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戏曲中西施形象演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施论文,戏曲论文,古典论文,形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古及今，美人西施的名字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两千多年来，诗人们吟咏她，民间传说她，舞台上表演她。在人们心目中，她已成为美的代名词，美人、美景、美物，皆可以她为喻。但是，这只是就外表而言。对于西施灵魂的美与丑，却有过不同的看法。也因此，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西施形象，甚至还发生过争论。本文拟就这一现象作初步的探讨。
一 历史上的西施
戏曲史上不同西施的形象，与西施的原型——历史上的西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曾有人对历史上是否真有西施其人表示过怀疑①，但笔者以为，既然有较多历史文献资料提到西施，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不过，在后人的记述中，加入想象，使形象愈来愈丰满，也是不争的事实。下面就历史上的西施略述其发展之要：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西施曾屡被提及。如《墨子·亲士》：“西施之沉，其美也。”《尸子》下：“人之欲见毛嫱、西施，美其面也。”《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等等。从他们的片言只语中可知，西施是古代著名的美人。她患有心脏病，每因疼痛而蹙眉捧心时，更见娇媚。她的美，给她带来了沉水而亡的灾难。
将西施与吴越争战联系在一起，言越以西施献吴王而完成兴越灭吴的大业，今见最早记载为东汉袁康《越绝书》和赵晔《吴越春秋》②。合二书所载，大意为：西施为春秋末战国初越王勾践时人，家住苎萝山(今浙江诸暨县南)，父以卖柴为生。她与郑旦同被选中。勾践让她们著绮罗之衣，习仪容举止，三年后派大夫文种(一说派相国范蠡)献于吴王。吴王大悦。《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古籍中归于“史部”，但二书多采传闻，颇近小说家言，所载是否确为史实，今已难以稽考，只能姑妄信之。
关于吴亡后西施的下落，前人说法不一。前引《墨子·亲士》言西施被沉于水。今存《越绝书》、《吴越春秋》未言其终。但宋姚宽《西溪丛语》曾引《吴越春秋》之文云：“吴国(“国”，一作“亡”)西子被杀。”明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十八《范蠡西施》录《修文御览》所引《吴越春秋·逸篇》之文亦云：“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而明陈耀文《正杨》卷二《西施》则引《越绝书》文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这些引文说明《吴越春秋》与《越绝书》中原有关于西施结局的记载，已经出现歧异。唐宋诗词中咏及西施之终的亦颇不一致。李白《西施》谓：“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杜牧《杜秋娘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苏轼《水龙吟》词：“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宋之问《浣纱篇》则曰：“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较汉时被沉于水和随范蠡而去的不同记载，又增一“还旧都”之说。
明代文人对于西施的下落曾有过一番考索与争论。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十八《范蠡西施》云：
