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中国旅游本土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本土化论文,中国旅游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575（2011）－05－0001－09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李炳全，2007）。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标签：科学哲学论文; 本土化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科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外工作论文; 心理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