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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9日，国际知名的我国建筑大师梁思成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71岁。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屈辱与折磨，肺心病加重，又因被迫搬家，居住条件恶劣而患了感冒之后，由于心力衰竭和呼吸衰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在国际建筑学界熄灭了一盏灿烂的明灯。
梁思成（中）陪同周恩来总理（左）接见外国友人
梁思成是我国近代维新派领导人、著名的学者梁启超的第二个儿子，他一生的历史证明，是热爱祖国的，是热爱祖国的文化传统的，是坚定的优秀共产党员。他在人生道路上，敢于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得失；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苦，勇于探索；这就是他为什么在自己的专业建筑思想上有所追求，有所发现；在建筑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贡献。全面地评价这位建筑大师，不是我这个外行所能做到的，我只能把自己所知道的片段事实加以回忆，纪念他逝世28周年。
难忘的一次建筑课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于1946年夏天自昆明复员北平，我进入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书。一入学，在注册时便听说工学院新开办了一个建筑系，主任是梁思成。我早就听说过梁思成的名字，因为他是我敬仰的女诗人林徽因的丈夫。我作为一位中文系的学生，与建筑系本无关联，只因怀着崇拜名人的心情，便想去听一听课，借机会见一见模样。那时，清华大学各系课程是开放状态，可以随便听，只要你能完成本系的必修和选修学分，如还有时间和兴趣，到外系听课是常事。可是，后来到建筑系一看课程表，才知梁思成并不在校，而是到美国考察建筑教育去了，与此同时，还应耶鲁大学的邀请讲学，授课内容是中国建筑与雕塑。
一年后，即1947年暑假开学时，我听说梁思成从美国回来了，而且他还曾担任过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更增加了我对他崇敬的心情。有一天，我终于跑到建筑系大教室去听了一次课，也是第一次见到梁思成。出乎我意外的是，梁思成身材瘦削，稍微有些驼背，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虽有些学者风度，形象并不怎么高大。他所以有些驼背，是因为年轻时骑摩托车遭遇车祸，脊椎受过伤，身上还穿着钢背心。
这堂课讲的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手里不拿稿子，而是口若悬河，生动有趣，大家都被他的讲话吸引住，还不时发出来自内心的笑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建筑都藏在他心里，甚至能随心所欲地画出图来。如他讲我国的佛塔建筑，说有什么楼阁式、亭阁式、密檐式、覆钵式等，而且竟然在黑板上一下子画出许多实例，如山西应县的佛宫寺木塔、苏州的虎丘塔、河北定县的料敌塔、陕西西安的大雁塔、河南开封的繁塔和铁塔、北京的妙应寺白塔和天宁寺塔，等等。他把各自的不同结构熟练地画出之后，一一讲述轮廓、尺度、节奏等不同特征；尤其是讲建造历史，听来像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令人兴味盎然。当时，我真想转到建筑系来。从那次听讲以后，我对中国古代建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到一地，都前往寻找古代建筑参观，详作纪录，几十年来，乐此不疲。
建筑师应是综合艺术家
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由于家境困难，是半工半读，一年的学分两年修，同时在北平《世界日报》主编《教育界》专版。抗日战争前，《教育界》专版有一个保留专栏《学人访问记》，很有影响。报纸复刊后，想把这个颇获好评的专栏恢复起来，于是我便访问了不少专家学者。后来有的访问记见报了，有的没来得及见报，北平便解放了，报纸于1949年2月25日被接管停刊。1947 年下学期我听了梁思成的建筑课以后，不禁心折，便决定以教育记者身份访问他。他一听我的来意，欣然允诺，便在建筑系办公室进行采访。根据采访纪录写的访问记没有来得及见报，原稿也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遗失，现在只能凭记忆和有关资料略述一下访问的内容。我记忆最深的当时的谈话主要有两项，一是建筑系的教育改革，一是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
关于建筑系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是梁思成在国外考察一年多的成果。他在国外，既参观了美国的新建筑，增加了建筑发展的感性认识，又考察了美国大学建筑系的教育情况，深有感受；而更使他受益匪浅的是作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与多位国际现代建筑专家进行交流，吸收了现代建筑思想。他认识到建筑已不仅是单纯地盖个房子的概念，而是有着更加广泛的涵义，那就是盖房子首先需要关怀人的生存环境，规划设计必须重视环境上的协调，生活上的舒适，工作上的便利，视觉上的美观，以及造价上的经济，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加以综合性的思考。梁思成认为，建筑已从单纯的技术科学解放出来，形成了带有多面性的复杂的艺术性的综合体，所以建筑师要有广博的知识，具备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这样，建筑教育的任务已不是培养一个会盖房子的建筑匠，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具有综合规划才能的建筑师。为了体现这一符合时代潮流的建筑教育思想，梁思成决定把建筑系改为营建系，下设建筑学和市镇规划两个专业。他还打算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两三年的师资准备，把营建系扩大为营建学院，下设建筑系、市镇规划系、园艺系、工业技术学系等，梁思成有一句话我至今念念不忘：从大学出来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个博学多才的综合艺术家。
