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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4)02-0047-05
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世贸组织(WTO)为时虽短，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逐渐显现。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两岸对外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合作更加频繁，这既为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文化，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拓展华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传播中华文化，带来新的机遇。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主流文化对两岸文化、教育产生更多的冲击。本文试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和分析加入世贸组织的社会环境下，两岸高等教育面临的发展契机与文化冲击，提出应加强高等教育的互利合作，在保持高等教育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积极汲取外来先进文化，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一、教育服务贸易的性质与两岸入世的教育承诺
世界贸易组织是1995年1月1日在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基础上成立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称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世贸组织提出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将降低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的范围扩大至货物贸易以外的领域，教育服务、科技交流和知识产权被纳入其中。和其他服务贸易一样，教育服务贸易存在四种服务提供方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以及自然人流动。根据世贸组织协定及非歧视性、透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教育服务贸易显然具有商业性质，因而被纳入市场化运作。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有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项功能，教育对外开放涉及教育主权和文化取向问题，因此，教育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更具有复杂性，对其适用范围和广泛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考察、分析。
美国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认为：“我们支持承认所有形式的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个文化、一个社会的核心部分，理应区别于市场的其他部分”；“一个教育体系提供经济成功需要的技能，但也构建公民社会和国民参与的支撑点。对历史、文化和民主价值观的理解是教育的一部分，这些元素在某个全球化市场里是不可能被包容的。”[1]他还指出：“在全球化世界中，小国、穷国几乎不能自主，没有什么竞争潜力。高等教育全球化加剧了世界大学体系中本已很明显的不平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需求必须得到保护。[2]欧洲大学大学联合会秘书长安德鲁斯·巴巴兰认为，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不一定非要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中去。[3]这表明，高等教育能否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是有争议的，至少应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贸易。
有鉴于此，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开放各自教育市场时，一般都持谨慎态度。各国对外开放教育市场的范围和程度不一，尽力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截止2003年9月，在146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中，有44个国家和地区对教育服务做出承诺，其中在4-5个教育层级（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和其他）做出承诺的国家和地区有25个，奥地利、美国、保加利亚、泰国、哥斯加黎加等10国对高等教育未作承诺（不包括成人教育）。[4]
2001年12月、2002年1月，中国大陆和台湾相继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两岸对外经济与服务贸易的开放进入新阶段。台湾对入世后的教育服务承诺主要包括：(1)开放外国人设立高中、高职及其以上之学校与教学机构，但有一定的条件限制；(2)同意外国学校可针对国内高中以上学校学生的需求，提供来自国外之跨国服务，如函授教育、远程教学，但其修读远程教学学分不得超过其毕业学分数三分之一；(3)同意外国人来台设立短期补习班；(4)开放留学服务业市场，但外国教育中介不得在台湾收取学生学杂费和开班授课。[5]大陆入世后对开放教育市场的部分承诺包括：除军事、警察、政治、党校等特殊领域的教育和义务教育外，允许外方为我方提供教育服务；在教育服务提供方式上，对跨境交付的教育服务未作承诺；对境外教育消费未作任何限制；对于商业存在承诺中外合作办学，并同意外资控股，但不一定给予国民待遇；对自然人流动，承诺具有一定资格的境外个人应中国学校或教育机构聘用或邀请，可以来中国提供教育服务；在水平承诺方面，规定用于教育目的的土地使用期限为50年。
目前，两岸在教育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上虽存在差异，但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教育服务贸易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外教育交流日益增加，国外的学校、大财团、大企业等机构来华合作办学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二、入世为两岸高等教育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已有二十余年，高等教育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台湾经过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已达到较高水平。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高等教育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首先，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重要基础。以大陆为例，在对外贸易方面，2002年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吸收外资达530亿美元，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大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或代表机构，跨国公司在境内共设有400多家研发中心，集中在电子通信、化工、生物医药等资金技术密集型领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激发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经过近几年扩招，2002年大陆高等教育总规模达1600万人，已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外资企业的涌入，推动高校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结构，也为高校毕业生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台湾经济发展水准较高，高等教育已完成量的扩张，达到普及化阶段。入世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台湾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拓展教育市场的压力和机遇。2000年初，台湾出台首部“大学教育政策白皮书”草案，提出高等教育朝“质量平衡，开放竞争”的方向发展，实现多元化、自由化、国际化、卓越化的四大目标。为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实施一系列改革，如实行多元入学方案；实施“高等教育回流体系方案”；建立教育机构的策略联盟，提高大专院校的竞争力。
