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工作者论文,地下论文,谈何论文,陆玄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打开《民国人物词典》，有两个人物， 一为江苏吴县人陈中孚，1938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顾问，1941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后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为安徽望江人何世桢，1939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被重庆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按二人职位，理应列入汉奸行列。但是，此二人在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受到惩罚。不仅如此，何世桢还在上海参预接收日伪财产。1948年并被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这就奇了。
翻查有关档案、文献，二人也确乎有“劣迹”。如：1939年9 月15日，何世桢曾致电蒋介石等称：“国家民族已至最危急时期，党既不能成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亦复不能为负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全国人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诸公犹以国家民族为孤注一掷，将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此则诚可痛心疾首长太息者也。深望诸公幡然悔悟，以大无畏精神向国人公开谢罪，光明的主和，切实团结全国国力，共为光荣和平之奋斗。”此电刊于汪伪《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等人正在上海全力“主和”，何世桢在电报中却要求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幡然悔悟”，放弃抗战方针，“向国人公开谢罪”，“共为光荣和平之奋斗”。这不是明显的汉奸言论吗？据说，何世桢还曾租用飞机在上海及重庆上空散发此电。他们在抗战胜利后何以未受到惩罚呢？
1996年，我在台湾所藏朱家骅档案中读到了葛覃、吴任沧、腾珂三人写给重庆方面的一份报告，专谈何世桢、陈中孚情况，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该报告称：
一、1938年秋，陈中孚、何世桢奉孔祥熙、于右任、居正三人嘱咐，探讨“中日和平途径”。适值陈立夫派陈惠到上海作“重要政治情报工作”，经藤珂介绍，与陈、何联系，“便中侦察日方对华政治动向，随时报告中央”。陈惠在上海组织民众党，出版《民力》周刊，公开反对汪精卫，同时与陈中孚、何世桢联手，打击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后陈惠被汪方通缉，被迫离沪。
二、汪精卫初到上海时，首先拉拢陈中孚、何世桢，计划在广州组织伪国民政府，为陈、何拒绝。同时，北方的王克敏、南方的梁鸿志也多方诱迫何世桢参加伪府，许以司法院长高位和20万元的经费。陈、何态度未定，腾珂等多方劝阻，二人遂加以拒绝。
三、1939年，汪精卫到北平，企图勾结吴佩孚。陈、何得到消息，立即北上，劝吴以国家为重，不要受汪精卫的愚弄，吴遂拒绝与汪会晤。
四、汪精卫联吴失败后，回上海组织中山学会，旋改称“中央党部”，准备成立伪国民政府，陈、何即组织中国新同盟会相抗。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何世桢为主席团成员，继又推为伪国民党中央常委，许诺何为立法院长，均遭拒绝。因此，汪精卫非常痛恨何世桢。当重庆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何世桢党籍之时，汪精卫也在上海袭击了何主持的持志学院。
五、汪精卫到上海后，向日方夸耀，重庆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张发奎、陈铭枢等都同情他的和平主张，但所言不验；而且陈、何也不肯与汪合作。日方因此感到，汪没有解决时局的能力。陈、何乘机策动日方，“欲谋和，非向中央进行不可，否则徒受汪愚”。汪政权之所以一再喧嚷，而迟迟不能建立，与陈、何的策动有关。
六、陈、何不仅运用日方倒汪，而且不时运用南北两个伪政权刁难汪精卫。汪精卫政权之所以难产，此一重要原因。
七、1939年春，日本军部小野寺来华，与陈、何续谈和平，陈、何再次提出：“汪无解决时局能力，欲谋和惟有求诸中央。”小野寺赞同这一观点，立飞东京，与近卫、平沼商量；再返沪，向陈、何称：日方要人多数赞同与重庆方面谈判，任国府指定地点，重庆、昆明、桂林、新加坡、小吕宋均无不可，近卫或平沼均可参加。其他如军部的适原、海军的野村中将、现任海军司令津田中将均持同一主张。日方人员多次向陈、何表示：“如中央有意谈判，则日方条件均可从优，否则惟有支持汪政权矣！”
八、自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发表日汪密约后，海内大哗。陈、何表示：“即无日汪密约吾人亦不与汪合作；有此卖国协定，更非倒汪不可！吾人之中国新同盟会、与和平救国会亦准备结束。”
