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与传统农业：转型与延续&基于四川501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_农业论文

生产性服务与传统农业：改造抑或延续——基于四川省501份农户家庭问卷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农户论文,问卷论文,家庭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4)06-0084-07

      一、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在制度创新、政策突破和市场化推进等综合作用下，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增长奇迹，不仅一举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农产品短缺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了农民增收，支撑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在此过程中，我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也趋于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的现代化过程是农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需求快速上升的过程。我国农业受资源禀赋及制度安排等现实约束，经营规模等农业内部条件短期内无法取得明显突破，客观上又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服务等外部条件对我国农业转型的支撑作用。罗必良[1]从理论视角提出，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严重约束着农业分工及其深化，因此，通过增加中间品的投入，如农业机械的使用，从工业“进口”迂回经济可以改变或部分改变农业的产业特性，以改善农业的分工效率，进而实现改造传统农业。潘锦云[2]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农业机械、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和现代农业信息等新农业生产要素对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并得出结论：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改造传统农业的作用最为显著，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另外，也有学者从服务业产业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现状、模式、存在问题及现实作用等，如姜长云[3]、杜志雄[4]等。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也已观察到：生产性服务这一现代生产要素的引进有助于农业发展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我国受土地资源约束的超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

      但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农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二元分化态势，以赢利为目标的商品化现代农业和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自给性传统农业在不同区域共同存在。一方面，在一些资源和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区域，以土地、资本等为主的生产要素不断集聚，涉及的生产领域实现了较高的商品率或完全的商品化生产。这一较快的农业现代化过程不仅加速了农业产业的结构升级，而且也引致农业产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以生产性服务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的广泛进入，无疑在这些地区的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支撑作用。但另一方面，农业转型在一些传统农区却表现为长时期的阵痛过程，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导致农村老龄化和空心化日趋加重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集中和适度规模经营，相反，大多数传统农区仍然维持着分散的小农户经营状态，甚至部分区域还出现了从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倒退的反向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农区的农业倒退并不是以技术要素的退化作为特征表现，因为在这些区域仍然有大量生产性服务等新的外部要素进入，形成传统农业形态与现代生产性服务要素共存的经济现象。

      因此，深入分析和把握生产性服务在我国农业转型中的功能作用，显然不能仅仅以其在农业发达区域的实际进展来简单概括和评价，不能让我国许多仍然以自给自足和粗放经营为主的传统农区“被代表”。就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而言，“以服务弥补小规模家庭经营弊端”的逻辑判断是成立的，但这只能说明生产性服务与改造传统农业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而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本文认为，考察生产性服务是否有助于把弱小的传统农业部门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还需在更深入地分析之后才能得出更真实准确的结论。首先应当清楚传统小农为什么引进生产性服务，主要在哪些生产环节引进？当然，最后的核心问题是引进这些生产性服务后，以自给自足为主的传统农业形态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因此真正实现了传统农业的转型？本文以下的讨论以传统农区市场化农机作业服务作为重点分析对象。

      二、讨论基础与命题设定

      (一)对传统农业的理解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是技术和产量不变的经济均衡状态。[5]然而，在观察到中国明代至20世纪50年代农业产量一直增长的事实后，帕金斯在舒尔茨理论基础上提出，传统农业也可能出现“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6]印度学者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认为，传统农业是以小型家庭农场为标志，不仅以规模小为特征(无论以所利用的资源量，还是产出量加以衡量)，而且以高度自给自足为特点。[7]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主要为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就是传统农业，包括自给和以自给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

      (二)对农业转型的理解

      就实质而言，农业转型是一个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过程，传统农业条件下农业的发展机制与现代农业条件下农业的发展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现代农业特征的理解与认识，自然成了回答“我国农业转型的目标与路径”等问题的核心。尽管学界对于现代农业的内涵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现代农业的特征主要包括生产技术科技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经营形式产业化、服务体系社会化、生态环境优良化等基本方面已是共识。由此，从传统农业成功转型到现代农业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要点：