世传西施随范蠡去，不见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也。予窃疑之，未有可证，以析其是非。一日读《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去之一证。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书得其真，然犹恐牧之别有见。后检《修文御览》，见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笑曰：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未精审，一时趁笔之过也。盖吴既灭，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随鸱夷”者，子胥之谮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故云“随鸱夷以终”。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影撰此事，以堕后人于疑网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诬千载，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①。
杨慎以诸说中墨子离吴越之世最近，《吴越春秋·逸篇》所载又与此合，故认为沉于水之说符合历史的真实。他批评杜牧未加精审，致生歧说。陈耀文《正杨》一书专为正杨慎著作之讹而作，其《西施》条引唐·陆广微《吴地记》文：“嘉兴县一百里有女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女儿亭。”又《越绝书》文：“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因泛五湖而去。”陈耀文据此两段引文，驳斥杨慎之论，认为杨慎引以为据的《逸篇》“宁非影撰耶!”其后王世贞对二人之论曾加评论，他说：“杨用修证西施之沉江与陈晦伯之证西施随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难以臆断。”但接着批评陈所引《吴地记》之载为“大可笑”，他说：“按《记》，亭在嘉兴县南一百里，为吴地。范蠡为越成大事，岂肯作此无赖事?未有奉使进女三年于数百里间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吴王不怒越者。齐东野人之谈，何足据也。”故以为“晦伯之驳用修，真可谓梦中说梦矣”①，否定陈说。王世贞倾向于杨说的态度自明。
后来，对西施结局进行考述的仍大有人在，如明俞弁、薛晔，清陈锡路等等②，然均未见有新发现。看来，《墨子》所言，当属较可信者。因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前376年；越灭吴在公元前473年。墨子略晚而已。
二 宋元剧曲中的“妖姬”
西施以美著称，古代诗文中描写、赞颂西施之美和以西施之美为喻的篇章，触目皆是。如屈原：“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九章·惜往日》)曹植：“增吴氏之姣好，发西子之玉颜。”(《扇赋》)王维：“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西施咏》)徐寅：“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颜。”(《勾践进西施赋》)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徐渭：“最是秋深此时节，西施照影立娉婷。”(《荷花》)等等。
但唐代李绅《过吴门诗》却斥西施为妖：“苎萝妖覆灭，荆棘鬼包羞。”其《姑苏台杂句》亦云：“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不过，在诗文中，这类声音还很微弱；而在宋元歌舞剧曲中，从今存作品看来，却几乎成主调。
北宋晁补之的《调笑·西子》还只是描写西施之美。南宋初董颖的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则与李绅同调，把西施归于“妖类”。此曲共十遍，完整地叙述了吴越争战的故事。其中侧重描写：勾践被释归国后，文种陈“破吴策，唯妖姬”之谋。于是，范蠡微行，得倾城妙丽。西子受越王隆恩，愿效死入吴。从此，夫差迷于宫闱，恣意奢淫，信谗佞，戮子胥，国势渐趋衰败，终至国破身殒。其中叙吴亡后西子结果之辞谓：
鸾存凤去，辜负恩怜，情不似虞姬。尚望论功，荣归故里。降令曰：吴无赦汝，越与吴何异。吴正怨，越方疑，从公论，合去妖类。蛾眉宛转，竟殒鲛绡，香骨委尘泥。渺渺姑苏，荒芜鹿戏。
西子明明奉越王之旨入吴反间，曲中却批评她辜负夫差恩怜，未能如虞姬殉项羽之情而死；西子为越立下大功，越却以“从公论，合去妖类”为由，令其自经。这里的是非观暴露了作者在妇女问题上“女从男”、“嫁从夫”(《礼记》)的封建观念。作者董颖，字仲达，江西德兴县士人，尝从汪藻(字彦章)、徐俯(字师川)游。平生作诗成癖，每属诗，寝食尽废，诗成必遍以示人。然穷至骨。后因为人代作丞相秦桧生日诗，穷思过当，得狂疾而死③。可见是一个名利思想颇重而缺乏气节的文人。他能替人代作贺奸相秦桧的生日诗，自然也就会将亡国之罪妄加在一个受人驱使、供人玩弄的弱女子身上，而决不敢对败国之君臣有丝毫不敬之词。
宋金元的戏曲作品，以范蠡、西施故事为题材的，今知至少有五种。除元·赵明道《灭吴王范蠡归湖》杂剧尚存第四折佚曲外，其余几种均已失传①。
