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联蒋政策下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苏联论文,张国焘论文,西路军论文,蒋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1—0118—21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从内战走向抗战的关键，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几十年的相关研究尽管成就显著，但依然犹如雾中观花，令人疑窦丛生，尤其是整个事件的逻辑演绎难以自圆其说，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一基本事实也许是在提醒研究者，原先的整体研究方向和思路可能出现了四大偏离：注重国内局势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忽视了当年二次大战前夕世界政治力量的重新整合，尤其是苏联为确保其国家安全而急剧改变的对华政策其实也就是在重新整合中国的政治力量；注重显性双边关系的探寻，忽视了隐秘多边关系的互动；注重各方政治态度中的共性表象，忽视了各方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诉求；注重单一事件的孤立发掘，忽视了中国发生在同一时空的西路军、西安事变与张国焘批判等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研究西安事变的视野还需进一步提升和拓宽。本文试图借助同仁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这段历史做些新的梳理与整合。 一 苏联对华政策的突变 1936年夏是世界酝酿力量组合的重要时刻。德、日反共产国际同盟签订在即，中、德关系如日中天，日本加紧用文武两手诱逼蒋介石。一旦德国调停中、日关系成功，苏联就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因此，不惜代价拉拢蒋介石就成为苏联当时迫在眉睫的唯一选择，其核心就是由反蒋转向联蒋。 1936年7月初，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络后分别于6月26日与30日致王明的两份电报转给了斯大林。由于季米特洛夫看到中共中央准备在西北实施的方针与苏联的新政策相左，故在信中请示斯大林：“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商量和得到您的指示：(1)关于中共和中国红军在西北的政治军事计划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共在建立抗日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上总的政治方针；(2)关于向中国红军提供物资援助。”①斯大林究竟做了什么指示，季米特洛夫随后的报告就是明证。 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和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文件还特别用黑体字强调“其余一切都要服从这一基本任务”。为此，季米特洛夫批评中共中央当时“对南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是多么不正确。这是以往的残余，可以说耽误了两三年时间。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必须向正确方向转变”。② 7月27日，在向中共中央发出上述指示前，季米特洛夫又特地致信斯大林：“鉴于该文件特别重要，我不想在得到您可能提出的意见之前就将它发出去。”斯大林在信上批示：“同意”。③ 8月15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立即派代表团前去谈判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④这份重要电报突现两个迫不及待的“立即”，其实质是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停止反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斗争，“立即”紧随其联蒋政策之后，对中共中央急需的军事援助自然是只字不提。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⑤但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方案：首先是攻占宁夏，但前提是“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否则就不得不放弃陕甘宁苏区南下，“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⑥苏联的判断更为直接：“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⑦ 这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第二次要求军事援助。第一次是前述6月26日向王明发出的“第一号电报”，其中提到：“我们希望得到飞机、重炮、弹药、步枪、高射炮、浮桥……等等。”⑧然而这一请求犹如石沉大海。但两个月后第二份颇有“逼宫”气势的电报使得莫斯科顿时陷入两难：不论是提供军援还是坐视红军南下，都将激怒蒋介石，苏联岂能为此而冒联蒋政策的失败之险。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 9月8日，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致电斯大林提出两点建议：“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售出，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斯大林1936年9月9日答复：同意。”⑨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表明苏联似乎置刚决定的联蒋政策于不顾，开始大规模“军援”红军。 9月11日，季米特洛夫把这一决定电告中共中央。至此，西路军事件拉开了序幕。 二 西路军事件 对苏联的军援信以为真的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实准备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一)西路军的组成 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⑩这就是说，原本执行西进任务的应该是中央红军，当时在陕北别无其他“主力”可用。但情况随即发生了变化。张国焘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加速北上，表示：“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11)至10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黄河东岸的靖远及打拉池一带。10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现三个方面军已集中陕甘大道以北，四方面军一部已开始在靖远附近渡河，我们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实现我们的既定计划。”(12)可见中共中央确实如苏联所愿，正在倾全力打开西进通道以早日接受军援。 然而受蒋介石“急进”之命的胡宗南部在10月底迅速进占靖远的渡口一带，使得红军后续部队无法继续西渡，两万多已经过河的红军随后就组成了西路军。事实表明，准备远征的红军由全部演变成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的西路军，并非事先的刻意所为。中共中央后来为了援助危急中的西路军，甚至专门致电共产国际请苏联尽快伸出援手，不到万不得已岂会如此。但中共中央得到的回答却是：“很遗憾，从我们方面缓解西路军的处境是不可能的。你们讨论一下并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13) 苏联同意大规模军援，确实使得盼望已久的红军曾经欢呼雀跃。当时可能谁也不会想到，结果竟然完全相反：“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回顾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14)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也许众多，但归根结底的起因却是苏联可疑的军事援助。换句话说，如果这一军援本身就是镜中之花，那么西路军从行动之日起，就注定了失败。 (二)可疑的军事援助 如果把西路军与苏联对红军南下的担忧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鼓励西进是阻止南下的最佳方法。因此，确认苏联的军援究竟是为了壮大还是诱使红军就成为关键。难以置信的是，苏联的军援确实非常可疑，理由起码有八： 性质可疑。当时对红军实施的大规模军援明显与“其余一切都要服从这一基本任务”的联蒋大战略原则背道而驰，除非另有企图。 时机可疑。苏联历来都避免直接以武器弹药武装红军，为何唯独在全力实施联蒋政策之际，却破天荒地反其道而行之? 目的可疑。在已经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停战的前提下，难道苏联真以为壮大红军力量有助于联蒋政策，有助于改善与南京的关系? 速度可疑。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9月8日提出方案，斯大林9日批准，季米特洛夫11日就通知中共中央，几乎是一气呵成，态度之积极速度之快完全有违常态。 条件可疑。中共中央要求的援助是在宁夏战役发动前，但苏联提出的条件恰恰相反。尤其是“事先确定”这一条件更为可疑，也就是不容商量并且有言在先，一切后果都由中共中央承担。苏联明知当时红军没有实力占领宁夏，又为何要把“前”改成“后”? 方式可疑。按9月8日斯大林批准的计划，援助的方式是“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但这一承诺很快取消，共产国际9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15)“运到”变“接取”，中共中央立即于10月2日致电共产国际，“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特别是远伸到外蒙边界上去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16)但这一要求被共产国际10月18日的复电断然拒绝：“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受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17)苏联坚持中共中央无力“接取”的援助方式，究竟是为了让红军尽快得到援助，还是有意把援助仅仅作为诱饵? 地点可疑。苏联不顾中共中央的再三反对，坚持把援助地点选在外蒙边境。但共产国际11月3日突然致电中共中央说：“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办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通知接收办法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18)这份电报起码有六处可疑：一是变化过快。距共产国际10月18日坚持要红军前往“外蒙边境”的电报仅半个月的时间；二是出尔反尔。斯大林9月9日批准的计划与季米特洛夫10月18日的电报都明确“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但转眼就把援助地点改成了新疆；三是理由陈旧，这份电报所罗列的三条理由都是苏联早已了解的内容，以此作为出尔反尔的主要依据实在牵强；四是原先的“决定”变成“正在研究”、“如果”、“有无可能”等一系列不确定词；五是把援助地点选得更为遥远；六是依然坚持要红军负责“运输”。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19)这份电报显然含蓄地指责了苏联援助地点的荒唐。难道苏联真的不懂完全缺乏可行性的援助必然会给红军造成巨大的风险，抑或就是醉翁之意? 最为可疑、最有力的证据是苏联当时竟然无视盛世才两次主动为红军提供运输的请求。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在给王明的信中就表示：“如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三位革命导师同意给红军以武器和弹药援助，那么我就承担起秘密向甘肃发送武器和弹药帮助红军的责任，使这件事绝对不让新疆居民、南京政府或帝国主义知道。”(20)这就县说，只要苏联同意，盛世才甚至可以把军援直接送到红军的手里，根本无需红军的赴汤蹈火长途跋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同年10月4日，正当红军被要求必须前往“外蒙边境”才能获得援助时，盛世才又写信给王明，再次表示愿意承担运送任务：“我已请国防部长元帅除了卖给我们军事装备外，还要准备大批装备以便秘密地援助中国红军。”