      第一，经营手段的变革。舒尔茨认为，单纯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业所拥有的要素是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加，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工业装备的普遍采用，是农业经营手段变革的本质特征表现，也是在自然资源给定条件下推动农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二，经营目的的变革。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必须由满足自给性需求为主的农业生产目标转变为利润最大化的商品性生产目标。[8]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农业的封闭状态，实现农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进一步融合，进而保持并强化农业在支撑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作用。

      第三，经营规模的变革。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农业产业的效益提高和竞争力提升。[9]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不仅限制农业投入增长，阻碍科技进步，而且抗风险能力差，在市场化条件下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因此，即便不同国家和区域土地资源禀赋差异悬殊，但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的共同趋势都是促进土地要素的合理集中，实现各种约束条件下的适度规模经营，进而提升农业的产业竞争力。

      第四，经营主体的变革。农业现代化过程不仅是农民不断减少的过程，更是农业生产主体经营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由于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能动的要素，因此，传统农业的成功转型必然要求适应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民向适应于商品生产、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转变。

      (三)命题设定

      基于以上理解，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基本命题：

      命题一：传统农业中新生产要素的引进并不必然带来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即便在农业生产中采用了新生产要素，但如果仍然维持的是自给或以自给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那么，这种农业质态依然属于传统农业。

      命题二：传统农业中新生产要素的引进并不能自动转换成农业产量增长，即使农业产量有所增长，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农业发展，即可能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最终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

      三、传统农业中农机作业服务引进的决策模型与替代领域

      本文讨论的农机作业服务，是指已经外部化的独立形态，即从市场上购买的农机作业服务。农户自购农业机械，进而自己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行为，虽然也属于引进新生产要素的方式，但并不包括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一)调研样本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对四川省富顺县、安岳县和中江县三个传统农业大县的18个村所开展的调查，共获取有效农户家庭问卷501份。通过半结构问卷访谈，重点关注了我国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情况、农业生产情况，特别是农业生产中农机作业服务等新生产要素的引进情况。

      1.农业劳动力情况。整个调查样本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54.2岁，其中，60岁以上占33.2%，45-60岁占43.6%，45岁以下占23.2%。从性别来看，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较高，为53.9%。从农业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分布来看，60岁以上占56.5%，45-60岁占30.2%，45岁以下仅占10.1%。调查表明，我国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趋势已然较为明显。

      2.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样本中，91.2%的农户家庭仍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户均种植面积4.7亩。其中，有360户种植水稻，户均水稻播种面积2.3亩；有223户种植小麦，户均小麦播种面积1.5亩；有367户种植玉米，户均玉米播种面积1.9亩。可以发现，传统粮食作物在传统农区的农业生产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且生产特征以小规模自给为主。

      3.农村劳动力外部流动情况。在1744个农村有效劳动力样本中，外出务工劳动力占43.0%，其中，4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占90.5%。有51.2%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完全不再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在跨省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完全不参与农业生产的比例高达84.1%。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土外出务工，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已极为普遍。同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平均年工资性收入为22534.5元/人。

      4.农机作业服务引进情况。调查样本中，65.4%的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新技术或新品种，其中，购买过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占43.3%。半结构访谈还发现，这些家庭大多只在翻土、犁地、播种、收割等生产环节购买过农机作业服务，且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玉米、油菜等作物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程度较低。另外，从购买时间来看，农户家庭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平均年限已超过5年。

      (二)传统农业中引进农机作业服务的决策模型：家庭效用最大化

      

      图1 水稻(左)和小麦(右)生产环节简化图(虚线方框内为农机服务环节)

      A.V.恰亚诺夫在其经典的小农经济论述中指出，小农家庭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10]。即传统农业中农户家庭追求的是家庭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市场利润。为了简化模型的分析与讨论，在501份农户家庭问卷资料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条件：