赵明道《灭吴王范蠡归湖》，今存第四折。全套曲文共十四支②，为范蠡助勾践复国后，归游五湖时所唱。曲中批评越王无道有如商纣，他贪酒色、听谗言、杀功臣，“少不的又一场武王伐纣”；故自己急流勇退，与山妻稚子“趁着这五湖烟浪长相守”。曲中提到西施之处如：
铸我做黄金像，养我在白玉楼。你不合信谗言便准了西施奏。[庆东原]
道童才你与我便轻拨转钓鱼舟，看了这霜降水痕收。一任教越国西施唤，再休想搬回壮士头。[得胜令]
西施，你如今岁数有，减尽风流。人老花羞，叶落归秋。往常吃衣食在裙带头，今日你分破俺帝王忧。我可甚为国愁?失泼水再难收。我心去意难留，您有国再难投。俺轻拨转钓鱼舟，趁风波荡中流。[梅花酒]
从中可见，剧中西施在吴亡后未被沉于水，也未随范蠡归隐，而是老于越国；范蠡自有“山妻稚子”共相守，对西施则多有贬辱。剧中西施被指摘为一个会进谗言、不知羞耻的不贤不贞之妇。不仅灵魂丑陋，其容貌亦已“减尽风流”。作者赵明道(一作赵明远)，元初大都人，生活于下层社会，混迹于茶坊、勾肆之中。喜制曲，多歌舞升平，崇扬道德之作③。从所制《范蠡归湖》杂剧之逸文看，作者崇尚、宣扬的显然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之道和贱视妇女、以妇女贞操为重的封建道德观念。
其余几种失传作品，从南戏《范蠡沉西施》、杂剧《陶朱公五湖沉西施》的题目看，当亦是贬毁西施之作。因为范蠡历来是人们崇尚的大智大勇的人物，他将西施投于水，必然有他的理由。作为戏剧作品也必然要演述这些理由，这就不会不对西施有所否定。
人们的认识总不可能完全一致，与以上否定西施所为的看法相反，在宋元诗词中也可觅到一些充分肯定西施之功的篇章。宋郑獬曾言：“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④元张可久散曲[双调·湘妃怨]《怀古》云：“秋风远塞皂雕旗，明月高台金凤杯。红妆肯为苍生计，女妖娆能有几?两娥眉千古光辉。汉和番昭君去，越吞吴西子归，战马空肥。”后者甚至明确指出，西子赴吴，昭君和番，都是“为苍生计”，她们的功绩“千古光辉”，其评价可谓高矣。只是这种认识要到明代戏曲中才得到发扬光大。
三 明代传奇中的巾帼英雄与覆国罪人
明代建国以后，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内外贸易活跃，这使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社会思想受到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反传统、反理学姿态的王阳明学说得以形成并广泛传播，其“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①。继承和发展王阳明学说而来的泰州学派更为激进，他们揭露道学家的谎言，肯定人的利欲、情欲，提倡个性自由，反映了在社会激烈变动中城镇市民和下层人民的愿望、要求。尽管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迫害、杀害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却仍然挡不住这股进步思潮的奔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在新兴的进步哲学思想和文学革新思潮的影响下，戏曲创作也萌发了生机，相继出现了许多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作品。如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充分肯定了僧、尼违反佛教清规，大胆追求情欲的反叛行为；徐渭的杂剧《雌木兰》、《女妆元(黄崇嘏)》从文、武两个方面塑造了胜于须眉的两个女性形象，等等。
明代戏曲涉及西施的，今知有四部作品。数量虽不多，却反映了一场观念上的论战。
最早出现的是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五湖游》。此剧完成于嘉靖三十九年，为一折短剧。作者摒弃“沉西施”之说，写范蠡功成后身退，携西施泛舟湖上。此剧主旨在批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人情翻覆”、“兔死狗烹”的黑暗现实，赞美范蠡急流勇退的明智之举，抒发作者怨愤悲痛的情怀。对西施仍写其美；平吴之后，越王将她赐予范蠡为姬，她庆幸终身有托，喜随范蠡逍遥游于烟波之上。西施在剧中只是陪衬，但作者给予她这样美好的结局，反映了作者对她入吴反间行为的肯定和对“出嫁从夫”、“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作者汪道昆，虽然以儒为业，由进士入仕，官至兵部左侍郎，文学上主张复古，被列为“后五子”之一，但他出身盐贾之家，又生活在进步思潮正在发轫之时，他心折王阳明学说，称“王文成公崛起东越，倬为吾党少林”②。《五湖游》一反宋元戏曲中对西施的诋毁，塑造了一个为国立功后甘过淡泊生活的美丽、脱俗的西施形象，正是作者进步思想的表露。由此可见，汪道昆晚年能于所撰《水浒传·序》中指斥权奸，同情、肯定水浒起义英雄，将被封建统治者诬为“诲盗”之书的《水浒传》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提并论，这决不是偶然的。