(21)盛世才的这一请求同样石沉大海。 以上种种可疑虽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证据链，表明苏联所谓的军援其实无关乎武器，而是红军必须西进。但如果苏联真的用心险恶，就必须说动当时正着力与红军谈判的蒋介石立即变“和”为“剿”，才能置红军在西进的荒蛮途中于死地。同样难以置信的是，鲍格莫洛夫就在此时出场了，西安事变由此引发。 三 西安事变 鲍格莫洛夫的许诺与怂恿，点燃了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一)鲍格莫洛夫的变脸 据《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披露：“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与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逐渐形成。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中说道：苏联驻华大使、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在谈判时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惊奇地瞪大眼睛，以为听错了。可鲍格莫洛夫还在喋喋不休地说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蒋介石由此判断：“原来共产党的谈判是因为已经到了穷途末路，那还讲什么条件，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剿匪’已到最后五分钟阶段。”(22)陈立夫的这一回忆应该基本属实，理由起码有七： 一是形势逼迫。1936年10月德、意的“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即将正式签订，苏联不得不加速联蒋步伐，在中苏同盟谈判的节骨眼上亮出了“必杀技”。 二是合乎逻辑。这里所说的合乎逻辑体现在六方面：背景逻辑，大国的博弈使得力量微不足道的红军即将被“边缘化”；交易逻辑，放弃红军既清除中苏同盟的主要障碍，又是苏联获取对手信任与让步最有力的筹码；苏联军援计划的逻辑，鲍格莫洛夫必须促使蒋介石重燃战火是其中关键一环；怂恿逻辑，鲍格莫洛夫有意缩小红军数量，显然是为了诱使蒋介石早下决心；因果逻辑，蒋介石就此化“招抚”为“围剿”；记忆逻辑，事关重大，陈立夫当然刻骨铭心。 三是有电报佐证。10月10日，中共和谈代表张子华在西安致电毛泽东：“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23)可见当时也负责对苏谈判的陈立夫回宁正是为了与鲍格莫洛夫的会谈。随后蒋介石突然推迟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准备与周恩来谈判的计划，因此不难界定鲍格莫洛夫表态的时间当在10月中旬的前几天里。 四是有行动佐证。10月21日，中共中央以为蒋介石缺乏诚意，就决定先由潘汉年作为谈判代表，并“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24)可见原本“数日可回”的陈立夫根本就没有回西安继续谈判。 五是合乎鲍格莫洛夫身份。鲍格莫洛夫具有双重身份：对国民政府是苏联驻华大使；对中共中央是斯大林“全权代表”。(25)由他出面转告莫斯科对中共政策的改变确实最为直接、机密与权威。 六是合乎陈立夫的身份。陈立夫是当年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当事人，当时全权负责与中共及苏联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汇报。鲍格莫洛夫通过陈立夫向蒋介石透露莫斯科的真实意图完全顺理成章。当时这类最顶尖的机密在中国极可能只有蒋介石与陈立夫两人才有资格掌握，因此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只能成为孤证也同样顺理成章。 七是欲盖弥彰。陈立夫的这段回忆发表在1977年出版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但是，在1994年出版《成败之鉴》时，陈立夫在“准备抗战招抚共党”一章里，却删减了关于鲍格莫洛夫的讲话，以及蒋介石与陈立夫的对话内容。很显然，1977年以后，随着西安事变研究在大陆的不断深入，并非历史学家的陈立夫也已经意识到这段历史秘密的披露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指证苏联驻华大使卑劣的同时，恰恰证明破坏当时国共和谈的正是蒋介石，尤其是证明了被逼出来的西安事变正是蒋介石的自取其辱和自食其果。因此，投鼠忌器的陈立夫不得不改动回忆录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两本回忆录相隔17年的白纸黑字，恰恰表明陈立夫不得已的删改，正是对当年历史事实的欲盖弥彰。 要真正坐实陈立夫的所忆，还必须证明蒋介石确实及时采取了鲍格莫洛夫所希望的行动。又是令人难以置信，历史事实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二)蒋介石的变脸 苏联答应给红军提供军援之际，也正是国共和谈的成功大有希望之时。国共谈判从1936年初由蒋介石主动发起：“蒋介石知道，如果不同中共和解，他就不能指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急需的援助与支持。”(26) 对于这段历史，陈立夫在《成败之鉴》的“准备抗战招抚共党”一章里有比较明确的回忆：“早在抗战以前，他(蒋介石)就要我做两件工作：第一，要我和中共交涉，万一中日战争爆发，中共应及时发表宣言，共同抗日。第二，要我和苏俄交涉一旦中日战争掀起，中苏两国要站在同一战线。”(27)这一回忆表明，国共谈判是蒋介石为争取苏联支持以应对中日矛盾日益激化的战略抉择，“招抚”两字虽然居高临下，却也突显出当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基本战略已经以“和”为主。如果蒋介石始终坚持这项政策，西安事变显然就无从谈起。 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28)为了配合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10月15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29)同一天，叶剑英从西安致电毛泽东：“蒋明日到此。”(30)10月1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一起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之势，……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交涉。”(31)毛泽东广为告知的电报显然认为和谈可能成功在即，因为已经到了双方最高级别的会面，因此欢欣鼓舞之情也溢于言表。 但是，蒋介石突然推迟了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的行程，毛泽东在18日致朱德等将领的电报中开始略显担心：“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32)可见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变脸，但对胡宗南又开始加强进攻已经隐隐有所不安。于是毛泽东又专门致信胡宗南，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还“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33)毛泽东显然还以为胡宗南的行动只是其个人行为，因此写信做其工作。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34)“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地区。”(35)完成对红军进攻的新布置，蒋介石于10月22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2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蒋的确实企图查明即告。”(36)26日又同朱德等四十六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37)毛泽东虽然感觉形势发展不妙，却依然心存希望，为和平谈判做最后的努力。10月2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38)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完成了由“和”到“剿”的转变，国共和谈功亏一篑。 上述历史事实起码表明了五个问题： 其一，蒋介石突然以“剿”废“和”，不仅完全违背其原定之和谈以联苏的战略，甚至毫不考虑苏联必然的报复，除非中苏双方暗中已有默契。如果真如此，蒋介石既帮了苏联，更帮了自己，又岂能听从张学良不明就里的谏言。 其二，胡宗南奉命“急进”及时准确地拦腰截断正在渡河西进的红军，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已经掌握了确切的情报。确实，双方的政治合作必然伴随着情报的合作。红军主力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为蒋介石全力“围剿”黄河东岸的中共中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其三，当时不管张学良还是毛泽东，其实都被牢牢地蒙在鼓里。张学良依然再三苦谏，毛泽东对和谈突然功亏一篑显然也不明所以。 其四，蒋介石绝不会料到自己的背信弃义竟然使自己沦为阶下之囚，难怪蒋介石就擒之初，立马认定自己断无生路而连写数份遗书，只是他未曾料到中共中央最终不仅支持其重获自由，而且还愿意服从其指挥。 其五，鲍格莫洛夫虽然得逞了，但绝不会料到就此点燃了西安事变的引线。此点正好说明，苏联为何一得知事变就忍不住暴跳如雷。 (三)苏联对蒋介石的需求 苏联对蒋介石的需求最直白的表述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斯大林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透露：“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39)杨虎城当时也认为：“他已经了解到这次西安事变之不成，完全在于当时日本与苏联都在拉南京，苏联已经比日本领先了一步，因此它力主中国应在蒋的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当然不会有援助西安之举，这是事变事实上不能成功的关键。”(40)确实，“唯一人物”、“力主”等表述，充分体现了斯大林的联蒋决心。 既然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基本战略已经从原先的推翻转为联合，那么对苏联而言，红军原先的历史使命显然也就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已经元气大伤的红军在苏联的联蒋战略中不仅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成为累赘与隐患。但是，如果把红军作为礼物送给求之不得的蒋介石，既能最大限度地显示苏联的“诚意”，促使蒋介石早日下定中苏同盟的决心，又能乘机消除自身的包袱与威胁；不仅能化解德、日、中的合作，还能利用中国拖住与对抗日本。简而言之，苏联只需牺牲红军就能轻易实现如此一举多得的战略需求。杨虎城就曾经担心：“莫斯科已经为自身利益出卖了西安”，“它为争取南京，是否会……将中共也送入蒋介石的怀抱呢?”(41)杨虎城当年的担心显然不是信口开河空穴来风，抑或他日后还为此失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足以使张学良对相关秘密三缄其口噤若寒蝉。如此看来，西安事变本身其实并无多大秘密，真正的秘密是在西安事变背后大国不能曝光的交易。张学良卷入如此之深还能保住性命已经实属万幸，但终身被囚以确保其永远闭嘴也就在所难免。 四 张学良在苏联联蒋政策中的作用 只要理解张学良在苏联联蒋政策中的作用，对西安事变研究中相关的许多疑团也许就能找到合乎逻辑的答案。 (一)张学良寻求苏联的援助 要真正了解张学良当年无视长征后的红军饥寒交迫势单力薄的劣势突然积极联共的原因，就必须深入了解盛世才对张学良的重大影响。 张学良寻求苏联的援助开始于1933年夏，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年4月与他关系密切的老乡兼旧部属盛世才在新疆政变上台，并立即致信斯大林，其内容在盛世才后来致莫斯科王明的信中有所透露：“我在信中讲述了我是怎样走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的，表示愿意接受斯大林的领导。”(42)随后盛世才便获得苏联全面援助而成为新疆王。邻居亲苏道路的成功使得正走投无路的张学良在当年夏天旅欧期间就多次想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但均因中东路事件的影响而毫无结果。直接联系受挫的张学良不得不改为曲线联系，开始在国内积极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才有了1936年4月9日在肤施与周恩来的秘密协议。 