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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为礼之本经，武帝时即立于学官，其学显于汉魏。然以文古义奥，复之无由，入唐即衰，注释者代不数人，诵习者寥若晨星。熙宁中，王安石废罢《仪礼》，不复立学官。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其学不绝如缕，版刻讹误日甚一日，而鲜有问津者。万历所刻北监本十三经，《仪礼》脱误最甚，鲁鱼弥望，满目榛荆，时人竟无觉察者。
《仪礼》为实学，所载冠昏飨射丧祭诸礼，仪节皆环环相扣，一字之讹，每每可致进退失序，面位莫辨。今讹脱满纸，礼法安在？清儒欲以夏变夷，不能不倡导礼学；欲倡导礼学，不能不治《仪礼》；而欲治《仪礼》，则不能不托始于文字校勘，舍此，则一切无从谈起。梁启超云：“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先求基础于校勘。”（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之《仪礼》学，由衰微而达于极盛，校勘之役相与始终，自顾炎武至胡培翚，无不倾力于此，其成就亦冠绝群经，极富特色。兹论其数端，以窥全豹。
一、与唐石经之互勘
清人校勘《仪礼》，以顾炎武为嚆矢，肇端于顾氏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
有清以前，儒家经典之刻石有六：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及南宋高宗御书石经。《仪礼》经文，仅见于前四种刻石。四种之中，熹平、正始、广政三石经早遭破坏，仅存零星残石，惟开成石经犹岿然壁立于西安。开成所刻《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缘起于郑覃之奏请，意在“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注：《旧唐书·郑覃传》。）。郑氏“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注：《旧唐书·郑覃传》。），参与校定九经者如周墀、崔球、张次宗、温业等，皆宿儒奥学，为一时之选。郑氏等校经文上石后，文宗又命唐玄度覆定，不胜郑重。然“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注：《旧唐书·文宗纪》。）。其时际遇如此。后数百年间，仍不为世人所重。欧阳修《集古录》所收金石文字，以广博闻名，而独不载唐石经。张淳校定《仪礼》，参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及五代监本《仪礼》等颇众，惟不及唐石经。朱熹长于《仪礼》之学，然所撰《仪礼经传通解》，于经文考订亦不据唐石经。清儒慨叹于此：“惟自开成至今，几及千年，罕有从事于此者”（注：陈鳣：《唐石经校文记》。），“间有一二好古之士，亦与冢碣寺碑同类而并道之”（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序》。）。
康熙二年，顾炎武客西安，“见唐石壁九经，复得旧时摹本读之”（注：顾炎武：《九经误字序》。），而知明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之“讹脱犹甚于诸经（注：顾炎武：《九经误字序》。），如《士昏礼》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14字；《乡射礼》脱“士鹿中
旌以获”7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7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祭拜长者荅拜”11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觯兴”7字。此其大者，它如误受为授，误比为北， 误實为賓，误巾为布，误户为尸，误惟为帷，误 薦为為之类，触目皆是，赖有唐石经在，而得以正讹补脱。顾氏此举，可谓凿破鸿蒙，石经之价值遂骤显于世。
雕版印刷始于唐代，然所雕不过佛经、历书之类。据《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雕版印行经籍，始于后唐长兴三年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钞写，……各部随帙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注：王溥：《五代会要》八《经籍》。《五代史》亦有类似记载，但甚简略。）。足见唐石经为后世一切雕版经籍之祖本，严可均称之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此天地间经本最完最旧者”（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丁溶亦云：后世版本，“句皆石经之句，字皆石经之字，读经而不读石经，饮水而忘其源”（注：丁溶：《唐石经校文序》。）。二氏所言，堪为清人通识之语，故凡校群经者，无不首先取正于石经，而《仪礼》得益于石经者，远胜于诸经。若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以石经正监本讹误及经文误细书、注文误大字混入经文等，几达二百件。再若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以石经正群经文字，《仪礼》所得最多，约一百六十字。又若严可均《唐石经校文》，以石经参正《仪礼》者，多至352件。石经于《仪礼》校勘之价值，不难想见。