比《五湖游》略晚，出现于嘉靖末年的梁辰鱼《浣纱记》③，是我国古代戏曲中全面、完整地叙述吴越争战故事而又流传至今的成就最高的传奇名作。它首先将改革后的昆山腔引入戏曲演唱，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作品从吴王夫差伐越、越败求降，一直写到越灭吴复国。剧中详细描述了两国争战的始末和两国君主、重臣各自的特性，从而明示了国家成败兴亡的教训。全剧以范蠡与西施的聚散离合贯穿始终，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相结合，汇织成一部蕴意丰厚而又极具魅力的千古杰作。
《浣纱记》中西施的形象迥异于宋元歌舞剧曲中的“妖姬”，较《五湖游》中的西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剧中西施不仅美丽夺目，使范蠡一见倾心，且明白事理，能识大体：范蠡与她约订终身后一别三年不通音讯，她思念成疾，久卧病榻；但当范蠡从吴国被放归来、登门说明原委之时，她以“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对范蠡毫无责怪之意。本以为可遂愿与范蠡完姻，不料范蠡又明言要将她献于吴王，她虽百般不愿，而在范蠡说明“社稷废兴，全赖此举”，“江东百姓全是赖卿卿”后，她乃毅然决定牺牲个人情爱，甘冒风险只身去就敌国。在吴国，锦衣玉食和吴王的厚爱未能动摇她为国雪耻的意志，她终于完成了灭吴兴越的使命，并于越复国后随范蠡遁迹而去。剧中西施是一个既有倾国倾城之貌，又深明大义、胸怀爱国之心、能够勇赴国难的巾帼英雄。作者通过剧中人之口赞美她“胜江东万马千兵”，“虽为女流之辈，实有男子之谋”。
作者梁辰鱼在剧中这样歌颂一个女子，也不是偶然的。梁辰鱼出身官宦之家，曾精心经史，究治乱之旨，以期有所作为，但他仅以例贡为太学生，终生不遇。他为人豪爽，交游广泛，当时文苑名流中多有与其交往者，而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亦可为其座上之客；他风流跌宕，喜浪游，足迹遍吴楚间，又善度曲，所作传播戚里，梨园子弟、青楼女子争相传唱。他的经历、交游、性格决定了他的思想不会局于一隅，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可能。《浣纱记》中西施形象的光彩以及她终于与范蠡相偕，是时代精神和作者进步思想光辉的折射。
《浣纱记》借对吴、越两国君主的刻划，形象地演述了国家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和必然规律：越王勾践在兵败投降后，能够谦恭自抑、尊贤重士，故尔君臣同心、发奋图强，得以复国雪耻；吴王夫差倚仗国势强盛，骄纵恣肆、亲佞信谗、杀害忠良、沉湎酒色，以致国亡身殒。剧终下场诗云：“尽道梁郎识见无，反编勾践破姑苏。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似为对“大明”的赞美，实为对当朝的棒喝。明代自中叶以后，皇帝昏庸嬉戏，奸佞当道，忠臣遭殃，政治腐败，而南方倭寇、北方鞑靼又屡为患，梁辰鱼看到国家衰亡之兆，于此剧中借古鉴今，敲起警钟：若不以吴越为训，安知今日一统之大明不为当年之强吴?此剧显示了作者识见的高人之处，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敏感和民族的忧患意识。
《浣纱记》之后，有无名氏的《倒浣纱传奇》面世。其题目已标明：为反《浣纱记》之意而作。虽然，传奇作者求“奇”，爱翻旧作，如《王魁》之后有《焚香记》，《西厢记》之后有《翻西厢》、《东厢记》等，但这些翻作、改作也必然要表现作者的思想观点。《倒浣纱》情节继《浣纱记》，由越灭吴开始。叙伍子胥之子伍封借兵为君父报仇，破越复吴，至范蠡、西施共登仙界止。剧中吴亡后，西施一心盼望与范蠡共践溪纱之盟；不料范蠡却忧念将西施迎归，勾践见后，“必纳后宫，倘昏昧君王，此乃亡吴之续矣。”于是命中军准备皮囊，内装铁百斤，作为沉西施之用。西施责他“忘情负义”、“兽心人面”，他乃数西施三大罪状：
娘娘既为吴国夫人，当谏吴王远佞亲贤、修治国政，每进谗谮之言，杀害大臣，其罪一也；引诱吴王，荒淫无度，宫建八景，劳民伤财，其罪二也；忘宠幸之恩情，为反间之柔奸，致令国破家亡，其罪三也。臣不敢道其过犯，娘娘请自思之。
西施以“此事乃主公之命，大夫之谋，何罪于妾?”为己辩解，范蠡却说：
娘娘既食君禄，当忠于君。陷君丧于锋镝，娘娘之心何忍!覆国之愆，何能免乎?
