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里兰卡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谈汉语传播的新趋势
张亚男 张珍华 李枫 大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摘要： 斯里兰卡是环印度洋南亚板块上的岛国，有着多宗教、多民族、多语言的特点和殖民地历史背景。本文旨在研究斯里兰卡的语言政策演变的发展轨迹，以期发现汉语在斯里兰卡传播的新趋势。
关键词： 语言政策；汉语传播；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是环印度洋南亚板块上的岛国，有300 多年的殖民地历史，深受殖民文化影响。其独立后，不同时期因种族问题制定了不同的语言政策。对斯里兰卡语言政策演变过程的研究，可以发现汉语传播的新趋势。
新形势下浙江省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展望（梁邦利等） .....................................................................................2-34
一、斯里兰卡语言政策的演变
(一)英语单语制语言政策
1505—1948年是斯里兰卡的殖民地时期。在葡萄牙、荷兰统治时期，殖民文化对本土文化已经产生了影响，涌现了大量外来词汇，给本土语言词汇带来了冲击和改变。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随着斯里兰卡政权逐步被英国控制，英语在斯里兰卡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英语也渐渐渗透到斯里兰卡整个国家的思想和体制中去。1833年，英国的“科尔布鲁克·卡梅伦”委员会提出把英语作为斯里兰卡的行政语言，明确了英语作为斯里兰卡的单独官方语言的地位。而本族语言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遭到了排挤。
(二)僧伽罗语单语制语言政策
为克服益智游戏教学大班额的瓶颈限制，除了校领导与教师外，广大家长朋友也积极参与其中。在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中，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数学益智游戏，让孩子将游戏“带回家”！（如图5）根据学生在游戏中的表现，家长可以了解孩子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看到孩子在这份有趣的“数学益智游戏”菜单中玩得尽兴，家长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乐此不疲。在家长不断的评价反馈中，学校也改进和提升了“小学数学益智游戏”课程品质。
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政府应依据共享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和市场特征，分析共享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完善法律法规，并支持和引导企业对共享经济进行有效规范。以“共享雨伞”为例，针对未按时归还、造成不同程度损坏的使用者应制定何种程度的惩戒制度，这些问题都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深思的。另一方面，政府要创新监管模式。政府应以包容性监管和多元化理念创新共享经济监管模式，走进市场、深入群众，适应时代发展，为共享经济提供高质量发展的热土。
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人们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里兰卡社会掀起了一股复兴本土语言和佛教的思潮。以斯里兰卡语言学家穆尼达沙·库马拉通加为代表发起了“僧伽罗语净化运动”，随后创立了“纯僧伽罗语兄弟会”，提倡使用纯粹的僧伽罗语。这为斯里兰卡政府以后制定本族语语言地位的规划打下了社会基础。
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发起了本族语运动，他们主张以各自的本族语言代替英语作为行政和教育语言[1]。本族语运动也得到了政府人士的注意，1946年12月用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出版的“特别委员会报告”中提议斯里兰卡使用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这两种本土语言，本土民族语言的地位迅速得到了提高。直到斯里兰卡独立前，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在斯里兰卡人民心中是平等的官方民族语言，这为斯里兰卡民族双语制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
斯里兰卡独立后，语言政策和规划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因语言政策和政治权力、经济资源挂钩，语言问题成为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争执的焦点，种族冲突拉开帷幕。最后僧伽罗人取得了胜利，1956年6月，官方语言法(即“唯一僧伽罗语”法案)宣布僧伽罗语是斯里兰卡唯一的官方语言。[2]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二者地位不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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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斯里兰卡的语言政策有了新的发展。新宪法在保留僧伽罗语作为斯里兰卡官方语言地位的同时，承认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都是“民族语言”，两种语言享受平等地位。[4]新宪法承认了泰米尔人民合法权利，1979年政府正式实施双语政策。
官方语言法通过后，泰米尔民族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斯里兰卡多地因种族冲突而爆发流血事件，政府多次调解不能解决。1972年，斯里兰卡宪法明确表示，使用泰米尔语的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被为是宪法的规定，应视为从属立法。[3]这激起了泰米尔人深深地不满，种族冲突愈演愈烈，语言问题已上演为冲突的核心问题。
(三)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双语制语言政策
最终，全部渔具均被收缴。“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在巡视中经常会有人犯险偷偷捕鱼，每天都会有小摩擦。”提起这件事情，周家喜笑笑说，这些人都是以前和他一起捕鱼的伙伴和朋友，但是身为巡护员，他有他的职责。
(四)僧伽罗语、泰米尔语、英语的多语制语言政策
古代斯里兰卡的汉语传播依附于佛教传播、贸易往来，传播的主体和对象主要集中在僧侣和商人身上。而这些人并不以汉语交流和传播为直接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和价值的追求进行的必要的语言交际和社会交往。这种以人为媒介自发进行的、小范围的、较为自由的传播活动，传播内容有限，方式单一，发展速度缓慢，对汉语传播的影响力较小。
纵观斯里兰卡语言政策的演变，语言政策的制定与社会政治背景、语言民族主义、种族冲突、语言权利等有着密切关系。在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种族还是政治家，都把语言作为权利斗争手段，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种族问题。究其缘由，这与语言使用者的权利和利益有直接关系。可见，斯里兰卡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极其复杂。
在国际全球化的影响下，以及英语长期以来对斯里兰卡的影响，政府决定将“链接语”英语带回斯里兰卡社会，并在宪法中肯定了它的地位，同时也借此缓解种族冲突问题。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尽管自独立后一直在做去殖民化的努力，但英语在斯里兰卡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二、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传播的特点
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传播的主体和接受群体，都出于自己的需求，并非受到外来的强制和影响。两国的佛教交流和贸易往来在古代斯里兰卡汉语的传播过程中起了较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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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传播依附于佛教传播、服务于贸易往来
