社会信用严重缺失，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且很不规范。而且目前货币政策确实也遇到一些问题，较为突出的是中小企业贷款难、农民贷款难和县域金融萎缩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
1.疏通中小企业贷款渠道。当前，商业银行的“惜贷”主要体现为中小企业贷款难。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是要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部门，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小企业信贷服务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评级和授信制度，及时根据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确定授信额度；二是调整贷款审批权限，下放流动资金贷款权，允许商业银行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信用贷款，要健全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提倡信贷创新；三是适当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浮动幅度，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四是规范和发展中小型商业银行，如城乡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等。一方面可以解决县域金融萎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2.扩大农村的融资渠道，加大农村贷款力度。在我国农村存在资金供不应求的突出矛盾：一方面农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另一方面国内社会资金的大部分流向了比较效益高的非农部门，农村资金需求缺口很大。为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 ）进一步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额度，将邮政储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尽量返还农村。（2）给予农村信用社更大的利率浮动范围，以刺激农村经济发展。（3 ）鼓励建立除农村信用社之外的农村金融机构，拓宽农村融资渠道。例如鼓励成立农村保险、农村信托租赁机构等。
（二）调整财政政策
正如前文所述，连续几年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潜在的风险逐步增加，因此，原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做相应的调整，应从增发国债向调整支出结构和进行结构性减税转变。
1.清理收费。近几年由于地方税体系改革滞后和地方税税权高度集中等制度性原因，地方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而这一矛盾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又不能解决，因此地方性收费就成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一个出路，导致预算外资金膨胀。对这些基金、收费的改革方向应坚持以下原则。取消一部分，将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取消；剥离一部分，使社会中介机构与行政机构脱离，社会中介机构的收费要面向市场，根据供求来确定，国家的职责是进行管制，规定其收费的最高限价；规范一部分，逐渐将其纳入预算内管理；改税一部分，对那些真正具有税收性质，名义上叫基金收费，但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特点的一些收入改成税收，例如，燃油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教育税，等等。
2.减少发债数量，调整投资结构和方向。尽管中国目前的债务负担率不是很高，但是其债务依存度等指标已经接近警戒线，而且，经过几年的建设，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能力大大提高，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并不那么迫切，因而可以减少国债的发行数量，同时调整国债资金的投资结构和方向。
第一，适当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在坚持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方向的同时，应适当增加一些确实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非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贴息，使产品技术和产业结构得到提高和调整。一是增加民营企业的贷款贴息，从2002年起应逐步取消享受技改贴息优惠政策的企业所有制限制。技改贴息要坚持技术进步的标准，对国内企业（不分所有制）只要技改投资项目确实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技术水准、市场前景良好的都可给予贴息优惠，要特别重视对装备工业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以及其他可以带动结构升级的技改项目的贴息支持；二是对于国家特别鼓励发展的行业、技术及工艺上有创新突破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外向型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应考虑给予贷款贴息，以扩大国债使用对投资的带动作用。
第二，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和工业建设项目的投入。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落后的一些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缺乏规模工业。在开发西部战略的落实中，一方面要尽快发展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帮助西部地区搞一些具有当地特色和优势，或在当地有一定市场的工业建设项目，或帮助东部企业到西部单独或联合办厂。这样做既可以落实开发西部的战略，又可以提高国债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三，增加地方使用国债资金的份额。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一个问题是，中央掌握的效益可能好一些的国债投资储备项目已经不多了，而地方确实有一些效益可能还可以、资金需要量也不是十分庞大的投资项目，急需资金支持。可以考虑增加国债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部分，用于支持这样的项目，并要求地方对这样的项目负责，承担债务的还本付息责任。
3.进行结构性减税。进行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企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第二，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国家特别允许的行业的外资企业除外），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同时清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实现所有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前提下平等竞争。第三，完善出口退税机制，结合增值税的转型，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的办法，即实行完全的零税率，并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管理办法，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第四，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建立分类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度，先按纳税人的各项收入来源进行分类扣缴，然后按年度综合纳税人各种应税所得额，达到一定数额再课以累进税率，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样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刺激多数人的消费积极性，还有益于防止偷漏税。第五，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部分商品的消费税，以刺激居民消费。
（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目前制约消费需求的瓶颈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主要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以及城市低收入阶层扩大。要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刺激消费需求增长，则必须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城市贫困化问题。