从当年周恩来的原始电报看，协议中张学良需要的实质性内容只有一项：“派代表赴友邦，他的由欧洲去。我们派人他可送至新疆，并派人联络盛世才。”(43)这项内容起码说明两点：张学良与盛世才的关系非同一般；张学良必须在莫斯科设立代表处以取得越过中共中央直接与苏联打交道的特权。这就表明张学良绝不会，也不可能只听信中共中央的一面之词，就敢冒险押上东北军全部的身家性命，也正好表明张学良对莫斯科的重视是无可替代的。然而令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对苏联支持的强烈依赖，也许正是其致命的弱点。 此外协议还规定中共中央“另派有政治头脑、色彩不浓的人在他处做事活动”。(44)这就是说，张学良只想在莫斯科派驻代表，同时允许中共中央派遣适当人选“在他处做事活动”。这也就解释了张学良为何不在保安设立其代表这一看似不对等的原因。目前相关研究中所认为中共中央派驻西安的“代表”，在当年张学良眼中其实只是在其手下“做事”而已。张学良当然不会，也无需派人到中共中央手下“做事”。张学良派遣“代表”常驻莫斯科，而中共中央派人到张学良手下“做事”，这是当时张学良与红军真实关系的体现。因此，那时正在张学良手下做事、多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刘鼎立马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驻张学良的“代表”。 此后张学良开始积极反蒋，甚至想把队伍拉出来与蒋介石“打一架”，着实令中共中央惊喜不已也不明所以。其实当时张学良的迅速变化也与盛世才的联苏谋略相似乃尔。盛世才在前述致王明的亲笔信中透露了他上台后争取苏联援助的“亲苏疏蒋”策略：“由于我希望接受斯大林的领导，我在各方面表现出对苏联的亲近，而且由于我不希望受到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领导，我总是表现出对南京的疏远态度。”(45)张学良的表现如出一辙，两者略有不同的是，张学良“对南京”已经不是“疏远”，而是决裂。 张学良变化最大是1936年6月下旬其驻莫斯科代表秘密出发之时。6月22日，刚在20日返回西安的张学良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以“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为题的公开讲演，作了前所未有的表态：“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宁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46)随后，就在其代表出发的同时，张学良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此可见，张学良要求入党，更像是送给莫斯科的一份见面大礼。确实，莫斯科如此“开恩”，张学良又岂能让其代表空手“觐见”。或许，要求入党也是对盛世才的模仿，但的确也是张学良能够献出的最丰厚也最能表明心意又最能取信于苏联的礼物。只是张学良不知道，苏联真正看中的是他独一无二的情报价值。随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正是这个代表的及时到来，为莫斯科提供了利用张学良的最佳通道。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的秘密关系，南京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电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47)蒋廷黻回忆他对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这样说的：“我提醒他，张学良的确有位代表驻在莫斯科，我将名字告诉他。”(48)由于蒋廷黻撰写回忆录时张学良的这位代表还是台湾的显贵，因此蒋廷黻不便直接写出他的姓名。 这个神秘的人物就是在日后张学良庞杂的回忆中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当时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全权代表莫德惠。 (二)莫德惠赴莫斯科是苏联情报机构的谋划 莫德惠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隐身人物，他曾作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前安置在莫斯科的心腹代理人和关键联系人。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莫斯科其实还保持着直接接触。斯诺说：“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国籍妻子——笔者)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别做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49)这一行动显然来自张学良的指令。 莫德惠赴莫斯科其实是苏联情报机构精心策划的结果。1936年5月28日，到沪工作不久的冯雪峰向张闻天、周恩来发出第一份报告，说“李杜赴俄转满洲联络义勇军”，“他本周即动身，介绍他到莫后，由那方给他任务”。(50)但随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因为5月29日苏联情报部外国情报部负责人莫斯柯文给斯大林打了份专门报告，说李杜“化名王原华，一行6人，3个孩子，要求来莫与苏方商谈援助东北抗日等问题”。(51)这份报告的奥秘在于“一行6人”，巧妙地模糊了原先李杜的主角地位，并很快得到斯大林的批准。6月中旬，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潘汉年秘密往来于港、沪之间，张学良也由南京秘密到沪。这一时空显然不是巧合，因为从时间推算，张学良就在这时得知其代表赴莫斯科得到了苏联的批准。6月25日，冯雪峰又写出第二份报告，说李杜一行“明天即启程赴法转俄，俄亦已有电来促其前往，这里派了一党员同往帮助他”。(52)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汉年给王明发出了内容有所不同的密码信：“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53)7月7日，冯雪峰写出第三次报告：“李杜于(6月)27日起程赴俄，此方派了一个同志。”(54)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相关资料里，都提到过李杜、小孩与一个女共产党员，唯独缺少那个最重要的“张学良代表”莫德惠，因此都认为李杜就是张学良派出的代表。其实，莫德惠当时随行的伪装身份是李杜的副官。苏联情报机构急于让莫德惠早日到莫斯科，当然是为即将出台的联蒋政策服务。冯雪峰给中共中央的三份报告所关注的重点都是李杜，似乎对这位“副官”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以致误以为“俄亦已有电来促其前往”是在催促李杜前往。由此推断，中共中央其实对“副官”的赴苏也一无所知，甚至还不能排除受到了刻意误导，因为李杜在1936年末返回上海，公开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反对而未能获得进入苏联的签证。此外，也没有任何材料表明潘汉年曾就此事向中共中央做过汇报。张学良更没有向中共中央透露过他的代表已经秘密到达莫斯科。确实，对苏联而言，要使张学良的情报价值最优化和最大化，就必须瞒过中共中央。 莫德惠秘密赴苏与前述盛世才两份主动愿意给红军提供运输的密信，都清楚显示王明其实积极参与了苏联的军援行动，因此对当时中共中央再三向其请求的运输援助也始终装聋作哑无动于衷，这就难怪其深受斯大林的信任。至于潘汉年与王明显然不同，但他作为中共中央情报机构的资深负责人理应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这一事关大局的重要情报，更何况他还是这次真假代表行动的具体运作者，否则日后就难脱重大嫌疑，必须承担的责任与风险之大可想而知。1955年4月，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年，潘汉年突然被秘密逮捕，主要罪名是“内奸”。7月消息公布，8月王明突然向中共中央告假，随即就以治病为由出走苏联，从此一去不回。 (三)莫德惠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 莫德惠究竟为张学良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尽管如今已经难见电报档案，但只要粗略考察一下中共中央在西安“做事”的刘鼎与叶剑英的所作所为就完全不难认定。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1937年11月下旬，“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飞返延安”。(55)因此，就像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必定回保安当面汇报一样，莫德惠也在关键时刻回到西安，其中有确凿证据的起码有两次。 第一次是蒋介石得到的密报。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56)这份“密报”不仅指出了莫德惠的行踪，也指出了张学良与盛世才的密切关系，更点明了张学良的“亲俄”意图。 第二次是莫德惠自己透露的。他在自订的年谱中说：“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应张汉卿先生之约，由北平出发，经郑州赴西安，旋受托面谒蒋委员长有所陈述，以身体不惯飞行，仍经平汉铁路赴汉口，抵步之时，始悉蒋公已去广州，余遂由粤汉路，浙赣路，而广东，而江西，而浙江，卒余天目山始获会晤，蒋公以余旅途辛劳，嘱赴黄山小憩。”(57)莫德惠的年谱罕见地由自己修订，显然是便于隐去一些不能曝光的经历。就在这段自白中，虽然回避了不辞辛苦面见蒋介石的原因，还不知何故把在天目山见蒋介石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1月，抑或把10月与11月可能两次回西安作一合并记载，以免活动过于频繁在时空方面难以自圆其说。天目山是专设护法神韦驮感应道场的佛教名山，蒋介石于1936年10月18日到达。这是个敏感的日子，因为两天后蒋介石就要大举进攻了。虽然蒋介石当时打着替母还愿的名号，但绝不能排除他正值五十大寿之际因害怕倒行逆施伤天害理得到报应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故特地支开众人独自跪拜了韦驮护法神，既祈求神灵保佑也以“护法神”自居来自欺欺人。蒋介石当然知道莫德惠来自何方，因此对其显然不感兴趣。毕竟，蒋介石已经箭在弦上，更掌握着张学良与莫德惠都无从知晓的底牌。 从莫斯科回国的莫德惠究竟向张学良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虽然也同样没有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从张学良随后的四大行动来加以确认。 做和平使者。9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把蒋介石作为主要的统战对象，还非常担心会引起正积极反蒋的张学良之不满而不知该如何开口。但“据刘鼎9月20日十万火急的电报转达张学良的话称：对中共新方针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战，请为蒋使，冒险说和，不论成绩如何”。(58)“做和平使者”标志着张学良从原先的激烈反蒋变为积极劝蒋，从时间看正是在会见莫德惠后。 迎接叶剑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不久，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党代表。此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关系迅速加强。1936年10月26日19时，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59)叶剑英到西安标志着张学良与中共中央合作的升级。 援助红军升级。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当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有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60)10月7日，叶剑英与潘汉年致电毛泽东：“棉衣一万套可由西安送兰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61)11月5日，叶剑英从西安动身回保安，“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元”。(62)“无不尽力”标志着张学良对红军援助的升级。 “劝蒋”变“驻蒋”。10月20日蒋介石发起进攻。叶剑英当天急电毛泽东：“毅(张学良)之估计正(蒋介石)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63)29日，叶剑英与刘鼎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劝蒋的结果，其中提到“有主驻蒋说”。