顾炎武为石经之功臣，亦为《仪礼》之功臣。清人校《仪礼》，于起步时即能高出前人一筹，皆因顾氏睿识。然清人未满足于此，由文本之对勘拓展为石经史、摹本、正俗字体等之研究，由此发现石经本身诸多问题，使校勘再入深层，成绩亦远超顾氏。嘉庆丁已年，严可均校读石本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历时八月之久，“随读随校，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而知石本屡经改动，字体亦不一。严氏稽诸《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考定石经文字杂出四人之手：先由郑覃等勘定勒石之本；开雕后，再由覆定五经字体官唐玄度校改；其后，文宗命韩泉充详定官，详校经文；至僖宗乾符年间，又经张自牧重加勘定。严氏又验诸石本，磨改之迹，历历在目：
有未刻之前旷格、挤格以改者，盖郑覃校定；有随刻随改及磨改字迹文谊并佳者，盖唐玄度覆定；有文谊两通而字迹稍拙者，盖韩泉详定。……若初刻谊长而磨改谬戾，字迹又下下者，及未磨而遽改者，谛视之，竟与《五经文字》末署名及勘定处如出一手，盖乾符中张自牧勘定。（注：严可均：《唐石经校文·叙例》。）
另据朱彝尊等研究，其后石经又经两次补刻。其一，石经原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内，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韩建筑造新城时，“六经石本，委弃于野”（注：《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现存西安碑林。）。至五代朱梁时，刘
守长安城，用幕吏尹玉羽之建议，移石经于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因石经残泐颇多，故朱梁曾加重刻。其二，明嘉靖乙卯年（公元1555年），关中大地震，石经复多断损。万历戊子（公元1588年），陕西学官叶时荣、薛继愚及生员王尧惠等，按旧文集其阙字，别刻小字于石，立于碑旁。
又经冯登府等研究，清人所据石经摹本，为剪裁割裂之“装璜本”（注：冯登府：《石经补考自序》。），大失旧貌。唐石经总有114石，正反为228面，碑石高峻，篇幅浩繁，不易省览，故有摹本行世。 嘉靖乙卯前之摹本，尚存石本旧貌，然已绝迹。清代所行之装璜本，乃裱匠取村塾中九经本，案照前后，将王尧惠之补字尽行嵌入，装合辐凑，若一手拓出者。王氏补字，谬误极多，本别刻于小石，尚无妨经义，现尽数嵌入，则经文淆乱，欺蒙世人。顾炎武虽首倡石经研究，然对石经之评价甚平平，顾氏初读《旧唐书·文宗纪》，见刘
评石经云“芜累甚矣”，颇不以为然，“及得其本而详校之，乃知经中之谬戾非一，刘之言不诬也”（注：顾炎武：《金石文字》卷五。），石经之文字，“不无踳驳”（注：顾炎武：《九经误字序》。）。顾氏进而历数《仪礼》石经之讹。然顾氏所据之本，实为装璜本，所指讹字，多为王尧惠所补之字，石经原本并不误，陈鳣讥顾氏“受王尧惠之欺，是虽校犹不校也”（注：陈鳣：《唐石经校文序》。），不为无端。
上述发现，使清人得以将各色磨改补刻之文字从石经原刻中逐一离析，再区分为不同等次，于《仪礼》校勘甚有助矣。此仅以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为例，略作申述。乾隆中，阮元任石经校勘官，为校《仪礼》上石，曾对唐石经磨改补刻之迹详加考察，一一记录，再行校雠，创获颇丰。如《士昏礼》，全篇“成”字皆缺末笔，此朱梁避太祖父诚之讳，阮元推定“此卷全为朱梁重刻”（注：说详《仪礼石经校勘记》。本节所引阮说，均同此注。）。又有某段为朱梁重刻者，如《燕礼》“阍人为大烛”句，石经无“大”字，据郑注、贾疏则当有之，阮元按：“此段经乃朱梁重刻。别行皆十字，此行独九字，明脱‘大’字无疑。”可知此“大”字为朱梁补刻时所脱漏。又如《丧服经传》之篇题，诸本多作“丧服”，无“经传”二字。究以何者为是，似难断言。阮元按：“石经开成初刻、《释文》皆作‘丧服经传’。石经乾符重修改刻，删‘经传’二字，诸本沿之。又按，乾符年间磨去经传二字，今石经拓本痕迹显然可辨，彼徒因小题‘子夏传’三字与大题重复故耳。”阮氏据石本磨改之迹论定篇名当作“丧服经传”，作“丧服”者，乃乾符改刻时为避免大、小题重出“传”字而删改，洵为不易之论。又阮氏辨明人补字之误者，如《既夕礼》“摈者出请”，补字石本无“出”字而有“须”字。阮曰：“石经每行十字，此虽残阙，而‘摈者出请’四字尚存可辨。明人补字，脱一出字，重衍一须字。”至确。《乡饮酒礼》“胜者先升升堂少右”句，补字石本及明监本均不叠“升”字。阮曰：“唐石经此处虽残阙无字，然以每行十字计之，亦当叠升字。今明人补字，此行九字，沿监本脱升字之讹。”由上引诸例可知，凡磨改、重刻、补刻处，每每易误。清人明识于此，留意于斯，再审以字体、行格，屡收奇效，致讹之由，无可隐遁。
