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已经达到过共识，要通过改革从粗放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方式。为什么那时已经达到过共识，作出了决定，15年后还没有解决，又重提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主要的改革还没有到位。不改变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改变。15年来，市场经济改革在非国有部门推进较快，在国有部门进展太慢，这就造成了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的持续。所以应当特别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体制。从当前的许多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人之所以还是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不惜工本地提高增长速度，是因为旧体制的惯性仍然严重存在：（1 ）某些领导的行为不符合经济原则，不计经济后果；（2）政府是事实上的投资主体， 企业和地方努力“跑部钱进”，“不要白不要”；（3 ）企业没有所有者的财产约束，处于“内部人控制失控”状态，“有钱用完，无钱借债，还贷下届”。
现在有些同志有一种误解，把两个转变看成互无关连、可以相互脱离的两件事情。以为体制转变靠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靠计划。他们认为，以前投资的总盘子太大，重复建设太多，建设周期太长，现在只要加强项目审批，降低审批起点，不达到经济规模的项目不许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我看这是走入了歧途。
事实上，从60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已经作过多次的讨论了。在中国，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到1992年之间进行的。当时经济界对于如何解决经济结构不好、经济效率不高的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一派主张加强集中计划控制，一派主张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而且就许多具体问题作过分析，比如汽车、乙烯的重复布点问题，是靠加强计划管理，还是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来解决？讨论的结果是全党取得了共识：靠加强计划管理的办法不行，还是要改革，尽快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这种认识已经体现在十四大决议之中，现在不应当再走回头路。
十四大以后，十四届三中全会设计了改革蓝图，而且把改革战略确定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从1994年起开始实施。1994年有三项大改革出台，即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作准备的大改革两项，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二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1994年的改革中，财政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 问题在于国有部门另外几个重要方面的改革没有取得大的进展。 在1994年出台的改革中，银行体系的改革没有实现原来计划。银行体系改革有三项主要的内容：一是把中国人民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独立运用常规的宏观调控手段，即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业务和储备金率，再加上某些行政手段来调控货币总量。二是形成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主体。在这方面做两件大事：一方面是将专业银行由国家的货币出纳和发放行政指令性贷款的机关，变成商业化经营的企业；另一方面是建立大量的独立银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等等。使金融市场形成竞争局面。三是建立三个政策性银行，其活动范围是某些不能靠市场融资的领域，主要是某些公共基础设施，其资本量大，盈利性很低，收回期长，社会效益大，如果靠市场融资就搞不起来。现在看来，以上第一项做了一些工作，第二项进展甚微，第三项在形式上实现。问题在于第二项是整个银行体系改革的基础。当银行不是企业时，中央银行无法用经济办法去加以调控，只能是下指令，结果第一项改革很难全面实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价格即利率没有市场化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要使银行变成企业，首先要资本价格即利率能够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十几年来，大部分时间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是负值。当一个单位经营的产品的价格是负值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一个发放站，决不是一个企业。这是一个常识。有人认为这几年银行利率太高，这是由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得出的错误结论，因为起作用的利率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改革以来的17年中有12年实际利率是负的，特别是1993、1994年是深度负利率，在负10%以上。在负利率的情况下，由于本金贬值，存款的人越存越少，贷款的人不但没付利息反而吃了倒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使银行商业化。要实行商业化，就得让利率达到市场均衡利率。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反对，包括银行。外国人往往不能理解，为什么银行愿意做亏本买卖。其秘密在于“富了和尚穷了庙”，因为单位虽然亏损，有权的个人却可以通过双重利率“以贷谋私”，大发其财。去年银行改革进展不快，今年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实现商业银行主体的多元化。当然，这项改革主要要靠中央来推进。地方也可采取变通方式来活跃金融市场，比如建立和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等。
最近，我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的名著《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和资本》。他说，战后发展中国家在治理通胀时有两种路子，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有些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由于采用限制金融活动、抑制金融市场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通胀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从两位数升到三位数，经济增长也下降了；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我国台湾省处理得比较好，由于用金融深化、活跃金融活动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不但通胀率很快降到零，而且经济增长快。其秘诀在于拉美国家在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的同时，压制金融的发展；而日本、台湾省的做法是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同时发展金融市场。我们应该汲取它们的经验教训，力避用抑制金融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才有可能走出当前的两难困境，转入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