范蠡强辞夺理，西施无言以对，只好请求以“霸越之功”赎罪，不料范蠡仍予驳回：
娘娘差矣。霸越吞吴，实臣子当为之事，报仇复怨，岂妇人可达之功?若娘娘有功，怎敢论娘娘之罪。
西施终于被沉于水。照作者借范蠡之口说出的理由看来，西施既嫁吴国，就当忠于吴君；既为妇人，就无为国立功之说。这与董颖《西子词》中的思想是一致的。实乃女子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的演绎。其实，剧中振振有辞的批评，本身就是矛盾的：既谓西施令吴王“国破家亡”，又怎能抹煞她“霸越吞吴”之功?剧中亦有为西施叫屈之处，对妇人“百年苦乐由他作”的处境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故剧终让转世为雉鸡、在山中修炼十载的西施亦得成仙、与范蠡共列仙班，不过，地位仍在范蠡之下。这些画蛇添足的情节，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混乱。
此剧作者无考。从它产生于《浣纱记》流传之后，内容又与旧传统思想合拍看来，当属明末作品。因为，万历以后，宦官势力猖獗，党争不休，政治愈加腐败，人民备受压榨，被迫起义，后金之兵又乘势南下，明王朝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而封建士大夫们，甚至一些进步人士却将国家危亡归罪于王学左派背叛传统所致。他们“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①，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学”为旨②，强调“以返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③。于是，离经叛道、“以情反理”的民主解放思潮渐趋消歇。《倒浣纱》传奇正是回归传统形势下的产物。
晚明翀园生所作《浮鸱记》传奇，已佚。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此剧曰：“范少伯亡吴、霸越，《浣纱》记之详矣。此续之以泛湖，至于宾仙。英雄回首，令人不胜兴亡之慨。”可知此剧实为《浣纱记》续作。剧中当及西施，唯不知其褒贬耳。
四 清代杂剧中的“祸水”与明清舞台上盛演的剧目
清代传奇、杂剧中有关范蠡、西施的剧作，今知仅徐石麒《浮西施》、玉田仙史《陶朱公》杂剧两种④。
《浮西施》为一折杂剧。写范蠡名成志遂、辞却封赏、遁迹归山之时，念及“西施是个妖孽女子，留向国中，终为祸本”，故而载西施同去，拟将她投入江中，“令从鸱夷以终”。剧演西施沉江前与范蠡展开的一场争论：
先是西施历述往日之情，责范蠡不应“中道弃捐”，范蠡则以西施“作了破国亡家的祸头”为由，说明断环不能复合。对于这一罪名，西施难以接受，她指出：自己生在村庄，入吴是范蠡之谋，何曾破国亡家?自己为越国立下大功，为何却以作“铛中烹狗”相报?范蠡则强调夫差原来“颇是英雄”，自西施入吴，使他“霸图暗收”、“雄风渐休”，范蠡将西施比作晋之里克、郑之傅瑕、吴之伯嚭 (三人或弑君，或卖国)，言其有罪无功。西施退一步而问，既范蠡如此憎弃，何不将己留于越宫，或迁返故乡，为何非置于死地方休?范蠡则将她比作夏姬、骊姬、妲己、褒姒，说她“醉骨轻柔，天生的妖孽烟花，脂粉骷髅”，“天生尤物，善笑工颦，遇一君则迷一君，在一国则倾一国”，前有覆车之鉴，故不能再留西施误国。经过几番辩驳，西施终于被抛江中。
此剧言论与《倒浣纱》传奇如出一辙，而对西施的批评，措辞更为尖锐。
作者徐石麒，字又陵，号坦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他经历了明代亡国之痛，入清后不求名禄而浪迹山水之间。他性喜著述，明亡时，所著四十余种(共360卷)毁于一旦，存者无几。后撰《坦庵续集》二十八种，据作者自己说：“大要得之疾病愁苦、呻吟涕泪中者多耳。”(《坦庵续著书目》)《浮西施》为其入清后所撰杂剧之一，剧中流露出他的亡国之恨，只是他将灭吴之罪归于西施，将亡国之恨发泄在对一个女子的恶骂之中，显然是错误的。
乾隆时，吴江玉田仙史曾撰四折杂剧《陶朱公》，演范蠡救中子之事。剧中有范妻而无西施，故此不赘述。
纵观我国戏曲史上这些以西施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作品，除汪道昆《五湖游》杂剧和梁辰鱼《浣纱记》传奇外，其余(凡今能知其内容者)皆否定、丑化西施所为之作。但数百年来场上盛演的却是肯定、赞美西施的《浣纱记》。台湾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汇集、影印了分藏于欧洲、日本和国内图书馆的明清两代曲选、曲谱数十种，其中明代选本如《鼎刻时新滚调歌会玉谷新簧》、《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新刻出像点板时尚昆腔杂曲醉怡情》等；清代刻本如《纳书楹曲谱》、《缀白裘》等约二十种均选有《浣纱记》的散出。