梁思成曾公开发表过一篇有关建筑教育教学计划的文章，即《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发表时间为1949年，是在我访问他一年多之后。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表达了他的建筑教育思想和教学计划，十分具体。他说：第一，要加强社会科学内容，在学科中设置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土地学、社会调查学等，以认识建筑和人的密切关系。第二，要加强历史学的内容，在学科中设置中国通史、世界史、中国建筑史、西方建筑史、中国美术史、世界美术史、中外雕塑史等，以了解建筑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三，要加强艺术训练，在学科中设置素描、水彩、雕塑、建筑画、建筑图案等，以提高表现技巧和艺术修养。由此可见，梁思成的建筑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了他对建筑科学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即使50年后的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和可遵循之处。
发现国宝佛光寺
在那次访问中，关于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这个话题，是由我的谈话引起的。我说，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到古都奈良去，参观过世界最古的木构建筑法隆寺，那座原建于公元607年、重建于708年的寺院，被日本人视为国宝，不知我国有没有那个时代的古木构建筑还留存世上？梁思成一听，立刻来了兴趣，情不自禁地谈起他发现五台山佛光寺的经历，而且自豪地说，佛光寺的木构建筑始于公元857年， 比日本奈良的法隆寺重建仅晚149年。五台山还有一座南禅寺， 木构建筑的正殿重建于公元782年，仅比日本奈良法隆寺晚74年， 这两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寺院也是我国的国宝。
发现五台山佛光寺是梁思成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一大贡献。在学术界，日本研究东方文化史的学者曾武断地说，世界现存古代木构建筑，在中国只有宋辽时期的，要想研究和考察在此时期以前的，只有到日本奈良去，亦即否认中国尚保存唐代木构建筑。梁思成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保存了众多的古代建筑，要说其中没有唐代木构建筑，很难令人相信，可能是没有发现而已。为此，梁思成作为一个古建筑史研究家，决心寻找。
1937年初，梁思成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敦煌石窟图录》，其中敦煌第61窟的宋代壁画《五台山图》里，绘有“大佛光之寺”，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为了进一步了解，他又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借阅《清凉山志》（五台山又名清凉山）查证，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原来此寺不在台内，而在台外。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太行山的一脉，周围500余里，与四川省的峨嵋山、浙江省的普陀山、 安徽省的九华山合称我国四大佛山，自东汉永平以来，已有1900多年佛教历史。五台山主峰分为五座，海拔均在3000米上下，环抱耸立，当中的腹地称为台内，或称台怀；五座山峰的外围称为台外。台内地势平坦，又有河流贯穿，众多寺院群集，山环水绕，景色幽美。台外则峰峦漫布，僻野荒村，寺院稀落。梁思成想，台内交通便利，历代不乏帝王富贾前来拜佛，对寺庙重金布施，修葺不止，建筑必然随之不断更新，难保原来面貌。至于地处台外的寺院，位置偏僻，人迹罕至，寺僧更因香火冷落，无力装修，因而可能保持古建原貌。于是，他不怕艰苦，决心前往台外寻找佛光寺看个究竟。
1937年6月，梁思成经过一番准备，便偕同林徽因、莫宗江、 纪玉堂等前往五台山。他在记述这一探访经历时是这样写的：
“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崖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势很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还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证实了。”
佛光寺南距五台县城60里，东北距台内中心区的台怀镇94里，西北距峨岭关60里，可以说是处在深山奥谷中。梁思成一行怀着惊喜的心情找到之后，迫不及待地进行了考察，经过辛勤劳动，终于确切地证明，这是唐大中11年建立的，亦即公元857 年。 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刹，1953年设立了古迹保养所；1961年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年前，我曾到那里参观过，现在已在山区开辟了公路，汽车可以直达山门。寺院的木构、泥塑、壁画和墨迹这四种宝贵的唐代遗迹，荟萃于东大殿的壮丽景象，使我流连忘返，惊叹祖国瑰宝的辉煌。
一个军事秘密