其次，入世促进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入世后，中国大陆与境外教育交流、合作明显增多。2002年7月22日至31日，在北京首次举办大规模、高层次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同年，中国与德国签订了学位互认协议，与法国教育部签署了中法学位互认意向书；大陆经行政部门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712个（含内地与港、澳、台合作），比1995年初增加了近10倍；中外合作办学覆盖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至2003年7月，大陆共批准了110个授予国外学位与香港特区学位的合作办学在办项目。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新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草案）》。同时，大陆一些高校积极探索海外办学。如，北京语言大学分别在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建立了办学点，培养语言和经贸人才；上诲中医药大学赴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开办中医内科、推拿和针灸培训班；上海交通大学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设立MBA研究生院，以中文和英文为教学语言，在两地进行教学。
受教育对外开放和职业技能鉴定发展的推动，“洋证书”在大陆开始流行。如，2002年4月，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始承办美国海外护士资格认证考试，以培养高水准护士走出国门。北京市自考办已与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合作开设“商务管理”和“金融管理”专业，毕业生除了获得自考大专毕业证书，还获得英方颁发的高级金融职业管理证书。近年来，大陆参加各类考证的人中，在校大学生占50%以上。[6]
第三，入世推动了来华留学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加速发展。2001年底，大陆接受外国留学生超过35万人次，首次与出国留学生数持平，跃居世界前十位。2002年大陆接受留学生6万人，并以每年5000多名的速度增长；接受留学生的学校增至400多所。留学生来源扩大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读专业从中文、中医等传统学科扩展到科技、经济、管理、法律等应用学科，形成“汉语＋专业”的模式。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递增，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人数增长较快。在台湾，外国人来台留学的人数，有86.52%是在语言中心，另有5.37%的人在人文科学领域，只有2.27%的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7]在经济快速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大陆对外汉语教学蓬勃发展。汉语水平考试(HSK)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设有57个考点。目前，参加过HSK考试的外国人总数已达54万人次，其中2002年逾14万人。学术级汉语和商业汉语正日渐区分。“国家汉办”与有关国家合作，编写了适应当地需要的汉语教材46种。一批大学被确定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的重点学校和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中国大陆现有300多所大学建成了对外汉语学院或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共有教师5000人。台湾积极拓展海外汉语教育市场。与当地主流大学合作，编写华文课程教科书，开设“师资学分班”，培训当地华文师资，建立华语文能力检测认证制度；加强与当地主流大学及社教机构之学人互访及交流，合办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或博览会，协助当地大学实施学分认证制度，补助当地教育机构开设中文课程。[8]
第四，两岸经贸发展与教育互补，推动台湾学生赴大陆升学。受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推动，台湾学生来大陆接受高等教育者与日俱增。1987-2001年，通过港澳台学生联合招考，或具有大陆教育部证明之正式台湾学生，前后约有3000多人。2002年台湾报考大陆的硕士、博士人数超过700人，到大陆就学的台湾学生达1078人；如包括短期进修人员，则累计逾2万人。台湾学生多集中在北京、天津、江苏、福建及广东等沿海地区；所学专业以中医药最多，其次为企业管理、法律、金融等热门专业，最后为文史哲、宗教、传统艺术等领域。这反映了两岸高等教育的互补性。
三、西方主流文化对两岸高等教育的冲击
西方强势文化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冲击，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尤其如此。阿特巴赫指出：“传统的学术中心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越来越集中于北方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中的大国（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中心国家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命和知识产品主宰、挤压着其他观念和实践。”[9]在入世的社会环境下，两岸高等教育在制度规范、价值观念、课程标准、教学媒介语诸层面，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阿特巴赫的上述论断。
从教育制度、思想文化层面来看，清末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大学教育制度为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所取代，民族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受到削弱。今天，西方的文化标准、生活方式无时不对青年学生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学者呼吁：“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殖民化过程”。[10]在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办学中，大陆高校处于劣势地位，对于国内原有的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学校主流校园文化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维护教育主权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专业设置与课程改革上，大陆高校着力拓宽专业口径，积极推进课程国际化，初见成效。但由于片面强调教育“与国际接轨”，也给课程改革和学科建设造成一定危害。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专业，如中文、历史、哲学、法律等，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本土性，不能一概“与国际接轨”；即使是国际通用的商务、管理学科、专业，其“国际规范”与“课程标准”，往往也是以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和文化观念为基础，渗透着西方的文化意识。我们在移植这类课程“规范”与“标准”时，需结合本国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教育实际，才能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如果唯西方课程取向是从，忽视本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教育，势必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
在教学语言媒介方面，尽管世界范围内掀起“华文热”，但就学术地位与影响而言，汉语仍处于劣势。两岸教育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英语轻中文的偏向。在大陆，各级学校对英语水准的要求不断升格，而学生的中文水准和传统文化素养却在下降。不少大学在追求双语教学目标，有的大学规定以英语讲授的课程必须占多少比例，以此作为“与国际接轨”的具体措施。这种举措引起学术界的质疑：“难道有语言学上的研究表明任何学科（除了英语文学）用英语可以比中文表达得更好吗？更重要的是，若如此，我们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建立现代各学科的中文语汇体系呢？”[11]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扩大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中文学术地位下降是西方文化侵蚀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危机的重要表征。
在出国留学教育方面，留学生低龄化和留学人才滞留国外，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一定冲击。入世后，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举办高等教育展、放宽签证和工作条件等多种措施，吸引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近年来，大陆数以万计的新生留学群体多是十七、八岁左右的青少年，他们在海外主要就读语言、大学预科和高中这些大学以下课程，集中于商科和信息技术专业。自费留学的流行及其低龄化，不仅造成大量经费外流，而且加剧文化冲突，甚至孳生异域犯罪现象。迄今，出国留学回归率仅为1/3，人才外流问题依然严峻。