清人校勘《仪礼》，力辨非石经原刻之文字，已如上述。于石经原刻，亦不盲目遵从，必考而后信。清人所考校之原刻之误有二：一为讹刻，二为正俗字不辨。讹刻者如，《有司》“荅拜受爵尸降筵”句，爵尸，石经作尸爵。然揆诸上下文意，此处主妇荅拜所受之爵绝非尸爵，而是主人之爵。尸降筵为受主妇爵，即受于主人之爵，足见石经误倒其文，当乙正。又此篇“主妇受爵酌献二佐食”句，主妇，石经作主人。然细审经意，此节所述乃主妇亚献，若从石经作主人，则睽违不通，当正之。又如石经之“本”字，均作“夲”。检《说文》，二者非一字。前者从木一，训根；后者从大十，音皋，训进。诸如此类，清人悉校正之。
正俗字不辨者，石经亦时有所见。隋唐时流行俗字，《仪礼》上石前后，郑覃、唐玄度等不能逐一辨正，故多有搀入正文者。后世版本或改俗从正，或改正从俗，绝少论证，但凭感觉而已。清代文字学勃兴，故学者能正本清源，明辨正俗。如《仪礼》习见之“涿”字，石经及诸本皆作“賔”，汉石经《大射仪》亦如是作，似无异说。然检《说文》，知此当以“賓”字为正。再如“宿”字，唐石经及诸本皆从佰作宿，然《说文》从
，是为正字，从佰之宿为俗字。诸如此类，清人悉校从正。
石经研究，在清代已成专门之学，成就斐然。其结果，使石经得到科学之整理，使之在校勘中之作用更为可靠。其间，以石经校经，又以经校石经，二者互动并进，使经文返正，礼义复明。
二、广求善本与精校熟雠
校勘之役，以广搜异本、精择底本为首务，得善本者则可事半功倍。清人深谙此道，版本意识极强，有顾千里之语为证：
或问居士曰：“汲古毛氏刻十三经，凡十数年而始成，而居士云：‘非善本也’。古馀先生合刻《仪礼注疏》，乃一大经而难读者，仅改岁而成，而居士云：‘本莫善矣。’何谓也？”居士笑曰：“吾语汝乎！夫毛氏仍万历监刻而已，此其所以不能善也；古馀先生以宋本易之，而精校焉，熟雠焉，此其所以善也。”（注：顾广圻：《合刻仪礼注疏跋》。）
版本之重要若此。然《仪礼》校勘之难，正在久乏善本。
北宋经注与疏，原本别行，清人名之为单注本、单疏本。至南宋初，为省两读，始有萃刻注疏者。最早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后有建州附释音本十一经注疏，前者即所谓八行本，后者即所谓十行本，均无《仪礼》。自王安石废罢《仪礼》，《仪礼》遂不为世人所重，宋人之“九经”不含《仪礼》（注：参见王应麟《玉海》。），故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等皆不及于此经，其版刻之稀，当不难想见。
嘉靖初，李元阳巡按闽中，汇刻各经注疏，独阙《仪礼》，是为闽本。后陈凤梧于山东合刻《仪礼注疏》，以补其阙。万历十四年，北京国子监翻刻闽本十三经注疏，是为明北监本。明北监本“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注：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四史》。），“至《仪礼》一经，脱误特甚”（注：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序》。）。崇祯中，常熟汲古阁毛氏又翻刻明北监本，是为毛本。毛本刻工虽精，然讹舛更盛，前引顾千里语已讥之。清初士大夫家藏者，北监、毛本而已。《仪礼》之乏善本，于十三经中独甚，张尔岐慨叹云：
《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礼记》充满天下，固不容或误。《周礼》、《尔雅》、《三传》，人间犹多善本，即有误，亦易见。《仪礼》既不显用于世，所赖以不至坠地者，独此本（北监本——笔者）尚在学宫耳，顾不免脱误至此。（注：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序》。）
张氏累年究心于《仪礼》，亦无善本可据，“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坊刻《考注》、《解诂》之类，皆无所是正，且多谬误”（注：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序》。），故张氏所据者，石经、监本而外，仅吴澄《仪礼考注》而已。于此可见清初《仪礼》版本之萧条。
清人寻访《仪礼》版本，不遗余力，所得亦丰。以嘉庆为界，可约略分为两段。嘉庆以前，所获以《仪礼》研究之宋元旧籍为主；嘉庆以后，始得宋椠《仪礼》单注、单疏善本。乾隆四年，清廷重雕《十三经注疏》。乾隆九年，于敏中编纂《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卅七年，官修《四库全书》。由此，内廷与民间大批宋元旧籍得以面世，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及《仪礼释宫》等，久佚于世，此时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可资参校者，多达十余种。主校本则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图》、李如圭《仪礼集释》、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等。
朱熹、杨复、李如圭三氏之书，皆全录《仪礼》经文及郑氏注，节录贾疏。时当南宋，尚见古本，故远胜于闽、监、毛诸本。敖氏《集说》亦全载经注，且对于郑注“逐字研求，务畅其旨”（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卷末各附文字正误及敖氏考辨，可与朱熹书参互雠校。魏氏《要义》久佚，复现人世，卢文葅曾手抚目睹，确是宋椠，为朱熹未及见者。此书分段录贾疏，可资乙正处甚多。