(64)有学者认为“驻蒋”是“捉蒋”的谐音，其实所谓“驻蒋”，就是驻留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步伐而已，因为当时认为蒋介石只是“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的张学良绝不可能就此产生“捉蒋”的念头。“驻蒋说”标志着张学良劝蒋力度的升级。 当时已经自视为“和平使者”的张学良显然把援助红军与尽快“驻蒋”作为自己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而且完全不能排除就此对苏联作出了承诺。就此而言，张学良形成了错误的思维定势，误以为援助红军就是援助苏联，要得到苏联的援助也就必须援助红军，更误以为苏联也希望蒋介石停止进攻，否则张学良断然不会也不敢发动西安事变。 莫德惠给张学良带来变化的同时，也给苏联带来了变化：首先是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发展张学良入党的要求。对张学良突然要求入党中共中央喜出望外，张闻天在请示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65)但张闻天得到的答复却是：“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做是可靠的同盟者”，“张学良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66)苏联当然知道了解真相后的张学良必定会“公然背叛我们”，但当时反对中共中央认定的“有益无损”，显然是担心张学良的入党必定会大大增强红军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决心和实力。其次就是突然对红军实施军援。这就更不能排除苏联在详细了解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关系后，断定中共中央绝不可能真正执行联蒋政策才下决心采取的行动。 可见苏联破例给张学良的高规格待遇，最初之目的无疑是利用张学良与南京和中共中央的密切关系，了解和掌握南京，尤其是中共中央的真实动态以利于联蒋政策的顺利实施。 但随后张学良又成为苏联实施军援计划的必要条件，因为在严酷的冬季来临之前，红军如果没有必需的棉衣与粮食，不仅无法深入西北接受军援，就连陕北也难以立脚，主动提前南下就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于是，鞭长莫及的苏联要确保红军能够西进，就近鼓励张学良为红军提供大量援助也就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由此可见，张学良当时对苏联除了重要的情报渠道，更成为苏联军援计划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苏联显然没有料到张学良竟然用“兵谏”的方式来兑现其“驻蒋”的承诺。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鲍格莫洛夫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就死于苏联的“肃反”，很可能就是为此失误，以及知道得太多太深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还有个重要疑问应该也与莫德惠有关，就是张学良在红军处境极为凶险的11月下旬突然“建议红军熬过一二个月”，因为“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67)张学良当时看似无中生有的乐观预言使得日后的研究者莫名其妙，其实只要了解其背景就能知道含糊其辞的所谓“从各方面看”究竟来自何方。1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新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认为：“一个方向是向东南，即向京汉路发展。”“另一个方向是向东，即是原来的过黄河。”(68)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因宁夏战役被蒋军破坏，红军准备南下，“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69)原来红军又要南下，苏联岂能答应。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苏联故伎重演，又通过张学良之口再发出诱人信息。确实，当时继“军援”后没有比“西北联军”更能吸引红军了。 红军果然没有南下，毛泽东在12月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70)此外，判断张学良的乐观预言来自苏联的理由还有三：莫德惠在其年谱中承认11月到过西安；张学良确信苏联即将出手却又不能明言；十天后就发生的西安事变表明张学良根本不是预言的原创者。如果真如此，这句预言就很容易解读，其实是苏联对中国局势走向的判断，暗指红军撑不过“一二个月”。当时西路军正苦战永昌陷入重围，蒋介石也已合围，中央红军东、西、北都有马蹄形的黄河阻隔退无可退，届时局势定然大变，只是张学良的思维定势把意思读反了。但是，正因为张学良由此确信苏联即将出手，所以才敢随即做出发动“兵谏”的决定。理由很明显，张学良对蒋狂劝无果，红军被分割在黄河两岸日益苦战，眼看撑不过冬季最严酷的“一二个月”。张学良如果再不出手相助，不仅可能得罪苏联前功尽弃，而且必然唇亡齿寒前途凶险。于是，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也就是张学良所言之“赌一把”成为最后的选择。或许在张学良看来，用武力抢在苏联行动前“驻蒋”虽然冒险，但毕竟为战局所迫，不仅及时帮助了红军也帮助了自己，与苏联即将实施的意图也完全一致，更能体现出张学良的态度，因此定会得到大力支持，让“西北联军”提早建立。此点判断应该是张学良敢于“兵谏”的决定性前提，否则张学良岂能贸然行动。当然，张学良绝不会想到所谓的“西北联军”只是又一个镜中之花。 还必须指出，莫德惠是驻苏联而不是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理由有四：一是肤施协议写得很清楚，是驻“友邦”也就是驻苏联的代表；二是莫德惠赴苏由斯大林亲自批准；三是共产国际对事变最初的反应是狂喜；四是季米特洛夫在12月14日把中共中央代表邓发的书面报告给斯大林时写的信：“他差不多是在六个月前从那里动身的，他的信息已相当陈旧了，但是与最近的事变相联系，他的报告还是有价值的。报告表明，中国党中央不顾我们的警告，实际上已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邓发本人就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过来的。”(71)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季米特洛夫对莫德惠的具体活动几乎是一无所知，当时其实也被蒙在鼓里。 今天看来，莫德惠也许悲愤交加有苦难言，因为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通过他给张学良的情报极可能是虚假的，而张学良通过他给苏联的情报却绝对是真实的。这是莫德惠的悲剧，更是张学良的悲剧。 (四)张学良的绝地反击 西安事变后苏联的当头棒喝虽如晴天霹雳，却也激起了张学良上当受骗后的愤怒与死里求生的斗志。“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对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72)人们历来想当然地认为这段回忆是针对中共中央的，其实只要了解了张学良与苏联的秘密关系，特别是当时“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就完全可以确认张学良在不经意中的“自言自语”是针对苏联的。经过短暂的惊慌，张学良开始对苏联展开绝地反击。 首先是公开提出了“兵谏说”。事变次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发表题为“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的讲话，对事变的性质做了公开认定：“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73)“驻蒋”与“兵谏”之间确实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张学良及时把西安事变定性为“兵谏”，其实是在有针对性地反驳苏联的攻击，他不是“叛徒”而是“忠臣”。 其次是公开邀请冯玉祥和端纳。12月13日，张学良首先邀请冯玉祥：“务期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74)同一天张学良又电邀端纳：“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此一视，甚佳。”(75)张学良此时公开邀请冯玉祥，尤其是邀请端纳最先赴西安，无疑是给了苏联沉重一击，也向苏联暗示张学良完全掌握着处理事变的主动权，甚至可以直接决定苏联联蒋政策的成败。 再次是不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西安事变后的5天内，中共中央接连发了5份急电要求张学良立即派出飞机接周恩来均无果。17日凌晨5时，毛泽东不得不急电刘鼎：“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丙、可否派武装大汽车两辆到甘泉，何日可到。”(76)如果周恩来无法到西安，就意味着不能露面的苏联将与事变的处理无缘。这是苏联的软肋，只能向张学良妥协。应该说，当时张学良对中共中央的怀疑理所当然。但经过中共中央随后独立自主地连续公开声明以显示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立场，张学良显然意识到红军也是受害者，重修旧好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以上针对苏联的三招使得张学良不仅绝处逢生，而且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因为“兵谏”是“忠臣”的不得已之举，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自然也就毋庸置疑。 史实证明南京的高层早就掌握了张学良与苏联的秘密关系。12月19日，司皮礼瓦尼克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当日晨张群接见了。在听取苏政府抗议后，张群作了如下答复：(1)还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曾散布消息，说他与苏联有联系，与中国红军建立了联盟关系，他在莫斯科派有代表，中共则在西安派有代表；(2)张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成员和首脑十分清楚，这类传说纯系谣言和捏造。”(77)如前所述，莫德惠赴苏是苏联情报机构的绝密行动，张学良怎么可能自己“散布”这些性命攸关的信息。因此，张群所言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巧妙地暗示当时的这些顶尖情报其实来自苏联。常识与常理表明，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的合作必然包括情报沟通，尤其包括张学良“和平使者”的态度。这就合理解释了蒋介石不仅对张学良的大力援助红军视而不见，并且敢于力排众议深入西安而有恃无恐。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蒋介石竟然与斯大林犯了一模一样的错误，都未料到张学良竟敢用“兵谏”来实现“驻蒋”。也就是说，斯大林的疏忽也在无意中误导了蒋介石。如此，戴笠不可思议的失误以及事后竟未受严厉惩罚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斯大林在事变后的全力救蒋与抗战中的全力援蒋也就有了另一层双方都心照不宣的原因。此外，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也同样只字不提张学良与莫斯科的秘密关系更是理所当然了。至于蒋介石生前对张学良的一些“互动”，显然不仅是“作秀”，更在于提醒甚至警告。而张学良能够聊以自慰的，莫过于当时中国由此从内战走向了抗战。就此而言，张学良的历史功绩显而易见。 五 秘密谈判 苏联的联蒋政策在中国激起轩然大波，西安事变更是直接决定苏联联蒋政策的成败，因此苏联不可能置之度外袖手旁观。这就决定了真正参加谈判的必定是两国四方，也就决定了谈判的极端秘密性。 苏联的诉求简单明了：必须“救蒋”。但从目前的资料看，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里，苏联政府除了激烈的口诛笔伐似乎无所作为，难道斯大林竟然只想用“骂”来救蒋介石的命，来保卫自身受到严重威胁的大战略?其实，只要确认事变最后结局完全满足了苏联的诉求，就能对苏联采取的隐蔽而高超的策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也就掀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最为隐秘的一页。 (一)苏联对谈判各方的诉求 苏联对中共的诉求：支持“释蒋”。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认为在事变发生后，斯大林立刻要求毛泽东“释蒋”。其实这是个误解，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手中根本无“蒋”可“释”。