另一项应当尽快推进而没有取得突破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十万个国有企业如果不能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改造成独立的企业，柯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描绘的“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消费饥渴”等病症就不可能得到消除，效率就不可能有明显的提高。加上十多年的“放权让利”改革，预算约束进一步软化，就造成了当前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根源。国有企业改革是历次改革的中心，现在仍然是改革的主要难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曾经有6000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但由于采取一种不改变企业制度、只“放权让利”的路子，问题没有解决。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路子已明，大企业搞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放开放活。但具体措施上还有问题，要花大力气解决。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没改好，另一个也搞不成。
关于大企业改革和小企业改革都有些问题，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实际问题。对大企业改革来说，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在中国条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否可行；二是实际工作中，有不少过去积累起来的问题（即“包袱”）要解决。这两者之中，第二类问题讨论得比较多，主要是三个：富余人员怎么办？过度负债，资本不足怎么办？企业办社会怎么办？但我认为光讨论这些包袱怎么卸的问题，不解决第一个问题没有用。第一个问题是关键。因为如果体制不解决，旧包袱卸了，新包袱过不了几天又会背上。
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大体上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讲的四条：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责权明确、管理科学。从企业理论来看，以上四条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明晰产权。企业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企业要建立，一定要有边界十分明确的产权基础。企业之所以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需要一个权威（即企业的经营者）来监督合同的执行。但监督者由谁来监督呢？企业财产可以监督监督者。产权最终控制着监督者。因为合同执行的结果即盈亏最后是要由所有者负担的，这就迫使产权所有者不能偷懒，不能对经营状况掉以轻心。在传统企业制度里面，老板同时是经营者，在现代企业制度里，经营者并不是老板，而是管理专家。但是，如果后者无老板监督，这些经理多数会变坏。因为经理的目标与所有者的目标不是一致的。目前，我国企业的问题是产权在文件里是明确的，但现实中难以到位。在改革中关于明晰产权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明晰产权不重要，这违反了基本的企业理论；一种认为产权已经明晰，这不合实际。有人认为，管理比产权重要。我承认管理的确重要，但如果产权不明晰，所有者不在位，改善管理的动力从何而来？有的同志指出，政企分开（包括党政分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部分同意这种看法。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但政企分开和明晰产权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在当前的讨论中，也有些人走到了另一极端。他们认为，企业改革只要明晰产权就行了。这是另一种片面性。在我看来，光明晰产权还不足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有第二条，即建立公司的治理结构。要想使经营者达到所有者的目标，就得有一套激励机制，一套制度保证。也就是说，要建立一套治理结构，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这种制衡关系要使经营者有职有权，在职权范围内不受干涉，但所有者保持最终约束。这种约束如何建立，是现代公司能不能搞好的症结。在中国，目前存在两种状况：一种是经理人员的决策自主权受到上级主管机关的重重干涉，无法放开手脚做事；另一种是经理人员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完全无人监督；搞得不好，甚至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主要障碍，一是来自旧意识，二是来自既得利益，都要加以解决。
至于小企业，按照“抓大放小”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可以股份制、合作制，也可以卖掉。今年以来，各地创造了许多经验，比如广东顺德经验，山东诸城经验，四川的德阳经验，应进行研究组织交流，以便存利去弊，加以推广。经验证明，小企业改革搞得好，见效很快。如果在一部分地区做到了这一点，全局就主动了。建立了好的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铺摊子、上项目、大手大脚花钱的恶习。
总之，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反复证明，经济结构的改善、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依存于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摆脱目前两难困境的出路在于认真推进改革。从目前情况看，1994年以来已取得某些突破的改革方面，如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成果尚待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没有实现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的银行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亟需加快。1996年乃至整个“九五”期间我国经济能否进入良性循环将取决于这些改革的推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