九、1939年3月初，陈、 何向腾珂等表示：现在日方的松冈洋右一派，如石井、小川及宇垣大将等发表新主张，高唱解决中国问题，除东北四省既成事实外，余均无条件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此说在日本国内甚为有力。军部的小野寺、适原，海军之野村、津田、岩村等，均持同一主张。彼等尤其反对支持汪政权，使之成为中日和平的障碍。北平的喜多、南京的原田，武汉的村杉也坚决反对支持汪政权。何称：陈中孚拟于汪政权成立后，开始其倒汪活动。届时，汪政权的弱点即将全部暴露，陈、何将联合日方海陆军中之反汪派，推倒米内内阁，促成宇垣、松冈洋右、小野寺等之抬头，并向日方之政党、议会发动倒汪攻势，从而转变日方支持汪伪政权的国策，俾向吾人就范。“吾人更一面在抗战军事予以若干次重大打击，一面支持日方反汪分子之活动，以扰乱其侵华阵容，则抗战之前途不难于有利之条件下达到中央预期之目的也”。
函末，腾珂等建议，恢复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派专人主持，联络陈、何，使之“作有利于中央之活动”，“发动对日之外交攻势”。同函并称：“汪伪政权成立期近，陈、何效力中央，颇具诚意，时机迫切，稍纵即逝。”
从腾珂等人的报告看，陈中孚、何世桢是有意打入敌人内部的国民党的特殊工作人员，其主要目的是作倒汪活动。一方面在“和平”阵营内作汪精卫的反对派，一方面支持日本人内部的反汪派。一言以蔽之，阻挠和破坏汪精卫组织伪政权。
笔者的这一判断并不是孤证。吴绍澍在《记上海统一委员会》一文中回忆说：“上海持志大学校长何世桢与李择一、陈中孚与日寇也有勾结，而同汪精卫伪组织并不合流，却想另搞一套。当时统一委员会对何也发出了警告。何就托人解释，说与重庆有联系。”可见，何世桢、陈中孚是打着“和平运动”旗帜的反汪派。上海统一委员会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吴绍澍是它的主要成员之一，其回忆自然比较可靠。
何世桢、陈中孚原来都属于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是坚决的反蒋分子。他们是如何转而成为重庆方面的特殊地下工作者呢？关于此，胡道静老人等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的持志学生徐明诚，时任军令部东南办事处即上饶办事处主任，劝何以国家利益为重，对蒋抛弃过去的个人恩怨，与日方接触，以了解日方动态，利用各方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为民族战争作出贡献。何接受了这意见。因而何到了重庆，接受我调查单位之请，返回上海，与日伪秘密接触，从而探知敌方很多秘密。1939年9月，重庆政府发布对何的通缉令，使他更受日伪之信赖。 何世桢在抗战期间成为提供敌方情报最多贡献的人员。
这段回忆清楚地说明了，重庆方面派何世桢回沪从事秘密工作的情况。陈中孚是何世桢的搭当，其情况当亦类似。
何世桢不仅为国民党工作，而且也为共产党工作。胡道静等又回忆说：何世桢秘密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驻上海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利用何的关系在汪伪周佛海的中央储备银行搞到一个透支户，组织公司，实质上是新四军的后勤供应站。因此，1979年上海市公安局在何世桢的复查结论中明确写道：“何历史上与我党组织有过关系，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胡道静等还回忆说：“何世桢与阜丰面粉厂厂长孙伯群有亲戚关系，在孙厂内的住宅内设立秘密电台，另一秘密电台设在何的家中。在杭州亦有一秘密电台设在何的学生劳鉴劭家中。有一时期，上海居民粮食紧缺，何曾请孙伯群设法搞一些面粉帮助地下工作人员生活。”
除在“和平运动”中反汪外，1944年，何世桢还曾和近卫文
的弟弟水谷川忠等联系，介绍徐明诚代表重庆方面和日方谈判，提出要求日本全面从中国撤军等三项条件。日方称之为“何世桢工作”。同年9月29日周佛海日记云：“徐某来，半年前曾见过一次， 据云系渝军令部东南办事处下之负责人，奉军令部电令向日海军接洽者，提出前记之和平条件三项。盖日海军前曾由何世桢传达，拟倒东条内阁以对渝表示诚意，而东条果倒，故内地电徐经何提出也。”据此可知，何世桢确曾在日方内部工作，挑动其内部矛盾。
何世桢、陈中孚的经历都很复杂。关于何，笔者所知略多。他于“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写过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1972年10月13日撤销隔离，同月17日去世。关于陈，则所知极少。他大概后来去了美国，组织第三种力量。
还要谈一谈陆玄南。《朱家骅先生年谱》称：“（民国二十八年）此时布置南京地下党部，发现委员陆玄南同时担任伪组织的南京市党部委员，因他事前没有向中央报告用兼伪组织的职务作掩护的手续，既格于规定，先生不得不将他免职。但他免职之后仍能一秉初衷，继续为中央工作，非常出力。结果被伪组织发现逮捕，壮烈就义。”显然这也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他的实际职务是南京市地下党部成员，公开职务则是汪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为此，他受到重庆方面的处分，最终则牺牲在地下工作的岗位上。
我曾见到过陆玄南写给重庆方面的几份秘密报告，知道他化名钟平，在南京“专任汪方之反间及情报工作”，“尽量离间，使其内斗”。他最初在汪伪“中央通讯社”工作，后来偕同其他两个同志混入伪南京市党部。他曾利用特殊身份在当地组织了12个地下工作小组，也确曾向重庆报告过汪伪集团的许多情报，例如，其1939年提供的情报就有：汪伪新政权成立延缓，汪防范、戒备情形，汪派人员之摩擦益甚，汪建立武力情形，最近汪外交动向等。不过由于资料不足，他在南京的全部工作及其被捕牺牲情形，一时还难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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