(二)以人为媒介缓慢进行的传播活动
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的发祥地。古代中斯两国高僧相互往来求法传教，这些僧人以汉语为辅助工具进行传教，成为了汉语传播者。斯里兰卡位于“东西方的十字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使中斯两国的贸易日益繁盛起来。商人在贸易往来中无意识地传播了汉语，成为了传播者，开拓了汉语在斯里兰卡传播的新局面。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的传播，并不以学习汉语言文字为主，而是围绕佛教、服务贸易展开的传播。
新宪法并没有真正解决语言权利问题。随着斯里兰卡内战的爆发，种族冲突更加复杂化。出于各自政治利益的考虑，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将泰米尔语定位官方语言。此后，斯里兰卡政府通过实施官方语言政策，鼓励用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双语执行公务，并采取了相应的一系列措施。
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是以僧侣和商人为媒介，以传教和买卖为目的进行传播的。在汉语的学习上，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他们仅止于满足需求，对汉语的学习和认识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在汉语的传播方式上，具有自发性和自由性，以个人进行传播，不能借助政府、社会、教育等力量，影响力小；在汉语的传播范围上，具有局限性，主要在宗教和贸易方面，其他社会领域涉及很少，传播范围小。总的来看，这种以人为媒介、自发的、非制度化的汉语传播，其传播效果、传播进程势必受到限制。
三、斯里兰卡汉语传播的新趋势
在古代斯里兰卡，汉语是在社会需求下自发进行的传播，并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与呼应。而政府对语言传播的态度、政策、措施却能决定语言传播的发展方向和速度。这也是限制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汉语传播飞快，该国政府连贯而富于前瞻性的汉语推广决策与顶层设计是根本原因。[6]20世纪70年代，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设立了现代语言系；2007年，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成立；2009年，兰比尼孔子课堂成立；社会上也兴起汉语培训机构。2011年，斯里兰卡教育部宣布将汉语纳入公立学校教学体系[5]，汉语传播在斯里兰卡打开了新局面。汉语在斯里兰卡传播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汉语教师师资严重缺乏、教学方式单一、本土化教材缺少、办学条件艰苦等问题。在社会政治背景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斯里兰卡汉语传播应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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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斯里兰卡语言政策，坚持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开展汉语传播。斯里兰卡实行多语制语言政策，各民族把语言和本民族的文化、政治权利直接联系起来，这也就要求我们在汉语传播的过程中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切忌强制推行、不能撼动官方语言的权威或损害其他语言的利益，在符合斯里兰卡国情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合理的办法进行传播。
(二)结合斯里兰卡语言政策，开展本土化汉语推广，解决“三教”问题，走斯里兰卡汉语传播可持续发展道路。汉语在斯里兰卡的快速传播，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投入和中国的孔子学院(课堂)的带领下开展的，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教材，都以孔子学院(课堂)为主，从长远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目前应该在孔子学院(课堂)的支持下，提升现有师资的汉语水平和教学能力，培养针对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的本土化教师。同时开发“互联网+”汉语服务模式，建立网络传播汉语平台，比如：开展汉语慕课、开发汉学学习APP 软件等，一来可以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二来，使汉语传播普及化。编写针对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的本土教材，开启本地化教学与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好英语作为“链接语”的作用，使汉语在斯里兰卡的传播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7]。
(三)结合“孔子新汉学计划”和“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创立合作办学，开展“走出去、走进来”双向交流，培养多层次汉语人才。斯里兰卡自战后因财政问题在教育事业的投入较少，严重限制了教育的发展。随着“孔子新汉学计划”的开展，斯里兰卡优秀青年可以走出国家，来到中国进行学习研究。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也为斯里兰卡学者提供了走出去了解中国文化、经济等机会。同时，斯里兰卡也在努力拓展本国教育的新渠道，大力鼓励和吸引国外教育机构来斯开展合作办学，中国高校借此可以走出去，与斯里兰卡高校合作办学或相互派遣学生进行学习和交流，有助于两国培养综合性人才[8]。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斯里兰卡汉语传播也应调整方向，推动汉语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使其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余波.从单语制到多语制：斯里兰卡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历史演变[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3)
[2] GOSL.(Government of Sri Lanka (Geylon)).Official Language Act No.33 of 1956[Z].Colombo：Government Press，1956
[3] GOSL.(Government of Sri Lanka).The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 of Sri Lanka[Z].Colombo：Government Press，1972
[4] GOSL.(Government of Sri Lanka).The Co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Z].Colombo：Government Press，1979
[5] 车宏亮，黄海敏.斯里兰卡将汉语列入国立学校教学课程[N].新华网，2011-10-24.
[6] 杨刚，朱珠.斯里兰卡汉语快速传播：小国经验的大启示[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
[7] 杨刚，朱珠.汉语在古代斯里兰卡的传播[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6(5).
[8] 官品.“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于斯里兰卡的教育交流策略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
基金项目 ：本论文系大连大学2018年“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专项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环印度洋南亚岛国汉语教学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DGYJ201809)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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