因此，不能公开出面的斯大林是要求毛泽东“支持”释蒋，也就是去劝张学良“释蒋”，却不料遭到坚决拒绝。 苏联对张学良的诉求：立即“释蒋”。斯大林应该很清楚，真正能够实现苏联诉求的关键人物是张学良。因此，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必定会直接找张学良，理由起码有四：毛泽东拒绝“释蒋”，张学良就成了斯大林当时唯一的希望；只有直接与掌握蒋介石生死的张学良达成协议才是“救蒋”的根本之道；斯大林与张学良有直接的联系通道；张学良有求于斯大林。 当时张学良已经势成骑虎：莫斯科反对西安事变，使得张学良的“革命”难以为继；毛泽东坚持“除蒋”，使得张学良的“兵谏”难以自圆其说；蒋介石居高临下，使得张学良有口难开。因此，站在张学良立场看，当时真正有迫切需要并有强大实力帮助张学良走出困境和险地，确实也只有莫斯科了，而且唯有莫斯科的“释蒋”与张学良的“兵谏”还有共同的政治基础，更何况，张学良在事变前就一直在苦苦寻求苏联支持。早在13日，美国就称“消息灵通之观察者相信，张学良或能接受谈判”。(78)这应该就是张学良最初向苏联发出直接谈判的暗示。因此，张学良没有理由不寄希望于斯大林。 既然斯大林与张学良互有迫切需求，他们之间的直接谈判应该是势在必行的。也就是说，斯大林在要求张学良立即“释蒋”的同时，也必须满足张学良“兵谏”的政治诉求，以及张学良与部下的人身安全。确实，如果张学良得不到类似的承诺，是决不会、也不敢放虎归山的。就此而言，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真正的谈判对手应该是斯大林。目前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字记载，但历史当事人的实际行动就是最过硬的证据：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张学良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貌似疯狂的举动：如亲自陪同蒋介石赴南京以保证其安全、严禁部下有任何反抗、无条件释放众多被扣的南京高官与飞机等等，非常干脆而彻底地放弃了手中按照常理原可以充分利用的谈判筹码。这些当时使人目瞪口呆，至今看来依然匪夷所思的举措，无非是张学良在履行秘密谈判中的承诺或付出的代价，只是外人不知内情，张学良更不能明说而已。令人遗憾的是，张学良由于过于匆忙，或许在谈判中只注重获取人身安全而忽视了人身自由的保证，才让蒋介石不光彩地钻了空子。 苏联对南京的诉求：配合“救蒋”。因为要兑现对张学良的承诺，就必须要南京配合。其实从西安事变发生起，莫斯科就与南京开始了紧张而密切的秘密接触。“苏联为澄清南京的误会，南京为争取苏联帮助释蒋，双方在莫斯科和南京进行了频繁的交涉和接触。”(79) 12月13日，“孔祥熙在南京寓所召见苏联驻华代办司皮礼瓦尼克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故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知第三国际注意。同日，驻苏大使蒋廷黻访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苏联出面协助释放蒋介石”。(80)同一天，翁文灏致电蒋廷黻，要求其“在苏俄酌量速妥接洽”。(81)南京施加的压力正中苏联的命门。这就决定了斯大林必将全力以赴地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绝不会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舆论方面的表态。“南京当局16日给蒋廷黻发去‘铣电’，令其加紧与苏联当局交涉，注意搜集苏联与西安事变关系的证据，并询问与苏联谈判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等。”(82)南京突然提到“代价”，显然是开始与苏联谈判。更为过硬的证据是随即发生的事实：同一天，“宋美龄表示愿同宋子文、顾祝同到西安会商。张学良表示欢迎”。(83)17日下午，张学良突然派出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84)需要指出的是，17日注定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日子，因为这一天毛泽东不再坚持“除蒋”，张学良迎接了周恩来，蒋介石也不再拒谈。三人同时变化显然不会是巧合。 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实际上显示谈判的最后障碍消除。通常以为宋美龄信中所谓南京的“戏中有戏”改变了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其实是牵强附会不足为训的，因为蒋介石完全知道当时唯一有需求也有能力救他的不是南京不是张学良更不是中共而是苏联。因此，“戏中有戏”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宋美龄让端纳给蒋介石带来了苏联加入谈判的信息。确实，唯有得知斯大林出手时，蒋介石迅速改变原先决不与张学良谈判、不与周恩来见面的强硬态度才显得顺理成章。就此而言，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真正的谈判对手也应该是斯大林。 (二)苏联暗度陈仓的策略 尽管南京要求苏联“出面”，但苏联却实施了暗度陈仓的策略，对张学良进行极其猛烈的公开谴责以掩人耳目，达到了一箭五雕的目的。 首先是撇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事变一发生，苏联就斩钉截铁地表明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12月15日，李维诺夫在回答蒋廷黻的求助时说：“我找不到这样的办法，因为自从张学良离东三省后，我们与他没有任何联系。”(85)12月16日，苏联政府在授权司皮礼瓦尼克发表的声明中说：“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86) 其次是建立了与南京的互信。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强烈谴责为双方的谈判扫清了障碍。12月19日，张群正式致电苏联政府，对“一向友好并同情中国政府的苏联政府的态度而表示感激”，保证“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在中国散布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说法”。(87)当然，国民政府绝不会仅仅看到苏联政府在报纸上的态度就表示“感谢”。 第三是动摇了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苏联的表态使得张学良对中共中央大失所望。确实，那时的毛泽东除了表示继续对西安事变坚定不移的支持，已经无法满足张学良的其他诉求了。 第四是掩护了与张学良的谈判。从13日起，张学良屡次公开表态保证蒋介石安全。但周恩来17日晚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一结束就致电“毛并中央”：“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88)张学良这句话真正的解读是，如果“兵谏”诉求无法实现，那“最后手段”就是唯一的选择。宋子文在其日记中说：“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89)张学良亮出的底牌，表明当时张学良与苏联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这一表态不仅是告诉周恩来和宋子文，更是告诉斯大林和蒋介石的。 第五是对保安实施了双重政策。首先是封堵了毛泽东的“除蒋”政策。苏联与南京、张学良的直接谈判，对毛泽东的“除蒋”政策无疑是釜底抽薪。就此而言，毛泽东审时度势权衡得失，主动改变“除蒋”政策也就有了最为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毛泽东当时不是不想“除蒋”，而是无法“除蒋”了。但是，苏联由于不可能“出面”，因此要实现其诉求就必须为周恩来提供各种有效资源以加强其话语权。 历史事实表明，苏联暗度陈仓的策略是成功的。 (三)苏联对谈判的保密原则 迄今为止，西安事变各方秘密谈判“频繁的交涉和接触”竟然未见任何档案材料，它们究竟去了哪里? 苏联对外交的保密工作极其重视。自从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苏联驻北平大使馆、缴获众多有损苏联形象的秘密文件后，苏联立即就吸取了教训。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研究保密的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包括成立专门机构“修订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保管档案、发送和保管发往国外的密电和其他机密材料的程序问题的各种细则，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有必要派遣专人去中国，以保证销毁所有多少有损名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90)据历史相关人回忆：“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91)毫无疑问，苏联参与其联蒋政策引发的西安事变绝对是“有损名誉”的最大秘密，当然不会留下任何的文字证据，更何况绝对保密也完全符合当时谈判各方的利益。 南京的需要。作为领袖，蒋介石必须在保持尊严的情况下获得自由，当然不希望谈判的内容外泄。因此，当宋子文一见到张学良，“宋劝张对此次兵谏应早作一个面面俱到的妥善处理，原则是：不落痕迹，不公开附带任何条件，先生安然离陕返京，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92)原来“不落痕迹”是谈判前就确定的原则，这就难怪蒋介石或宋子文的日记，都没有丝毫关于秘密谈判的内容。为修补或掩饰可能露出的“痕迹”，甚至两份日记竟然对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日期的记载都可以不一样。 中共中央的需要。在涉及如此重大又复杂异常的事变时，中共中央表现得非常慎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告诉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93)张国焘还说毛泽东“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据。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方面证据”。(94)张国焘也提及了苏联，说：“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以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95)当时张国焘没有参与核心机密，因此对其所见表象只能做偏颇的主观臆测。其实，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恰恰证明毛泽东当时确实严格履行了保密承诺，以支持与保证周恩来能够在谈判中争取红军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是个人行为。 张学良的需要。从莫德惠赴苏起张学良就开始严守机密，随后不仅是实现“兵谏”诉求势在必行的承诺，更是保证长久安全真正的护身符。因此，老调重弹又守口如瓶，就成为张学良唯一可靠而又无奈的选择。学界对张学良有朝一日能够“解密”的指望，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更何况宋美龄竟然不可思议地比张学良活得更为长久。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西安事变时各方有关秘密谈判的相关电报都已荡然无存，现在只能从当时的历史事实中才能发现当年这些绝密电报确实存在过的蛛丝马迹，其中比较过硬的材料除了前述国民政府与苏联的频繁交涉、张学良驻莫斯科的秘密代表外，就是关于蒋经国的内容。 周恩来关于蒋经国回国的承诺是与蒋介石会谈的重要筹码之一：“会见中，周也与蒋略叙家常，蒋提及他在苏联的儿子蒋经国，言下之意微露思子之情。周告蒋，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他愿协助他们父子团聚”。(96)另一本重要著述也提及周恩来的承诺，说周恩来“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97)周恩来信息来源的及时与“满口答应”的背后，尽管没有任何档案文字可以佐证，但其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电讯联系的频繁、周密与细致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历史性证据，相关的历史档案虽然重要，但相关历史当事人的具体行动显然更为重要。当历史已经证明某项重要的谈判确实发生过，却匪夷所思地失去了谈判内容的所有文字记载，那么这一共同“蒸发”的本身就是对当时会谈各方共同采取保密措施的铁证。关于这一点，史学界显然还需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于秘密谈判中的苏联最为强势，这就决定了唯一有能力实现各方利益最佳均衡者，非斯大林莫属。