1948年的冬天寒冷而多雪。北平城外炮声隆隆。人民解放军很快解放了效区，迫使国民党军队龟缩于城内，依托高大的城墙进行防御。位于西北郊清华园的清华大学因而早于北平城宣告解放，甚至招来国民党飞机的野蛮轰炸；有一颗炸弹就落在梁思成所住新林院西边不远的地方。解放了的清华大学校园内，师生们喜气洋洋，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准备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甚至把学生宿舍腾了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左等右等，解放军怎么也不来，于是选派师生代表到西北一带去找。及至找到了，解放军也不肯来，说是遵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校是学习的场所，军队不能进驻，只派了一个文工团，到大礼堂演出话剧《杨勇立功》和《血泪仇》，激起了师生们的阶级仇恨，加深了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认识，有的同学甚至当场写了决心书要求参军。
有一天，梁思成的好友，曾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而有“民主教授”之称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领着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家。经介绍，解放军干部坦诚地说明了来意。北平城面临解放，解放军正在积极做准备，但是解放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解放，现在正与守城的国民党军代表谈判；一是武力攻城，万一谈判不成，解放军迫不得已只能这样做。北平是座文化古城，在武力攻城时，炮火无情，为了尽可能保护古代建筑不受损坏，请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代建筑位置，以及禁止炮击的重点区域。解放军干部随即取出了军用地图。解放军干部的来访和请求，使梁思成颇感意外，没想到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如此热爱和保护古代文物，而且这是自己平生所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因而一下子像是见到了亲人，欣然允诺，很快完成了任务。
当然，这是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我才在校园里听同学们传说的故事。因为在北平尚未解放时，这是一个军事秘密，梁思成不会向外说。与此同时，我还听说，解放军代表除要求在北平城的军用地图上标出古代文物建筑外，还要求梁思成编一份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的简要目录，以便印发全军，供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需要，而且越快越好。梁思成当时也答应了，他立即组织营建系教师夜以继日地编写，分头查资料，写草稿，誊印和装订，仅用20多天，便搞出来一本厚厚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并附《古建保护须知》，交给了解放军代表。这份重要资料，不仅当时为解放军进军全国保护各地文物建筑起了重要作用，到1961年，以此作为蓝本，编出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实行，直到今天仍在执行中。
支持女儿参加解放军
梁思成的女儿叫梁再冰，是林徽因于1929年生的。1949年北平解放时，她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三年级读书，时年20岁。当年，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准备向全国进军。曾在第二条战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英勇斗争的广大青年学生，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参加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鉴于此，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展新区各项工作的第四野战军，经请示党中央批准，在北平和天津两大城市吸收1万名青年学生参军，于3月初组成了南下工作团，下辖3个分团，公开登报招收学员， 形成了青年学生参军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目睹了共产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认识到应为新的中国做点什么工作的梁再冰，毅然决定参加南下工作团，分配在第一分团一大队四中队。参加学习不久，梁再冰和其他几位同志被找到办公室，由新华通讯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编辑科科长郑坚同志谈话，希望大家作为四野总分社新闻工作队的队员随进军的部队提前南下，做好准备于4月中旬启程。
参加那次谈话的，除梁再冰外的其他几位同志，其中有我。我是从清华大学进入南下工作团的，分配在第一分团一大队三中队，也被挑选参加新闻工作队，虽然与梁再冰一起参加了那次谈话，但互相不认识。一直到4月中旬离开北平乘火车南下，大家共同生活在车厢里， 总共30位新闻工作队队员才算熟悉了。这时，我才知道她是梁思成的女儿。 5月16日，汉口解放，我们随军进城。新闻工作队队员分别派到各兵团新华社分社工作，我被留在总分社编辑科任记者，巧的是梁再冰也留下来做编辑。从此，我们共同坐在一个办公室里，我从前线发回来的稿子，有的还是经她的手编发的哩。
年轻人在一起，格外活跃，大家经常谈谈笑笑。有时各人谈到参军的经历，梁再冰说，她当初一想参军，首先考虑的就是爸爸和妈妈会不会让去，而且有些犹豫。她爸爸和妈妈当年虽然都还不到50岁，应该说是壮年，但在苦难的岁月中煎熬，身体都不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全家在大后方辗转流离，生活条件日益恶化，使健康受到损害。她爸爸的脊椎有病，佝偻得很厉害；她妈妈的结核病复发后，已卧床多年。梁再冰又是唯一的女儿，能同意她参军吗？但是，新生活的魅力很大，梁再冰还是下了决心南下。当她向爸爸妈妈提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确感到很突然，也有些舍不得，却没有如梁再冰想像的那样拒绝，而是一种支持的态度，唯一关心的是女儿的学业，劝她等大学毕业后再参加工作。由于梁再冰坚持要走，爸爸和妈妈也不再勉强，双方达成了一种谅解，等参军一年后，再回北京大学把学业完成。一年后，到1950年夏天，随着大陆基本解放，战争宣告终结，部队的新华社机构已完成历史任务而撤销，梁再冰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回北京大学继续读书，可是，她没有回去，而是到北京新华社总社编辑部继续从事编辑工作。后来，发挥她的英语特长，到新华社英国和香港分社工作多年，直到离休。