四、两岸高等教育改革的文化取向
由于教育服务贸易具有复杂性，两岸入世为时尚短，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冲击及其对策，需作更多的实证调查和理论探讨。从两岸高等教育改革的文化取向来看，应切合两岸高等教育实际，协调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注重教育的民族性、开放性、互补性，避免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融会中西大学精神，保持高等教育的民族特色。东西方大学各具特色，应对入世挑战，既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制度，也应尊重和继承本民族的大学理念与教育传统。高等教育是一项研究、传授高深学问的事业，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我们不能将高等教育改革简单地归结为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接轨”，而应注重融会中西大学精神，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中国现代大学体系，“是植根在中国本土的特殊土壤之中，随着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血脉成长起来”，“若技术层面的学习、移植、赶超变成体制性的‘同国际接轨’，就会动摇中国大学作为中国文化和社会自主性的守护者和象征的自我定位，进而伤及中国大学的底气和命脉。”[12]当今两岸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是要坚持和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上的独立自主，而不是要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
其二，把握中外合作办学的文化导向，促进中外教育的优势互补。中外合作办学是开放教育市场的一种重要途径，它有利于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拓展教育视野，促进中外教育的优势互补。由于这一办学形式涉及教育主权问题，我们应把握适当的文化取舍标准。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贯彻中国的教育方针，符合中国的公共道德，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按照中国对同级同类教育机构的要求，开设关于宪法、法律、公民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和开展宗教活动；外国宗教组织、宗教机构、宗教院校和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办学活动；国家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引进国内急需、在国际上具有先进性的课程和教材；根据需要可以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教学，但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另一方面，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两岸也可将自己的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如对外汉语教学、中医药和其他传统文化学科，推向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其三，提高中文学术地位，维护中外语言文化平衡。加强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是学习国外科学、文化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但不能以此削弱和舍弃中文母语教育。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祖贻指出，如果以西方语文取代本国语文作为学术媒介，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不仅造成全民在时间和精力上的重大损耗，也会导致国民对本土文化自信的消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弘扬都是极为不利的。[13]大陆学者也强调：“在中国的大学，多难的学问，多复杂的想法，最终也要能用中文表述，这才是发展中国的科学。中文的科学表述水平与最先进的科学水平同步发展，这是必须要做到的”。[14]事实上，发展中文教育，维护中文的学术地位，与发展科学、扩大对外开放、建设一流大学是并行不悖的。外国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热衷于学中文；我们不必人为地崇尚英语贬抑中文。加强中文教育，维护中外语言文化平衡，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其四，加强传统文化教学，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加强传统文化教学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文化取向。“一个不懂得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想要去吸收别人的先进文化，也不可能。”[15]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两岸高等教育共同担负着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大陆高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机构数量多，学科全，人才济济；研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历史、文学、教育、艺术、宗教等学科领域。这些人文学者能够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辨析分离，使之转化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文化资源。“第三世界大学在广泛吸纳西方学术资源的同时，也应当继续承担民族文化传统（不仅是精英文化，也包括草根文化）挖掘、整理、保存、传播和研究的职责，在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在全球文化相互交融的背景下，来弘扬、丰富民族文化传统。也惟其如此，大学才不至于沦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媒介，大学内部的学术创新也因为植根于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而展现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16]
其五，选择适宜的留学政策导向，提高留学教育的效益。留学教育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文化的双重效应。长期以来，由于中外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两岸主要是出国留学。为了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的冲击，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两岸需要调整留学政策导向，注重留学教育的实际效益。既要积极鼓励大学毕业生赴海外留学，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与管理经验，为本地培养和输送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也应充分利用入世机遇，携手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和其他专业教育，提高来华留学教育的教学和管理水平，吸引更多更高层次的海外学生前来两岸留学，拓展两岸高等教育的海外市场。近年来，大陆一些著名大学与境外学术交流合作增多，接受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对外开放程度正在提高。在人才使用和奖励机制上，两岸应注重真才实学，不能片面地以“洋学位”、“土学位”（尤其是仅以外语水平）论优劣。对于留学人才和本国培养的专门人才应一视同仁，用其所长，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改革的文化取向涵盖办学理念、体制规范、教学媒介语言和教育活动诸多方面，它既是两岸高等教育应对入世挑战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现实中正在发生、发展的实践问题，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潜在影响。在入世条件下，高等教育改革与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教育竞争和文化冲突在所难免，需要统筹兼顾，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文化取向上，既要积极借鉴和吸收国外文明成果，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也应重视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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