明刻本可道者，有陈凤梧所刻《仪礼注疏》。陈本为监、毛本所自出，讹脱自少。顾炎武据石经校出监本五处脱文，除《乡射礼》“士鹿中”下所脱注文外，陈本均不脱。金曰追据陈本雠校，亦每有所得。以《士昏礼》为例，“葅醢四豆”，葅字误，当从陈本作菹；“席于北牖下”，牖字误，当从陈本作墉；“命之辞曰”，辞为衍字，陈本不衍。杨守敬云：陈本与其后发现之严州本、徐氏本“取源自异，其足与严州、徐氏互证者，正复不少”（注：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
乾隆一朝，颇有雠校《仪礼》者，除去乾隆四年重雕《十三经注疏》外，又有沈廷芳《仪礼正字》、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等。校勘者皆竭尽心力，参校本亦时有新出，使《仪礼》面貌一新。乾隆四年本《仪礼注疏》，“尤极审正，一切字书，悉依正体，凡旧本之错误，多所改定”（注：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凡例》。）。卢氏之书，“凡经及注疏，一字一句之异同，必博加考定，归于至当”（注：凌廷堪：《仪礼注疏详校序》。）。金氏之书，王鸣盛赞曰：“而今而后，此经可以毫发无遗憾矣”（注：王鸣盛：《仪礼经注疏正讹序》。）。平心而论，上引诸书，均未能尽扫落叶，其根源在未见单注单疏善本，所据诸本虽不无长处，然皆不足以为规范。卢文弨已有识于此：
《仪礼》一书，自宋以来相传之注疏已有讹错，如朱子《通解》、黄勉斋《通解续》、杨信斋《图》、魏华父《要义》所引，亦与今本大概相同。（注：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凡例》。）
卢说至确。笔者曾以《通解》与北监本《仪礼》比勘，同误处比比皆是：《士相见礼》“若尝为臣”，尝误作常；《乡饮酒礼》“司正升立于序端”，序误作席；《乡射礼》“宾与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脱坐字；《聘礼》“门外米禾皆二十车”，二十误作一十；《大射仪》“大史在干侯之东北”，大史误作大夫；《燕礼》“烹于门外东方”，前脱其牲狗也4字，《通解》又将此4字误置“陈馔器”下之记文内；《丧服》 “大夫去君埽其宗庙，埽误作歸；《既夕》“众主人东即位”，脱主字；《特牲馈食礼》“出立于户西南面”，脱户字；《有司彻》“宰夫执夲以从”夲误作爵；“受爵酌献侑侑拜受三献北面荅拜”，此14字误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卢氏以精于校雠而闻名，而卢校本不能成善本，无它，在底本不精。所可断言者，若不得能宋椠注、疏之善本，而仅据此类转录注疏之书，则《仪礼》校勘难有尽期。
嘉庆初，黄丕烈访得《仪礼疏》一部，已阙卷三二至三七，尚存卷一至三一，卷三八至五○，共44卷。因首尾完具，知原本为50卷，与清代通行之42卷本不同。此书不录经注，仅有贾公彦疏文，当即单疏本。有关《仪礼》单疏本之记载，始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仪礼》五十卷”。其后，马端临《文献通考》、黄佐《南雍志·经籍志》所载亦同。马氏又记是书曰：“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黄氏所得，亦注语皆标起止，卷数亦同。且每卷结衔曰：“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撰”，书末列吕蒙正等14人官衔，皆宋椠古式，故断此书为宋景德官本《仪礼疏》。
《仪礼》单疏本之发现，于《仪礼》校勘意义重大。其一，“订正自来用《经传通解》转改之失”（注：顾广圻：《重刊宋本仪礼疏序》。）。此前，校勘者无从得见贾疏原貌。因朱子《通解》多录贾疏，故据以转校疏文。然朱子书于贾疏，既非全录，又多润饰。贾疏謇涩，朱子为便于阅读计，曾细加爬梳，多有删削，或移易前后，或增成其义。不得视其为贾氏原疏。时单疏本未见，学者不察于此，遂以《通解》为准的，刊正诸本，至有成笑柄者。如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专以朱子为正，忘贾疏前文之所有，而遽以后文为脱去，辄以《通解》补之”（注：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凡例》。），久为学者诟病。今单疏本出，校勘者可径直就正，不必再依傍《通解》。其二，单疏本均每节标有经注“某某字至某某字”，即所谓起止语，此等文字犹存部分经注之旧，每每可确定校勘中之是非，而各本早已将其“刊落窜易殆尽”，故尤觉可贵。顾广圻以单疏本校通行本《仪礼注疏》，“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无虑数千百处，神明焕然，为之改观”（注：顾广圻：《重刻仪礼注疏序》。）。此为顾炎武、张尔岐、卢文弨辈所不曾梦见者，黄丕烈称其为“于宋椠书籍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莫与比伦者也”（注：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并不为过。
数年后，黄丕烈又访得嘉定状元王敬铭旧藏《仪礼郑氏注》17卷，每半页8行，行17字，虽未记刊刻时地，然每卷末双行记经注字数， 书末又总记经注字数，皆宋版旧式。张淳《仪礼识误》校语所引，有南宋严州本者十余条。顾广圻以此本与之对勘，“无一不合，其为严州本决然矣”（注：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黄丕烈亦取二者详校，定为宋严州单注本，但为“忠甫未见未订之本”（注：黄丕烈：《宋严州本仪礼经注疏精校重雕缘起》。）。