我和梁再冰在一起工作的日子，还听到她说的从爸爸和妈妈来信中了解的新中国成立时的许多情况。例如，她爸爸和妈妈参加国徽设计的事，当时就非常使我激动。她爸爸是全国政协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国旗、国徽设计小组。后来，国旗已经定了下来，这个小组便重点设计国徽。梁思成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认为应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表现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具体方案是，国徽不是一张风景画，更不能像商品的商标，而且图案不能太复杂，不能流于花哨。在画设计稿时，卧病的林徽因也坚持和大家一起工作，负担主要任务。通过这个小组的辛勤劳动，国徽图案终于确定下来：中央部分下方是金色浮雕天安门立面图，象征“五四”运动发源地和在此宣告新的中国诞生；天安门立面图上方的金色五星，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图案外圈环以稻麦穗，下端用绶带绾结在齿轮上，象征工农联盟。这个国徽图案于1950年6月23 日举行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一致通过。林徽因虽不是政协委员，因设计有功，被特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当委员们一致举手通过时，她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只设计过一个大屋顶
1986年，我曾到江苏扬州游览，参观了鉴真纪念堂。鉴真原是扬州大明寺的主持，博学广识的高僧，应日本邀请，带领弟子、工匠多人东渡，经先后10年6次航行，历尽艰险，始于唐天宝12年（753年）到达日本，传授了我国的佛学、医药、语言、文学、建筑、雕塑、书法、印刷等， 为发展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3年，在鉴真圆寂1200年时， 我国决定在扬州修建鉴真纪念堂， 于1973年建成。纪念堂正殿造型优美，结构简洁，外观明快，殿顶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线条平稳，具有唐代建筑艺术风格。这是以倡导大屋顶而遭批判的梁思成设计的唯一一座大屋顶建筑，设计参照了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因为唐招提寺是鉴真建造的，纪念堂参照设计，是最好的纪念。不过，纪念堂建成时，梁思成已去世一年，没能看到自己的作品；1985年，纪念堂获全国优秀设计奖，距梁思成逝世已12年了。
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一提梁思成，连建筑界以外的各界人士，都把他和大屋顶联系起来，认为是始作俑者；其实，他仅仅设计过一个鉴真纪念堂，还是在遭批判的10年之后，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今天看来，把大屋顶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确实有点不合适。
大屋顶是我国宫殿庙堂建筑的特征，外观华丽而庄严，堂皇而雄伟，是历史发展而来的一种传统的民族建筑形式，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骄傲。唐代高僧鉴真把这种建筑形式带到日本创建了唐招提寺，即是一个例证。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到处大兴建筑，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呢？于是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学习欧美的，一种是学习苏联的。当时，全国上下正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学习苏联的建筑思想当然占了绝对优势。苏联的建筑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1935年联共中央对莫斯科改建的指导方针，要“应用建筑艺术上古典的和新的优秀手法及建筑工程技术所有的成就”来进行，亦即“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而且，苏联在这一建筑思想指导下，对莫斯科的改建十分成功，整座城市呈现民族的风格，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和谐美。苏联的这一建筑思想极易被我国接受，因为新中国的建立，抗美援朝的胜利，崇美思想的批判，均使我国上下产生了一种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自豪感体现在建筑思想上，就是向苏联学习，采纳、继承和发扬我国建筑的传统形式，全面刮起了一股仿古建筑风，这就是大屋顶的来源。
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
