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历史——论新时期的历史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3)05-0013-03
历史不是垃圾，不等于糟粕；但历史中确有垃圾与糟粕，这就需要人们(尤其是学习历 史的人)具有分检与辨识精华与糟粕的能力，需要注明的是，历史中的垃圾与糟粕往往 也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在某一历史时期推动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的知识，我们不能采取 “义和团式”的“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的态度与方式来对待历史中的垃圾与糟粕 ，那样就会导致“见垃圾就扔，见糟粕就弃”的处理方式。要想避免这种非理性、非环 保的处理方法，我们必须善待历史，慎待历史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那么，怎样才能做 到这一点呢?笔者认为其途径有三：重新认识历史、培养理性人及不要被历史所淘汰。
一、重新认识历史
这是一个在新时期人们如何看待历史、扭转认识的根本性问题。一提到历史，人们无 不为我中华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而骄傲，无不为我中华向世界贡献过四大发明而自豪 。但当真正能够继承与弘扬五千年文明史的人为了生计而奔波于大江南北的人才市场而 遭尴尬时，又是那么不和谐!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既有强烈的精神层次领域的需要，又有 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创造与提供精神文明的人面对市场的尴尬。这是一对矛 盾，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发现其中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这是一种新时期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因精神层次的追求与物质层次的追求 的错位而导致的。根据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市场经济时代，人们都是首先满足物质方 面的需要，而人们虽存在着大量的精神方面的需求，但由于大多数人缺乏这样的认识， 从而忽略了对创造与提供精神文明的投入。直到社会完全市场化阶段，随着人们物质领 域的追求愈益完善，精神领域的追求将不断增加，直至这对矛盾逐渐消解。
其次，创造和提供精神文明的人与市场实用性的矛盾。众所周知，市场始终遵循着“ 自由竞争”法则，在我国创造和提供精神文明的人的培养方式一直遵循着粗放式与推广 普及式相结合的模式，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格格不入。(关于此点，将在后面详细 述及)
再次，认识局限与人们的偏见。传统观点认为，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只对现实起 着借鉴作用而已。很显然，这里历史只能起到一种辅助作用。这种状态似乎印证了当前 历史这一学科日趋衰落的现实。其实不然，历史学科的地位在当前不应被削弱反而应加 强。一方面是历史的重要性，如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著名学者钱穆曾 在其著作的序言中说，作为中国人应多少了解一点历史。然而，笔者认为历史的重要性 ，不可表现为从事这一专业的人数无限扩大上(因为历史毕竟不像计算机与其他应用性 专业)，而是应着重培养精英人才。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历次运动所采用的“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的方式既体现了革命的彻底性，更说明了斗争的残酷性，然而这种强力方式 阻断了历史，致使今天人们在大谈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时，却不知道该继承什么?尽管如 今历史学科与市场经济的蓬勃生机相比，已显得多少有点萧条，这种现状不仅来源于现 实(因为现今是器用技能的应用范围无限扩张之时)，而且更在于人们对历史缺乏认识。 例如，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当中的“义”、“信”观念，如果人们都能信 守并对它适时加以现代化改造，就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诚实”、“信用”理念，也可 以成为企业经营理念与企业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正因为人们对历史的传承性缺乏理性 认识，加之诸多的人为因素，使得当今社会中的商人与商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欺诈行 为层出不穷。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历史的作用不仅在于借鉴，更在于其治世与经世致 用的功效。
二、培养理性人
以上讨论了有关历史认识论的重塑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呢?在这里，我想引用 流行于18世纪德国思想界的这样一种观念：历史是人和民族自行发展的动态过程，历史 本身是理性的不断显示的过程。既然历史是理性的显示过程，这就要求学习历史的人是 具有理性认识能力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历史、把握理性。
所谓理性，历史上不同哲学流派对理性的理解不同。例如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 性与人的本性；唯理论认为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把理性看成知识的源泉；18世纪法国 唯物主义者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就是理性，主张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 唯一标准；康德认为理性是指认识无限的、绝对的东西的能力，它位于感性与知性之上 ；黑格尔则指具体的、辩证的思维，并认为理性是最完全的认识能力，是认识的高级阶 段，只有理性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总之，理性是划分认识能力或认识能力发展阶段的 概念。
怎样做才能实现培养理性人的目的呢?我认为要从这样三个方面来收到“毕其功于一役 ”的实效。