而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集成曲谱》所选《浣纱记》竟达十八出之多，仅比所选汤显祖《牡丹亭》之曲少两出。这些曲选、曲谱，有昆腔系统的，也有弋阳腔、徽调系统的，它们专录当时的“时尚”之曲。可见《浣纱记》问世后，一直是场上流行的剧曲，不止用昆腔演唱，且已成为弋阳腔、徽调系统的“时新”剧曲。在这些曲选、曲谱中，我们没有找到《倒浣纱》、《浮西施》等剧目的哪怕是一小支曲子。这一事实说明了：数百年来，广大群众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审美趣味，选择了《浣纱记》，抛弃了那些否定西施的剧作。时至今日，无论是京剧还是越剧等地方剧种所演西施，甚至有关西施的小说①，他们或据《浣纱记》改编，或取其中的某些情节，我们都不难看出它们所受到的《浣纱记》的影响。
戏曲史上这场有关西施人品道德的争论(虽然不是面对面的)，孰胜孰负，已经一目了然。
五 余 言
我国古典戏曲中不同西施形象的出现，与有关西施结局的不同记载、传说有关，与剧作者自身的遭遇、心态、人格、道德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前面已有介绍，此不赘述。西施形象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这在前面虽曾涉及，却有未到之处。
我国历史上对于妇女的轻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记载。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但把女人视作“祸水”，则始于汉代，始于汉成帝时在宫中任教的淖方成见成帝宠爱赵合德而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①此后，人们遂以“祸水”指斥那些得宠后国亡或家破的女人。
汉之前，虽亦有女人灭国的记载，如《诗经·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但一般认为责任在于为王者，是王者失德，惑于女色，不听忠言所致。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国语》记晋献公伐骊戎，克之，获骊姬归，宠幸之；大夫史苏即说“亡无日矣!”他认为有男兵必有女兵。晋以男兵胜骊戎，骊戎必以女兵胜晋。他以夏桀伐有施获妹喜、商纣伐有苏获妲己、周幽王伐有褒获褒姒之事为例，说明“今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指末代之王夏桀、商纣、幽王)，不亦可乎!”又说：“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取战败国之女为姬，好其色，纵其欲；败国之女必思报君父之耻而作难。妹喜、妲己、褒姒以至骊姬乱国，是为王者咎由自取。《左传·哀公元年》载吴王夫差败越、后被越所灭之事。其间述及吴侵陈，楚大夫皆惧，因夫差之父阖闾曾败楚于柏举。公子子西以为“无患”，他说：
昔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灾疫)，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子西分析，阖闾之所以能够败楚，是因他节用爱民，故民不罢劳；而夫差侈其日用，视民如仇，必败无疑。后来夫差果败，书中只言其亡，未及西施之事。可见春秋战国时，强调的是：王者之德。有德者为王，民众一心，国力强盛；失德者为王，必致政乱国亡。直至西汉时，司马迁撰《史记》，仍言夏桀之亡由于“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商纣败于“淫乱不止”，周幽王失国为昏聩所致，均未归罪于妹喜、妲己、褒姒。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完善与巩固，皇帝的权威愈来愈被神化。无论贤君、昏君，皆上天所授，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国家动乱、覆灭，则归咎于奸臣误国，小人蒙蔽圣听，或是女人干政，妖孽惑乱君心。于是，女人祸水之说，影响越来越大。妹喜、妲己、褒姒、吕雉、赵氏姐妹、武则天、杨玉环等俱成为妇孺皆知的“祸水”，“呜呼，女人之祸于人者甚矣!”(《新唐书·明皇本纪赞》)把奉国君之命、只身深入敌国、诱使敌方君亡国破的西施，称作“祸水”、“妖孽”，正是这种封建思想的体现。