张淳（字忠甫）于乾道八年校定《仪礼》时，参校本有北宋监本、京师巾箱本、杭州细字本及严州本等四种。北宋监本乃用五代刻本，为宋刻祖本。细字本及巾箱本分别为北宋南北方之翻刻本。严州本系以巾箱本为底本翻刻者，虽晚在南宋，但经精校，讹脱反较监、杭、巾箱诸本为少，乃宋刻中之善本（注：参阅张淳《仪礼识误序》。），其校勘价值，自不待赘言，是为清人首见之宋刻《仪礼》单注本，颇为校勘家推崇。
越数年，清人又求得徐氏刻《仪礼郑氏注》。东吴徐氏于嘉靖翻刻宋本《三礼》。而以《仪礼》最精审，原书久逸，至此复出。因卷首有“佐文库”印，殆得自日本国。（注：参阅丁丙《雁影斋读书记》。）行格与严州本同。每卷末所记经注字数大多与严州本同，仅四卷略有出入。书末无经注总字数。全书敬字皆缺笔，但徵、让等字不避，陈祐疑其为“天圣以前本”（注：陈祐：《宋本仪礼注疏跋（明覆本）》。）。天圣为北宋仁宗年号，如是，是本之原尚在严本之前，弥足珍贵。陈氏以此本与唐石经相勘，顾炎武所指监本之脱落者，“此本一一皆在，其注亦无不在焉”，“又注之可以订正今本者甚多”（注：陈祐：《宋本仪礼注疏跋（明覆本）》。），又《仪礼识误》所引严本十余条，验之徐氏本，“皆与之合”（注：陈鳣：《宋本仪礼注疏跋（明覆本）》）。陈氏举证明监本讹脱而徐本不误者，达百又十九例之多。叶德辉以徐氏本与严州本相校，严州本误而徐氏本不误者，又有65处之多（注：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一。），间有众本皆非而徐本独是者，如《乡射礼》郑注“古文而后作后非也孝经说然后曰”14字，各本皆阙，此本独全，“凡注疏阙者，此本俱有”（注：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足见徐本又有胜于严州本者。
上揭单疏、单注虽皆善本，然清人亦再精校熟雠，使臻完美。若严州本，未末、凡几互讹，袒或讹租、或讹祖，又如西为酉、夫为大、冢为家之类，亦时有所见。黄丕烈遂以陆氏《释文》、贾疏、张氏《识误》、李氏《集释》等四家之书校订之，而后刊行。张敦仁（字古馀）萃刻《仪礼注疏》，合严州本与景德官疏本为一书，亦先后邀高手精校，故顾千里称其为善本。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多以宋十行本为底本，《仪礼》则另用士礼居所校严州本及景德官疏本为底本。十行本多元明补版，非善刻，故《仪礼注疏》优于群经。胡培翚撰《仪礼正义》，又得见徐氏本，故其校弥精，校勘精则注释、考辨益密。清人之《仪礼》校勘，使落叶尽扫，善本之功居其首矣。
善本之功用之一，在回校传本之错误。《仪礼》之善本晚至嘉庆初方渐次而出，故此前之校勘无善本可据，其困难可想而知。然清人以其学识，依然多有建树，所校讹误，往往与后出之善本暗合，令人称奇。如《士冠礼》“遂以挚见于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之鄉字，石经及各本（含严州本）均同。然刘台拱以鄉为卿之误，其一，《礼记·冠义》孔疏引此语作卿大夫，是其所见《礼记》本作卿大夫。其二，据此注贾疏文意，知贾氏所见《仪礼》本亦作卿大夫。其三，《释文》鄉字无音，而于《冠义》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故各本皆改卿为鄉。其四，“见于卿大夫”与《国语》“赵文子冠，遍见六卿”相合（注：说详《端临遗书》。）。王引之《经义述闻》亦同刘说，且又补数证：宋明道本《国语》韦注引《礼》亦作卿大夫，足证陆氏《释文》之误；《初学记》礼部下引《仪礼》此语，亦作卿大夫，则唐时不独孔、贾如此。卢文弨、程瑶田等均断作卿。后徐氏本出，果然作卿，刘说已成定谳。又如《既夕》“御者四人，皆坐持体”下，监、毛本及《通释》、《仪礼图》等皆有“男女改服”四大字及注“为宾客来问病亦朝服主人深衣”13字。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云，“男子改服”及注，本为《礼记·丧大记》文，因《通解》集附于《士丧礼》下，遂误入《仪礼》。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亦以此文为羼入，当尽删之。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及戴震《仪礼集释》校语，皆辨其误。检之严州本、徐氏本，均无此17字，诸家所论至确。
限于篇幅，此处恕不备举其例，读者可参阅本文第四节。
三、对《释文》之研究及利用
《释文》即《经典释文》，陆德明撰，成书于隋灭陈（公元589年）前后。此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之外，惟赖此书之存”（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人称“六朝以前经文之渊海”（注：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一。）。全书共30卷，其中《仪礼音义》一卷，所注释词目约三百条，由此可以考见唐以前《仪礼》部分文字之字形及音义。
最早将《释文》用于《仪礼》校勘者为南宋张淳。张氏将《仪礼音义》诸条一一验之于《仪礼》，多有不合。如《士昏礼》“受笲腶脩升”，腶《释文》作段，是陆氏所见《仪礼》作段，腶为又作之本，当以段字为正。今验之石经，亦作段，朱梁重刻讹作