      假设一：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决策，生产和消费决策同时做出。

      假设二：由于问卷调查所涉及的村仍处于传统农业形态，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外出务工。因此，在效用模型的约束条件中不考虑农户家庭出售农产品的情况。

      假设三：效用函数连续且严格递增，为拟凹函数，代表的偏好关系为严格凸性。因此，商品和闲暇都是“非餍足”的，即数量越多，农户家庭的效用越高。

      在此情形下，传统农业形态中任意农户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c为农户家庭消费的商品，l为农户家庭的闲暇时间，

为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w为外出务工的市场工资价格，

为农户家庭外出务工的时间，E为农户家庭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为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市场价格，

为购买的农机作业服务数量，

为其他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支出和其他支出总和，

为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时间，T为农户家庭的总时间禀赋。

      通过农户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求解，农户家庭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函数简化形式为：

      

      由此可知，影响传统农业中农户家庭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因素主要有：农机作业服务的市场价格，农业劳动力的市场工资价格，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时间禀赋以及其他生产投入要素的价格等。可以看到，在不考虑农户家庭出售农产品的情况时，即在传统农业形态中，农机作业服务的购买与农户家庭的土地资源禀赋之间并无相关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得出如下判断：

      判断一：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农机作业服务的购买，实质是在要素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基础上，农户家庭所做出的理性最优选择。因此，农户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离土外出务工，是传统农业中农户家庭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前提。

      判断二：尽管仍然处于传统农业形态，但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问题的凸显，加之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价格的相对便宜，使得有外部收入支持的小规模家庭经营的确产生了满足自给性生产的农机作业服务需求，以实现对外出青壮年劳动力的替代。

      (三)农业产业特性与传统农业中农机服务的替代领域

      半结构访谈发现，大多农户家庭仅在水稻和小麦的翻土、犁地、播种、收割等生产环节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因此，进一步得出以下判断：

      判断三：不同农作物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并不是在所有农业领域中资本都具有要素优势，进而决定了农机作业服务的替代领域。因种植生产环节较为复杂、程序较多、适用的农业机械本身较少，玉米和油菜等作物实现农机替代劳动较为困难。而水稻和小麦等大田作物实现农机操作则相对容易，农机市场提供的作业服务也相对较为完善。

      判断四：农业的产业特性，特别是农业劳动的非连续性、监督的困难性以及成果的最后决定性[11]，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生产环节都适合使用农机。实践中，作为理性人假设的小规模农户，在满足自给需求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仅在翻土、犁地、播种、收割等生产环节选择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以替代自身劳动。而田间管理等其它农事活动，由于分工的高协调费用和计量困难等原因难以实现市场分工，因此，在传统农业生产实践中这些环节仍以人力为主。

      四、深度解读：没有发展的现代生产要素引进

      四川省501份农户家庭问卷的分析表明，在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部分生产环节，特别是水稻和小麦等作物的翻土、犁地、播种、收割等环节，农机作业服务的引进已是普遍现象。但这能够证明引进了农机作业服务这一新生产要素的传统农区就已经实现了向现代农业转型？能证明这些传统农区已踏上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了吗？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依据。

      (一)经营规模：制度缺陷背景下耕地经营规模未能有明显突破

      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发育尚不健全以及城镇化进程中户籍、住房、社保等多项配套制度缺失的宏观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彻底性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在实践中固化了稀缺土地资源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结果是，多年来这些生活在传统农区，但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主且购买过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与从未购买过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相比较，土地流转的情况依然较少发生。在217个购买过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样本中，仅有7.5%的农户家庭流转过土地，其中大部分为亲朋、邻里之间的非正式流转。另外，即便有发生流转行为，流转规模也非常小，平均不到2亩。总体来看，传统农区购买过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的耕地经营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也未能改变分散化、小规模的小农经济特征。因此，尽管替代劳动的技术变革，从理论上讲能够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缩短农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实践中，农机作业服务的引进也实际支撑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增加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整体上提高了传统农区农户家庭的生活水平。但应当认识到，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和农业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尽管农机作业服务的引进使得传统农业中资本——劳动比例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业技术装备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现代生产要素的进入并没有形成对传统农区土地经营规模扩张的有效激励，也未能明显带来农业单产的提高。

