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忠实论文,先进文化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前进方向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重大意义。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江泽民同志的这个指示，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有机的整体。这里，着眼于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新形势，思想文化界面临的新任务，着重谈谈学习“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重要思想的一点体会。
注重文化建设，用先进文化武装党、军队和人民，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党从诞生伊始，就堪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先进文化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是我们党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本前提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作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用先进文化批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腐朽思想观念，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最后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达等都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先进文化战胜腐朽意识形态的产物；而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而出现的。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党成立伊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系列著作，都谈到文化建设问题。例如，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著作中，专辟章节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质，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为了坚持文化的这种先进性，就必须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并在文化工作中避免右的和“左”的偏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706页）
邓小平同志在1941年所做的《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也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这不管对人民群众或部队，都是同等重要的”。批评“各级政治机关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做得不充分”，号召“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报告还指出，“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这个报告还特别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和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诲淫诲盗、毒化奴化政策。”这个报告还抨击了“鼓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顽固派，“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组织封建迷信团体”，“使人民任其宰割”。并就如何粉碎这一套反动文化战略，做了明确的指示。（《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28页）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虽然是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工作的，但对于今天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在文化方面的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之残余还存在；而且，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历史证明，在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这种资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五四运动之前，是资产阶级领导着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打退了，于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新学”就偃旗息鼓，失了灵魂，只剩下它的躯壳了。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的“围剿”都遭到惨败，其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6—702 页）这充分证明，先进的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任何政治和军事的暴力的围剿所毁灭不了的；这种先进文化，对于一个先进的政党永葆先进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胜利。建国以来，我们在文化工作方面虽然犯过“左”的错误，但党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这种错误。而且，从总体上说，党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在文化建设方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功不可没，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今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80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文化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坚持文化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发展党作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的地位，需要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研究解决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从国内方面来说。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确保党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的地位，就要探索如何有效地抵制拜金主义等商品经济的负面效应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侵蚀。邓小平同志曾严厉批评文化界“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尖锐批评“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邓小平同志批评的这种现象， 显然是有损于党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形象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同上，第145 页）正视当前的现状，可以看出，这些提示的针对性是很强的。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
再有，我们的文化体制也需要改革，改革的根本目的也正是要在文化建设中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了达到这个根本目的，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我党制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科学地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体制改革要遵循客观规律，就要革除旧体制中不利于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弊端。例如，以往的实践已经证明，在文化工作中搞“权力真理论”，以家长制、官僚主义的行政干预冒充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对于文化建设的危害很大，应当克服。近年来的实践还证明，无视文化工作的特殊性，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中照搬市场经济规律，以为搞市场经济，文化也要“市场化”，文化建设势必走偏方向，不利于“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贯彻，损害党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的光辉形象。
从国际方面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所派生的矛盾必然反映到文化上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人的依赖关系和狭隘地域性等方面，具有“伟大文明作用”；但同时，又造成了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即导致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财富的增长以牺牲大多数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使人本身片面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范围文化的普遍交往，使上述矛盾反映到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来，特别是反映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西南北”关系（即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关系）上来。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上面临双重影响。
一是正面影响：借助于全球化的强劲动力，通过普遍的文化交往，批判地汲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有助于根除残存的封建宗法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破除狭隘的地域性偏见，为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是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社会局限性，即种种以拜物教为特征的“泡沫文化”，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构成冲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如网络技术、信息高速公路，实行“文化侵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其实质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例如，推行所谓“新自由主义”，鼓吹“人权大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乃至“超越民族国家”论、“主权国家终结论”等一系列欺骗宣传，都是这种意识形态攻势的组成部分。因而，“文化安全”问题，也成为需要密切关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种形势下，正确处理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应当避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在当前信息网络化的条件下，需要认真研究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如何在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手段、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的同时，抵制和粉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确保“文化安全”。
首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对外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这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先决条件。不能被西方鼓吹的所谓“文化全球化”、“文化战略”所迷惑。有人天真地以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所谓“文化全球化”或“文化一体化”；但是，什么是“文化全球化”和“文化一体化”呢？处于根本对立和冲突的文化价值观能够结成“一体”吗？果真“一体化”了，先进文化的命运将如何呢？在西方国家所谓“文化战略”不断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攻势的态势下，我们有些人却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这是自我麻醉，正中国际敌对势力之下怀，势必丧失自己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特色。目前流行的迷信西方价值观的“新教条主义”，不顾及我国的具体国情，对西方各种思想体系盲目照搬，必将导致文化价值观上的良莠不分，迷失方向。
其次，在国际文化交往中，要克服闭关自守、故步自封观念，以坚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准则，吸取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成果，使自己民族在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同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较量中，得到考验和锤炼而发扬光大。
相信通过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永远无愧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忠实代表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