。张氏订作段，至确。再如《士丧礼》郑注“将县重者也”。《释文》释重字云：“于重同。”是陆氏所据之本重字前有于字。案诸文意，有于字为安。张氏遂据补于字。又如《仪礼》习见之庙字，诸本或作庿，或作廟，一书之内，杂然纷陈，令人莫知所从。依《释文》，则从苗者为古廟字。张氏据此而知经不当复有从朝之廟字。又，《少牢馈食礼》郑注引《春秋》“禘于大庙”，庙字亦从苗，可知注亦不当作廟。张氏所据《仪礼》，《士冠礼》经注皆从苗，《士昏礼》以下始有从朝者，愈后则从朝者愈多，张氏所见湖北漕司刻本，全书皆从朝，不审之尤。张氏遂从《释文》，庙字悉改廟从苗，极是。诸如此类，张氏收获甚多。
张淳以《释文》校《仪礼》之成绩，清人极为重视，校勘者无不引及之。然张淳引《释文》，乃一切以《释文》为准，尽归其说。清人之于《释文》，如同唐石经，先求诸《释文》本身，考校研究之，以求认识之坚实，至《释文》与《仪礼》之异同，则平心审断，惟从其是。《释文》之宋刻，清人无从得见，行世者为明末叶林宗钞本，叶钞本乃据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迻写，然多有脱误。清初徐乾学曾将叶钞本校订后刊印，即通志堂本。乾隆末年，卢文弨手校重刻叶钞本，是为抱经堂本。其间，惠栋、段玉裁、臧镛堂、顾广圻、孙星衍、钮树玉、袁廷梼、陈奂、王筠等，或据叶钞细为雠校，或案宋刻经传再加刊正，力图恢复其旧貌。由此，清人对《释文》之理解，远较张淳深刻。
其一，《释文》经宋人臆改，已失真面。《释文》与诸经注疏原本别行，各自为书，宋人为省两读，乃取《释文》附于注疏之下。然《释文》与经注文字时有不合。古来所传经典，皆非一本，若《仪礼》于汉有大戴、小戴、刘向、庆普等四种传本，文字不能尽归于一。故陆德明所见《仪礼》之本，与贾公彦所见不能尽同，各据所见而释，宋人不察，遂妄加窜易，“非强彼以就此，即强此以就彼，欲省两读，翻致两伤”（注：卢文弨：《重雕经典释文缘起》。）。又，六朝音切，舌上与舌头、轻唇与重唇不分，《释文》音释亦多如此，宋人则疑其不谐，私为更改，致失原书之真。清人有识于此，故极审慎，不以《释文》为准绳。
其二，《释文》多俗字。六朝人好用俗字。如饭，古音反读如变，与卞音近，故俗作飰。后人不知，或以俗字为正字，“六朝俗师妄生分别，元朗亦从而和之，颠倒甚矣”（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陆氏释文多俗字》。）。如《聘礼》郑注：“纺，纺丝为之，今之縳也。”又，《丧服》郑注引《礼记·内则》文“孺子”，又《燕礼》“袒朱襦”， 縳、孺、襦三字，《释文》均从
，而不从专、需。稽之《说文》，可知《释文》所作均为俗字。陆德明不能辨，张淳则袭其误，处处以《释文》俗字转改经注正字。又如，《士冠礼》“彻筮席”，郑注：“彻去也。”彻，《释文》作撤。案《说文》有彻无撤，彻去之彻，古皆作彻，不从手，撤亦后起俗字。张淳疏于字学，以俗易正。凡此种种，清人皆逐一审夺，还归于正。（注：详见《仪礼识误》（武英殿聚珍版）戴震校语。）。
其三，《释文》时有误字。隋唐时，《说文》之学尚不发达，故学者于字形异同多不深究，亦不知取正于《说文》，陆德明亦不免于此。若《聘礼》经注，鉶字凡六见，《释文》均作鈃。二字虽同音刑，然绝非一字。据《说文》云，前者为祭器名，后者乃乐器名，不得相淆。《礼记》间有二字混用者，乃同音假借，本字仍当作鉶。又如《聘礼》之字，《释文》作赍。张淳以为二者非一字，前者训持遗，后者训资；《聘礼》之皆当训资，故从《释文》改作赍。然《说文》字与资字本通，不须横生分别，且《聘礼》此字为正，《释文》所作乃俗字，并非二字（注：详见《仪礼识误》（武英殿聚珍版）戴震校语。）。
清人与宋人同以《释文》校《仪礼》，然水准悬殊，不可同日而语。宋人疏于六书，于文字学鲜有所见，（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宋人不讲六书》。）遇有歧异，多不能指其沿革，断其是非，“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仪礼识误》条。）。而清人治学，无不以小学为根基，故多能识疑断误，取正于《说文》。是清人识见高于宋人处。此其一。宋人据《释文》校改经注文字，大多不记考辨根据，而以“《释文》作某，从《释文》”一语结之。清人则不然，凡《释文》与《仪礼》不合处，必考竟源流，坐实其义，是非皆有出处。是清人学力深于宋人处。此其二。宋人首创以《释文》校《仪礼》，是知《释文》者，其功不可没。然信之过甚，而至“株守《释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仪礼识误》条。），则又入误区。清人重视《释文》而不盲目遵从，于《仪礼》之流传端绪、字体正俗、刻本异同等，无不着力研究，是深知《释文》者。是清人之成就高宋人一筹也。此其三。
四、长于理校之法