这也许就是谈判中的三方都付出了程度不同的代价，唯独苏联大获全胜的根本原因。 六 对张国焘的批判 西安事变的秘密谈判刚结束，中共中央就开始了对张国焘的批判。 (一)中共中央的警惕 要理解对张国焘的批判，首先就必须研究当时中共中央究竟有没有已经意识到苏联的心怀叵测。答案是肯定的，事实证据如下： 其一，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派邓发出使莫斯科所做的汇报，以及最初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都如实汇报了情况与计划，尤其还汇报了张学良要求入党的机密，可见当时毫无戒心。但当共产国际奇怪地拒绝张学良入党时，中共中央的疑窦显然已起，证据就是前述季米特洛夫12月14日给斯大林的信中竟然对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自8月中旬后迅速发展的紧密关系毫无所知，表明中共中央当时已经有所警觉而完全中止了有关的汇报。 其二，11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含蓄地指责军援计划之荒唐时疑窦显然已经加剧。 其三，5天后，即11月13日，中共中央突然决定南下并同日通知共产国际：“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98)电报显示红军似乎即将从庆阳一线大规模南下，实际上红军几乎全部主力却隐蔽在庆阳等地区以北的必经之路山城堡四周，静候胡宗南部是否真会如期从背后袭来。中共中央显然要检验南下信息是否已经泄露。 其四，2天后，即11月15日，蒋介石果真开始直接指挥着胡宗南所部向红军背后急进。20日，毛泽东连续急电彭德怀：“蒋介石令胡军向定边、盐池急进。”(99) 其五，21日，在蒋介石催促下孤军深入的胡宗南部一个多旅进入山城堡，当即遭到红军的围歼。“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实际被停止。”(100)随即出现了张学良关于“西北联军”的乐观预言。 验证的结果虽然令人震惊，但当时要确认究竟何处泄密却绝非易事。不过，中共中央就此有了必要的精神准备。这就合理解释了为何西安事变一发生毛泽东立刻就能毫不犹豫地公开采取与斯大林相左的立场，并得到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但是，当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面临与蒋介石的新一轮谈判时，又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因此，不仅让苏联，还必须让蒋介石也以为中共中央对其幕后交易一无所知就成为当务之急。1937年年初，中共中央开始批判张国焘。 (二)批判张国焘的突如其来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后，即在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张国焘不得不在2月6日写了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01)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暗涛汹涌，西路军又岌岌可危之际突然发动全党全军对张国焘的批判，看似忙中添乱自乱阵脚实是迫不得已刻不容缓。原因很简单，追究西路军失败责任引起的激烈争论已经涉及苏联的军援：“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还认为西路军“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102)这种把莫斯科军援、西路军与“蒋氏围剿”相联系的争论如进一步触及西安事变，其后果可想而知。因为苏联的军援说是帮助红军对抗蒋介石，但在西安事变中却全力支持蒋介石。只要简单地把两者联系起来，苏联态度的孰真孰假就一目了然，西路军的遭遇与“诱发蒋氏围剿”的原因也就可能水落石出。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必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其后果之严重将难以估量。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先发制人以控制责任追究的导向，立即锁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者，让苏联迅速淡出视野，张国焘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2月27日，凯丰已经写就了包含14部分内容的批判大文章：“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洋洋数万言其实只有一句特别关键：“在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103)这段文字应该是对张国焘必须为西路军失败负责的含蓄表达。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就是“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104) (三)对张国焘批判的特点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批判的特点之一是违背原先的决定。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态度在1936年夏致王明的“第一号电报”已经明确。电报概括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等错误，也指出“张国焘同志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最后表示：“现在我们正在竭力争取在坚持原则政策的基础上同他和解，以便团结成一个整体，争取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更高的阶段。”(105)更要指出的是，就在1936年12月1日，也就是对张国焘展开大批判的前一个月，毛泽东还专门批评彭德怀对张国焘的态度不够尊重：“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106)当时西路军已经危急，但电报中的“国焘”称谓依然颇有亲切之意，尤其彭德怀的电报仅仅一二句“措词”有些“刺目”，毛泽东都认为“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要求彭德怀日后“留意”。毛泽东的这一态度与中共中央希望团结张国焘的决定完全一致。因此，如非事出无奈，中共中央怎么可能在迫切需要全党全军团结一致时，突然形成违背决定又不顾事实的共识大举批判张国焘。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批判的特点之二是共产国际反对。在批判张国焘前夕，中共中央特地向共产国际发出第64号电报进行请示，并且要求在一天内答复，却遭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反对。如前所述，季米特洛夫在收到中共中央1936年6月26日的“第一号电报”后，曾于7月初向斯大林请示了三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数成员与其个别成员张国焘之间的分歧”。(107)季米特洛夫显然认为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只是“分歧”，因此在得知要对张国焘展开批判时，立即于3月22日，即批判张国焘的延安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回电：“对你们第64号电答复如下：我们没有十分准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原注：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西路军，中共中央企图将其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时局要求团结党和红军的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并有必要准备齐心协力地反对无论来自何方的对红军的打击。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建议今后不要再让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实际上面对已成既成事实的这类问题，这一点从你们要求在一天内作出答复就可以看出来。”(108)这份电报起码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第64号”电报正式告知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已经形成共识：张国焘必须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二是共产国际反对立即“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下结论，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不该由张国焘负责；三是共产国际反对中共中央在关键时刻“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并且先斩后奏。共产国际当然不会意识到，批判张国焘将对中共中央保持、发展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起何等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批判的特点之三是速战速决。中共中央没有理会共产国际3月22日的电报，于3月23日至3月31日在延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决议正式确认张国焘必须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主义。”(109)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张国焘的“草原密电”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所言非虚(见本人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的《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的若干电报考》)，但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无关，此时旧事重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方便给张国焘定罪，因为没有猛料，显然就难以服众。决议最后强调：“中央更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扎维克的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110)决议把张国焘与西路军的失败直接挂上了钩，同时突出表明了中共中央对苏联与共产国际“坚决不动摇”的信任。 当时西路军尚在苦战。据《毛泽东年谱》记载：“3月27日，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111)西路军尚未最后失败，失败的责任者却必须确定，因为与此同时，周恩来到杭州开始正式与蒋介石直接会谈。这一相呼应的时间节点应该不是巧合。 中共中央随后在全党全军展开对张国焘的大批判，专门印发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对西路军的失败做了这样的总结：“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同志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退却，同样说明了国焘同志直至到达中央前还是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112) 决议为西路军失败责任一锤定音，随后的大讨论不仅杜绝了党内的公开争论，也杜绝了对苏联军援可能产生的怀疑。同时，决议与大讨论不仅体现了对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信任与拥护，以利于修复西安事变中与苏联分歧公开的裂痕，更体现了中共中央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苏联版的“慕尼黑”。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批判的特点之四是中央领导层的态度各异。张国焘是这样回忆延安会议的：“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113) 张国焘还评价了不少领导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国焘的斗争。”