第一，师生关系要创新，由“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到“相互激励、教学相 长”率先垂范、良师益友的文明进路最终形成契约式的师生关系，从而树立能够适应21 世纪激烈竞争的新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师生关系的革新是实现培养理性人的主 要环节，其它两方面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传统社会，人们向有“师徒如父子”的观念和每家祖宗牌位上供奉的“天地君亲师” 的家训，这既说明中华民族有着尊师的优良传统，又表明师生关系在封建社会中被内化 的一种人情味极浓(如父子)的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虽说是封建社会的应有 之义、固有之物，但它却极大地扼杀了士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与思维的创造性，进而扼制 他们发展成为具有健全与独立人格的人，也不能够取得独立和公民的自由。更有甚者， 在这种道德说教体制下，只能使人们养成顺从的意识与习惯，这给社会生活与人的心灵 带来了消极后果，束缚了人们的理智与才干。正如18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赫 尔德对此的评价；“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会削弱整个国家的 势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成，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 么国家还会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和精神还会有什么崇高的作用!”(注：[德]赫 尔德《中国》译载于(德)夏瑞青编：《法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版，第88页、第91页。)赫尔德还批评了作为中国教育界的祖师爷孔子，认为尽管孔子 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但却是一副枷锁，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头上，而且通过他的政 治道德说教“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 第二个孔子。”(注：[德]赫尔德《中国》译载于(德)夏瑞青编：《法国思想家论中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第91页。)当然，赫尔德的评价未免有些偏 激，但的确也是切中时弊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教学模式发生了创造性的革新，师生关系也随之发生变 革，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讲：“广 大教师要率先垂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和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 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教师的道德、品质 和人格，对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师要注意言教，更要注意身教……，以自己的高尚 人格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青少年学生的良师益友”。对于旧式教育来说，这里要 注意三点：其一，新的教育模式继承了我国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如强调教师要率先垂 范的道德感化与榜样力量；其二，师生关系一改传统“师徒如父子”的等级关系而为“ 良师益友”的朋友关系，进而在师生之间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关系；其 三，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从而实现培养理性人的目 标，为祖国和人民培养合格人才。
所有这些都是划时代的进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体现了我们既继承了我国的优良传统 ，又剔除其中不合时代发展的内容，符合历史的发展进化规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师生关系应该是师与生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讨论教师的职责与作用，而很 少谈及学生的地位与责任。其实，学生在教育与师生关系中同样应被视为处于主体性地 位，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过去的被动授课的客体地位，从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因而，笔者认为师生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激励、教学相长”是前 提，是契约式师生关系的具体化，契约意味着平等，是平等精神与理念的体现。
第二，教学方法要改革。有了契约型的师生关系的观念，才能实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 体地位，改变长期以来学生在教育中的被动式的客体地位，从而有利于深化我们长期择 行的教学方法改革。其实，教学方法的改革是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有机结合 ，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改过去的教学改革单指教 师的“教”的方面，而不强调学生的“学”的方面，这就人为地造成了教与学的脱节。 针对这一弊端，师生关系不仅要建立一种“相互激励、教学相关”的良师益友式的道德 关系，更要蕴含一种契约精神的理性关系，这就要求教师与学生都要本着对良心负责的 原则：一方面，教师本着“互相尊重、相互合作”的精神，是指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 ，不得侵犯学生的隐私，教师授课内容一定要新，要能适合传授知识、传承民族文化、 弘扬爱国主义这一时代角色与神圣使命。