校勘之法，杂然纷陈，众说不一，陈垣先生归四端，曰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注：参阅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对校者，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互校。本校者，以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校其谬误。他校者，以引用本书文句之古本与今本对勘。理校者，从本书之训诂、义理或文势等发疑，校定是非。四法之中，理校最难，非常人所能为，惟有通识者能为之。不得其法者，徒逞臆想，治丝而益棼。精于其法者，善于发疑决疑，而使经义犁然贯通，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注：参阅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仪礼》一书，仪节繁琐，行文多有简省，不易通读，加之文字讹舛远甚于它经，殊难理董。因其学不显，引之者甚稀，故他校一法，颇难施展。对校之法，亦有限度，版本文字之异同易见，而是非不易遽断。故校勘者多用本校、理校之法，而以理校之用，最为精彩。每遇词句不伦，而无古本可正之时，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际，或诸本尽同，众口一辞，而义有难安之处，每每出以理校之法，而屡收奇效。兹以其入手途径为端，略作阐述。
其一，由注疏而正经注之误。《仪礼》经文，时有郑注窜入，但不与文义乖违，读之不易察觉，且每每各本皆同，前人鲜有置喙者。顾文圻曰：“《仪礼》一经，文字特多讹舛，深于此学者，每读注而得经之误，又读疏而得注之误。”（注：顾广圻：《仪礼疏五十卷（宋刊本）跋》。）清人多深于此学者，故以此法校经者时有所见。如《士虞礼》：“尸左执爵，右取肝，擩盐，振祭。”初读之，文义并无扞格之处，且石经及各本皆如是，似无可置疑。然王引之读此语之郑注：“取肝，右手也”，细味之，则经文当本无“右”字，倘有之，郑氏何须加注？故断言：“右字，后人所加。”（注：王引之：《经义述闻》第十。）其后，胡培翚申述王说：“注云取肝右手者也，以尸左手执爵，则取肝为右手可知。”（注：胡培翚：《仪礼正义》卷三二。）足见经文右字，乃因郑注而窜入者，当删，其说至坚。再如，《士冠礼》“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文从字顺，石经及各本皆如此，前人均不疑。然贾疏曰：“盥于洗西无正文。”郑注曰：“盥于水西，由宾阶升也。”揆诸文意，原经当作“赞者盥、升，立于房中”，“于洗西”三字为衍文。浦镗曰：“若经有此三字，便是正文，（贾疏）何云无也？”（注：浦镗：《仪礼正字》。）朱大韶赞同浦说，认为郑氏之注，意在补明经义，“以经但云盥，故云盥于水西。经但云升，故云由宾阶升”（注：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记》。）。颇中郑注肯綮。“于洗西”三字亦由郑注而讹入经文者。程瑶田、戴震、胡培翚均同此说，学者至今无异辞。由上举二例可知，清人校勘《仪礼》，尤其留意于注疏与经注之验合，务求经注字字落实，因而善于发现龃龉之处，校出衍文，其读书之精细，令人钦佩。
其二，由名物制度而考见经注之误。《士丧礼》“死于适室”，郑注：“疾时处北墉下。”墉，各本同，唯毛本作牖。孰是孰非？若以毛本非善本而斥其非，未免草率，清人不为也。胡培翚读下文之记，有“寝东首于北墉下”语，与此相合，似可断毛本为误。然若室中有墉复有牖，则毛本仍可通。为校定此字之是非，胡氏从考证宫室之制入手，考订颇详。《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毛传：“向，北出牖也。”据此，似室之北有牖，可为毛本佐证。然《诗》所云者，为庶人之室，容有北出之牖，士之燕寝（私室）亦有之，而《士丧礼》所记为宗庙正寝之室，其亦有诸？胡氏引《礼经释例》所述宫室之制，皆前堂后室，室之南有牖，北惟墙，士大夫以上皆如此。《礼记·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阴明也。”薄社，毫社也，在殷之旧都，为亡国之社。“北牖”者，“塞其三面，惟开北牖，使其阴方偏明，所以为通其阴而绝其阳也。阳主生而阴主杀，亡国之社如此”（注：孙希旦：《仪礼集解》卷二五。）。足见惟亡国之社有北牖。《礼记·丧大记》云：“寝东首于北牖下，”似又为北有牖之证，然郑注云：“或为墉下。”又《释文》：“牖，旧音容。”是牖为误字，殆因形近而改，当从或本作墉为是。故《丧大记》之语，仍不足为北牖之证。胡氏又遍举文献之语，证明室无北牖：若《论语》“伯牛有疾，自牖执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于北壁下，东首。今师来，故迁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南窗，可知北墉即北壁。《礼记》之《檀弓》、《坊记》诸篇，均有“饭于牖下”之文，胡氏推断曰：“惟室南有牖，北无牖。室内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即知其处，不必分别南北。”（注：胡培擩：《仪礼正义》卷二六。）反之，室之北方有墉无牖，如《士昏礼》“妇庙见席于北方”，郑注：“北方，墉下。”文献绝无北方有牖之例。至此，胡氏断言，毛本作牖为非。牖、墉之辨，涉于古代贵族宫室之制，其制至清多已湮没，复之无由，文献记载，往往牖墉互误，考证至为不易。胡培擩细为爬梳，使是非隐现，实属难能。此外，尚有以礼器、乐器、服饰之制用于校勘之例，均极成功，此不备举。
其三，以全书通例校定经文。《仪礼》中又有注疏亦无从发疑决疑者，清人则求诸通例。若《特牲馈食礼》：“肝从，左执爵，取肝擩于盐，坐振祭，哜之。”句中“坐”字，宋李如圭疑为衍字，元敖继公、吴澄均从其说。吴澄曰：“上文云‘坐揅手’，至此尚未兴，不当复言坐。”（注：吴澄：《仪礼考注》。）此说似极有理。然清人不随声附和，必独立思考。褚寅亮见《少牢馈食礼》于宾、宾羞燔之后亦有“坐振祭”之文，而疑“岂两处皆衍乎？”又见《礼记·少仪》曰：“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乃恍然而知，古礼就俎取祭品必兴；祭毕，将所祭之物返于俎亦必兴，惟祭时坐。故此文“取肝擩于盐”，必已兴起，“经言坐祭，正见其兴而起也”（注：褚寅亮：《仪礼管见》。）。盛世佐曰：“凡振祭皆坐，特于此见之耳”（注：盛世佐：《仪礼集编》。）。可见，坐字不衍，李如圭、吴澄之说失之。清人校勘，善于贯通全书，把握义例，从大体着眼，绝不就字论字，故虽无古本可参，所校仍坚不可移，远较宋元诸儒精深。