对于向苏联学习，梁思成自然不甘落后，发表了几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如《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设计思想》、《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等，都是鼓吹“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建筑思想的。但是，在实践中，“民族的形式”容易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容”则抽象了。到1955年，党中央感到基本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复古主义”思潮，而且浪费情况严重，决定扭转这一偏向，于是，在建筑界有代表性的人物梁思成便成了靶子，对他进行批判。这个案子已经成为历史，但中国的建筑要不要民族形式，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及这个“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建筑思想对不对，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现在，许多城市搞得中不中，洋不洋，杂乱无章，一片灰色森林，缺少自己城市的特点；尤其是本来具有一定特点的城市，也在迅速丧失其独特的风格，变成千城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堕落。
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
1959年，我调到总政治部《解放军报》文化处当编辑。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领导上曾让所有编辑、记者到各大学去看大字报，以“取革命之真经”。我在清华大学读过书，有一种亲切感，首选这所大学去参观。一到清华园，素日安安静静的学校像是一个乱糟糟的大市场，学校已停课，人们出出进进，吵吵嚷嚷；串联的红卫兵更是成群结队，到处开会喊口号，乱闯教授们的家；校内还设有好多处茶水站，招待各方来客。我到各系馆浏览大字报。在营建系馆门口，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绝大部分是批梁思成的，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做文化掮客”、“贩卖资产阶级的腐朽建筑观”等等。其中最使我注意的是说他“留恋封建社会，反对拆除北京城墙”。
对于北京城墙，我是有好感的。自从15年从农村走进这个古老的城市，便生活在城墙之中，还有时爬上去玩，观赏西山的晚霞。我感到北京的城墙雄伟险峻，气概非凡；座座城门巍峨壮丽，气象万千，它凝集着金代建都以来长达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可以与它北面的万里长城相媲美、相呼应，共同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解放前，从来没有听说要拆城墙，当然也没有听说要维护，处于一种自然状态，这是由北京当时的政治历史地位决定的。及至新中国刚刚建立，不知为什么对它看不上眼，竟然提出拆除的主张，其理由是妨碍交通，影响首都的发展。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把北京作为首都时，为什么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呢？事实是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战略性的意议，把中央政府的行政中心放在城外，保留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就是梁思成。
新中国把北京作为首都后，梁思成虽然拥护，但他以一个伟大的建筑家的眼光，看到了历史名城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亦即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因而提出建议，把中央政府行政中心设置在北京阜成门到复兴门外的西部地区，即从月坛到公主坟一带，在那里建筑新北京。这样，城市既有发展的广阔余地，又可使老北京得以保存完美的布局。梁思成这个规划方案，可以说是从对北京整体环境和历史价值进行保护为前提的，其战略性的现代眼光，是看到了城市发展的前途，绝不是大字报所说是什么“留恋封建社会”，相反，倒是具有前卫思想。至今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科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而是把中央政府放在了中南海，北京市人民政府也挤在城里，于是，中央和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机构纷纷见缝插针：还把发展工业作为城市建设的重点，大大小小的工厂遍布全城，到处烟囱林立，黑烟滚滚。一块明代城砖即值1万美元的城墙，终于到1969 年拆光，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面貌和格局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大大小小的机关分散在角角落落，给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大大小小的工厂，已有670多个不得不在几年后搬迁远郊； 大大小小的道路车辆拥塞，尾气造成严重污染；房地产老板为暴利正疯狂分割古城风水宝地。
1969年，北京掀起拆城墙的高潮时，我家住在距西直门仅有数百米的高井胡同里，有一天，听到胡同里的邻居们传说，拆西直门时，拆出了一座小城门，真是怪事。我一听说，赶快跑到西直门观看，只见已拆毁的西直门甕城里，果然矗立着一座拱形小城门，形状古朴可爱。据在现场考察的考古学家们说，这是元代大都的城门，是研究元代历史和北京历史的实证，非常宝贵。我当时曾想，如果把它连同西直门一起保存下来，修建一个古代城市建筑博物馆多好啊！我还当场把这个想法向考古学家们提出，他们认为很值得参考。但是，过了几天我再去看时，小城门和西直门踪影皆无，那里已变成一层平地，说是要往地下挖掘，建一座地铁站。我至今仍觉得毁掉那座元代小城门万分可惜。当时，梁思成正在遭受迫害，自顾不暇，身体又不好，但当听到拆城墙的消息，仍然若有所失，惴惴不安，为这失去而不可再生的历史遗存无比激愤，以致加重了病情。有一天，他看到报纸上登出西直门发现元代小城门的消息，精神为之振奋，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林洙（梁思成的第二个妻子，1962年结婚）深情地说：“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要求照这样一张相片是不可想像的，说不定又会被揪出来示众，相片当然没敢去照，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一位伟大的学者在逆境中不忘追求真理的赤心。