(114)“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115)“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因此我们见面照旧谈天说地，凯丰这时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谈天，似乎要冲淡一下前此对我的不客气。”(116)“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董必武“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117)“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118)“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件难决的事特来请教。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119) 张国焘的评价不论是否客观，却也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对非常时期还展开党内斗争多少有些不解：要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毕竟有失公允；要清算张国焘以往的错误又何必只争朝夕。确实，当时中共领导层不可能理解必须迅速为西路军失败定性的重大意义，真正了解内情的只能是极少数几个核心。 (四)批判张国焘的担纲者 张闻天罕见地作为党内斗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尤其要把西路军失败的不实之罪强加给张国焘确实令人难以理解。如此反常的历史事实，其中必有隐情。张闻天是延安会议的主持者与主讲者：“在会上，张闻天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种种谬论和他的错误路线的退却和军阀主义的实质。毛泽东、凯丰、朱德、贺龙等也都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批判。”(120)张闻天的长篇总结发言对张国焘路线做了概括：“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还提出了“处理张国焘错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21)此时周恩来正在杭州与蒋介石开始会谈。 1937年11月18日至24日，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作了长篇总结：“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深刻地驳斥了张国焘为自己错误辩护的种种谬论和遁词。指出：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是国焘路线的三位一体。”(122)此时王明正在从莫斯科回延安的途中，而毛泽东数天前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23) “张闻天于1938年6月7日写的《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是分析、批判最为深刻有力的一篇。”(124)张闻天在这篇上万字的大文章中认为：“他的错误路线有三个组成部分”：“是他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是他的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他的口是心非，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两面三刀的恶根性”。(125) 以上事实表明，当时张闻天作为党的总书记，自始至终而且全力以赴领导了对张国焘的批判。张国焘在回忆中也往往把张闻天与毛泽东相提并论。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批判张国焘的起因就是为了追究他对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但无论是张闻天还是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时都对此只字不提。这一事实正好证明，张闻天完全知道急于批判张国焘的原因其实与西路军的失败根本无关。换句话说，张闻天必然深刻理解批判张国焘对中共中央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作为党的总书记，他责无旁贷义无反顾。或许，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尽管在西安事变中与张闻天的分歧重大而依然称其为“明君”的真正原因，以含蓄地赞扬张闻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能够洞察大局深明大义。 应该说，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是客观存在的。但理解了当时不得不以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为由开展对张国焘的批判，也就理解了此后中共中央为何对张国焘的出走持出人意料的宽容态度。更重要的是，当时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团结一致严肃严厉追究张国焘对西路军的责任，也许使得苏联，当然包括蒋介石不得不信，因此松了口气，也放下了心，不仅使得国共和谈能够顺利进行，更使得中共中央能够继续保持与苏联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 对张国焘决议的形成，标志着历史从苏联联蒋政策在中国引起的连锁反应告一段落。对张国焘批判的本身，表明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苏联这柄双刃剑，并由此开始高度保持不露声色又心领神会的警惕。更由于毛泽东在惊涛骇浪中令人心悦诚服的政治智慧和胆略勇气，为其随后真正成为全党全军的核心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如果把国际局势的演变、苏联的联蒋政策、红军准备南下、苏联镜中之花的军援、鲍格莫洛夫的怂恿、蒋介石的突变、张学良不明所以的援助、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暴怒与随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批判联系起来作一整体性考量，其证据链的完整性与历史逻辑的严密性是显而易见的。综上所述，西路军与西安事变不仅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更是苏联强化联蒋政策的产物；西路军前往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张学良在大国博弈中以其一生的自由为代价，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是客观的，当时追究其对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虽然有违事实，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中共中央主张与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是透露出真正的崇高与悲壮。由此，对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与延安整风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演变和逻辑走向，无疑会因为迥然不同于传统视角而对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程产生更真实更深刻的感悟与解读。 注释： ①“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绝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②“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36年7月23日于莫斯科，秘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32页。 ③“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27日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0页。 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1921—1936补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⑤《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2页。 ⑥《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⑦“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6年9月8日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51页。 ⑧“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6页。 ⑨“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6年9月8日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51页。 ⑩《毛泽东年谱》上，第602—603页。 (11)《朱、张、徐、陈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致英、洛、泽、恩等电》，1936年9月29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00页。 (12)《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0月24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专题论文选辑。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41页。 (1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3月2日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3页。 (1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5页。 (15)《共产国际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9月27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36页。 (16)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36—237页。 (17)《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0月18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38页。 (18)《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44页。 (19)《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46页。 (20)“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于乌鲁木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1页。 (21)《盛世才给绍禹先生的信》，1936年10月4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140—141页。 (22)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页。 (23)《毛泽东年谱》上，第645页。 (24)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25)“潘汉年给王明的信”，1936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1页。 (26)马贵凡：《苏联学者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27)陈立夫：《成败之鉴》，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92页。 (28)《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29)《毛泽东年谱》上，第648页。 (30)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31)《毛泽东年谱》上，第649页。 (32)《毛泽东年谱》上，第650页。 (33)《毛泽东年谱》上，第651页。 (3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0页。 (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 (3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2页。 (37)《毛泽东年谱》上，第655页。 (3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3页。 (3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40)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449页。 (41)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449页。 (42)“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于乌鲁木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0页。 (43)“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年4月10日)”，总政治部联络部：《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1999年内部版，第196页。 (44)总政治部联络部：《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第197页。 (45)“盛世才给王明的信”，1936年3月15日于乌鲁木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70页。 (46)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1936年6月22日，长安县王曲镇。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 (47)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理论导刊》1986年第11期。 (48)《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 (49)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50)史纪辛：《李杜入党问题考》，《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51)“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169页。 (52)《李杜入党问题考》，《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53)“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1页。 (54)《李杜入党问题考》，《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5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93页。 (56)“贺衷寒致蒋介石呈报张学良有树立亲俄政权之意等情电”，1936年9月18日。刘东社：《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 (57)莫德惠：《民国莫柳忱先生德惠自订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3页。 (58)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198页。 (59)“毛泽东关于我与张学良关系致彭德怀电”，总政治部联络部：《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第268页。 (60)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49页。 (6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38页。 (6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4页。 (6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0页。 (64)“叶、刘致中央电”，1936年10月29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83页。 (65)“洛甫致我们、陈云、康生电”，1936年7月2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122页。 (6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2—244页。 (67)“毛、周、朱、张致彭、任电”，1936年11月30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92—293页。 (68)《毛泽东年谱》，第661—662页。 (69)“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59页。 (70)《毛泽东年谱》，第671页。 (71)“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63页。 (72)“宋黎在西安事变史编纂会议上的发言”，张魁堂：《张学良传》，第208页。 (73)东北军参谋部：《东望》第6卷第6期，1936年12月。转引自田晓光：《70年前西安事变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陕西日报》2006年12月11日第007版。 (74)“张杨请冯玉祥来陕共决大计电”。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442页。 (75)“复端纳欢迎来陕电”。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447页。 (76)“毛泽东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总政治部联络部：《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第302页。 (77)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78)张友坤：《张学良年谱》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16页。 (79)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1935—1937，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 (80)张友坤：《张学良年谱》修订本，第817页。 (81)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 (82)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第664—665页。 (83)《周恩来年谱》上，第341页。 (84)《周恩来年谱》上，第342页。 (85)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第664页。 (86)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第664页。 (87)李新、陈铁健：《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6卷，第667页。 (88)“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1936年12月17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89)张俊义译《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百年潮》2004年第7期。 (90)“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1号(特字第79号)记录(摘要)1927年5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46页。 (91)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页。 (92)张友坤：《张学良年谱》修订本，第872页。 (9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332页。 (9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348页。 (9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345页。 (96)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97)陈雪：《国共谈判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98)“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第259页。 (99)《毛泽东年谱》，第664—665页。 (100)《毛泽东年谱》，第665页。 (101)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页。 (10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68页。 (103)凯丰：《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43页。 (10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70页。 (105)“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4—225页。 (106)《毛泽东年谱》上，第671页。 (107)“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1936年7月初于莫斯科，绝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29页。 (10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3月22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88页。 (109)“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1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8页。 (111)《毛泽东年谱》，第725—726页。 (112)“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党的工作副刊》，中共中央1937年4月24日油印创版，《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80—81页。 (11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73页。 (11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69页。 (11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68页。 (1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83页。 (11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72页。 (11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69页。 (11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74页。 (120)程中原：《张闻天传》，第467页。 (121)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443页。 (122)中央档案馆藏原件。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468页。 (123)《毛泽东年谱》中，第42页。 (124)程中原：《张闻天传》，第469页。 (125)原载《解放》周刊第42期，1938年6月20日出版，转引自《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标签：西安事变论文; 陈立夫论文; 张学良论文; 盛世才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西路军论文; 张国焘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蒋介石论文; 莫洛夫论文; 斯大林论文; 电报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