其四，由文例、辞气校经之误。《丧服》大功章曰：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公母、姑、姊妹。
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
“传曰”以下56字，唐石经及各本皆如此。然细审其文义，实有费解者，若传曰“下言”云云，与经文无可系属，显有错乱。贾公彦作疏于此，即生疑窦，以为“下言”二字及“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9字共11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旧读者自安，是谁置之也？今以义， 必是郑君置之”（注：贾公彦：《仪礼注疏》卷三一。）。贾氏以“传曰”最末21字分为两段，以“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等10字仍为经之传文，而以其前后11字为郑玄所加。宋元诸儒均不能移易其说。
清人最先诘难贾说者为戴震。戴氏反对贾疏强分21字为两段，“经既见‘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传不应重见此十字而绝不释其意，是二十一字通为郑注无疑”（注：戴说见《仪礼集释》（武英殿聚珍版）校语。下同。）。戴氏所论，入情入理，今验之武威所出之汉简《服传》，亦无此21字，其识见令人惊叹。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奉诏校勘《仪礼》石经，亦经此21字为郑玄之注，拟改传归注，（注：阮元：《捝经室集》一集卷二《仪礼丧服大功章传注舛误考》。）可谓所见略同。戴氏进而指出，本节经文之郑注，末言“大夫之妾为此三人之服也”，传之郑注曰：“此不辞……”，文意殊不相贯，当以前述之21字郑注插入其间，“凡五十六字，一气连贯，不可截断”。戴氏以前21字为错简而误置于此，极是，秦蕙田、孔广森、胡承珙等均同此说。盛世佐以为，此节文字尚有贾氏未识之疑点，传曰“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此16字与经文无涉，经未言及“大功”，传何从释之，显然不合注疏文例。盛氏曰：此十六字“当在上经‘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下，而脱简在此”。（注：盛世佐：《仪礼集编》。）如此，文意始得贯通无滞。胡培翚复以此16字为“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之传文，则辞气亦无碍，甚是。此节文字自汉唐以来即已杂乱无次，纠结不清，然经戴震、盛世佐、胡培翚等多方推敲，分之为三，使两段错简各归原位，再无纠葛，堪称理校典范，足启来者。
清人之《仪礼》校勘，起步之艰辛，非诸经可比，而成就之卓著，亦非诸经能匹，其中颇有发人深思者。鄙见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从社会原因而言，清廷对经学之提倡，使《仪礼》得以恢复其群经之一之地位，故传习者日甚一日。或毕生倾力于此，或此经与群经兼治，至绩溪胡氏，四世专治《仪礼》，古今罕有。汉族志士为捍卫民族文化，藉机推动礼学研究，使《仪礼》之学勃兴。此其一。从《仪礼》研究本身而言，则为视野开阔，宏观与专题并进。有关《仪礼》之研究，几乎无所不及。通考礼书者如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黄以周《礼书通故》；通解《仪礼》经义者如盛世佐《仪礼集编》、焦义恕《仪礼汇说》、蔡德晋《礼经本义》、方苞《仪礼析疑》、王士让《仪礼紃解》等；研究《仪礼》目录者如臧镛堂《仪礼目录》、胡匡衷《仪礼目录校证》；辨别今古文者如胡承珙《仪礼古今文义疏》；研究礼法通例者如凌廷堪《礼经释例》；研究宫室者如洪颐煊《宫室答问》、张惠言《仪礼宫室图》、万斯大《宫室图》、焦循《群经宫室图》等；研究官职者如胡匡衷《仪礼释官》；研究服制者如万斯同《丧服》、程瑶田《丧服文足徵记》、汪士铎《服带考》等；研究声读者如段玉裁《仪礼汉读考》，等等，不能备举。此皆专论《仪礼》者，兼论《仪礼》者如王引之《经义述闻》、于鬯《香草校书》等尚不在内。《仪礼》之文字校勘，有赖于经义之理解，而经义之理解则不离文字之校正，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至凌廷堪《礼经释例》，将前人研究成果总结提炼，归纳各色仪节，创为通例，尤有助校勘。如此交汇融通，校勘之有飞跃，宜矣。此其二。从相关学科之影响而言，亦不无作用。清代学术以经学为主干，经学之发展，要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考据学等学科有相应之发展，而上述各学科在清代均极发达，故又转而促进经学研究之深入。《仪礼》校勘亦颇受益于各相关学科，本文所举之例，多有可印证者。此其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