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爱国主义，是指能传承 民族精神、推动民族发展与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例如，在近代史教学中，我们区分义 和团式的爱国主义，我们既要颂扬义和团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要分清义和团爱国导 致误国(由于一时激愤与愚昧而围攻驻华使馆及杀外国公使给八国联军侵华以口实)的非 理性式的爱国主义。义和团的这种“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的做法恰恰印证伏尔泰 的观点，他注意到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现象，认为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 怀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这可能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注：伏尔泰：《风俗论》( 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5页。)。如果按照国际法上的使馆主权与外交代表 享有豁免权原则，义和团的这一过激做法确实是极端错误的，也是非理性的。认识到这 一点，对我们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以剔除我们民族当 中的非理性的东西，进而使得中华民族更加焕发出活力。另一方面，学生本着“相互尊 重、相互合作”的精神主要是指学生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主动参与到教学中来；为 此要求教师的教学经常采用非填鸭式的类似于19世纪后期美国法学家兰德尔所用的判例 教学法(casemethod)式的专题教学。这种教学方法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让学生在专题教学中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畅所欲言，进而扮演积极的主 体性角色；这与需要教师既具备广博的知识，还要具有驾驭整个教学秩序的能力，从而 使教师处于一种相对消极的仲裁人的地位。
教学方法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教师通过上课点名的方法来督促大学生遵守契约 的精神与原则。我认为学生能否积极上课比该门课程的考试成绩更为重要，能否积极上 课不仅代表着学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违背了契约的精神。这不仅是对老师的不 尊重，而且对自身的极其不尊，如果这种只知个人自由、不知集体自由(因为当今是契 约普遍化、极重视人与人合作的时代)的破坏合作、自由散漫之风日益蔓延下去，那么 我们培养理性人的计划要落空，更有谁来传承民族精神、肩负建设祖国的重任。
第三，教育是一种服务。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日益与世界接轨 ，这对我国的教育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既然是机遇，我们就应借此机会学习先进 国家的教育模式，从而牢固树立一种服务教育的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是机遇大 于挑战。既然教育是一种服务，那么这种服务贸易就要求教育与受教育的双方同样处于 一种平等的主体地位，这才符合现代贸易的精神，从而有利于提升目前学生这一主体的 主体性地位。同时，只要是服务贸易，这就要求教育要做到尽量用量少的资源配置获得 利益最大化，进而符合效益最大化的规则，从而形成节约教育成本、减少资源浪费的良 性机制。
三、学习历史的人不应被历史所淘汰
善待历史，不仅要从整个社会的历史认识论着手，重塑人们的历史观念，改变其在面 对市场时所呈现给人们的一种历史无用论的错觉，这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是人们在建 构市场初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如果没有市场理念、市场精神与企业 文化为灵魂的市场，那将是无序的、不健康、不完善的市场。随着市场建设的逐步完善 ，人们在获取物质产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传承民族精神，弘扬市场理念，传播企业 文化。这正如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萨维尼在其名著《论 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认为，德国进行统一立法要重视民族传统，把法律和一个 民族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他还认为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 一样，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注：谷青德主编：《西方法 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他的“法律和民族精神结合 ”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可见，当时的德国人是何等重视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乃至提 高到立法的高度。我们今天在面临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这种趋同性(指通行世 界的国际规则与世界法)不应同化或消化民族个性，更应强调具有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 的本土化，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民族更不能罔自菲薄，置自己 的优秀传统文化于不顾。因此，我们正在建构的市场理念和企业文化便与法的本土化发 生了内在的契合，如，我们的儒家精神中的“义”、“信”观与当今的“诚实”、“信 用”的市场理会有着惊人的相似。因而，学习历史的人(即具有民族传统与精神的理性 人)就肩负起弘扬市场理会、传承民族精神与传播企业文化的重任。
从传承民族精神与适应市场需求两个方面来讲，从事历史专业研究的人的培养规模不 应人数众多，应提倡一种精英模式，否则就会达不到培养理性人的目标，进而为市场所 淘汰(因不具备理性人的素质)，从而成为新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下岗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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