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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国际金融市场，充满了动荡和不安。
1991年，美国金融业出现了信贷风潮；1994年12月中旬，被称为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楷模的墨西哥突然发生金融危机；1995年2月26日，具有233年历史的英国老牌商业银行巴林银行，在昼夜之间毁于一名年轻的交易员之手；继之，在各国货币投机商的冲击下，英镑汇率风雨飘摇；而法国金融界的巨子里昂信贷银行，则因从事高风险投资而损失惨重，以致于法国政府不得不斥500亿法郎的巨资来进行紧急抢救；1995年，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的汇率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暴跌；同年，日本大和银行因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对金融衍生工具投机失败，被不客气地逐出美国；在欧洲大陆上，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欧洲联盟终因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风暴，而被迫宣布推迟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
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固然令人恐惧，但更使人困惑：一直行之有效的各种理论和学说都解释不了接连发生的动荡。世界各国的金融专家们正在为寻找金融风潮的导因绞尽脑汁，但至今还没有产生一个能合理地解释上述现象，并为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问世。然而，有一点却是人们的共识：在这些金融风潮的背后，国际资本流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对国际资本流动问题的研究，成为90年代以来金融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一、国际资本流动：80年代之前的三个阶段
尽管中世纪唯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向热那亚的贩羊皮者发放一笔贷款，便已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但作为一种稳定的经济现象，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叶算起的。迄今为止，它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战后初期、以及80年代至今。
前史（1870—1914）1870—1914年，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早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拓展世界市场的步伐；资本跟随着廉价商品，开始在世界各地落户。那时，资本的主要输出国是英国、法国和德国。拥有殖民地最多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在全部资本输出中占有高达50%以上的份额，法国和德国则分别占有20%和15%。
人们在描述资本流动的早期历史时，通常都把它与资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剥削联在一起。这是事实，但并不全面。资料显示：在19世纪，资本的主要输入国并不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而是比较富裕、资源丰富、与输出国的“亲源”较近的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它们要占世界资本输入的一半以上。资本输入第二位的是东欧、俄国和北欧国家，约占25%。而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外围国家”，包括中国、埃及、土耳其和其他一些非洲的殖民地，则只占资本总输入的不到20%。在早期国际资本流动中，受益最大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当时还是“新兴市场”的美国。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与资本的国际流动分不开的。
国际资本流动的萎缩（1914—1946）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资本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资本输出一方，美国不但变成了净债权国，而且迅速取代英国，成为国际资本输出的主要来源。在资本输入一方，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成为最大的借款国。在此期间，支撑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本位制第一次受到真正的冲击。促使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动因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追求高回报和超额利润，转而主要寻求安全的避难地（资本外逃）。接连发生的世界大战使得各国彼此猜忌，因此，国际资本流动随着国际贸易的减少而趋于萎缩。
国际资本流动的恢复与发展（1946—80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本世纪70年代，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第三个阶段。鉴于国际资本流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萎缩大大减少了各国利用他国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机会，并间接阻碍了国际贸易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战胜国们便开始筹划修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的艰难工作。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叫做布雷顿的森林里，44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联合国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并依据这两个协定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确定了战后以美元—黄金本位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根据协定，各国货币均应确定其黄金含量，但只有美元可与黄金直接兑换（所谓美元与黄金挂钩），而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则只能依其含金量确定其同美元的固定汇率，直接同美元兑换（所谓同美元挂钩）。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在美国的经济霸权和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基础之上，所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该体系正式崩溃为止的近30年中，国际资本的流动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具有了“美元”特色。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和以“美援”为依托的美元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构成了此间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应当说，这一时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复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随着欧洲的重建和世界经济的复兴，美国经济逐渐从其霸主地位上滑下来，美元的霸权地位也随之衰落。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如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国英镑、以及后来的日元等等，开始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应，国际资本流动也从战后初期的从美国的单向输出，转变为资本在各国间相互流动；所使用的货币也从单一的美元，转变为多元货币。再一次与流行说法相悖的是：直到80年代之前，从总量来看，国际资本流动的75%以上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横向”进行的，余下的不到25%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输出。值得注意的是：二次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一向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成为被动接受者和“受害者”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从国际资本的流动中获取利益，甚至开始在国际资本流动中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亚洲“四小龙”和南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成功的典范。而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则在国际资本市场尤其是欧洲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8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若干革命性的变化
虽然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经济的多方面影响在90年代才充分展示，导致其今天这种巨大活力的革命性变化却在80年代，有些则早在60年代就已悄悄地发生。