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作为权衡一切人与事的标准。他们从无“信”字可言，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那样说。“是”和“非”的标准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在不同形势下，以怎么对自己统治有利为转移。今天需要你，对他有利时，便肯定你，嘉奖你；明天不需要你，可能有碍于他的统治时，便巧立名目杀掉你(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也)。“无毒不丈夫”是他们的信条。所以《倒浣纱》、《浮西施》中西施与范蠡争辩，毫不起作用，最后还是落得个葬身鱼腹的下场。
不过，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明代，由于进步哲学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深入，为西施被诬鸣不平者多有出现。《浣纱记》作者梁辰鱼是其突出代表，晚明袁宏道《锦帆集·灵岩》也曾论及此事。文中说：
古今过夫差者，皆首女祸。而余友江进之吊胥庙，独云：“忠臣不逐鸱夷去，纵有西施国岂亡。”闻者或以为病。余为之解曰：“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噫，冀后人不昧此语，不然未有不为厉端者矣。
可见，江盈科一句为西施叫屈的诗句，曾招致一些人的非议。被李贽赞为“胆力识力，皆迥绝于世”的袁宏道站在江盈科一边，有论有据地驳斥“女祸”之说；并提醒后人，不要为王者讳，否则，将一切罪过都推给女人，让女人代替昏聩、残忍、淫乱的统治者受过，而王者仍被颂为“圣君”、“明主”，则未有不酿成祸端的。其思想的穿透力，实可经百世而不衰。
一个西施，引发了如许多的话题。个中缘由，值得玩味。本文只是将历史上的变异叙述出来，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来者。
①见杜景华《西施杂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
②《孟子·离娄下》“西子蒙不洁”句孙奭 “注疏”谓《史记》中已有此记载。其文曰：“案《史记》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践以献之吴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愿见者先输金钱一文是西施也。”查《史记》，无此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史记》所无”，乃“诡称《史记》”耳。
①据万历陈大科刊本。
①引文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三《宛委余编》八。
②见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收于《历代诗话续编》)、薛晔：《西子逐鸱夷解》(收于卫泳辑《冰雪携》)、陈锡路《黄嬭余话》卷二)。
③见洪迈《夷坚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①其余几种为金院本《范蠡》，元南戏《范蠡沉西施》，元杂剧关汉卿《姑苏台范蠡进西施》，吴昌龄《陶朱公五湖沉西施》。其中南戏《范蠡沉西施》在《寒山堂曲谱》中尚存佚曲，只是笔者未能见到。
②见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雍熙乐府》、《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皆收全套。
③见元钟嗣成《录鬼簿》及贾仲明为他所作挽词。
④郑獬《郧溪集》卷二八《嘲范蠡》。
①《明史》卷二八二《儒林》。
②汪道昆《太函集》卷九七《王子中》。
③关于《浣纱记》的创作年代有过多种不同的说法，这里取吴书荫之说。吴文《<浣纱记>的创作年代及版本》刊于《明清戏曲国际研究会论文集》。
①陆陇其：《三鱼堂集》卷二《学术辨上》载：“于是，泾阳、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泾阳、景逸为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之号。
②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宗旨》。
③钱谦益：《复斋初学集》卷二八《新刻十三经注疏序》。
④晚清有许善长《西子捧心》、袁蟫《东家颦》杂剧，主要写东施效颦事，此不赘。
①如被誉为“历史小说巨擘”的南宫博所著《西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5年出版。
①见汉伶玄：《飞燕外传》。按五行家的说法，汉以火德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赵合德(赵飞燕之妹)得宠，必使汉亡，如水灭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