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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变化中，每一位有识之士都很关注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
图书进出口的意义远不止经济收入这一点，它还关系到意识形态间的相互影响、民族形象的确立、文化传统的弘扬等等。因此，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更应重视图书进出口工作。
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译介有了跟踪的性质，可以说各个领域的新动态都能被及时地介绍进来。
回顾过去百余年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在注重吸收国外文化的时候，忽视了向国外介绍自己的文化。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1.政治的因素。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于这一点，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承认。他们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偏见，当然，也包含政治的因素。
2.我国对文化出口工作组织不力。查阅英国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很快就会发现：关于中国的书少得可怜，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书廖廖无几。
3.由于汉语难译的缘故，真正从事汉译英的人寥寥无几。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出版社在搞汉译英。有图书进出口权的出版社寥若晨星。一些外国人译过几本文学名著或古代诗词，但根本谈不上系统性。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当然要靠中国人，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形成规模。
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首先要从几方面入手。
一、要改变翻译方向，从英译汉到汉译英
中华民族是一个谦虚好学的民族，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我们一向尊重别国文化，翻译了数不清的外文书籍。
时值今日，我认为已经到了改变方向的时候：一改百年英译汉的历史，转而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汉译英。
二、 要改变合作方式：从合作利用中国市场到合作开发国外市场
其可行性可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1.外国人想全面了解中国，渴望了解今日中国。所有来过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无不惊讶于中国的变化，与朋友谈起中国都会流露出先睹为快的骄傲。事实上，外国人很想了解中国。
2.市场极大。没人能否认英语图书市场之大。在世界范围内，用英语阅读的人数实在难以估量。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图书馆星罗棋布，其密度仅次于商店和教堂。图书馆是一种社会福利事业，政府及财团资助，有很强的购买力。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说：“我们出版的书，卖700 册就能收回成本。一个图书馆买一本就不止700册。”
3.我国不缺少翻译人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往英语国家的留学人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英语基本上达到精通水平。他们回国后工作在大专院校或研究领域，专业水平高，英语水平也高。如果出版社有计划地译介中文书，一定可以找到该领域里的英语人才。
4.版权法客观上迫使我们转向。如今我国加入版权公约组织，译介外文书首先要购买版权，要支付大量外汇，这对出版社来说是很难的。因此，选择翻译中文作品，推向世界，相对来讲容易一些。
5.英美等国的书价比我国书价高出10～15倍。出口图书，以我国的成本印书，按国外市场定价，这对出版社来说无疑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三、寻找合作伙伴，采用国外图书销售办法
在英国和美国，笔者走访了十几家出版社，较细致地询问了他们的售书办法。
在芝加哥西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说：“我们这里主要有两种销售办法：一是出版社直接销售；二是依托于书店，两者不可兼顾。我们社主要是利用书店。新书出来，销售部的人把书单送到各个书店，说服书店购买。书店以45%～65%的书价把书买走。选择了书店这条渠道，我们社就不能零卖了。比如本校一老师来买书，我们只能介绍说哪家书店可以买到，自己不能卖给他，一本也不行。出版社与书店之间有个信誉问题。”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说：“我们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合作伙伴，我们把两社出版的新书列在一个新书单上推销，同时占有两国市场。我们售书主要是依托书店，另一个渠道是国际会议和书展。”
从谈话中我了解到：①国外书店与出版社之间有较好的合作关系，书店从出版社购书销售，不是代销。②书店从出版社购书后，一年后还卖不掉，有权退货，出版社归还书店所付书款。③出版社一定要了解市场需求，图书馆是他们起码的市场，根据图书馆数量估计图书发行量，再考虑读者量，这在图书印量和图书订价方面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④英美宣传媒体关于新书的广告是免费的，电视台、电台、各大报纸都有新书介绍栏目。
四、有意识地针对国际图书市场选择翻译选题
针对国际图书市场，有计划地确定翻译选题，一定会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认为如下选题是可以考虑的：
1.辞典。好的辞典或手册，译成英语一定有市场。以文科为例，《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包括了很多信息，译这种书难度不大，对外国人来说很适用，又适合图书馆收藏。读者可从中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又有系统性。
2.改革开放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比如，针对中国大学生选出五至十部优秀作品，前面配上导读和分析，再译成英文，效果更佳。所选作品一定要内容健康，把正面的东西介绍给外国人。
3.译介优秀的儿童文学读物。我国有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英雄小八路》，十佳少年的报告文学作品等等，这些都能反映中国儿童的精神面貌，对西方儿童也会起到正面教育的作用。正像美国西点军校介绍雷锋一样，各国对儿童的教育都提倡正面的东西。
4.译介优秀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中对“天仙”、“包公”等形象很关注，优秀的民间故事更能反映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这对文化研究很有意义。
5.译介我国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
6.让中国移民了解中国的书。华人移民在英语国家数量很大，老移民和新移民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教育子女了解自己的祖国。尤其是老移民的子孙，生长在国外，不会写中国字，可改不了的黄皮肤在提醒他们“你是中国人。”这些人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我们可以编一些简易的书，用英语写成《简明中国历史》、《简明中国地理》等等。
7.华人子女学汉语的书。生长在异国的华人子女说汉语的机会很少，但他们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学一点汉语，我们可以出一本易学易记的书，像“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样的诗可以收进去，既可以学数字，又可以学诗，很实用。
总之，可以做的工作很多，关键是去不去做。
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对此，出版界人士应该有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