无“国籍”资本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对饱受战争创伤的西欧各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投资，并通过支付驻欧美军军费等途径，将大量美元投放到西欧。当时的英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复苏，只好放下老大帝国的架子，准许伦敦的商业银行接受美元存款并办理美元的信贷业务。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战后冻结了中国存放在美国的资金，前苏联有鉴于此，也把其在战争中得到的美元资金存放在伦敦的银行中。这两个因素，促成了“欧洲美元”的形成。所谓欧洲美元，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其后的发展中，它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美元概念），它指的是投放在美国境外的银行中的生息美元存款。这种新的货币交易一经产生，便显示出其真正的“国际公民”特色：这个市场在欧洲，但经营的却是美元资金交易，一切借贷都以美元为计算单位，而且，所有这些活动均不受美国金融法令的限制，享有许多美国国内美元所没有的自由。
随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逐步扩大和对外负债逐年增加，在美国境外，主要是在西欧国家的银行中，逐渐积存起大量的美元。欧洲美元的规模，更因为美国国内金融业的限制而获得源源不断的补充来源。首先，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其中央银行）的Q字条例，美国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利率不得超过限定的水平。因此，当欧洲美元存款利率高于美国国内利率时，大量的美元就会外流。其次，根据联邦储备银行的M字条例，美国银行在国外银行的资金，包括其国外分支机构在总行帐面上的存款，都必须缴存累进的存款准备金，而国外的欧洲美元存款则对此无任何要求。其三，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对本国资金的外流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这使得追求境外高利润的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寻求绕过政府管制的各种方式来向外移转美元资金。
欧洲美元的范式一经产生，便刺激了种种无国籍资金的迅速产生和发展。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拿起石油武器，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抗争，一举将石油价格提高了2倍。这使得OPEC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不断增长。这些突然得到的美元盈余，形成了“石油美元”。其后，循着大致相仿的路径，又相继有“亚洲美元”、“非洲美元”的产生。不仅如此。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德国、英国、瑞士、法国等发达的欧洲国家的货币也广泛地在境外流通，从而也在其境外形成了“欧洲西德马克”、“欧洲英镑”、“欧洲瑞士法郎”、“欧洲法国法郎”等等。与此类似，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之后，在其境外也逐渐形成了“欧洲日元”。
更有甚者，在境外可经营任何货币存贷业务的发现，使得信贷交易真正地国际化了。这从根本上破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附经济贸易中心和取资于国内资本供应的传统范式，从而引发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散化进程，并最终导致“离岸金融业务”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当新加坡的银行向一家非美国的公司发放美元贷款时，它就是在从事“离岸金融”业务了。用学术语言来说，离岸金融指的是：发生在某国，但却与该国的货币和金融制度没有联系，且不受该国际金融法规管制的资金融通活动；而这些活动赖以发生的地区便是离岸金融中心。基于这一运行机制，国际金融市场迅速而广泛地分散到巴黎、法兰克福、布鲁塞尔、香港、米兰、蒙特利尔、东京等地。最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原先一些经济上并不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如巴哈马、开曼群岛、卢森堡、新加坡等，也得此风气之先，迅速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市场。事实上，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它管制较松、赋税较轻、风景优美、生活舒适、并拥有一定数量的合格从业人员，都可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大量的货币在发行国的境外流通、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发、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使得资本最终摆脱了国界的约束并挣脱了其物质的束缚，成为真正的国际公民。这无疑为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雄厚的实力基础和最为合适的条件。
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
从60年代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了规避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各国的金融机构先后都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新的金融机构和新的金融“产品”不断出现，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适当的载体。
不仅如此，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中，适应人们保值、规避风险和投机的需要，在传统的金融工具基础上又派生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新的金融产品一经产生，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更因电子科技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而获得足够的养料。据《华尔街日报》推测，1993年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仅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4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持仓量就达15万亿美元，是1988年4820亿美元的三倍。这种状况，使得金融交易逐步脱离其实质经济的基础，大大超过GDP的增长而迅速膨胀。例如，在美国，1956年，金融交易大约相当于其GDP的1.2倍，到了1980年，这一比例竟上升到40倍以上。据IMF的粗略统计，截止1995年底，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达7.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年经济产出的20%，其中，纯粹的“游资”竟达1万亿美元！世界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1994年，仅仅国际间外汇的交易额，就已相当同期世界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交易量的100倍。
金融工具的不断产生和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无疑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来源。
国际资本流动的游资化
金融工具的日新月异、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以及大量的资金在境外流通，使得国际资本的流动日益表现出“游资”特征。
首先是高速流动。在现代通讯和电子技术条件下，调动巨额资金只需打个电话或按一下按钮，天文数字的交易瞬间即可成交，资金也可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光速快速移转。高技术也使得全球的各个市场之间形成由电子计算机和电话线连接的、不间断交易的无形市场：所谓“24小时全球市场”最终形成。
二是国际游资日益产生“集体化”倾向。它们作为有别于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第三种力量”，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甚至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已经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存在，并开始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现在，非官方的国际资本累积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以致于很多人戏谑地说：这些私人金融组织，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资格成为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
三是交易的杠杆化。金融衍生工具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可以运用“杠杆原理”，以较少的“按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其按金合约金额的金融商品。正是金融交易的杠杆化，使得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就可牵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而一位普通的交易员也能以少量资金进行巨额交易，从而断送一家历史悠久的跨国金融机构的前程。事实上，如果没有金融交易的杠杆化，那些真正参与市场交易的资本根本没有力量把一个小小的事件放大到足以震撼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程度。
私人资本地位的上升
在战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国际资本的流动曾以包括各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在内的“官方资本”占据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以各种基金、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大企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逐渐取得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导地位。这一点，通过比较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额与各国中央银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可动用的资金量，就可清楚地看出来。例如，全世界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其目前的外汇储备达2000多亿美元，但是，其中央行可以动用来干预外汇市场的资金仅为几十亿美元。然而，1995年，仅仅是国际外汇市场上每日交易额，就达万亿美元以上。相比较起来，前者只是“小巫”而已。进入90年代以来，私人资本和国际游资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1995年，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中，90%来自私人投资者。