      (二)经营主体：农机作业服务协助“老人/妇女”完成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501个农户家庭样本中，农业生产决策者年龄在45岁以上的农户家庭达86.7%。而在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样本中，老人和妇女已基本控制着农业生产的实际决策权，成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导力量。随着劳动力工资价格的普遍上涨，劳务经济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使得农机作业服务在高劳动强度生产环节对劳动的替代日渐突出。显然，正是因为有了市场化的农机作业服务，青壮年劳动力才更为放心外出务工。近年来，在农忙季节，外出务工劳动力大量返村的现象也开始明显减少。虽然，农机作业服务的协助使得单靠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也能顺利完成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兼顾了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但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老人和妇女成为传统农业生产的实际经营者之后，进一步放大了农业兼业化和副业化的发展态势。通过半结构访谈发现，以往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中大多使用农家肥，而现在都以化肥替代，种“懒庄稼”的现象日益普遍。因此，尽管农机作业服务的引进在形式上实现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但“老人/妇女+农机作业服务”的模式并没有真正改造传统自给的小农生产方式，甚至有向粗放经营倒退的倾向。

      (三)经营行为：满足家庭自给的生产动机被进一步强化

      虽然传统农业中农户家庭农机作业服务的购买率较高，但其之所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选择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只是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而导致的要素资源禀赋变化背景下，资本对劳动的一种替代。在决定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时，农户家庭并没有特别考虑土地资源禀赋以及是否能实现增产等问题。目前，这些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农户家庭，仍然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并且其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在有5年以上引进农机作业服务经历的农户家庭样本中，当被问及“种植结构确定依据”时，依然有54.7%的农户家庭选择“根据自食需要”，17.5%选择“按照传统习惯”。因此，这种以满足自给性生产需求的市场化农机作业服务，在实践中并没有改变农户家庭自给性的生产行为。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其引进了农机作业服务这一新生产要素，但总体上仍停留在传统农业当中。

      本文主要从农机作业服务引进的决策模型、替代领域以及农业形态发生的变化等角度，对我国传统农业中生产性服务的引进情况进行了分析，在实证基础上检验了“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农业转型”这一假说，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结论一：从理论的角度看，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具有改造传统农业的显著作用，但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传统农区，生产性服务的引进更可能会对粗放经营形成事实上的变相支持，进而产生延续分散小规模农户经营方式的不利影响。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前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宏观战略背景下，这种对传统农业的延续，不仅将直接阻碍农业内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还使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支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目标的难度加大。

      结论二：传统农区小规模自给性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机作业服务的引进，并没有明显带来农业单产的提高，相反，这种引进维系甚至强化了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经营行为，而且还出现了向粗放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倒退的反向发展。从国家粮食安全的宏观战略目标来看，这种引进对于我国农产品不平衡的现状而言，无疑没有起到有效的改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加剧了农产品供求之间的矛盾。

      结论三：传统农区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机作业服务的引进，使得“老人/妇女+农机作业服务”的粗放农业模式得以维持甚至强化。这种农业模式的固化和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从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深层次角度来看，这种延续使得新型农民的成长缺乏一定的内生条件，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构成土地要素配置上的明显障碍。

      结论四：虽然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转型的重要途径，但在传统农区，其现实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相关的政策支持条件。就总体而言，以下两个层面的政策调整至关重要：一是在农村内部进一步区分“惠农民”与“强农业”的政策目标，在继续实施普惠型惠农政策和大力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重点将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导向于适度规模经营和市场化的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有效强化对农业的产业增长激励，创新更加有利于发挥生产性服务正向功能作用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二是在农村外部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并轨、城乡土地制度统一等配套制度改革，为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平等流动搭建重要制度平台，以完善的制度建设导向农业要素的优化配置，更有效地支撑我国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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