1.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提高农民收入的出路在于：
第一，城市（镇）化。在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农民农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可能性较小的前提下，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增加农民二、三产业收入将成为切实可行的增收途径。为进一步推动小城镇建设步伐，必须做好三个配套改革：（1）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逐步取消户口所具有的身份、待遇和等级差别等特殊功能，实现城乡居民一律平等；（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包括使用制度， 强化和搞活土地的使用权和发展权，便利土地的优化流转，解除土地对转移人口的束缚；（3）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让“农转非”人员都有缴纳社会保障金的义务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从而解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二，产业化。由于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和国家对农产品的几次提价，我国的主要农产品已出现市场饱和，其价格也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平均水平，简单地依靠增产提价已不能满足农业收入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新的市场环境下，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就只有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一方面要调整农产品品种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农产品品质优化的方向：一是改低质劣质的“温饱型”产品为优质俏销的“营养型”产品；二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名、特、优、稀品种，走品牌经营和“小商品、大市场”道路；三是发展绿色食品，打好“安全”牌。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产品产业化经营。
第三，积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沉重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清理农村中的各种税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必需的收费项目改成规范的税收形式，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民、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分配秩序。
2.解决城市贫困化问题。要解决城市贫困化问题，必须做到，第一，促进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促进就业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措施，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开放市场，除引进外资外，应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要发展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社区服务业，并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第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第三，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是反贫困的重要手段，除了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外，还应对其子女的教育费用进行资助或采取减免特困生的学杂费、建立贷学金制度等，以保证贫困学生受教育的机会。第四，鼓励社会捐赠。
（四）调整经济结构
工业在当前国民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工业化仍是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为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是要从我国劳动力富余的国情出发，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对这些产业给予必要的扶持，但同时要进行创新，特别是产品品种和产品品质的创新。二是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进和提高传统工业。要在轻纺、建材、造船、冶金、有色、化工、机械等产业部门，有重点地改造一批骨干企业，通过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尽快提高、加强产业竞争力。三是有重点地发展一些原来基础较弱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为下一步进行产业升级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科学技术对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我国要想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设一批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还要积极发展信息产业，等等。二是要积极发展一些新兴的服务行业，如社会中介服务、社区管理、家政服务、银行保险、教育文化、旅游、房地产、连锁经营、健身等等，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发展对外贸易
1.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2002年世界经济将继续走低，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继续陷入低潮，中国外贸出口的难度将更大。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如南美洲、非洲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等等。这一方面可以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改变原来不合理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可稳定中国的外贸发展，减少外部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低，大约为1.8％，而且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率较低。 例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2000年增加值率只有24.16％，低于26.24％的中国制造业平均水平，更低于35％以上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导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出现了高速度、低效益的发展局面。2001年，中国规模以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产销率高达98.56％，但实现利润却减少1.9％。［1］今后，制约中国出口进一步扩大的根本因素仍然在于出口商品结构落后、科技含量低、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低。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实施“科技兴贸”战略，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出口产业进行改造，尽量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中国最终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3.要合理利用WTO规则和机制促进外贸增长。加入WTO后，中国一方面必须履行对外承诺：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WTO 相关规则和机制保障中国的利益。一是积极参加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在规则制定中发挥作用；二是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合理解决中国外贸中发生的争端，积累反倾销、反补贴的经验，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积极参与应诉，尽最大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三是严格遵循WTO 有关保障措施的相关规则，有效运用保障措施合理保护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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