各种私人资本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真正市场化了。它一方面促使国际游资与机构投资者日益融合，并推动了单一金融标准在国际上的施行；另一方面，它也使得各国政府违背市场规律的干预活动心劳日拙。8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联合采取了若干次旨在挽救美元和日元的行动，但都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新兴金融市场的板块化
国际经济间竞争，主要表现为贸易和市场的竞争。发展贸易和开辟市场，金融必须先行。近年来世界贸易重心的重新调整和新兴市场的兴起，为发达国家激烈竞争的金融业开辟了新的投资去向。中国、韩国、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波兰、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十大“新兴市场”的崛起，更是给国际资本提供了进行各种投资的机会。与过去的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不同，新兴市场本身正在趋于板块化：在亚洲、拉美、东欧和南部非洲，正在形成或已经出现新的有吸引力的新兴金融市场。市场的板块化与世界经济的区域性、集团化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反转来又对各个板块之间的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国际游资正根据各个板块的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决定投资取向。作为市场板块化的后果之一，对资金的争夺和竞争将对每一个力图在世纪之交最大程度地利用外部资源的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三、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挑战和应对措施
若要最简单地描述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领域发生的多方面变化，我们可以说，大量基本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经济组织监控的“无国籍”私人资本，依循着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原则在国际上自由移转，是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主要特征。
是非评说
新的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参半。
其有利的方面是：多元化和更有效率的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各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对于提高国际经济参与者的防范风险能力，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得益最大的首推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统计资料表明：即便在国际经济衰退时期，绝大部分这种超大型机构，由于可以在国际范围内趋利避害，其利润仍然在直线上升。
一些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国家，也因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得到了利用其国内盈余资金或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便利条件。据世界银行统计，广大非石油输出国的不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有60%以上是从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来弥补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因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的相对容易，得到了宝贵的境外资金的支持。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总额为2313亿美元的外部资金；其中，642亿美元得自传统的官方开发贷款，而得自国际金融市场的私人资本则高达1671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资金流入，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出口贸易和提高国民收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就雄辩地证明：只要利用得当，国际资本完全可以为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然而，伴随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国际金融的动荡可能成为常态，使得世界各国都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之中。这是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经济发展最不利的影响。
国际金融的动荡，还将因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不居而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一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稳定，通常都会通过游资迅速传递给所有其他国家。这是因为：国际游资的“金钱游戏”和转移速度已经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它已经超越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权利和能力之所及，其产生的冲击可扩散到任何一个国家。危机的传递和扩散，意味着每一个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都面临着外来冲击的威胁，其国内经济政策的效力将因此而大大减弱。
更为严重的是：国际金融动荡及其迅速产生的波及效应，使得任何单个国家，甚或国际金融组织，都已不能与市场力量相抗衡。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近年来曾多次，或单独、或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但基本上都无功而返，就是最好的证明。
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使世界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应对措施。
为了对付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国际金融体系最直接的反应，是建立一系列预警化措施。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于1995年6月8日在渥太华公布的经济公报草案建议：IMF将设立金融危机应急基金，当成员国发生类似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时，该基金将迅速向其提供援助。公报称，防止危机将是IMF的最主要任务，为此，必须强化IMF的预警功能、建立防范体系、设立应急基金。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为其应急基金多次增资。
理论上比较彻底的应对方案，是加快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这种理论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所以常常对国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步伐；加速经济的一体化，将从根本上消除这种不对称。基于此论，便有了设立真正的世界性中央银行的建议。然而人们也认识到，在发展如此不平衡的世界上，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不是天方夜谭，也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于是，退而求其次，建立区域性中央银行的建议便不断出现在国际经济的文献之中。但是，这样做也绝非易事：只要看一看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的风风雨雨，就可知其中的艰辛。看起来，加强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在国际金融机构和主要国家之间建立某种应付金融动荡的联合反应机制，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道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18个年头。从经济的总体规模上看，我国已雄居世界十大经济强国之列。然而，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在迅速提高。199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累计利用外资已超过1500亿美元，外债余额也在1000亿美元以上，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在此条件下，不能排除国内外游资在某些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安定构成威胁的可能。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必须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从墨西哥的经验来看，依赖国际社会的援助实属不能已之举，而且也是靠不住的。治本之道，一方面是保持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势头，另一方面，则应在国内尽快建立起一套高效、竞争的金融体系，并形成一套有效的金融调控机制。显然，这需要我们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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